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南唐元宗李璟(后改为景)即位后，其亲信陈觉、魏岑、查文徽等担任枢密使，他们为了树立威望，轻启边衅，用兵海隅，但并未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反而削弱了南唐的国力。淮南之战中，陈觉等人举将不当，又嫉贤妒能，导致南唐一溃千里，被迫对后周割地称臣，虽未骤亡，但亡国之势已成。陈觉等人恃宠而骄，大结朋党，打击异己，凌忽亲王，败坏朝纲。枢密使权力的膨胀既与元宗即位的曲折相关，也与元宗个人执政能力有关，对“孙党”的戒备使得他偏重“宋党”，最终使南唐走向衰亡。
关键词：南唐；李壕；枢密使；讨闽之役；淮南之战；即位的曲折
中图分类号：K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1-0085-05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而南唐据有富饶的江淮，政局稳定，国富民丰，成为诸邦中的强国。但元宗李璟即位后，在枢密使主张下，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前代积聚的财富迅速挥霍一空，南唐从此一步步走向衰亡。通过考察李璟一朝枢密使的活动，或许能提供认识南唐衰亡的另一视角。
一、枢密使侵损时政的表现及其后果
南唐开国之主李璟精明务实，在位期间实行息兵安民政策，辑睦邻境，发展农桑，在位数年，兵不妄兴，“江淮间连年丰乐，兵食盈溢”〔1〕(卷1“烈祖本纪”)。“不但经济长足发展，富庶甲于天下，而且疆域广阔，“东暨衢、矜，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伪之地，最为强盛。”〔2〕(卷134 P1787)李璟临终告诫元宗“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3〕(卷15 P201)。但是随着元宗即位，昔日集结在东宫的一批文士如冯延巳兄弟、查文徽、陈觉等上台占据了要职，他们觉得自己根基尚浅，希图开疆拓土以树立威望。在大臣一片开疆拓土的呼声中，元宗很快把先帝嘱托抛之脑后，“自以唐子孙，慨然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1〕(卷15“魏岑传”)，用兵闽楚，削弱了自身实力。
(一)擅启边衅，临阵怯战
元宗即位的第二年(938)，闽国(王审知建立)内乱，兄弟争权夺位，自相残杀，枢密副使查文徽认为是天赐良机，建议出兵闽国，大将何敬洙久经战阵，坚持“闽地僻陋，不足劳大兵”〔1〕(卷6“何敬洙传”)，于是元宗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审察边关能否出兵。文徽锐于成功，并未对双方形势认真考察，“至上饶复命，盛言必克”〔3〕(卷26 P370)。元宗决定由查文徽、边镐率兵伐闽。查文徽虽好言兵，但并不善作战，又临阵怯懦，“行次盖竹，遇建州兵至，又闻泉、漳、汀州皆归延政，恐惧，退保建阳”〔3〕(卷26P371)，军队败挫。次年在何敬洙的协助下，双方夹击，才大败建州军，夺取建州，汀州、漳州、泉州随之纷纷归降南唐。南唐军初入闽，“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4〕(卷285P9296)。但主帅查文徽并未乘机安抚人心，反而“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4〕(卷285P9297)，复生叛心。但元宗却知而不问，对查文徽升官加爵，“由是文徽益自用”〔3〕(卷26P371)。
建州之捷大大刺激了南唐的进取心，诸臣想乘胜再取福州。宋齐斤声言以枢密使陈觉为宣谕使，召李宏义(屯福州)入朝，“可不劳寸刃，尽得闽地。元宗意方向觉，遂遣之”〔3〕(卷26P360)。由几条史料可以看清这一事件的过程。“(陈觉)既至，宏义倨甚，觉气折，不敢言。归至剑州，耻于无功，遂遣使矫诏召宏义，自称权知福州事，擅兴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冯延鲁将之，攻福州。败绩，众溃而归，死者万计，亡失金帛戈甲之类无算。”(《十国春秋》卷26第360页)
“觉矫命发兵攻福州，(枢密使魏)岑方安抚漳、泉，闻觉举事，恐其专有功，亦擅发兵会觉。元宗以势不可中止，遂以岑为东南面应援使，与冯延鲁、王崇文及觉四面进攻，彼此争功，进退不相应。而岑尤躁幸，辄自焚营垒，纵兵入城，为福人所歼。会吴越(援宏义)兵至，延鲁与战败，诸军皆溃。”(同前，卷26第363页)
