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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海电影的摩登现代几乎成为早期电影萌芽与发展的养料，对于上海电影的宏观与微观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其他区域电影研究在近几年也逐渐興起。近代以来，天津作为华北的大型商埠，几乎可与上海所比拟，对天津地区电影院发展与电影放映进行梳理后，读者或许会惊讶于天津地区电影发展曾也能与上海电影发展相比肩。本文依托1949年前的报刊杂志，从天津地区电影院的发展状况、营业策略、社会影响以及电影放映所呈现的“津味”等角度对天津地区电影发展进行梳理，力图在宏大历史进程中发现天津地区电影的细微特色之处。
一、电影的本土认同与发展（1896-1931年）
海河之于天津，好比黄河之于中国。天津市处于海河末梢部位，海河以天津西为起点，如羊肠般贯穿整个天津地区。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基于海河所带来的便利交通，天津迅速成为各国驻扎的要地，而海河周围则形成了面积巨大的租界区，众多不同异域文化也在这里汇聚，天津成为了一个包容、多样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城市。
电影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列强的殖民扩张来到了天津。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可追溯到1896年，“法国百代公司来到天津，在天丰舞台（今滨江乐园）首次放映了电影”[1]，主要是风景片、滑稽片的放映，而这些仅十几分钟的短片穿插在游艺杂耍节目之中并不进行单独的收费。电影初到上海，在徐园“又一村”放映时间为1896年，就放映时间来说，电影在天津的扎根时间并不比大都市上海逊色几分。
初期的电影称之为电影戏，多于茶楼、戏园放映，放映机器多为手摇式，所以紧缺有经验的放映员，早期法国百代公司的放映员外号为“电影周”的天津本地人周紫云与外号“电影王”的王子实。天津本土独资经营电影院的建立正是放映员“电影周”所带动的，周紫云曾担任法国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一职，在“1907年创办权仙电戏院”[2]，前身为权仙茶园。影片片源及放映机器均由百代公司提供，或许正是因为周紫云曾经在百代公司的工作经历，能摸透观众观影心理，权仙电戏院播放的影片非常吸引眼球，如“美国侦探片《红眼盗》《巴林女》、战争片《美墨大血战》、科幻片《木头人》”[3]，这些影片深受观众喜爱，甚至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周紫云不久后又成立了权仙电影公司，促使电影的放映走向正规与现代。
幽默风趣的天津人编出“看电影到平安，电影公司属权仙”这样的顺口溜。与权仙同属于老牌影院的平安影院，有着自己较为鲜明的特色。尽管英籍印度人巴厘在1910年创办该影院，环境简陋、设备落后，但不久之后便进行全方位的装潢，采用完全罗马风格建筑建造，影院内部不仅有放映影片的地方，还有酒馆、餐厅，无论是建筑、装潢等其他设置均展现出西式风情。权仙电戏院与平安影院的率先开办，迅速带动了天津电影院的发展。正是在权仙、平安等影院的带动下，民众对电影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对于电影二字，尚莫名其妙，遑论嗜好”到“津人士已移其向所欢迎旧剧之心理，而欢迎电影焉”[4]众多的电影院便在民众对电影的期待中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天津的电影院在数量上逐步增多，在规模以及营业上也较为正规化。这时的电影院多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华人所创办的影院，如光明社、新新电影园、开达电影园，这类影院的售价普遍比较低廉，设备也较为简陋，受众多为学生及社会底层人士。另一类是外国人开设的电影院，如平安电影园（Empire Cinema）、天昇电影院（Olympic Cinema），这类影院受众多为西方人，影片的广告也多是外文报刊上，票价又不是很便宜，所以大多也仅有“极少数学染欧风”的华人前去观影。第三类影院是日本人所创办的天津电影园，正因自电影放映前会将说明书翻译成中、日不同类型文字，小小的技巧下营业也不错。大多数影院在影片的选择上以牟利为标准。就影片的品质来说，影院并没有去进行特别的斟酌，“至于片子的好坏，于小观客的心理有什么影响，简直不去考究”[5]的这种商人心态是社会中的一种逐利缩影。
