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51届台湾金马奖上，最受瞩目的是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同时揽入怀中的陈建斌，他还拿到了最佳新导演。《一个勺子》是什么样的故事？幕后又有什么趣事和困难？且让陈建斌一五一十道出来。
电影中国：看了95分钟的《一个勺子》很完整，不是说有删减吗？
陈建斌：删了9分半，原片105分钟，3月份之前说要公映，100多分钟长度说稍微有点长，能不能变成90多分钟，那样在电影院排片会好排，我自己就试着剪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写的剧本，自己导演自己主演，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拍完剪到105分钟，就觉得最合适，但实际上过了半年几个月之后，再一次看它的时候，我就比较冷静比较理性，可以做删减才做了删减，可以拿掉一些戏，不影响完整性，甚至可能比原来的节奏更好。出于这个，拿的掉了差不多9分半。
电影中国：删减是某一场戏，还是某几场戏？
陈建斌：只拿掉了一个整场的戏，大概3、4分钟，我跟“勺子”坐在街边喝水、吃东西，最后从那起身，贴寻人启示，当时还有一阵大风，不是安排的，就是风吹过来，特别好，但它很长，3、4分钟。通过同喝一瓶水，俩人关系从陌生变成熟悉，一块吃东西。他们俩同时在街上走来走去，就是所谓城里人眼里的乡巴佬或者傻瓜那种状态。是一个长镜头，偷拍的，别的都是掐头去尾。
电影中国：写剧本和做演员，哪个才是发自您内心更喜欢的事？
陈建斌：写作其实就跟看书一样，就是一个人的爱好，我就是不当编剧，我也喜欢写东西，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博名，就是我愿意。因为无用的这些事情最终有一天变成一个有用的，对我做导演这件事是有帮助的，你得有文学修养，你得知道整个拍戏的流程，你得掌握那些技术，我做演员又掌握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最终都帮助我更好的去做一个导演，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电影中国：做一个好导演，懂编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陈建斌：我觉得理应如此，我也看过很多大师的电影，其实讲的都是他们自己先有一个文学形象，通过视听语言给你描绘而已，如果没有文学形象的话，很难想象他就能拍出那样的东西来，你看他们的文章或者他们的文学修养都是非常深厚的。
电影中国：影片开头需要人沉下心来才能进入，您有没有想到观众入戏会较慢？有没有想调整节奏快一点？
陈建斌：他应该看的时候以为看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后来会发现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确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打拐的故事，但是突然就变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样有意思。而且所有的铺垫我认为都是必须的，跟好莱坞大片里的铺垫是一样的，好莱坞大片里的铺垫，一出来，先声夺人，结果叙事，最后一个高潮，最大的一个ending就结束了。
类型片是有规律可循的，你做的所有的都是要符合这个规律，我拍的这种电影，它必须在没有规律的过程中，找到符合自己电影风格和气质的一个规律，这个是有意思的，是有难度的，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过程。把一个简单、波澜不惊的故事，你拍得波涛汹涌、波澜万丈，我觉得可比拍这个要难多了，因为你没有用任何视听效果，做的完全是剧情本身，简单的人和人之间诞生出来的张力，完全是戏剧舞台上的东西，人性的斗争出来的那种张力，这个是我喜欢、感兴趣的。 电影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勺子》没有商业性。
陈建斌：我不这么认为，比如像科恩兄弟的电影你怎么评价的，《老无所依》说它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我觉得其实它很艺术同时也很商业，很好看，讲的是杀手之间的险诈，人性的黑暗，这种角逐。很好看，我觉得就很商业，每个电影都有适合它的观众，你找对了就是适合你的观众，那就是商业。如果没找对适合你的观众，比如就像好莱坞电影，很多人也不喜欢好莱坞大片，就觉得很假很简单很漫画，这个电影对他来说就不是商业电影，因为他不会花钱去看这个电影。
好莱坞、宝莱坞、文艺片、商业片概莫能外，都是如此，一定要找对适合的观众，但怎么去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后期的宣发公司去做的事情。
电影中国：这次演员挑的特别好，好多都是您的同学，我以为都是非专业演员呢。
