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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改进现有方法，利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考察后发现：第一，汇率制度变量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以及高度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拉动效应；第三，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呈反向关系，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能提升地区间出口技术的相对高度，反而利于地区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变动；技术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55-04
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人民币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向盯住—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不仅由此增加了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因此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不能一直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无序扩张。要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改进对外贸易的社会福利效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契机（胡均民，2006）。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汇率变动是否能够改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技术水平，增强我国出口竞争力水平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就成为受关注的重点，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胡均民，2006；曾铮、张亚斌，2007；冯正强、杨晓霞，2007；魏晓晴、刘国峰，2010等）。
然而，经文献回顾后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普遍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量、值、占比等统计量来划分出口商品结构。这种划分方法可能会高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水平。随着国际间专业化分工的迅猛发展，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使得某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只是承担生产的某个特定环节（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装配环节）。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值、出口量或出口份额等“量”上的增长能否真正说明国家（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是有待商榷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技术附加值的概念来衡量出口商品的“质”。该指标来源于关志雄（2002）出口“高度化”指标的计算过程；随后Hausmann（2003）也提出了技术“复杂度”的概念并成功运用于国际贸易分析，虽然指标来源不同，叫法相异，但是构造的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该指标综合反映了一国（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劣地位，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的平均技术附加值提高，代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水平提高、竞争力增强。
据上，本文将在测算出口商品技术附加值的基础上，考察汇率制度、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变动的关系，分析汇率行为对我国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二、技术附加值的测算方法及地区出口技术水平
（一）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测算及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
综观文献资料，关志雄（2002）、Hausmann（2005）、樊纲（2006）、刘钻石（2010）等均采用加权人均GDP的方法来衡量技术附加值。这种计算方法主要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确定合适的权重；二是确定计算产品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关志雄（2002）、Lall（2006）直接以一国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作为权重；樊纲等（2006）在考虑权重时，注意到了各国出口规模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把显示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作为赋值的基础①。郑昭阳等（2009）通过反例说明，采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权重计算方法可能使得较小穷国所依赖的出口产品其技术附加值明显向下偏差，比较而言，用出口额的分布作为权重可能更加合适。在计算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的选择上，上述文献普遍立足世界范围，计算世界各国人均GDP加权平均来衡量各种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这种方法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现有贸易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并成功地运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分析。然而也有文献资料将这种计算方法应用于省际之间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刘钻石、张娟，2011）。本文以为，基于世界范围计算的产品技术附加值结果用于省际之间的分析似有不妥。许斌（2008）在指出罗德里克错估中国出口的相对复杂度时就曾提出，用中国的人均GDP估计中国出口复杂程度时必须注意到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技术水平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以人均GDP的国际加权平均值作为基础衡量我国地区间技术结构状况，就可能会出现欠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高估，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低估，从而发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出口技术水平趋同的现象。
（二）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
本文用来衡量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第二指标是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所谓低技术与高技术都是相对而言的。随着科技水平普遍提高，今天的高技术可能就是明天的低技术。因而衡量产品的技术水平不仅要考虑该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而且还要考虑与该产品同期存在的其他产品的技术含量。杜修立等（2007）称这种剔除了产品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来衡量产品之间相对技术水平的方法为“高度。
三、汇率行为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
1. 变量与数据。本文收集了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所有数据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出口商品按照海关HS编码分类，被分为22类，98章。类基本按照经济部门划分，章已经进入了产品层的划分。其中，除第77章作为备用章，第93章为武器弹药数据无法获得外，本文以剩余的96章划分出口产品。此外，地区的划分以行政区划作为分割标准，全国共分为31个省及自治区。本文的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如下：
（1）地区出口技术水平（DTECH）及技术高度化水平（DTCI）。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了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指标，限于篇幅，仅概述如下：在样本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平均出口技术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名列前五位的省份主要有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北京，浙江稳居第六。其中，天津呈不断下降趋势，其他地区基本稳定。出口技术水平靠后的省份有青海、吉林、山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陕西等，其中，吉林、山西、青海三省呈快速上升态势。31个省及自治区中，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 根据（5）式计算了剔除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后的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基本位于前五位的是上海、江苏、广东、北京以及天津，基本位于后五位的是云南、贵州、宁夏、海南以及山西，其中上海的出口“高度化”指数均值最大，云南的均值最小。所有地区总体走势较为一致，2006年之前逐步上升，2006年之后又呈现下降趋势，然而2008年多数地区出现了翘尾现象。
（2）实际有效汇率（REER）及汇率制度（ERR）。实际有效汇率能真正反映一国贸易竞争状况，本文采用的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月度数据，将12个月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平均值作为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②。如图1所示，2005年之前，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贬值，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呈现下行走势；2005年之后，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开始不断升值，从而呈现出以2005年为界的U形。本文将汇率制度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并且作如下设定：2002—2004年为0；2005—2008年为1。
（3）其他变量。为了降低内生性发生概率，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了影响出口商品技术水平的其他解释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用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总体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反映外来技术溢出能力；技术水平（T），本文采用地区专利市场年成交额表示当地的创新能力。