“陈觉、冯延鲁、魏岑攻福州李宏义，围之，败吴越援兵，福州援绝危蹙，且拔矣，而觉、延鲁、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接应，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陈)觉奏请(王)建封济师，建封率五千人会之，破福州版寨，入东武门。而建封亦与诸将争功，遽敛兵先退，宏义乘之，军复败，遂溃而归。”(同前，卷22第318页)
“(保大五年)三月乙亥，吴越救福州兵白海道至，我师与之战，败绩，诸营皆溃。东南守将刘洪进请俟吴越兵去而取城，留从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陈觉等专恣，遂烧营而遁。”(同前，卷16第212页)
枢密使陈觉、魏岑无诏旨而擅发兵，军法本当处死，在作战中又彼此贪功，互不接应。南唐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攻下福州，但诸将各为私利，各自为战，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4〕(卷286 P9350)却使吴越顺利占领了福州。留从效也乘机袭据泉州，逐出南唐戍兵。“帝(元宗)不能制，加从效检校太傅。”〔3〕(卷16 P212)，以笼络从效。
对闽、楚的战争，总体看是得不偿失的，名义上吞并了闽、楚，但实际上又陷入新的割据状态。“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5〕，成为南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与吴越交战于福州城下时，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4〕(卷285P9314)闽、楚内乱对于南唐本来是绝好的吞并机会，如果成功，不但尽收闽、楚之地，也使吴越陷于三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但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彼此争功，贻误战机，占领的城池也得而复失，徒然削弱了自身实力。从此，机会再未眷顾南唐，一旦面临新崛起的后周，守备尚且不暇，更遑论实现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了。《钓矶立谈》曾痛斥陈觉等人说：“陈觉不俟诏旨进讨福州，冯延鲁贪功亟谋犄角，及戎律大挠，舆尸不归，……及见后主归命，家国湮覆，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
陈觉等人擅自兴兵，无功而返，擅兵，按军法就当处死，元宗盛怒之下，也决心治陈觉、冯延鲁擅兵之罪。御史中丞江文蔚、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也上疏极论其罪：“觉、延鲁罪不容诛，但齐丘、延巳为之陈请，故陛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场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4〕(卷286P9355)。由于其党与宋齐丘、冯延巳上表力救，最终罪魁祸首陈觉、魏岑、冯延鲁仅仅流贬，但不久陈觉、魏岑又蒙起用，复任枢密使，而弹劾他们的御史中丞江文蔚、韩熙载却先后受到宋齐丘等的排挤被贬官外任。如此颠倒黑白，致使南唐国政日益紊乱。欧阳修说：“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4〕(卷286P9413)。
穷兵黩武使得南唐国库空虚，这时江淮又连续三年大旱，蝗灾、疾疫流行，淮南饥民为了求生，纷纷渡过淮河前往后周求食，出现与李璟时期的北民南流截然相反的局势。然而，南唐政府无视人民的生死，派军队阻止饥民渡淮，军民之间发生冲突。后周太祖郭威下令“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4〕(卷291P9496)，赈济灾民。但是，南唐政府却截留来自后周境内的粮食，筑仓屯积，以供给军队。“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4〕(卷291P9496)
(二)收受赂遗，嫉贤妒能
