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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是当时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地。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南宋剑州将乐（今福建南平市将乐）人，因他世居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之下，人称龟山先生，他宋熙宁九年中进士第，高宗时至龙图阁直学士，杨时一生不求闻达，其主要活动是探求并传播理学，先后拜程颢、程颐兄弟为师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兄弟器重。杨时南归，程颢送之曰“吾道南矣”，这就是“道南”之说的来历，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开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南”系理学传播大师和关键人物，被称为“程氏正宗”“洛闽中枢”，杨时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59岁初寓常州，至建炎二年（1128年）76岁离开常州无锡，还将乐故里，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十八年之久，杨时十分喜爱江西庐山的东林寺，游庐山时曾写下《东林道上闲步》一诗，他见无锡的讲学之所前临清流，古木环绕，宛如庐山的东林寺，就将此地命名为“东林书院”。
用德行修复时间
南宋时，无锡本地一些杨时门人弟子，为了缅怀杨时传播理学的丰功伟绩，在东林书院旧址上建立了杨时祠堂，元至正十年（1350年），僧人秋潭在此建立了东林庵，到了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200余年间，其地沦为僧区，直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才被重新修复。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让人不得不感叹于它的大气与魄力，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如果作者可以看到今天人们依然这样认同他的思想，一定会含笑九泉了，现在这副对联就悬挂在东林书院内，这副对联的作者是顾宪成和他的同志高攀龙。
由于当时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一部分在朝的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知识分子等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但封建社会的顽固本性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纷纷被贬回乡，但他们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回到家乡研究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以文会友，探索理学，因讲学需要，急需一个固定场所，于是他们积极上呈地方官府，请求在杨时讲学的原址上修复东林书院，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传统，经过多方努力，东林书院重新修复一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开始，修复工程由顾自成亲自组织督理，同年九月工程顺利告竣，共费银1200余两，占地约16亩，为顾宪成捐资所购。
明代东林书院建筑布局采用左庙右学的形式，左边建有祭祀建筑，道南祠等，右边为讲学建筑，另外还有藏书及生活用房等，整座书院石坊高耸，松柏苍翠，环境幽寂，是讲学的理想场所。
穿过书院石牌坊，过小桥，入仪门，沿着笔直的甬道，可依次游览丽泽堂，来复斋等小巧雅致的书院建筑，最里面一进的依庸堂便是东林学人聚会的地方，堂内正中就悬挂着那副心怀远大抱负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为顾宪成10多岁读书时所写，他的老师出上联，顾宪成对下联，珠联璧合成就了一副名联，对联原本挂在顾家祠堂，“文革”前由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顾希炳先生移至东林书院内，原联书写者已无从考证，“文革”中该联被毁，现在的这副白底黑字对联为廖沫沙先生1982年所写。
以书斋沉淀庸言
