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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汇划制度是中国金融制度由近代向现代发展过渡中产生的一种信用制度。文章考察了民初汇划制度的一般情况及币制问题与钱庄的关系，分析了民初币制银两公率增加的原因和影响。
[关键词]钱庄；汇划制度；汇划公单
TheResearchonPrivateBankSystemandAgiotageintheearlyperiodof20th
Century Abstract:TheagiotagehasbeenonekindofcreditsysteminChinesefinance.
Thearticleresearchesthegeneralcaseofagiotagesysteminthe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
Chinaandtheconnectionbetweenthecurrencysystemandtheprivatebank.Italsoanalyzes
there
asonandeffectoftheadditiontothecurrencysystemofthetaelmetricrate.
KeyWords:privatebank，agiotagesystem，agiotagemetricpaper
汇划制度是基于中国固有的金融惯例而形成发展的一种信用制度，特别是在上海地区，钱庄间实行的票据清算办法较为盛行。此种信用制度是在中国金融制度由近代向现代的发展过渡中产生的。不过，与清末非常复杂的票据清算办法相比较，汇划制度的创建，可以说是钱庄间票据清算办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公单制度实行以后，各钱庄以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得以省却钱庄间现银收解的繁缛。上海钱庄实行汇划制度以前，钱庄间票据清算甚为繁琐，一家一家地当面划拨，有时因笔数较多，发生错误，则经常因寻找原因，至深夜尚未完毕①。后来，由于业务逐步发展，收付更繁，此种原始方式进行清算已不适应当时的客观要求，因而用公单清算的办法轧帐的钱庄逐渐增加。公单制度广泛实行以后，大家需要一个集中轧公单的地方，因而在钱行内设立汇划总会，办理划拨清算工作。此后，公单制度虽然有不少的改变，但直到1941年废止为止，汇划制度在钱庄间票据清算上充当了甚为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初，中国虽然有中国新式银行、外商银行等不少的大型金融机构，但钱庄仍不断发展，在金融界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实力，与外商银行、新式银行形成互相竞争与融合的金融组织。所以，汇划制度不但用于钱庄间票据清算，而且在钱庄与外商银行及华商银行间的票据清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汇划钱庄间彼此有收解的必要，必须经过汇划总会，为此汇划轧抵。又如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间的一切汇划银元收解，也必须转托汇划钱庄，为此在总汇代理汇划。到目前为止，对钱庄的研究大致注重于钱庄的功能，钱庄与工商人士的关系，钱庄与华商及外商银行的关系，钱庄营业的兴衰问题等等；对钱庄间或钱庄与银行的票据清算问题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汇划制度，近人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本文首先对于汇划票据作一般情形的叙述，进而对20世纪20年代的汇划公单收付情况作一分析，以考察民初币制问题与钱庄的关系。
一，民初汇划制度的一般情形
汇划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以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是为了省却现银收解之繁杂。上海钱庄由于每日营业量甚大，所发行的庄票甚多，如果都以现银收付，颇为不便，所以，19世纪下半期，应当时需要而产生了一项简陋的公单清算制度。公单制度开始实行于上海北市同行间，当时各钱庄划帐的人时常挟着“总划簿”在路上寻找或在弄堂口等候，以便寻到或等到别家“划银子”的进行轧划②，所以，如果没遇到某家划账的人，则无法和该家相划。到了实行公单以后，大家需要一个集中轧公单的地方，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上海钱业同业组织乃于钱业市场中，附设一“汇划总会”，做为公单集中交换清理的场所。凡汇划总会会员同业间的票据交换，数目满五百者(先为500两，其后两元并用，废两改元以后为500元)才计上公单，不满500的零数，俗称“零头”，则仍由各家之间自行处理③。日间各汇划庄自行收解票据，开发公单，到晚间收齐所有公单，全数送交汇划总会，总会将所收得的各庄公单轧算。汇划总会轧算手续的详情大概如下：
第一步手续是票据的送验及公单的领取。如果A庄收到B庄票据，则A庄首先直接派老司务送往B庄照验。为了写明票据的张数，必须在送验时使老司务持有票据回单簿，而且由B庄收票后盖“票现对同”章，以资证明。B庄向A庄收时，其手续也相同。其中送验不止一次，到下午3时为止，随时收到随时送往。然后A庄总计应收应付总额，打出公单，以等待B庄来领。B庄亦办同样手续待A庄来领。各汇划庄领齐公单以后，自行核对与其打出公单数额是否相平，就在任何一张公单的背面写明，送往总会。各庄公单大部分到齐，则总会按某庄公单名目重新分别整理。之后，总会进一步依序核对其领进及打出的公单数目是否与所报告的相符，虚实立见。轧算结果应解别庄或应收别庄的，即由总会发出通知书，写明数目与庄号，咨照应解之庄照解，应收之庄照收。这种通知书叫作“总会划条”。总会除轧算公单并发出划条之外，对于各庄是否解收，不负责任。至于解现与否，则是收解两方之事，汇划银行对外虽然隔日始能照付，但同业间则必须解现，但事实上其数目不大，且同业间情谊相关，往往是免除解现办法，仍暂用折借办法。1000元以上者按照当天行市计息，500元则不计利息，这样，非彼此不信任，而是不至坚持解现④。
如前所述，公单办法所解决的只是500数目以上的大数，至于不及500的零头，则仍得照往常的办法解现。在起初，零头的解法分三步手续：满40两者当日解银子交付；不满40者，次晨解现洋钱交付；不满1元者，每星期找一次小洋，叫作“礼拜”。1924年，发生钱庄栈司润生被劫之事，加之找零数交现实在不便，每天老司务必须带八九百元或一千多元的洋钱向各家分送。所以，总会决定自1925年起，每会员庄交纳现银1万两，共87家，计银87万两，建造公库储藏。因此以后各庄有应解他庄的余额时，不必解送现款，可借此项基金而在总会用滚存办法滚至次日再说⑤。如到次日应解的零数增到500以上即打公单交付，如有应收零数即可与之相抵，而以其余数再滚至次日。后来此项基金增加到每家2万两，第3次又增加1万两，共达每家3万两。