（二）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2.1计量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的选择依据Hausmann 检验值而定。从模型一、模型二的回归结果看，汇率变动与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指标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其汇率弹性分别为0.26和0.19，即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平均出口技术水平分别提高0.26%以及0.1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冲击大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冲击，从而改善了地区出口商品的结构。模型三、模型四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呈反向变动，其弹性值分别为-1.31和-1.12。技术“高度化”的概念设定剔除了普遍技术水平的提升，反映了地区间技术水平的比较。该结果意味着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缩小我国地区之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差距，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之后，迫于降低成本的压力，沿海发达地区的出口企业向内地转移生产所致。
加进制度因素之后，将模型二、模型四分别与模型一、模型三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模型二与模型四的拟合优度得到显著改善。说明制度因素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变动具有解释力。并且，制度变量的加入，削弱了汇率对技术水平变动的解释力度，其原因是汇率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制度本身的告示效应对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样本期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高度化”指数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05和0.12。
比较来看，在本文选用的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的影响最大，这固然有指标设定上的因素，但是也足以说明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技术水平提升，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另外，模型一、二、三、四的回归结果显示，用来代表地区创新能力的技术成交额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有微弱的作用，对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没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高度化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与刘钻石、张娟（2010）所得到的结论类似，与已有大多数文献有较大出入，其原因可能与技术水平的设定有关（刘钻石、张娟，2010）。
四、主要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汇率行为对我国各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在测算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的基础上，计算出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以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实际有效汇率以及汇率制度变量作为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并且引入多个控制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汇率制度变量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渠道主要有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制度本身的告示效应。第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其原理是汇率升值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从而改善了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了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第三，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呈反向关系，说明人民币汇率不能提升地区间出口技术的相对高度，反而利于地区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均等化发展。其原因可能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成本压力导致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所致；第四。本文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说明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技术水平提升。另外，与刘钻石、张娟（2010）所得到的结论类似，各地区FDI、代表地区创新能力的技术成交额与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具体的原因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7）：137-151.
[2]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8）：70-80.
[3]刘钻石，张娟.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地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1）：49-55.
[4]刘钻石，张娟.加工贸易对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J].当代财经，2010，（4）：104-109.
[5]Sanjaya Lall.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1985-1998.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0，28（3）： 337-368.
[6]Ricardo Hausmann，Jason Hwang，Dani Rodrik.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Econ Growth，2007，（12）：1-25.
[7]Sanjaya Lall，John Weiss，Jinkang Zhang. The“Sophistication”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 World Development，2006，34（2）：222-237.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变动；技术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55-04
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人民币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向盯住—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不仅由此增加了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因此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不能一直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无序扩张。要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改进对外贸易的社会福利效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契机（胡均民，2006）。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汇率变动是否能够改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技术水平，增强我国出口竞争力水平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就成为受关注的重点，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胡均民，2006；曾铮、张亚斌，2007；冯正强、杨晓霞，2007；魏晓晴、刘国峰，2010等）。
然而，经文献回顾后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普遍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量、值、占比等统计量来划分出口商品结构。这种划分方法可能会高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水平。随着国际间专业化分工的迅猛发展，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使得某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只是承担生产的某个特定环节（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装配环节）。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值、出口量或出口份额等“量”上的增长能否真正说明国家（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是有待商榷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技术附加值的概念来衡量出口商品的“质”。该指标来源于关志雄（2002）出口“高度化”指标的计算过程；随后Hausmann（2003）也提出了技术“复杂度”的概念并成功运用于国际贸易分析，虽然指标来源不同，叫法相异，但是构造的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该指标综合反映了一国（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劣地位，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的平均技术附加值提高，代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水平提高、竞争力增强。
据上，本文将在测算出口商品技术附加值的基础上，考察汇率制度、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变动的关系，分析汇率行为对我国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二、技术附加值的测算方法及地区出口技术水平
（一）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测算及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
综观文献资料，关志雄（2002）、Hausmann（2005）、樊纲（2006）、刘钻石（2010）等均采用加权人均GDP的方法来衡量技术附加值。这种计算方法主要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确定合适的权重；二是确定计算产品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关志雄（2002）、Lall（2006）直接以一国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作为权重；樊纲等（2006）在考虑权重时，注意到了各国出口规模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把显示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作为赋值的基础①。郑昭阳等（2009）通过反例说明，采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权重计算方法可能使得较小穷国所依赖的出口产品其技术附加值明显向下偏差，比较而言，用出口额的分布作为权重可能更加合适。在计算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的选择上，上述文献普遍立足世界范围，计算世界各国人均GDP加权平均来衡量各种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这种方法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现有贸易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并成功地运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分析。然而也有文献资料将这种计算方法应用于省际之间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刘钻石、张娟，2011）。本文以为，基于世界范围计算的产品技术附加值结果用于省际之间的分析似有不妥。许斌（2008）在指出罗德里克错估中国出口的相对复杂度时就曾提出，用中国的人均GDP估计中国出口复杂程度时必须注意到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技术水平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以人均GDP的国际加权平均值作为基础衡量我国地区间技术结构状况，就可能会出现欠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高估，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低估，从而发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出口技术水平趋同的现象。