陈建斌：里面有非专业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用会说方言的人，我的时间很紧迫，所以没有时间给谁练，只能找会说方言的演员，我只能找我同学、我认识的家乡人，就很窄了。
电影中国：怎么没去新疆拍，为什么选甘肃？
陈建斌：原本打算回新疆拍，但是后来当我发现（圭城），它是一个城，300年的明朝的一个古城，座落在戈壁滩上，原来是屯兵的，现在完全荒废。它里面住的就是农民，城里面的人是以放羊为生的农民。看到这个新闻，我说这好像就是给我的电影准备的似的，然后我就告诉美术，准备去找这个地方，特别绝，美术说在那拍过一部电影，特别符合我的想法：城里人实际上是乡下人，乡下人以以牧羊为生。但是语言还是用的新疆的。
电影中国：拍的这么真，经过特别的调度了吧？包括街市场景、周围的人、背景，都要经过特别的调度吧？
陈建斌：当时定下一个原则，我们城里的戏都是偷拍的，因为那个城里没有什么人，把机器摆好以后，拍的时候，人真是就在那走，不是我安排的，原生态就是那个样子。镇子里面人就多了，别说这么大一个机器，像我化成那样拍了半天，我都以为我藏在人群中挺得意的，我一转头，旁边有人拿着手机在拍我。特别可笑，把我气的，把他拽过去，我说不能这样，你不能引起更多人注意。你得偷偷摸摸的拍，偷偷摸摸的好处就是周围所有的气氛，街上的人，都是真实的，重要的原因，他考验的是我们，我们这个妆、状态，是不是能够融入这里，如果融入不了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当时我定下的标准就是我们必须得融入他们，这是最起码的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所有镇子上的戏都要偷拍的原因。
电影中国：拍摄过程哪方面会碰到一些困难？
陈建斌：比如偷拍的时候，原来用GoPro，隐藏起来在那里拍，观众看不到，在北京也做了实验，挺好的，确实看不到。但是到那去拍了一个早晨，发现质量不行，DIT说没法用。所以最后我们改了方案，没有再用GoPro，那个就是挫折，一早晨的辛苦都白费了。
电影中国：每天的工作时间会有固定的吗，还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不管拍到多晚？
陈建斌：我们一共拍了20天，实际上19天，10天的时候剧组放一天假休息一下，这19天都是以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为准的，最长不会超过1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差不多每天也就是10个小时。
电影中国：镜头语言特别好，每个人物其实都有小传有背景，但在电影里完全简约化。
陈建斌：虽然在电影里它呈现出来的都是冰山一角，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必须要知道冰山的一角下面整个山体是什么样的，那样我觉得可能这个人物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而且他是有指向性的，这个特别重要。
电影中国：您之前有说过，看到赵薇、徐峥拍了电影之后，对您自己拍一个作品下定了决心，跟他们聊过想法吗？
陈建斌：没有，在拍之前确实有犹豫和踌躇，演员做得好好的，何必栽个跟头、犯个错误让人耻笑，也有过这种挣扎和犹豫。当我看到徐峥和赵薇的电影，我觉得他们拍得挺好的，都是演员出身，他们能够拍成这样子，我觉得我至少能够拍成这个样子，他们给了我这个勇气。至于拍成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完全取决于作者本身要传达的本意，它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电影中国：王学兵这次形象非常颠覆，《白日焰火》的时候他提到《勺子》，说他演这个戏挺惊艳的，您觉得他谈的怎么样？
陈建斌：这个戏对学兵来说是一个蜕变，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又是大学同学，彼此了解，也互相都很关注对方的发展，拍戏的时候我们交流的非常简单、深刻，比如说造型阶段，剃掉眉毛，把头剃秃，其实都是他自己说的，一剃完，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人物的感觉一下就找对了。在表演上也是，他彻底的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诠释，对表演的一个认识，也让我非常吃惊。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每天可以熬到很晚，跟我另外一个演李老三的这个胖子同学，一块喝点酒，晚上通宵在那里研究这俩人，里面好多台词都是他们俩研究出来的，比如说“人生就是这样””、“目光要放长远一点”
电影中国：其实这个戏的做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啊。