二，民初币制与银两公单增加的原因
民初，中国的货币制度极为复杂，银两与银元是货物价格计算的标准单位。1914年国币条例颁布以后，由于全国主要造币厂继续铸造银元，银元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使用地区也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中国传统的银锭与外国银元在货币市场上逐趋减少，但银两则不像银元，其价值不变且安定，仍然以货物计算的主要记帐单位使用。银两与银元两者并用的结果，使社会经济出现不少流弊。例如，因为银两与银元的比价并不一定，一切物价经常发生不自然的涨落，而且银元与银两计算时，须要贴水，因此，交易者经常遭到意外的损失⑥。
在全国货币不统一的情况下，钱庄也在公单收付时，银元与银两公单同时收解，但实际在货币市场上收付的公单则就数量上来看，银元公单远不及银两公单。 下表是从1925年到1929年货币市场上收付的银两与银元公单总数的比较情形。据此表，银两汇划几乎占70％以上，银元汇划则不及全数30％。各钱庄所出的公单，虽然是各庄相互收解的凭证，在此足以表示金融市场款项的趋势。因为就上海金融市场的惯例而言，不但汇划钱庄间彼此收解时，必须经汇划总会，而且其他同行钱庄间或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间的一切汇划两元收解，也必须转托汇划钱庄，为此代理汇划，所以，凡属汇划票据无不集中于各汇划庄之手。从19世纪末以来，由于世界各国采用金本位制度，放弃银本位制度，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因此白银的数量与日俱增，但在货币市场上银两势力仍占上风。汇划钱庄收解公单数量的比较，间接地证实了此种趋势。前曾述及，在汇划总汇上收解的公单中，2／3以上都是银两公单，银两公单如此增加的原因何在?对于在货币市场上银两公单增加的原因，详加分析，则可窥见民国初期中国货币市场的一般情形。
民国初年银两公单的数量之所以远远超过银元公单，是与钱庄势力的强大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初，虽然在全国主要商埠有不少的华商银行设立，但与钱庄相比，其分布不均，数目也较钱庄为少，难以与历史悠久、分布普遍的钱庄业相抗衡。但是当时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钱庄，因为民国初年，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各钱庄的资本规模必须与工商业的发展同步扩大，但钱庄的资金能力有限，因而，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工商界之资金需要，钱庄经常向同业存放款往来帐户关系的银行斥借巨款，故钱庄与银行维持互相密切的同业关系。20世纪初，中国大多数的工厂都是担保能力不足的小规模零星企业，而且从事商业的除了少数富商大贾以外，多半是资金薄弱的小商人，故钱庄成为它们主要往来的金融机构。因为华商银行或外商银行等大银行对这些无担保能力的中小工商业者根本不给贷款，而钱庄则贷款给客户，且不要求担保。由于中国工商人士喜好利用钱庄来调动工商资金，钱庄终于成了小工场与中小商人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华商银行的抵押贷款策略，难以使它们吸收一般工商业者的资金。所以，银行为吸引一般中小工商业者的资金，采取通过钱庄放款的办法，为此，银行与钱庄建立同业存放款的往来帐户，将巨款存入钱庄。从1912年到1936年，华商银行透过上海钱庄投资国内工商业的款项，总计达三四千万元⑧。钱庄是银两势力的代表，工商业者与钱庄金融来往时，必须使用钱庄发出的庄票，而且往来客户的存款与放款都用银两来计算，这当然对银两公单的增加，颇有助益。
除银行斥款以外，上海钱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是华商银行在钱庄内之汇划存款。1933年以前，华商银行尚无票据交换的组织，银行与钱庄间，甚至银行与银行间的票据往来，都必须委托钱庄在汇划总会内代为清算⑨。因而银行必须在往来钱庄内预存巨款，以备钱庄支付票据余额之用，此项存款通常不取利息，谓之存放同业。据估计，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前，此项汇划存款的总额约七八千万两{10}，这对于上海钱庄资金的灵活运用，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华商银行的汇划存款，对银两公单数额的增加，也颇有助益。
银两公单增加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内外贸易与钱庄的密切关系。民国前期，银元广泛流通，使用范围日渐扩大，各地一切税捐的征收，内地各商埠间交易，都用银元计算，但关税的征收，对外贸易，与上海、天津、汉口的大宗贸易，仍然用银两计算。由于银元价值不稳，外国商人在结帐时不愿用银元计算。上海是中国的 贸易与金融之中心地区，全国进出口货物都汇集上海，运往国外与国内各地，国内商家办货，多利用上海钱庄的汇票。换言之，上海商家如果赴他埠或内地购货，可向平日往来的钱庄开具远期汇票，随身携带；迨抵目的地后，持票向当地钱庄贴现，换取现金，购办货物{11}。例如，就棉业而言，上海花号赴汉口收购棉花，多以上海钱庄汇票支付货款，由卖主向当地钱庄取现，当地钱庄则向上海钱庄取款，或彼此互抵{12}。据调查，民国初年，上海与南昌间的汇票往来，年达二千余万两，上海与九江间的汇票往来，年达一千余万两{13}，上海与重庆间的汇票往来，年约四五百万两{14}。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都是资本规模较小的商人，必须仰赖外来的支援，才能继续从事贸易，在此种情况下，钱庄又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大致仰赖钱庄周转资金，例如，20年代，以买卖进口棉纱为主的上海纱号，每家资本仅约二三万两，而每年营业额高达百万两，其周转资金即多来自钱庄的信用透支{15}。丝业在中国本有基础，19世纪后半叶，中国生丝及丝织品远销欧美，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一般而言，丝茧的采购、加工、运输及出口，亦多仰赖上海钱庄的信用放款。20世纪初，进入上海的蚕茧，总值年约五百至八百万两{16}，茧行的资金并不雄厚，上海附近的茧行每家资本仅约三千八百两，甚至有贷款开设的{17}。当时资本短缺的茧行多向熟悉的钱庄商借款项，自出资本三成，而由钱庄代垫七成，迨蚕茧售出后，才归还欠款{18}。如此，清末民初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大致是小资本的商人，他们非仰赖钱庄周转资金不可，其他进出口者(如茶业、鸦片、糖业等)的情形亦与棉纱业相差不多。前曾述及，钱庄是贸易从事者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存放款都用庄票，所以，这种情况有助于银两公单的增加。