天津本土的影片公司，也在这种商业氛围中纷纷创办及进行影片拍摄。如果说初期的津市新月影片公司、天津影片公司的创办还是尝试、小心求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的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新星”“北洋”“远东”“华北”“紫罗兰”“观世音”“渤海”“中美”“协新”。但因为过于逐利，许多公司拍摄了几部影片，昙花一现后消失了。历史并非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对这些影片公司的考量也不能简单的给予肯定或否定。这些影片公司除了拍摄武侠片、侦探片、爱情片这类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影片，他们在社会教育影片上也有所探索，或许有“吾国人欲求智育发达，惟有从国产影片入手”[6]的部分初衷。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众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也愈来愈强烈，报刊上不少人开始呼吁影院权衡轻重、偏重国产片的排片。新新影院更是“盖不忍电影事业之权利外溢”[7]，于是专门搜集国产影片上映，通过影院特刊——《新新特刊》对国产影片进行评价，减少其他影院受损的情况。北方影片公司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准备拍摄其第二部影片《永不归》（马季湘、张天然、李朗秋，1926），导演马季湘生病延迟拍摄时间，但演员们还是足足做了八个月的工作，并没有固定的薪水，仅由公司稍微送些车马费。这些细微的努力或许微不足道，但也可见对于天津本土的电影事业，还是有不少人在纷杂混乱的市场之中有所坚守的。
总体来看，电影很快在天津立足，这不光是电影作为一种新奇的玩意获得天津市民众的喜爱，还源于天津自古以来的娱乐传统，天津人有爱玩的“胃口”，电影便很快成为天津人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在20世纪后半段，竟出现“只要影片出色，就能卖满座”[8]的盛况。
二、民族身份的传声筒（1931-193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加快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继而密谋了一场便衣制造混乱的局面，谋划将天津演变成另一个沈阳。1931年11月8日天津事变爆发。天津事变打破了天津表面上的安宁，观众在影院中也不能全然沉浸在光影之中，不时的动乱，导致前去观影的观众也存在危险，“光明、明星各电影院中之观众，因无处可归，多留于院内。”[9]影院在20世纪20年代基础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分层状况。民众的紧张心情伴随着炮火越发沉重，尽管影院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不能保证天津民众的生命安全，却成了天津民众的心理“避难所”，这一时期，国产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影院鼎盛情况，有“不亚于上海”[10]之说，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电影院已达四十多家，遍布天津繁华地段”[11]。頭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放映的影片有明显的区别。头轮影院有平安影院、光陆影院、大光明影院，这些影院上映的大多数为美国片，票价在一元左右。不同电影公司有固定的片商供给影片，平安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华纳、雷电华等公司出品，光陆影院放映影片多是米高梅、联美等公司出品，大光明电影院曾名为蛱蝶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狐狸等公司出品。头等影院的装潢多是豪华贵气，设备完善，夏有冷气，冬有暖气，观众多是各国侨民、各国士兵，前期华人寥寥，直到后期一些“布尔乔亚的少爷小姐和阔绰的男女学生，以及买办吃洋饭之流臣”[12]多来影院感受“洋气”。二轮影院有光明大戏院、明星电影院、新新电影院、河北电影院，这些影院因票价不高，上映影片又为首轮影院放映过的片子，只要环境稍好，便很受学生及民众的欢迎。如光明电影院不仅“自筑院址，宽敞而大，楼房十分壮观，夏天并有露天花园，院中设备也采取一种花园构图，楼台带殿阁，翠树覆荫，花红柳绿，上有皓月当空，疏星三五，十分诗意”，且放映的影片多样又比较精彩，既有“明星”“联华”“天一”的新片，又有平安影院上映过的外国片，票价又比较灵活“分二、四、六角三种，平时每一张票可带一个十二岁以下的小孩”[13]，夏天有冷气设备，“凡发音，光线，座位等也都可以说是很够味”[14]，所以在二轮影院中算得上营业发达的，每每上映国产片时，一片营业千元也不在话下。