陈建斌：那是因为我没有跟你说困难，我们谈的都是好的有意思的，比如说原来是两家投资，后来出了问题，原来班底都定了，钱没了就没办法了，就得重新找人。那个时候又碰到像赵小丁老师，把他《归来》的班底直接拿过来了都是这样，一开始觉得可能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后来也还不错。
电影中国：回头再看的话会觉得有遗憾吗，下一部可以更好吗？
陈建斌：当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永远都会有遗憾，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阶段什么条件下，又不是别人拿枪逼我拍成这样，是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结果，归结到底还是我自己的认识，但我的认识会越来越好，人的判断会越来越好，就看你的手能不能跟得上，希望我下一部能够拍得比它更好。
电影中国：作为新导演来说，您处女作的成功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陈建斌：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只拍一部电影的话，最想拍哪个，我觉得我最想拍这个，想拍的可以是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但一定要拍自己最想表达的，因为人不能骗自己。
电影中国：当下有些比较火热的电影拍得比较烂，您会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观众会喜欢吗？
陈建斌：我基本上都看过，首先我是一个影迷，作为普通观众的角度去看，觉得所有票房上各个方面的成功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拍成这样就最好呢，那不一定，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单纯的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层面来说，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电影中国：电影上映之后，如果票房不是很好，但是文艺青年都说很好，这种结果您会满意吗？
陈建斌：现在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因为它还没有公映，为什么我特别期待那一天，比如说它的票房是多少，有多少人会怎么看待这个电影，会有一个反馈，我很期待难道这种反馈。票房高了意味着给多更多的人来看这个电业，电影其实是一个交流沟通的工具，更多的人愿意跟你沟通这件事情。
电影中国：看了95分钟的《一个勺子》很完整，不是说有删减吗？
陈建斌：删了9分半，原片105分钟，3月份之前说要公映，100多分钟长度说稍微有点长，能不能变成90多分钟，那样在电影院排片会好排，我自己就试着剪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写的剧本，自己导演自己主演，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拍完剪到105分钟，就觉得最合适，但实际上过了半年几个月之后，再一次看它的时候，我就比较冷静比较理性，可以做删减才做了删减，可以拿掉一些戏，不影响完整性，甚至可能比原来的节奏更好。出于这个，拿的掉了差不多9分半。
电影中国：删减是某一场戏，还是某几场戏？
陈建斌：只拿掉了一个整场的戏，大概3、4分钟，我跟“勺子”坐在街边喝水、吃东西，最后从那起身，贴寻人启示，当时还有一阵大风，不是安排的，就是风吹过来，特别好，但它很长，3、4分钟。通过同喝一瓶水，俩人关系从陌生变成熟悉，一块吃东西。他们俩同时在街上走来走去，就是所谓城里人眼里的乡巴佬或者傻瓜那种状态。是一个长镜头，偷拍的，别的都是掐头去尾。
电影中国：写剧本和做演员，哪个才是发自您内心更喜欢的事？
陈建斌：写作其实就跟看书一样，就是一个人的爱好，我就是不当编剧，我也喜欢写东西，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博名，就是我愿意。因为无用的这些事情最终有一天变成一个有用的，对我做导演这件事是有帮助的，你得有文学修养，你得知道整个拍戏的流程，你得掌握那些技术，我做演员又掌握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最终都帮助我更好的去做一个导演，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电影中国：做一个好导演，懂编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陈建斌：我觉得理应如此，我也看过很多大师的电影，其实讲的都是他们自己先有一个文学形象，通过视听语言给你描绘而已，如果没有文学形象的话，很难想象他就能拍出那样的东西来，你看他们的文章或者他们的文学修养都是非常深厚的。
电影中国：影片开头需要人沉下心来才能进入，您有没有想到观众入戏会较慢？有没有想调整节奏快一点？