另外，钱庄的“期洋交易”也对国内商品的流通与银两公单的增加，大有助益。所谓期洋交易就是定期买卖银元，以防厘价暴起暴落的交易。由于内地农民售出农产品以后，喜取银元，而不喜银两或纸币，故上海各丝茧商及茧行、棉花行、米行等，每逢茧市、丝市、花市，则必须向钱庄兑换巨额银元，以为收购茧、丝、棉、米等商品之用{19}。1920年，由上海流入内地的茧用银洋，约一千五百万元左右，1921年，约一千九百万元{20}，其输往地区，以江苏居首，约占60％，浙江其次，约占40％{21}。除“茧汛”需要大量银元外，内地茶、棉、米、豆麦、杂粮等农产品上市时，也需要大量上海银元。据统计，“茧汛”所需要的银元总额，最盛时每年达二三千万元；“花汛”所需要的总额，则最盛时每年达五六千万元{22}。上海钱庄的期洋交易，虽然是由银两兑换为银元的技术性工作，但在清末民初有限的银洋存在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商品的流通与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每逢茧市、花市、丝市等，则为了应付季节性的资金需要，钱庄间必须有巨额的银元互相流通。但是钱庄间资金交易必须用银两计算，就此种情形而言，在钱庄间资金流通过程中必须有巨额的银两公单流通不可，这就是银两公单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银两公单增加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钱庄反对两元并用的金融办法。1923年上海银根异常紧张，洋厘经常达七钱顶盘。大概当时正值杂粮、棉花上市之际，上海市面的银洋逐渐流入内地，而且造币厂由于趁此机会扩大铸币的数量，不少的银块运赴造币厂，因而银底随之减少。另外，当时印度政府大力吸收现银，大条银的来源日渐稀少，国内外的因素是造成上海市面银根紧张的主要原因。当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为了解决银根紧张的问题，发表银洋并用的金融治标策{23}，引起金融界的注意。银洋并用的办法大概如下：其办法是银两与银元可以并用，而当时银行公会以并用时的折合标准提议公定法价，即以银洋1380元作规银1000两。此1380元的公定法价则据当时银钱业的计算，核得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六毫三七一{24}。此法实行时，好处不少：(一)银行不需要两种准备。当银洋分用之时，银行对于存银的人，必须有银两准备，对于存洋的人，必须有银洋准备。但银两银洋能折合并用，则准备可以不用分别，有银即可作洋之用，有洋即可作银之用。(二)银洋并用则可以吸收内地的银洋。就沪市钱业界的习惯而言，存银有利息，而存洋没有，因此银洋一旦流入内地，则没有复回的可能性。但银洋并用时，存两与存洋都有利息，故内地银洋再回沪市的可能性甚大。(三)银元铸造的数量增多。由于银元价值本身不安定，造币厂的银元铸造，亦与洋厘的涨落有密切关系。政府必须等待洋厘涨高，有利可图时，方开始铸币，一见洋厘低落，利益微薄，便行停铸{25}。但银洋并用则洋厘安定，因此政府不再以铸造银元为牟利的方法，而且公定法价上的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六毫三七一，铸造成本已经包括在内，故造币厂可以随时铸造银元。
实际上银洋并用的办法是废两改元的过渡手续，此法一旦实行，则去除洋厘，钱庄蒙受损失，故钱庄反对银洋并用的办法。就钱庄的规则而言，向钱庄放存洋款，不起利息，必须折合银两，作为银两存款。如果以银洋万元往存时，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一毫二忽半，按钱庄常例，将最后尾数一毫二忽半抹去核算，存款入帐的总额仅是7340两而已。至于提取该款，钱庄必须按照该日洋厘，加上一毫二忽半核算。例如，如果提取日的洋厘仍然是七钱三分四厘一毫二忽半，钱庄必须另加一毫二忽半，作七钱三分四厘二毫半计算。照此折合，则原先存银7340两(一万元)仅合9996元5角5分有零而已。一出一入之间，每万元钱庄就有3元4角左右的利益{26}。但是，一旦银洋并用，废除洋厘，银两与银洋的折合全凭公定法价，则钱庄对于此项一毫二忽半的利益，将完全丧失。
钱庄反对银洋并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钱庄固有势力的丧失。钱庄为了保存其固有的势力，不得不固守其用银的习惯。如前所述，国币条例颁布以后，银元的使用范围日趋广泛，政府税收都用银元征收，内地各商埠间的贸易都用银元计算，因此银元的数量日渐增加。从数量上来说，在20年代，银两的数目远不及银元，当时通用的各种银元与以银元为兑换准备的钞票，全国合算起来至少不下12亿元{27}，银两则除在上海经常存有的大条银以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大宗现银，而且以银两为兑换准备的钞票也渐次绝迹。一旦银洋并用，则银两势力无法与银元势力争胜，因此钱庄对于银洋并用的政策大加反对。第一个反对原因是公定法价维持的困难。银洋并用后，始终维持其公定法价，否则暗盘操作的可能性甚大。银洋与银两在本质上同为银货，只有供求的不同，银洋并用以后，虽然银洋的使用旺盛，但银洋的需求则公定法价以外，必定另有暗盘。即使因实行自由铸造，银元能无限制供给，洋厘不致上涨，但银洋的数目已经过多，则洋厘必然下跌，而生暗盘，故公定法价的维持在实际上仍有问题{28}。钱庄的另一反对原因，是纸币充斥问题。银洋可以代银两收解，则兑换银元的纸币也代银货收解，钞票较银元轻便，因此银洋并用则代银两者不是银元，而是钞票，上海的现银码头将一变而为纸币世界。如果政府对于纸币的滥发不能彻底取缔的话，那么各银行滥发纸币，必将引起严重的通货危机{29}。