三轮影院数量最多，条件也参差不齐。这些影院大多在激烈的竞争中因经验不善而“掉”到三等，如：皇宫大戏院、天昇电影院;亦或因为有声片的来袭，没有及时更新有声设备，只好继续上映默片，如：庆云电影院、上平安电影院、皇后电影院、上权仙电影院、新明电影院、东方电影院、华北电影院、天桂电影院等。票价对底层群众十分友好，在三角到几分不等，有的仅需一个芝麻烧饼钱，“所有的三等电影院全用女招待，以广招莱”。尽管二等影院中也有女招待，但三等影院中，女招待成为影院的“活广告”，“营业并不以影片来号召，而竟靠着女招待来维持”。[15]
1935年，天津影院与外商发生冲突，好莱坞驻华各影片公司以无理的条件要求影院上映影片一定“映满若干时日，巉能更换新片”，且还要在新片中捆绑销售，把一些不太能够卖钱的影片一起售卖给影院，“凡与各戏院签订合同，其所订立的条件务需院方一一遵守”[16]，且一旦他们认为影院有所违背，便停止给该影院提供放映的影片。这种“霸王条款”的压迫，给全部上映美国影片的头轮影院造成致命的冲击，光明影戏公司“亦因营业的不振，而沦作第三轮影院了”[17]。但天津各影院也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外商，有人联络各大小影院，“将包租外国影片，彼此传映，绝不受其把持，否则可停映其影片，或完全放演国产片”[18]。不爱受人调配的天津人在此彰显了江湖侠气。
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国产片开始在天津市受到广泛的欢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微妙的关系形成连接。而影院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曾经的首轮影院，以外片为卖点，现在生意变得青黄不接，尽管努力招揽观众“上映前的三四天，甚至于一星期，影院便大登广告，拼命的宣传”，但也仅是“上座也不过是六七成——四五百人”。反倒曾经的二轮影院生意红火起来，因上映的均是“联华”“电通”“明星”等公司的国产片，“每一部国产片，在津总有十天以上的映期，平均观众约在万五千人左右”[19]。除此之外，国产片的兴盛当然也有不少智者的宣传，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就已经很强烈了，20世纪30年代，依旧有鼓励国产电影制作的声音。不少仁人志士相信“中国的影片、因焉文字言语以及风俗人情等关系、只要出品的质量够得上、中国片就容易和外国片竞争”[20]。外国影片中如若有侮辱中国的情节，也会在报纸上进行责备。如1931年4月8日《益世报（天津版）》就有标题为《警告
一、电影的本土认同与发展（1896-1931年）
海河之于天津，好比黄河之于中国。天津市处于海河末梢部位，海河以天津西为起点，如羊肠般贯穿整个天津地区。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基于海河所带来的便利交通，天津迅速成为各国驻扎的要地，而海河周围则形成了面积巨大的租界区，众多不同异域文化也在这里汇聚，天津成为了一个包容、多样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城市。
电影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列强的殖民扩张来到了天津。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可追溯到1896年，“法国百代公司来到天津，在天丰舞台（今滨江乐园）首次放映了电影”[1]，主要是风景片、滑稽片的放映，而这些仅十几分钟的短片穿插在游艺杂耍节目之中并不进行单独的收费。电影初到上海，在徐园“又一村”放映时间为1896年，就放映时间来说，电影在天津的扎根时间并不比大都市上海逊色几分。
初期的电影称之为电影戏，多于茶楼、戏园放映，放映机器多为手摇式，所以紧缺有经验的放映员，早期法国百代公司的放映员外号为“电影周”的天津本地人周紫云与外号“电影王”的王子实。天津本土独资经营电影院的建立正是放映员“电影周”所带动的，周紫云曾担任法国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一职，在“1907年创办权仙电戏院”[2]，前身为权仙茶园。影片片源及放映机器均由百代公司提供，或许正是因为周紫云曾经在百代公司的工作经历，能摸透观众观影心理，权仙电戏院播放的影片非常吸引眼球，如“美国侦探片《红眼盗》《巴林女》、战争片《美墨大血战》、科幻片《木头人》”[3]，这些影片深受观众喜爱，甚至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周紫云不久后又成立了权仙电影公司，促使电影的放映走向正规与现代。