经过闽、楚之战，南唐前代积聚的财富消耗一空，元宗也认识到进取的艰难，开始考虑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十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帝曰：‘将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4〕(卷291P9486)然而此时的息兵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空想，兴起于中原的后周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把先取淮南纳入统一的战略部署。保大末周世宗亲征，拉开了统一的序幕，用兵海隅已经使南唐元气大伤，显然难当其锐，而身为枢密使的魏岑、陈觉举荐大将但凭私意，致使战争失利，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后周南侵，元宗急忙调兵遣将，以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二万趋寿州(今安徽寿县)，皇甫晖为应援使，姚凤为应援都监，将兵三万屯定远。刘彦贞虽为名将之子，但“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龚遂、黄霸，汉之良吏)，用兵如韩、彭(韩信、彭越，汉之良将)，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4〕(卷292P9535)。周兵退保正阳，刘彦贞以为敌怯，贸然追击，周兵回戈反击，“大破之，斩彦贞，生擒咸师朗等，斩首万馀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馀万”〔4〕(卷292P9536)。双方初次大规模的交锋，以南唐全军覆没而告终，后周由此打开了南下江淮的门户。正阳之败不能说不与错用刘彦贞为将有关系，但追根究底是魏岑、陈觉等人纳贿行私，交口称赞彦贞为“一面长城”，蒙蔽了元宗，为兵败埋下了伏笔，史书称其为：“淮南丧地千里，其败实自彦贞始”〔3〕(卷22P320)。
周兵围困寿州，元宗以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拒周，枢密副使陈觉为监军使，援助寿州。寿州是南唐在淮河上的防御枢纽，双方在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坚固的城防加上名将刘仁赡的善守，周兵久攻不下。“齐王景达军于濠州，遥为寿州声援，军政皆出于陈觉，景达署纸尾而已。拥兵五万，无决战意，将吏畏觉，无敢言者。”〔4〕(卷293P9559)将领朱元善抚士卒，深得士心，淮南之战中诸将皆败退，唯独朱元克复舒、和、蕲州，被擢拔为淮南北面行营应援都监，与边镐、许文缜栅紫金山，将兵数万，援助寿州。值此千钧一发之刻，监军使陈觉与大将朱元矛盾激化，导致朱元叛降。对此，《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及马令《南唐书》记载大致相同“唐朱元恃功，颇违元帅节度；陈觉与元有隙，屡表元反覆，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觉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计事，将夺其兵。元闻之，愤怒，欲自杀，门下客宋NB374说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馀人降”(《资治通鉴》卷293第9565页)。“朱元数有功，觉忌之，夺其兵，元遂叛降周，诸军悉溃。”(《十国春秋》卷26第361页)。朱元的叛降不但大大削弱了南唐的军事实力，而且严重破坏了南唐的军事部署。后周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反攻，击溃南唐援军，生擒南唐大将许文缜、边镐等，彻底粉碎了南唐解寿州之围的企图，“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周)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4〕(卷293P9565)。唐元帅景达及陈觉自濠州奔归金陵，援军既败，寿州无奈而降，后周取得了淮南之役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寿州一破，周军势如破竹，攻占泗、濠、楚州，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也全军覆没。朱元恃功而骄自有过失，但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陈觉嫉贤妒能，不顾大局临阵换将，促成了朱元阵前倒戈，对南唐无疑是釜底抽薪，致使南唐惨败。拒周之役，陈觉寸功未立，尽失江北州县，但是“觉归为枢密使如故，而徵古为副使，不以败事自咎，方相与挟齐丘为耐久计，议事元宗前，横甚”。
(三)打击异己，结党自固