如前面已经提到，汇划庄收付公单时，银两公单与银元公单同时收解，到1933年废两改元为止，在汇划庄收解的银元公单之数目远不及银两公单。银两公单之所以较银元公单为多的原因，与民初复杂的币制有密切关系。民初银元广泛流通，但银两在大宗交易上仍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钱庄的营业更是如此。民初有助于钱庄势力发展的因素不少：例如，中国的中小工商人士与钱庄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不干涉政策，民初币制的不统一等等。故废两改元以前，钱庄势力在金融市场上占重要地位，虽然不少人对汇划制度存废颇有论议，又欲将虚银两在金融市场上去除，但遭到钱庄势力的强烈反对，无法达到目的。而且有人主张银洋并用的必要性，但因与钱庄势力的利害冲突，实际上也无法实行。民初汇划制度也随着钱庄势力的旺盛，同步发展。不过，3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汇划制度虽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但到1941年，汇划庄的公单清算方法一直在维持着。
汇划制度对钱业界的最大影响，则是促使钱庄加强同业间的相互团结合作。进入30年代，因金融环境的转变，如币制改革，国民政府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政策，资金来源的减少，而钱庄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克服金融危机与金融资金的减少，于是产生了金融资金合作机构，即钱业联合准备库。中国钱业原有组织联号的传统，各钱庄形成以同业人为主的金融组织，以互相融通资金，如有周转不灵的危机时，可以互相援助资金。但进入30年代后，金融风潮频仍，工商疲滞，小规模的联号组织已经无法应付金融危机，不少钱业人士开始意识到有组织大规模资金准备机构的必要。上海钱庄的联合准备库起源于钱业公会的表现基金。表现基金即各钱庄贮存于公会公库内以保证所开公单如数收付之准备金。前曾述及，钱业公会决定从1925年起，各会员庄提出现银1万两，交存公会作为表现基金，以资担保。其后，表现基金增加到每家2万两，第3次又增加到每家3万两。另外，1928年5月，公会决议使各庄得以利用表现基金出借，即“公决，倘遇必要时，似将同业公存之表现基金出借，以维市面……每庄得借银1万两息照市折减一钱”{30}。由此来看，各会员庄原本为不满500的零数之解决起见，创出表现基金，但后来此项基金除解决零数外，又转用到各庄出借方面。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一度发生金融恐慌，钱庄为防止日后现金不足，各庄周转不灵之现象重现，钱业联合准备库决定，使各庄拥有公同之准备金，以应付突发的变局{31}。1932年10月，准备库正式成立，上海各汇划庄全体加入，为基本会员。各会员必须缴纳20万元的财产，由公会保管{32}。钱业公库的主要作用在于代理同业收解及办理同业折放。每日由准备库代各庄集中转帐，当日公单决算后，加代各庄折放款项，以轧平不足。这不仅简化了汇划的手续，调剂各庄的资金，对上海钱庄裨益甚大。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以后，上海钱庄拥有了正式的集中准备金，应付金融恐慌的能力随之加强。这也是上海钱庄团结合作、共同防御祸难方式之一。总之，表现基金也是上海钱庄为汇划制度的圆满运营而产生的一种集中准备金制度，虽然联合准备库成立以后，表现基金自动废止，但此项基金影响到联合准备金制度的成立，有助于使钱庄共同应付30年代金融环境的转变。 此项研究获国立全北大学校研究基金资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陆书信回忆》1958年3月10日。《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96页。
②③⑤孙新庠：《从公单创设说到公单废除》。《金源经济简报》第18、18、21页，载《上海钱庄史料》第494页。
④崔毓珍：《上海钱业之轧公单与市场折借》。《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2号，第232页。
⑥{25}唐有壬：《改两为元》。《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二)》，第180、180页。
⑦{23}{24}{26}{28}{29}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第90、138、139、142、141、141页。
⑧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7页。转引自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第156页。
⑨谭玉佐：《中国重要银行发展史》，台北，1961年，第208页。
⑩{11}马寅初：《中华银行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35～336、164～165页。
{12}上海商业银行调查部编：《商品调查丛刊》，第2编，棉，第79～80页。
{13}柳田直吉：《九江金融事情》，大正十四年，东京，第74～79页。
{14}上海银行学会编：《银行周报》第5卷，第10号，第16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银行商品调查业刊》第3编，纱，第119～120页。
{16}《支那牵制全书》12辑，第78～79页。
{17}施敏雄：《清代丝织工业的发展》，第50页。
{18}裕孙：《茧汛期洋论》。《银行周报》，第12卷，第11号，第4页。
{19}裕孙：《茧汛期洋论》。《银行周报》，第12卷，第11号，第1页；《银行周报》，第14卷，第14号，第1页。
{20}士浩：《三年来江浙茧用之比较观(上)》。《银行周报》，第6卷，第31号，第23页。
{21}士浩：《三年来江浙茧用之比较观(下)》。《银行周报》第6卷，第34号，第20～21页。
{22}冯养源：《洋厘银折之意议》。《银行周报》，第10卷，第29号，第11页。
{27}有人计算民初全国白银存量至少20亿元以上，其中流通于市面者，约6亿元(张维亚：《中国货币金融论》，台北学生书局1952版，第104页)。
{30}《上海钱庄史料》，第531页。
{31}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76页。
{32}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台北，1976年版，第101页。【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钱庄；汇划制度；汇划公单
TheResearchonPrivateBankSystemandAgiotageintheearlyperiodof20th
Century Abstract:TheagiotagehasbeenonekindofcreditsysteminChinesefinance.