幽默风趣的天津人编出“看电影到平安，电影公司属权仙”这样的顺口溜。与权仙同属于老牌影院的平安影院，有着自己较为鲜明的特色。尽管英籍印度人巴厘在1910年创办该影院，环境简陋、设备落后，但不久之后便进行全方位的装潢，采用完全罗马风格建筑建造，影院内部不仅有放映影片的地方，还有酒馆、餐厅，无论是建筑、装潢等其他设置均展现出西式风情。权仙电戏院与平安影院的率先开办，迅速带动了天津电影院的发展。正是在权仙、平安等影院的带动下，民众对电影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对于电影二字，尚莫名其妙，遑论嗜好”到“津人士已移其向所欢迎旧剧之心理，而欢迎电影焉”[4]众多的电影院便在民众对电影的期待中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天津的电影院在数量上逐步增多，在规模以及营业上也较为正规化。这时的电影院多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华人所创办的影院，如光明社、新新电影园、开达电影园，这类影院的售价普遍比较低廉，设备也较为简陋，受众多为学生及社会底层人士。另一类是外国人开设的电影院，如平安电影园（Empire Cinema）、天昇电影院（Olympic Cinema），这类影院受众多为西方人，影片的广告也多是外文报刊上，票价又不是很便宜，所以大多也仅有“极少数学染欧风”的华人前去观影。第三类影院是日本人所创办的天津电影园，正因自电影放映前会将说明书翻译成中、日不同类型文字，小小的技巧下营业也不错。大多数影院在影片的选择上以牟利为标准。就影片的品质来说，影院并没有去进行特别的斟酌，“至于片子的好坏，于小观客的心理有什么影响，简直不去考究”[5]的这种商人心态是社会中的一种逐利缩影。
天津本土的影片公司，也在这种商业氛围中纷纷创办及进行影片拍摄。如果说初期的津市新月影片公司、天津影片公司的创办还是尝试、小心求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的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新星”“北洋”“远东”“华北”“紫罗兰”“观世音”“渤海”“中美”“协新”。但因为过于逐利，许多公司拍摄了几部影片，昙花一现后消失了。历史并非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对这些影片公司的考量也不能简单的给予肯定或否定。这些影片公司除了拍摄武侠片、侦探片、爱情片这类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影片，他们在社会教育影片上也有所探索，或许有“吾国人欲求智育发达，惟有从国产影片入手”[6]的部分初衷。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众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也愈来愈强烈，报刊上不少人开始呼吁影院权衡轻重、偏重国产片的排片。新新影院更是“盖不忍电影事业之权利外溢”[7]，于是专门搜集国产影片上映，通过影院特刊——《新新特刊》对国产影片进行评价，减少其他影院受损的情况。北方影片公司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准备拍摄其第二部影片《永不归》（马季湘、张天然、李朗秋，1926），导演马季湘生病延迟拍摄时间，但演员们还是足足做了八个月的工作，并没有固定的薪水，仅由公司稍微送些车马费。这些细微的努力或许微不足道，但也可见对于天津本土的电影事业，还是有不少人在纷杂混乱的市场之中有所坚守的。
总体来看，电影很快在天津立足，这不光是电影作为一种新奇的玩意获得天津市民众的喜爱，还源于天津自古以来的娱乐传统，天津人有爱玩的“胃口”，电影便很快成为天津人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在20世纪后半段，竟出现“只要影片出色，就能卖满座”[8]的盛况。
二、民族身份的传声筒（1931-193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加快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继而密谋了一场便衣制造混乱的局面，谋划将天津演变成另一个沈阳。1931年11月8日天津事变爆发。天津事变打破了天津表面上的安宁，观众在影院中也不能全然沉浸在光影之中，不时的动乱，导致前去观影的观众也存在危险，“光明、明星各电影院中之观众，因无处可归，多留于院内。”[9]影院在20世纪20年代基础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分层状况。