宋齐丘在南唐代吴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热衷权力，大树朋党，而冯延巳、陈觉、魏岑等人也乘机比附，借助他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宋齐丘为首的“宋党”。枢密使陈觉、魏岑、李徵古等都受到宋齐丘的荐拔，如陈觉“故齐丘客也”〔3〕(卷26 P360)，李徵古“与宋齐丘有中外戚，侍齐王景达为宫官”〔3〕(卷26 P361)。魏岑“数以计策干宋齐丘，荐授校书郎。尤工谄谀，善揣摩人意”〔3〕(卷26 P362)。“宋齐丘待陈觉素厚，唐主亦以觉为有才，遂委任之。冯延巳、延鲁、魏岑，虽齐邸旧僚，皆依附觉，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4〕(卷283 P9248)他们蟠据中外，递相柄任，互相倡和，打击异己。孙晟、韩熙载、常梦锡等均受过其害，数度遭贬。“(元宗)置宣政殿于内庭，以梦锡专掌密命。而魏岑已为枢密副使，善迎合，外结冯延巳等相为表里。梦锡终日论争，不能胜，罢宣政院，犹为学士如故，乃称疾纵酒，希复朝会。”〔1〕(卷7)
当周兵南下，元宗自知力不能敌，遣钟谟、李德明、孙晟、王崇质使周，请献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罢兵，周世宗志在尽夺江北丰饶之地，拒和，于是李德明还金陵，请尽割淮南之地。“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素恶德明与孙晟，使王崇质异其言，因谮德明于唐主曰：‘德明卖国求利’。”〔3〕(卷26P360)激怒元宗，斩杀了李德明，两国交兵，方有寿州惨败。交泰元年(958)周世宗再征淮南，至迎銮镇，耀兵江口。元宗急忙遣枢密使陈觉奉表供方物。“觉至迎銮，见周战舰陈列江津，且南渡，大惧，请使人取本国划江为界表”〔3〕(卷26 P361)，完全忘却了如何中伤李德明划江为界为卖国的行为，自己复请求割地称臣。“丙申，觉至迎銮，见周兵之盛，白上(指周世宗)，请遣人度江取表，献四州之地，画江为境，以求息兵，辞指甚哀。上曰：‘朕本兴师止取江北，今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觉拜谢而退。”〔4〕(卷294P9581)从实力对比来看，割地称臣在所难免，陈觉一年前反对割地并非是有其他救国良策，而是借卖国之由翦灭异己。如果当时听从李德明的建议，满足后周割地的欲望，南唐尚能保存一定的实力，以图兴复，战败后割地更是失去了与对方讨价还价的砝码。割给后周十四州六十县后，“南唐从此失去了近一半的税收来源，也失去了藩屏腹里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坐守江南，苟延岁月的局面”〔6〕(P210)。
借使周之机陈觉还想除掉大臣严续，假传世宗之命告诉元宗，说江南连连拒命乃严续所为，应杀以谢过，“唐主知觉素与续有隙，固未之信”〔4〕(卷294P9590)，陈觉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四)恃宠而骄，目无君上
枢密使陈觉等人凭借元宗的信任，贪权专恣，凌忽亲王、大臣。景达是烈祖第四子，性情刚烈，疾恶如仇，但对元宗的宠臣也有所忌惮。“元宗每招宗室近臣曲宴，冯延巳、延鲁、魏岑、陈觉辈凭宠笑呼，旁若无人，景达屡诃诘之……张易语景达曰：‘群小揖扇，其祸不细。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隐忍。’景达悟，自是畏祸，遇曲宴，辄以疾辞。”〔3〕(卷19 P274)自保大以来，陈觉等人为了满足自己成名的私欲，征伐不已，使数万百姓涂炭，疆域未能拓展，反而耗尽了财富，元宗也悔恨百端，以至于“感慨泣下。徵古遽进曰：‘陛下涕泣何为，饮酒过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色变，左右股栗，而徵古骜然自若”〔3〕(卷26P361)。国家江河日下，陈觉等不但全无愧色，反而以为元宗柔懦易制，气焰更加嚣张，甚至逼迫元宗退位：“时陈觉、李徵古同为枢密副使，躁妄专肆，无人臣礼，自度事定必不为群臣所容，若齐丘执大柄可无患，乘间言：‘天位宜传太弟，而以国事一委宋公’”〔3〕(卷20 P296)。“会司天奏：‘天文有变，人主宜避位禳灾。’唐主乃曰：‘祸难方殷，吾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谁可以托国者?’徵古曰：‘宋公，造国手也，陛下如厌万机，何不举国授之!’觉曰：‘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宋公，先行后闻，臣等时入侍，谈释、老而已。’唐主心愠”。〔4〕(卷294P9589)元宗任用这些人本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当他们危及他的统治时，他再也不能忍受，决意将宋齐丘之党一网打尽，最终，陈觉、李徵古赐死，宋齐丘被迫自缢。