Thearticleresearchesthegeneralcaseofagiotagesysteminthe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
Chinaandtheconnectionbetweenthecurrencysystemandtheprivatebank.Italsoanalyzes
there
asonandeffectoftheadditiontothecurrencysystemofthetaelmetricrate.
KeyWords:privatebank，agiotagesystem，agiotagemetricpaper
汇划制度是基于中国固有的金融惯例而形成发展的一种信用制度，特别是在上海地区，钱庄间实行的票据清算办法较为盛行。此种信用制度是在中国金融制度由近代向现代的发展过渡中产生的。不过，与清末非常复杂的票据清算办法相比较，汇划制度的创建，可以说是钱庄间票据清算办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公单制度实行以后，各钱庄以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得以省却钱庄间现银收解的繁缛。上海钱庄实行汇划制度以前，钱庄间票据清算甚为繁琐，一家一家地当面划拨，有时因笔数较多，发生错误，则经常因寻找原因，至深夜尚未完毕①。后来，由于业务逐步发展，收付更繁，此种原始方式进行清算已不适应当时的客观要求，因而用公单清算的办法轧帐的钱庄逐渐增加。公单制度广泛实行以后，大家需要一个集中轧公单的地方，因而在钱行内设立汇划总会，办理划拨清算工作。此后，公单制度虽然有不少的改变，但直到1941年废止为止，汇划制度在钱庄间票据清算上充当了甚为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初，中国虽然有中国新式银行、外商银行等不少的大型金融机构，但钱庄仍不断发展，在金融界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实力，与外商银行、新式银行形成互相竞争与融合的金融组织。所以，汇划制度不但用于钱庄间票据清算，而且在钱庄与外商银行及华商银行间的票据清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汇划钱庄间彼此有收解的必要，必须经过汇划总会，为此汇划轧抵。又如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间的一切汇划银元收解，也必须转托汇划钱庄，为此在总汇代理汇划。到目前为止，对钱庄的研究大致注重于钱庄的功能，钱庄与工商人士的关系，钱庄与华商及外商银行的关系，钱庄营业的兴衰问题等等；对钱庄间或钱庄与银行的票据清算问题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汇划制度，近人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本文首先对于汇划票据作一般情形的叙述，进而对20世纪20年代的汇划公单收付情况作一分析，以考察民初币制问题与钱庄的关系。
一，民初汇划制度的一般情形
汇划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以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是为了省却现银收解之繁杂。上海钱庄由于每日营业量甚大，所发行的庄票甚多，如果都以现银收付，颇为不便，所以，19世纪下半期，应当时需要而产生了一项简陋的公单清算制度。公单制度开始实行于上海北市同行间，当时各钱庄划帐的人时常挟着“总划簿”在路上寻找或在弄堂口等候，以便寻到或等到别家“划银子”的进行轧划②，所以，如果没遇到某家划账的人，则无法和该家相划。到了实行公单以后，大家需要一个集中轧公单的地方，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上海钱业同业组织乃于钱业市场中，附设一“汇划总会”，做为公单集中交换清理的场所。凡汇划总会会员同业间的票据交换，数目满五百者(先为500两，其后两元并用，废两改元以后为500元)才计上公单，不满500的零数，俗称“零头”，则仍由各家之间自行处理③。日间各汇划庄自行收解票据，开发公单，到晚间收齐所有公单，全数送交汇划总会，总会将所收得的各庄公单轧算。汇划总会轧算手续的详情大概如下：
第一步手续是票据的送验及公单的领取。如果A庄收到B庄票据，则A庄首先直接派老司务送往B庄照验。为了写明票据的张数，必须在送验时使老司务持有票据回单簿，而且由B庄收票后盖“票现对同”章，以资证明。B庄向A庄收时，其手续也相同。其中送验不止一次，到下午3时为止，随时收到随时送往。然后A庄总计应收应付总额，打出公单，以等待B庄来领。B庄亦办同样手续待A庄来领。各汇划庄领齐公单以后，自行核对与其打出公单数额是否相平，就在任何一张公单的背面写明，送往总会。各庄公单大部分到齐，则总会按某庄公单名目重新分别整理。之后，总会进一步依序核对其领进及打出的公单数目是否与所报告的相符，虚实立见。轧算结果应解别庄或应收别庄的，即由总会发出通知书，写明数目与庄号，咨照应解之庄照解，应收之庄照收。这种通知书叫作“总会划条”。总会除轧算公单并发出划条之外，对于各庄是否解收，不负责任。至于解现与否，则是收解两方之事，汇划银行对外虽然隔日始能照付，但同业间则必须解现，但事实上其数目不大，且同业间情谊相关，往往是免除解现办法，仍暂用折借办法。1000元以上者按照当天行市计息，500元则不计利息，这样，非彼此不信任，而是不至坚持解现④。
如前所述，公单办法所解决的只是500数目以上的大数，至于不及500的零头，则仍得照往常的办法解现。在起初，零头的解法分三步手续：满40两者当日解银子交付；不满40者，次晨解现洋钱交付；不满1元者，每星期找一次小洋，叫作“礼拜”。1924年，发生钱庄栈司润生被劫之事，加之找零数交现实在不便，每天老司务必须带八九百元或一千多元的洋钱向各家分送。所以，总会决定自1925年起，每会员庄交纳现银1万两，共87家，计银87万两，建造公库储藏。因此以后各庄有应解他庄的余额时，不必解送现款，可借此项基金而在总会用滚存办法滚至次日再说⑤。如到次日应解的零数增到500以上即打公单交付，如有应收零数即可与之相抵，而以其余数再滚至次日。后来此项基金增加到每家2万两，第3次又增加1万两，共达每家3万两。
二，民初币制与银两公单增加的原因