陈建斌：他应该看的时候以为看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后来会发现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确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打拐的故事，但是突然就变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样有意思。而且所有的铺垫我认为都是必须的，跟好莱坞大片里的铺垫是一样的，好莱坞大片里的铺垫，一出来，先声夺人，结果叙事，最后一个高潮，最大的一个ending就结束了。
类型片是有规律可循的，你做的所有的都是要符合这个规律，我拍的这种电影，它必须在没有规律的过程中，找到符合自己电影风格和气质的一个规律，这个是有意思的，是有难度的，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过程。把一个简单、波澜不惊的故事，你拍得波涛汹涌、波澜万丈，我觉得可比拍这个要难多了，因为你没有用任何视听效果，做的完全是剧情本身，简单的人和人之间诞生出来的张力，完全是戏剧舞台上的东西，人性的斗争出来的那种张力，这个是我喜欢、感兴趣的。 电影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勺子》没有商业性。
陈建斌：我不这么认为，比如像科恩兄弟的电影你怎么评价的，《老无所依》说它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我觉得其实它很艺术同时也很商业，很好看，讲的是杀手之间的险诈，人性的黑暗，这种角逐。很好看，我觉得就很商业，每个电影都有适合它的观众，你找对了就是适合你的观众，那就是商业。如果没找对适合你的观众，比如就像好莱坞电影，很多人也不喜欢好莱坞大片，就觉得很假很简单很漫画，这个电影对他来说就不是商业电影，因为他不会花钱去看这个电影。
好莱坞、宝莱坞、文艺片、商业片概莫能外，都是如此，一定要找对适合的观众，但怎么去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后期的宣发公司去做的事情。
电影中国：这次演员挑的特别好，好多都是您的同学，我以为都是非专业演员呢。
陈建斌：里面有非专业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用会说方言的人，我的时间很紧迫，所以没有时间给谁练，只能找会说方言的演员，我只能找我同学、我认识的家乡人，就很窄了。
电影中国：怎么没去新疆拍，为什么选甘肃？
陈建斌：原本打算回新疆拍，但是后来当我发现（圭城），它是一个城，300年的明朝的一个古城，座落在戈壁滩上，原来是屯兵的，现在完全荒废。它里面住的就是农民，城里面的人是以放羊为生的农民。看到这个新闻，我说这好像就是给我的电影准备的似的，然后我就告诉美术，准备去找这个地方，特别绝，美术说在那拍过一部电影，特别符合我的想法：城里人实际上是乡下人，乡下人以以牧羊为生。但是语言还是用的新疆的。
电影中国：拍的这么真，经过特别的调度了吧？包括街市场景、周围的人、背景，都要经过特别的调度吧？
陈建斌：当时定下一个原则，我们城里的戏都是偷拍的，因为那个城里没有什么人，把机器摆好以后，拍的时候，人真是就在那走，不是我安排的，原生态就是那个样子。镇子里面人就多了，别说这么大一个机器，像我化成那样拍了半天，我都以为我藏在人群中挺得意的，我一转头，旁边有人拿着手机在拍我。特别可笑，把我气的，把他拽过去，我说不能这样，你不能引起更多人注意。你得偷偷摸摸的拍，偷偷摸摸的好处就是周围所有的气氛，街上的人，都是真实的，重要的原因，他考验的是我们，我们这个妆、状态，是不是能够融入这里，如果融入不了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当时我定下的标准就是我们必须得融入他们，这是最起码的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所有镇子上的戏都要偷拍的原因。
电影中国：拍摄过程哪方面会碰到一些困难？
陈建斌：比如偷拍的时候，原来用GoPro，隐藏起来在那里拍，观众看不到，在北京也做了实验，挺好的，确实看不到。但是到那去拍了一个早晨，发现质量不行，DIT说没法用。所以最后我们改了方案，没有再用GoPro，那个就是挫折，一早晨的辛苦都白费了。
电影中国：每天的工作时间会有固定的吗，还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不管拍到多晚？
陈建斌：我们一共拍了20天，实际上19天，10天的时候剧组放一天假休息一下，这19天都是以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为准的，最长不会超过1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差不多每天也就是10个小时。
电影中国：镜头语言特别好，每个人物其实都有小传有背景，但在电影里完全简约化。