“来复斋”为东林书院山长、知名学者吴桂森的书斋。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祸兴，东林书院除道南祠外，其他建筑全被拆毁，崇祯帝即位后，下旨修复东林书院，可当时人们尚心有余悸，皆环顾不敢响应，唯无锡吴桂森得旨大悦，个人单独捐资修丽泽堂及书院内大门，名曰“东林精舍”，并于丽泽堂西侧建来复斋三楹，主持东林书院讲学之事，“来复”一名取自《周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寓意指很快恢复东林讲学之事，位于依庸堂西侧的“寻乐处”为书院来学者偃息之所，“寻乐”二字意为反复探寻，领悟先贤奥旨，则乐在其中。
东轴线由祭祀东林书院创始人杨时的道南祠以及报功祠、时雨斋，再得草庐东林庵等祭祀建筑和曲廊方亭组成，园内修竹摇曳，水边芦苇丛生，以恢复历史上的弓河作为与外界的分隔，形成了开放式园林的格局，道南祠是书院创始人宋代杨时及其弟子门人专祠，因杨时南归故里时其师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故取“道南”名祠，意将道学传至南方，道南祠内祀杨时及明清东林学者等约八十多人，均需经官府批准入祠，是标榜前贤激励后学的重要场所，东林报功祠专祠宋代至清代历朝对东林书院修复、保护、捐助等地方各界有功之官佐、宿儒、士绅、贤达等，该祠建成当年延请李鸿章题书祠名，由周鸣鹤撰记，由当时锡邑书法名家邹安鬯书碑，原碑现仍存祠内。
“再得草庐”因杨时诗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而命名，为清初学者东林书院山长高世泰读书讲学的重要场所，高世泰是高攀龙的侄子，他辞官归里后主东林书院三十多年讲学，是明清鼎革之际东林建筑修复与讲事振兴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时雨斋”位于依庸堂东侧，清乾隆二年（1737年）由金匮知县王允谦构建，此斋是清代书院正式课习举业之所，标志着书院禅学向官学转化的开始，据说该斋所建时值夏五月，天久不雨，甫落成而雨适至，故名“时雨斋”，王允谦撰有《时雨斋记》。
重修后的东林书院的内部陈列也经反复考证，如今的陈列分三大类，其中东林精舍的沙盘模型宏观地再现了书院建筑，并以现代化的手段模拟再现书院的兴衰，分散在各处的记录杨时、高攀龙、顾宪成等的语录牌达38件，史实资料的展板数十件，典籍室里更有线装书、研究类书籍数百册。
深处这一片古建筑群，粉墙黛瓦，厅堂曲廊，石坊高耸，泮池碧水，古柏参天，幽静万分，当你徘徊于东林书院庭院，仰望棵棵青松翠柏，步入古老的殿堂，面对先贤的庄严图像，你一定会想得很多，隔着几个世纪的风霜，当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如今已遥远而模糊，而文人志士们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关心，仍清晰可感。
相对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的政治性要强上许多，前者专注于纯粹的治学，而后者则偏重于经世之道的探求，这从书院办学初衷和院训便可略见一斑。在明朝风雨飘摇的年代，一群不满时政的文人罢官去职，却以天下为己任，怀着一腔意气，不顾身家性命开设书院，借学问之名宣扬政治主张，慷慨陈世，针砭时弊，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表达着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学术的尊崇，这种传承和尊崇，即使历经风雨也能永不褪色，即使遭遇劫难也能巍然不倒！
用德行修复时间
南宋时，无锡本地一些杨时门人弟子，为了缅怀杨时传播理学的丰功伟绩，在东林书院旧址上建立了杨时祠堂，元至正十年（1350年），僧人秋潭在此建立了东林庵，到了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200余年间，其地沦为僧区，直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才被重新修复。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让人不得不感叹于它的大气与魄力，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如果作者可以看到今天人们依然这样认同他的思想，一定会含笑九泉了，现在这副对联就悬挂在东林书院内，这副对联的作者是顾宪成和他的同志高攀龙。
由于当时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一部分在朝的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知识分子等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但封建社会的顽固本性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纷纷被贬回乡，但他们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回到家乡研究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以文会友，探索理学，因讲学需要，急需一个固定场所，于是他们积极上呈地方官府，请求在杨时讲学的原址上修复东林书院，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传统，经过多方努力，东林书院重新修复一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开始，修复工程由顾自成亲自组织督理，同年九月工程顺利告竣，共费银1200余两，占地约16亩，为顾宪成捐资所购。