（二）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
本文用来衡量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第二指标是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所谓低技术与高技术都是相对而言的。随着科技水平普遍提高，今天的高技术可能就是明天的低技术。因而衡量产品的技术水平不仅要考虑该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而且还要考虑与该产品同期存在的其他产品的技术含量。杜修立等（2007）称这种剔除了产品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来衡量产品之间相对技术水平的方法为“高度。
三、汇率行为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
1. 变量与数据。本文收集了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所有数据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出口商品按照海关HS编码分类，被分为22类，98章。类基本按照经济部门划分，章已经进入了产品层的划分。其中，除第77章作为备用章，第93章为武器弹药数据无法获得外，本文以剩余的96章划分出口产品。此外，地区的划分以行政区划作为分割标准，全国共分为31个省及自治区。本文的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如下：
（1）地区出口技术水平（DTECH）及技术高度化水平（DTCI）。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了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指标，限于篇幅，仅概述如下：在样本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平均出口技术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名列前五位的省份主要有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北京，浙江稳居第六。其中，天津呈不断下降趋势，其他地区基本稳定。出口技术水平靠后的省份有青海、吉林、山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陕西等，其中，吉林、山西、青海三省呈快速上升态势。31个省及自治区中，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 根据（5）式计算了剔除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后的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基本位于前五位的是上海、江苏、广东、北京以及天津，基本位于后五位的是云南、贵州、宁夏、海南以及山西，其中上海的出口“高度化”指数均值最大，云南的均值最小。所有地区总体走势较为一致，2006年之前逐步上升，2006年之后又呈现下降趋势，然而2008年多数地区出现了翘尾现象。
（2）实际有效汇率（REER）及汇率制度（ERR）。实际有效汇率能真正反映一国贸易竞争状况，本文采用的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月度数据，将12个月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平均值作为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②。如图1所示，2005年之前，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贬值，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呈现下行走势；2005年之后，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开始不断升值，从而呈现出以2005年为界的U形。本文将汇率制度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并且作如下设定：2002—2004年为0；2005—2008年为1。
（3）其他变量。为了降低内生性发生概率，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了影响出口商品技术水平的其他解释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用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总体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反映外来技术溢出能力；技术水平（T），本文采用地区专利市场年成交额表示当地的创新能力。
（二）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2.1计量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的选择依据Hausmann 检验值而定。从模型一、模型二的回归结果看，汇率变动与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指标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其汇率弹性分别为0.26和0.19，即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平均出口技术水平分别提高0.26%以及0.1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冲击大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冲击，从而改善了地区出口商品的结构。模型三、模型四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呈反向变动，其弹性值分别为-1.31和-1.12。技术“高度化”的概念设定剔除了普遍技术水平的提升，反映了地区间技术水平的比较。该结果意味着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缩小我国地区之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差距，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之后，迫于降低成本的压力，沿海发达地区的出口企业向内地转移生产所致。
加进制度因素之后，将模型二、模型四分别与模型一、模型三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模型二与模型四的拟合优度得到显著改善。说明制度因素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变动具有解释力。并且，制度变量的加入，削弱了汇率对技术水平变动的解释力度，其原因是汇率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制度本身的告示效应对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样本期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高度化”指数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05和0.12。
比较来看，在本文选用的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的影响最大，这固然有指标设定上的因素，但是也足以说明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技术水平提升，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另外，模型一、二、三、四的回归结果显示，用来代表地区创新能力的技术成交额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有微弱的作用，对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没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高度化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与刘钻石、张娟（2010）所得到的结论类似，与已有大多数文献有较大出入，其原因可能与技术水平的设定有关（刘钻石、张娟，2010）。
四、主要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汇率行为对我国各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在测算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的基础上，计算出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以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实际有效汇率以及汇率制度变量作为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并且引入多个控制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汇率制度变量对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渠道主要有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制度本身的告示效应。第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其原理是汇率升值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从而改善了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了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第三，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呈反向关系，说明人民币汇率不能提升地区间出口技术的相对高度，反而利于地区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均等化发展。其原因可能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成本压力导致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所致；第四。本文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说明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技术水平提升。另外，与刘钻石、张娟（2010）所得到的结论类似，各地区FDI、代表地区创新能力的技术成交额与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具体的原因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7）：137-151.
[2]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8）：70-80.
[3]刘钻石，张娟.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地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1）：49-55.
[4]刘钻石，张娟.加工贸易对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J].当代财经，2010，（4）：104-109.
[5]Sanjaya Lall.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1985-1998.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0，28（3）： 337-368.
[6]Ricardo Hausmann，Jason Hwang，Dani Rodrik.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Econ Growth，2007，（12）：1-25.
[7]Sanjaya Lall，John Weiss，Jinkang Zhang. The“Sophistication”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 World Development，2006，34（2）：222-237.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