陈建斌：虽然在电影里它呈现出来的都是冰山一角，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必须要知道冰山的一角下面整个山体是什么样的，那样我觉得可能这个人物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而且他是有指向性的，这个特别重要。
电影中国：您之前有说过，看到赵薇、徐峥拍了电影之后，对您自己拍一个作品下定了决心，跟他们聊过想法吗？
陈建斌：没有，在拍之前确实有犹豫和踌躇，演员做得好好的，何必栽个跟头、犯个错误让人耻笑，也有过这种挣扎和犹豫。当我看到徐峥和赵薇的电影，我觉得他们拍得挺好的，都是演员出身，他们能够拍成这样子，我觉得我至少能够拍成这个样子，他们给了我这个勇气。至于拍成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完全取决于作者本身要传达的本意，它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电影中国：王学兵这次形象非常颠覆，《白日焰火》的时候他提到《勺子》，说他演这个戏挺惊艳的，您觉得他谈的怎么样？
陈建斌：这个戏对学兵来说是一个蜕变，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又是大学同学，彼此了解，也互相都很关注对方的发展，拍戏的时候我们交流的非常简单、深刻，比如说造型阶段，剃掉眉毛，把头剃秃，其实都是他自己说的，一剃完，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人物的感觉一下就找对了。在表演上也是，他彻底的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诠释，对表演的一个认识，也让我非常吃惊。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每天可以熬到很晚，跟我另外一个演李老三的这个胖子同学，一块喝点酒，晚上通宵在那里研究这俩人，里面好多台词都是他们俩研究出来的，比如说“人生就是这样””、“目光要放长远一点”
电影中国：其实这个戏的做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啊。
陈建斌：那是因为我没有跟你说困难，我们谈的都是好的有意思的，比如说原来是两家投资，后来出了问题，原来班底都定了，钱没了就没办法了，就得重新找人。那个时候又碰到像赵小丁老师，把他《归来》的班底直接拿过来了都是这样，一开始觉得可能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后来也还不错。
电影中国：回头再看的话会觉得有遗憾吗，下一部可以更好吗？
陈建斌：当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永远都会有遗憾，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阶段什么条件下，又不是别人拿枪逼我拍成这样，是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结果，归结到底还是我自己的认识，但我的认识会越来越好，人的判断会越来越好，就看你的手能不能跟得上，希望我下一部能够拍得比它更好。
电影中国：作为新导演来说，您处女作的成功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陈建斌：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只拍一部电影的话，最想拍哪个，我觉得我最想拍这个，想拍的可以是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但一定要拍自己最想表达的，因为人不能骗自己。
电影中国：当下有些比较火热的电影拍得比较烂，您会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观众会喜欢吗？
陈建斌：我基本上都看过，首先我是一个影迷，作为普通观众的角度去看，觉得所有票房上各个方面的成功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拍成这样就最好呢，那不一定，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单纯的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层面来说，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电影中国：电影上映之后，如果票房不是很好，但是文艺青年都说很好，这种结果您会满意吗？
陈建斌：现在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因为它还没有公映，为什么我特别期待那一天，比如说它的票房是多少，有多少人会怎么看待这个电影，会有一个反馈，我很期待难道这种反馈。票房高了意味着给多更多的人来看这个电业，电影其实是一个交流沟通的工具，更多的人愿意跟你沟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