明代东林书院建筑布局采用左庙右学的形式，左边建有祭祀建筑，道南祠等，右边为讲学建筑，另外还有藏书及生活用房等，整座书院石坊高耸，松柏苍翠，环境幽寂，是讲学的理想场所。
穿过书院石牌坊，过小桥，入仪门，沿着笔直的甬道，可依次游览丽泽堂，来复斋等小巧雅致的书院建筑，最里面一进的依庸堂便是东林学人聚会的地方，堂内正中就悬挂着那副心怀远大抱负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为顾宪成10多岁读书时所写，他的老师出上联，顾宪成对下联，珠联璧合成就了一副名联，对联原本挂在顾家祠堂，“文革”前由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顾希炳先生移至东林书院内，原联书写者已无从考证，“文革”中该联被毁，现在的这副白底黑字对联为廖沫沙先生1982年所写。
以书斋沉淀庸言
“来复斋”为东林书院山长、知名学者吴桂森的书斋。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祸兴，东林书院除道南祠外，其他建筑全被拆毁，崇祯帝即位后，下旨修复东林书院，可当时人们尚心有余悸，皆环顾不敢响应，唯无锡吴桂森得旨大悦，个人单独捐资修丽泽堂及书院内大门，名曰“东林精舍”，并于丽泽堂西侧建来复斋三楹，主持东林书院讲学之事，“来复”一名取自《周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寓意指很快恢复东林讲学之事，位于依庸堂西侧的“寻乐处”为书院来学者偃息之所，“寻乐”二字意为反复探寻，领悟先贤奥旨，则乐在其中。
东轴线由祭祀东林书院创始人杨时的道南祠以及报功祠、时雨斋，再得草庐东林庵等祭祀建筑和曲廊方亭组成，园内修竹摇曳，水边芦苇丛生，以恢复历史上的弓河作为与外界的分隔，形成了开放式园林的格局，道南祠是书院创始人宋代杨时及其弟子门人专祠，因杨时南归故里时其师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故取“道南”名祠，意将道学传至南方，道南祠内祀杨时及明清东林学者等约八十多人，均需经官府批准入祠，是标榜前贤激励后学的重要场所，东林报功祠专祠宋代至清代历朝对东林书院修复、保护、捐助等地方各界有功之官佐、宿儒、士绅、贤达等，该祠建成当年延请李鸿章题书祠名，由周鸣鹤撰记，由当时锡邑书法名家邹安鬯书碑，原碑现仍存祠内。
“再得草庐”因杨时诗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而命名，为清初学者东林书院山长高世泰读书讲学的重要场所，高世泰是高攀龙的侄子，他辞官归里后主东林书院三十多年讲学，是明清鼎革之际东林建筑修复与讲事振兴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时雨斋”位于依庸堂东侧，清乾隆二年（1737年）由金匮知县王允谦构建，此斋是清代书院正式课习举业之所，标志着书院禅学向官学转化的开始，据说该斋所建时值夏五月，天久不雨，甫落成而雨适至，故名“时雨斋”，王允谦撰有《时雨斋记》。
重修后的东林书院的内部陈列也经反复考证，如今的陈列分三大类，其中东林精舍的沙盘模型宏观地再现了书院建筑，并以现代化的手段模拟再现书院的兴衰，分散在各处的记录杨时、高攀龙、顾宪成等的语录牌达38件，史实资料的展板数十件，典籍室里更有线装书、研究类书籍数百册。
深处这一片古建筑群，粉墙黛瓦，厅堂曲廊，石坊高耸，泮池碧水，古柏参天，幽静万分，当你徘徊于东林书院庭院，仰望棵棵青松翠柏，步入古老的殿堂，面对先贤的庄严图像，你一定会想得很多，隔着几个世纪的风霜，当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如今已遥远而模糊，而文人志士们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关心，仍清晰可感。
相对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的政治性要强上许多，前者专注于纯粹的治学，而后者则偏重于经世之道的探求，这从书院办学初衷和院训便可略见一斑。在明朝风雨飘摇的年代，一群不满时政的文人罢官去职，却以天下为己任，怀着一腔意气，不顾身家性命开设书院，借学问之名宣扬政治主张，慷慨陈世，针砭时弊，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表达着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学术的尊崇，这种传承和尊崇，即使历经风雨也能永不褪色，即使遭遇劫难也能巍然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