民众的紧张心情伴随着炮火越发沉重，尽管影院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不能保证天津民众的生命安全，却成了天津民众的心理“避难所”，这一时期，国产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影院鼎盛情况，有“不亚于上海”[10]之说，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电影院已达四十多家，遍布天津繁华地段”[11]。頭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放映的影片有明显的区别。头轮影院有平安影院、光陆影院、大光明影院，这些影院上映的大多数为美国片，票价在一元左右。不同电影公司有固定的片商供给影片，平安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华纳、雷电华等公司出品，光陆影院放映影片多是米高梅、联美等公司出品，大光明电影院曾名为蛱蝶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狐狸等公司出品。头等影院的装潢多是豪华贵气，设备完善，夏有冷气，冬有暖气，观众多是各国侨民、各国士兵，前期华人寥寥，直到后期一些“布尔乔亚的少爷小姐和阔绰的男女学生，以及买办吃洋饭之流臣”[12]多来影院感受“洋气”。二轮影院有光明大戏院、明星电影院、新新电影院、河北电影院，这些影院因票价不高，上映影片又为首轮影院放映过的片子，只要环境稍好，便很受学生及民众的欢迎。如光明电影院不仅“自筑院址，宽敞而大，楼房十分壮观，夏天并有露天花园，院中设备也采取一种花园构图，楼台带殿阁，翠树覆荫，花红柳绿，上有皓月当空，疏星三五，十分诗意”，且放映的影片多样又比较精彩，既有“明星”“联华”“天一”的新片，又有平安影院上映过的外国片，票价又比较灵活“分二、四、六角三种，平时每一张票可带一个十二岁以下的小孩”[13]，夏天有冷气设备，“凡发音，光线，座位等也都可以说是很够味”[14]，所以在二轮影院中算得上营业发达的，每每上映国产片时，一片营业千元也不在话下。三轮影院数量最多，条件也参差不齐。这些影院大多在激烈的竞争中因经验不善而“掉”到三等，如：皇宫大戏院、天昇电影院;亦或因为有声片的来袭，没有及时更新有声设备，只好继续上映默片，如：庆云电影院、上平安电影院、皇后电影院、上权仙电影院、新明电影院、东方电影院、华北电影院、天桂电影院等。票价对底层群众十分友好，在三角到几分不等，有的仅需一个芝麻烧饼钱，“所有的三等电影院全用女招待，以广招莱”。尽管二等影院中也有女招待，但三等影院中，女招待成为影院的“活广告”，“营业并不以影片来号召，而竟靠着女招待来维持”。[15]
1935年，天津影院与外商发生冲突，好莱坞驻华各影片公司以无理的条件要求影院上映影片一定“映满若干时日，巉能更换新片”，且还要在新片中捆绑销售，把一些不太能够卖钱的影片一起售卖给影院，“凡与各戏院签订合同，其所订立的条件务需院方一一遵守”[16]，且一旦他们认为影院有所违背，便停止给该影院提供放映的影片。这种“霸王条款”的压迫，给全部上映美国影片的头轮影院造成致命的冲击，光明影戏公司“亦因营业的不振，而沦作第三轮影院了”[17]。但天津各影院也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外商，有人联络各大小影院，“将包租外国影片，彼此传映，绝不受其把持，否则可停映其影片，或完全放演国产片”[18]。不爱受人调配的天津人在此彰显了江湖侠气。
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国产片开始在天津市受到广泛的欢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微妙的关系形成连接。而影院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曾经的首轮影院，以外片为卖点，现在生意变得青黄不接，尽管努力招揽观众“上映前的三四天，甚至于一星期，影院便大登广告，拼命的宣传”，但也仅是“上座也不过是六七成——四五百人”。反倒曾经的二轮影院生意红火起来，因上映的均是“联华”“电通”“明星”等公司的国产片，“每一部国产片，在津总有十天以上的映期，平均观众约在万五千人左右”[19]。除此之外，国产片的兴盛当然也有不少智者的宣传，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就已经很强烈了，20世纪30年代，依旧有鼓励国产电影制作的声音。不少仁人志士相信“中国的影片、因焉文字言语以及风俗人情等关系、只要出品的质量够得上、中国片就容易和外国片竞争”[20]。外国影片中如若有侮辱中国的情节，也会在报纸上进行责备。如1931年4月8日《益世报（天津版）》就有标题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