民初，中国的货币制度极为复杂，银两与银元是货物价格计算的标准单位。1914年国币条例颁布以后，由于全国主要造币厂继续铸造银元，银元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使用地区也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中国传统的银锭与外国银元在货币市场上逐趋减少，但银两则不像银元，其价值不变且安定，仍然以货物计算的主要记帐单位使用。银两与银元两者并用的结果，使社会经济出现不少流弊。例如，因为银两与银元的比价并不一定，一切物价经常发生不自然的涨落，而且银元与银两计算时，须要贴水，因此，交易者经常遭到意外的损失⑥。
在全国货币不统一的情况下，钱庄也在公单收付时，银元与银两公单同时收解，但实际在货币市场上收付的公单则就数量上来看，银元公单远不及银两公单。 下表是从1925年到1929年货币市场上收付的银两与银元公单总数的比较情形。据此表，银两汇划几乎占70％以上，银元汇划则不及全数30％。各钱庄所出的公单，虽然是各庄相互收解的凭证，在此足以表示金融市场款项的趋势。因为就上海金融市场的惯例而言，不但汇划钱庄间彼此收解时，必须经汇划总会，而且其他同行钱庄间或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间的一切汇划两元收解，也必须转托汇划钱庄，为此代理汇划，所以，凡属汇划票据无不集中于各汇划庄之手。从19世纪末以来，由于世界各国采用金本位制度，放弃银本位制度，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因此白银的数量与日俱增，但在货币市场上银两势力仍占上风。汇划钱庄收解公单数量的比较，间接地证实了此种趋势。前曾述及，在汇划总汇上收解的公单中，2／3以上都是银两公单，银两公单如此增加的原因何在?对于在货币市场上银两公单增加的原因，详加分析，则可窥见民国初期中国货币市场的一般情形。
民国初年银两公单的数量之所以远远超过银元公单，是与钱庄势力的强大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初，虽然在全国主要商埠有不少的华商银行设立，但与钱庄相比，其分布不均，数目也较钱庄为少，难以与历史悠久、分布普遍的钱庄业相抗衡。但是当时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钱庄，因为民国初年，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各钱庄的资本规模必须与工商业的发展同步扩大，但钱庄的资金能力有限，因而，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工商界之资金需要，钱庄经常向同业存放款往来帐户关系的银行斥借巨款，故钱庄与银行维持互相密切的同业关系。20世纪初，中国大多数的工厂都是担保能力不足的小规模零星企业，而且从事商业的除了少数富商大贾以外，多半是资金薄弱的小商人，故钱庄成为它们主要往来的金融机构。因为华商银行或外商银行等大银行对这些无担保能力的中小工商业者根本不给贷款，而钱庄则贷款给客户，且不要求担保。由于中国工商人士喜好利用钱庄来调动工商资金，钱庄终于成了小工场与中小商人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华商银行的抵押贷款策略，难以使它们吸收一般工商业者的资金。所以，银行为吸引一般中小工商业者的资金，采取通过钱庄放款的办法，为此，银行与钱庄建立同业存放款的往来帐户，将巨款存入钱庄。从1912年到1936年，华商银行透过上海钱庄投资国内工商业的款项，总计达三四千万元⑧。钱庄是银两势力的代表，工商业者与钱庄金融来往时，必须使用钱庄发出的庄票，而且往来客户的存款与放款都用银两来计算，这当然对银两公单的增加，颇有助益。
除银行斥款以外，上海钱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是华商银行在钱庄内之汇划存款。1933年以前，华商银行尚无票据交换的组织，银行与钱庄间，甚至银行与银行间的票据往来，都必须委托钱庄在汇划总会内代为清算⑨。因而银行必须在往来钱庄内预存巨款，以备钱庄支付票据余额之用，此项存款通常不取利息，谓之存放同业。据估计，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前，此项汇划存款的总额约七八千万两{10}，这对于上海钱庄资金的灵活运用，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华商银行的汇划存款，对银两公单数额的增加，也颇有助益。
银两公单增加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内外贸易与钱庄的密切关系。民国前期，银元广泛流通，使用范围日渐扩大，各地一切税捐的征收，内地各商埠间交易，都用银元计算，但关税的征收，对外贸易，与上海、天津、汉口的大宗贸易，仍然用银两计算。由于银元价值不稳，外国商人在结帐时不愿用银元计算。上海是中国的 贸易与金融之中心地区，全国进出口货物都汇集上海，运往国外与国内各地，国内商家办货，多利用上海钱庄的汇票。换言之，上海商家如果赴他埠或内地购货，可向平日往来的钱庄开具远期汇票，随身携带；迨抵目的地后，持票向当地钱庄贴现，换取现金，购办货物{11}。例如，就棉业而言，上海花号赴汉口收购棉花，多以上海钱庄汇票支付货款，由卖主向当地钱庄取现，当地钱庄则向上海钱庄取款，或彼此互抵{12}。据调查，民国初年，上海与南昌间的汇票往来，年达二千余万两，上海与九江间的汇票往来，年达一千余万两{13}，上海与重庆间的汇票往来，年约四五百万两{14}。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都是资本规模较小的商人，必须仰赖外来的支援，才能继续从事贸易，在此种情况下，钱庄又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大致仰赖钱庄周转资金，例如，20年代，以买卖进口棉纱为主的上海纱号，每家资本仅约二三万两，而每年营业额高达百万两，其周转资金即多来自钱庄的信用透支{15}。丝业在中国本有基础，19世纪后半叶，中国生丝及丝织品远销欧美，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一般而言，丝茧的采购、加工、运输及出口，亦多仰赖上海钱庄的信用放款。20世纪初，进入上海的蚕茧，总值年约五百至八百万两{16}，茧行的资金并不雄厚，上海附近的茧行每家资本仅约三千八百两，甚至有贷款开设的{17}。当时资本短缺的茧行多向熟悉的钱庄商借款项，自出资本三成，而由钱庄代垫七成，迨蚕茧售出后，才归还欠款{18}。如此，清末民初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大致是小资本的商人，他们非仰赖钱庄周转资金不可，其他进出口者(如茶业、鸦片、糖业等)的情形亦与棉纱业相差不多。前曾述及，钱庄是贸易从事者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存放款都用庄票，所以，这种情况有助于银两公单的增加。