二、元宗朝枢密使权力膨胀的原因
元宗对冯延巳、陈觉等人非同寻常的信任是有复杂的原因的。元宗的继位可谓一波三折。烈祖李NB36C有五子，依次为景通(即元宗李景)、景迁、景遂、景达、景NB36D。二子景迁服用俭朴，不尚华侈，很受烈祖赞赏，而宋齐丘为了控制朝政，也每每排挤景通，“宋齐丘每疾元宗，欲自结于景迁，乃荐陈觉为景迁教授，以贾其声闻。齐丘参决时政，多为不法，辄归过于元宗，而盛称景迁之美。烈祖于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镇海节度副使，即以景迁为太保、平章事，代秉国政，有夺嫡之渐”〔7〕(卷7“宗室列传”)。幸而景迁早死，元宗失掉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四子景达“刚毅开爽，烈祖爱之，屡欲以为嗣”〔4〕(卷283P9243)。不难看出，景迁、景遂、景达都曾经是元宗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元宗李景虽为长子，但天性儒懦，又酷好文艺，烈祖曾经“如景宫，遇景亲调乐器，大怒，诮让者数日，种氏乘间言，景NB375虽幼而慧，可以为嗣”〔4〕(卷283P9244)。种氏虽然被烈祖叱下殿，以妇人干政为由幽于别宫，但可以推测烈祖在立嗣之事上一直犹豫不定，才导致种氏产生非分废立之望。
烈祖晏驾，元敬皇后因为“左右裨赞，多所宏益”而德高望重，大臣孙晟等惧怕魏岑、冯延巳等以东宫旧僚用事，欲称遗诏奉元敬皇后临朝听政，翰林学士李贻业则据理力争：“先帝常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为厉阶!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且嗣君春秋已长，明德著闻，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对百官毁之!”〔4〕(卷283P9245)孙晟才未敢坚持己见。经历了这样几番周折后，元宗终于得以正位，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他对亲王和大臣孙晟等人心存芥蒂。虽然元宗即位后声称承烈祖遗志，要兄弟传位，并封弟弟景遂、景达诸道兵马元帅、副元帅判六军，但内心却时时猜忌防范，二人一直不曾掌握实权。淮南交兵，元宗任命景达为统帅，却又让内枢使陈觉为监军使，等于在景达身边安插了一个耳目。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曰：“信莫信于亲王，重莫重于元帅，安用监军使为!”〔4〕(卷293P9551)但元宗执意不从。在战争中，景达也全然没有指挥权。“陈觉为监军使，军政一切皆决于觉，景达署牍尾，主画诺而已。”〔3〕(卷19 P274)景遂的境遇也基本类似，自被封为太弟，处东宫十三年，屡乞归藩，元宗都不准，名义上优宠，实际上是不愿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景遂授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赴任，元宗又让李徵古以辅佐为名前往牵制。“徵古傲很专恣，景遂虽宽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斩徵古，自拘于有司，左右谏而止，景遂忽忽不乐。”〔4〕(卷294 P9585)
对可能威胁皇权的人的戒备使元宗只能信任他的旧相知，故而元宗刚嗣位，就迫不及待地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要害部门，冯延巳为翰林学士，陈觉、魏岑、查文徽入枢密院，而陈觉除了短暂的贬罢及先一年赐死，他和元宗政权几乎相始终，而且从保大六年——十二年独任枢密院(参看下表)，居官枢密院最久，而害政也更深。
表：元宗(943～961)朝历任枢密使：
[HJ*3〗保大元年(943)内枢使周宗三月拜侍中、陈觉十二月左迁。副使魏岑、查文徽保大二年(944)副使魏岑、查文徽(十二月改江西安抚使、伐闽)保大三年(945)副使魏岑、陈觉保大四年(946)副使魏岑(八月安抚漳泉)、陈觉(六月宣谕福州李宏义入朝不克遂擅兵进讨)保大五年(947)副使魏岑(四月罢为太子洗马旋复任)陈觉(三月兵败流蕲州)保大六年(948)陈觉复任副使保大七年(949)—保大十二年(954)副使陈觉保大十三年(955)内枢使殷崇义(使部尚书知枢密院)、副使陈觉保大十四年(956)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三月充监军使拒周师)、李徵古保大十五年(957)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三月败还)、李徵古中兴元年(958)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五月罢为兵部侍郎，十一月赐死)李徵古(三月出为镇南节度副使十二月赐死)后周显德六年(959)——建隆元年(960)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魏岑、唐镐建隆二年(961)内枢使崇义辅太子太子守金陵，副使魏岑、唐镐(三月卒)[BG)F](资料来源：《十国春科》本传、《二十五史补编》)