另外，钱庄的“期洋交易”也对国内商品的流通与银两公单的增加，大有助益。所谓期洋交易就是定期买卖银元，以防厘价暴起暴落的交易。由于内地农民售出农产品以后，喜取银元，而不喜银两或纸币，故上海各丝茧商及茧行、棉花行、米行等，每逢茧市、丝市、花市，则必须向钱庄兑换巨额银元，以为收购茧、丝、棉、米等商品之用{19}。1920年，由上海流入内地的茧用银洋，约一千五百万元左右，1921年，约一千九百万元{20}，其输往地区，以江苏居首，约占60％，浙江其次，约占40％{21}。除“茧汛”需要大量银元外，内地茶、棉、米、豆麦、杂粮等农产品上市时，也需要大量上海银元。据统计，“茧汛”所需要的银元总额，最盛时每年达二三千万元；“花汛”所需要的总额，则最盛时每年达五六千万元{22}。上海钱庄的期洋交易，虽然是由银两兑换为银元的技术性工作，但在清末民初有限的银洋存在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商品的流通与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每逢茧市、花市、丝市等，则为了应付季节性的资金需要，钱庄间必须有巨额的银元互相流通。但是钱庄间资金交易必须用银两计算，就此种情形而言，在钱庄间资金流通过程中必须有巨额的银两公单流通不可，这就是银两公单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银两公单增加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钱庄反对两元并用的金融办法。1923年上海银根异常紧张，洋厘经常达七钱顶盘。大概当时正值杂粮、棉花上市之际，上海市面的银洋逐渐流入内地，而且造币厂由于趁此机会扩大铸币的数量，不少的银块运赴造币厂，因而银底随之减少。另外，当时印度政府大力吸收现银，大条银的来源日渐稀少，国内外的因素是造成上海市面银根紧张的主要原因。当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为了解决银根紧张的问题，发表银洋并用的金融治标策{23}，引起金融界的注意。银洋并用的办法大概如下：其办法是银两与银元可以并用，而当时银行公会以并用时的折合标准提议公定法价，即以银洋1380元作规银1000两。此1380元的公定法价则据当时银钱业的计算，核得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六毫三七一{24}。此法实行时，好处不少：(一)银行不需要两种准备。当银洋分用之时，银行对于存银的人，必须有银两准备，对于存洋的人，必须有银洋准备。但银两银洋能折合并用，则准备可以不用分别，有银即可作洋之用，有洋即可作银之用。(二)银洋并用则可以吸收内地的银洋。就沪市钱业界的习惯而言，存银有利息，而存洋没有，因此银洋一旦流入内地，则没有复回的可能性。但银洋并用时，存两与存洋都有利息，故内地银洋再回沪市的可能性甚大。(三)银元铸造的数量增多。由于银元价值本身不安定，造币厂的银元铸造，亦与洋厘的涨落有密切关系。政府必须等待洋厘涨高，有利可图时，方开始铸币，一见洋厘低落，利益微薄，便行停铸{25}。但银洋并用则洋厘安定，因此政府不再以铸造银元为牟利的方法，而且公定法价上的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六毫三七一，铸造成本已经包括在内，故造币厂可以随时铸造银元。
实际上银洋并用的办法是废两改元的过渡手续，此法一旦实行，则去除洋厘，钱庄蒙受损失，故钱庄反对银洋并用的办法。就钱庄的规则而言，向钱庄放存洋款，不起利息，必须折合银两，作为银两存款。如果以银洋万元往存时，洋厘是七钱二分四厘一毫二忽半，按钱庄常例，将最后尾数一毫二忽半抹去核算，存款入帐的总额仅是7340两而已。至于提取该款，钱庄必须按照该日洋厘，加上一毫二忽半核算。例如，如果提取日的洋厘仍然是七钱三分四厘一毫二忽半，钱庄必须另加一毫二忽半，作七钱三分四厘二毫半计算。照此折合，则原先存银7340两(一万元)仅合9996元5角5分有零而已。一出一入之间，每万元钱庄就有3元4角左右的利益{26}。但是，一旦银洋并用，废除洋厘，银两与银洋的折合全凭公定法价，则钱庄对于此项一毫二忽半的利益，将完全丧失。
钱庄反对银洋并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钱庄固有势力的丧失。钱庄为了保存其固有的势力，不得不固守其用银的习惯。如前所述，国币条例颁布以后，银元的使用范围日趋广泛，政府税收都用银元征收，内地各商埠间的贸易都用银元计算，因此银元的数量日渐增加。从数量上来说，在20年代，银两的数目远不及银元，当时通用的各种银元与以银元为兑换准备的钞票，全国合算起来至少不下12亿元{27}，银两则除在上海经常存有的大条银以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大宗现银，而且以银两为兑换准备的钞票也渐次绝迹。一旦银洋并用，则银两势力无法与银元势力争胜，因此钱庄对于银洋并用的政策大加反对。第一个反对原因是公定法价维持的困难。银洋并用后，始终维持其公定法价，否则暗盘操作的可能性甚大。银洋与银两在本质上同为银货，只有供求的不同，银洋并用以后，虽然银洋的使用旺盛，但银洋的需求则公定法价以外，必定另有暗盘。即使因实行自由铸造，银元能无限制供给，洋厘不致上涨，但银洋的数目已经过多，则洋厘必然下跌，而生暗盘，故公定法价的维持在实际上仍有问题{28}。钱庄的另一反对原因，是纸币充斥问题。银洋可以代银两收解，则兑换银元的纸币也代银货收解，钞票较银元轻便，因此银洋并用则代银两者不是银元，而是钞票，上海的现银码头将一变而为纸币世界。如果政府对于纸币的滥发不能彻底取缔的话，那么各银行滥发纸币，必将引起严重的通货危机{29}。
如前面已经提到，汇划庄收付公单时，银两公单与银元公单同时收解，到1933年废两改元为止，在汇划庄收解的银元公单之数目远不及银两公单。银两公单之所以较银元公单为多的原因，与民初复杂的币制有密切关系。民初银元广泛流通，但银两在大宗交易上仍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钱庄的营业更是如此。民初有助于钱庄势力发展的因素不少：例如，中国的中小工商人士与钱庄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不干涉政策，民初币制的不统一等等。故废两改元以前，钱庄势力在金融市场上占重要地位，虽然不少人对汇划制度存废颇有论议，又欲将虚银两在金融市场上去除，但遭到钱庄势力的强烈反对，无法达到目的。而且有人主张银洋并用的必要性，但因与钱庄势力的利害冲突，实际上也无法实行。民初汇划制度也随着钱庄势力的旺盛，同步发展。不过，3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汇划制度虽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但到1941年，汇划庄的公单清算方法一直在维持着。
汇划制度对钱业界的最大影响，则是促使钱庄加强同业间的相互团结合作。进入30年代，因金融环境的转变，如币制改革，国民政府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政策，资金来源的减少，而钱庄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克服金融危机与金融资金的减少，于是产生了金融资金合作机构，即钱业联合准备库。中国钱业原有组织联号的传统，各钱庄形成以同业人为主的金融组织，以互相融通资金，如有周转不灵的危机时，可以互相援助资金。但进入30年代后，金融风潮频仍，工商疲滞，小规模的联号组织已经无法应付金融危机，不少钱业人士开始意识到有组织大规模资金准备机构的必要。上海钱庄的联合准备库起源于钱业公会的表现基金。表现基金即各钱庄贮存于公会公库内以保证所开公单如数收付之准备金。前曾述及，钱业公会决定从1925年起，各会员庄提出现银1万两，交存公会作为表现基金，以资担保。其后，表现基金增加到每家2万两，第3次又增加到每家3万两。另外，1928年5月，公会决议使各庄得以利用表现基金出借，即“公决，倘遇必要时，似将同业公存之表现基金出借，以维市面……每庄得借银1万两息照市折减一钱”{30}。由此来看，各会员庄原本为不满500的零数之解决起见，创出表现基金，但后来此项基金除解决零数外，又转用到各庄出借方面。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一度发生金融恐慌，钱庄为防止日后现金不足，各庄周转不灵之现象重现，钱业联合准备库决定，使各庄拥有公同之准备金，以应付突发的变局{31}。1932年10月，准备库正式成立，上海各汇划庄全体加入，为基本会员。各会员必须缴纳20万元的财产，由公会保管{32}。钱业公库的主要作用在于代理同业收解及办理同业折放。每日由准备库代各庄集中转帐，当日公单决算后，加代各庄折放款项，以轧平不足。这不仅简化了汇划的手续，调剂各庄的资金，对上海钱庄裨益甚大。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以后，上海钱庄拥有了正式的集中准备金，应付金融恐慌的能力随之加强。这也是上海钱庄团结合作、共同防御祸难方式之一。总之，表现基金也是上海钱庄为汇划制度的圆满运营而产生的一种集中准备金制度，虽然联合准备库成立以后，表现基金自动废止，但此项基金影响到联合准备金制度的成立，有助于使钱庄共同应付30年代金融环境的转变。 此项研究获国立全北大学校研究基金资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陆书信回忆》1958年3月10日。《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96页。
②③⑤孙新庠：《从公单创设说到公单废除》。《金源经济简报》第18、18、21页，载《上海钱庄史料》第494页。
④崔毓珍：《上海钱业之轧公单与市场折借》。《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2号，第232页。
⑥{25}唐有壬：《改两为元》。《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二)》，第180、180页。
⑦{23}{24}{26}{28}{29}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第90、138、139、142、141、141页。
⑧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7页。转引自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第156页。
⑨谭玉佐：《中国重要银行发展史》，台北，1961年，第208页。
⑩{11}马寅初：《中华银行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35～336、164～165页。
{12}上海商业银行调查部编：《商品调查丛刊》，第2编，棉，第79～80页。
{13}柳田直吉：《九江金融事情》，大正十四年，东京，第74～79页。
{14}上海银行学会编：《银行周报》第5卷，第10号，第16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银行商品调查业刊》第3编，纱，第119～120页。
{16}《支那牵制全书》12辑，第78～79页。
{17}施敏雄：《清代丝织工业的发展》，第50页。
{18}裕孙：《茧汛期洋论》。《银行周报》，第12卷，第11号，第4页。
{19}裕孙：《茧汛期洋论》。《银行周报》，第12卷，第11号，第1页；《银行周报》，第14卷，第14号，第1页。
{20}士浩：《三年来江浙茧用之比较观(上)》。《银行周报》，第6卷，第31号，第23页。
{21}士浩：《三年来江浙茧用之比较观(下)》。《银行周报》第6卷，第34号，第20～21页。
{22}冯养源：《洋厘银折之意议》。《银行周报》，第10卷，第29号，第11页。
{27}有人计算民初全国白银存量至少20亿元以上，其中流通于市面者，约6亿元(张维亚：《中国货币金融论》，台北学生书局1952版，第104页)。
{30}《上海钱庄史料》，第531页。
{31}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76页。
{32}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台北，1976年版，第101页。【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