元宗在位时正是后晋、后汉时期，契丹入侵，中原大乱，而南唐正当盛时。当朝权贵皆书生意气，既好大言又善于谄媚人主，迎合元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以斥大境土之说劝元宗，“政事日乱”〔4〕(卷292P9531)。又疏于决断，缺乏主见，作为帝王这可谓致命的缺陷，容易受控于左右，这也是烈祖迟迟不能下决心立他为嗣的主要原因。当他听到陈觉等人矫诏发兵讨闽，虽然发怒，但最后又听从冯延巳等人的劝说“兵已传城下，不可中止，当发兵助之”〔4〕(卷285P9308)，继续了这场错误的战争。时人评论他“聪悟迷惑，阔于听断，政事多为左右所沮，东征西讨，出不由衷”〔9〕(卷2“嗣主本纪”)。
在烈祖时期，朝廷中就已经形成以宋齐丘为首的“宋党”和以孙晟、常梦锡为首的“孙党”，但是由于烈祖善于平衡两方势力，注意遏制宋齐丘的野心，并把息兵养民作为基本国策，当大臣提出出兵闽、楚、吴越，李璟力排众议，认为三国的存在正好可以作为南唐的屏障：“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样；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齐人取燕，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下恶名，我不愿也”〔5〕。但元宗继立后，“会元老去位，其时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为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丘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国用耗半”〔5〕。相对繁荣稳定的南唐走向衰颓。
三、结 语
纵观元宗统治时期，宋党始终以绝对压倒孙党的优势占据上风，虽然冯延巳、陈觉等人屡次败坏朝纲，但是元宗仍然信任有加，这与元宗即位时孙晟等人要拥立太后应该是不无关系的。对于冯延巳、陈觉等人的操行，元宗内心也不是没有觉察，如史书记载：“元宗也颇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也”〔1〕(卷11“冯延巳传”)，“元宗爱其多能，而嫌其轻脱贪求，特以旧人，不能离也。”〔7〕(卷21“冯延巳传”)一句“不能去”道出了元宗不得已的苦衷，然而专制君主政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元宗的选择。
元宗朝的枢密使志大才疏，轻启边衅，但又拙于谋战，尽管陈觉等人最后也遭到彻底的清算，但南唐已是国困民乏，昔日峥嵘不再，从此仰后周鼻息以度日，贡献不绝，割地迁都，局促江南一隅。元宗也不堪其辱，在抑郁中死去。元宗执政之时，大臣李建勋曾说“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4〕(卷283P9248)，结果不幸而言中。
〔参考文献〕
〔1〕陆游.南唐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史氏.钓矶立谈［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马令.南唐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龙衮.江南野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南唐；李壕；枢密使；讨闽之役；淮南之战；即位的曲折
中图分类号：K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1-0085-05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而南唐据有富饶的江淮，政局稳定，国富民丰，成为诸邦中的强国。但元宗李璟即位后，在枢密使主张下，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前代积聚的财富迅速挥霍一空，南唐从此一步步走向衰亡。通过考察李璟一朝枢密使的活动，或许能提供认识南唐衰亡的另一视角。
一、枢密使侵损时政的表现及其后果
南唐开国之主李璟精明务实，在位期间实行息兵安民政策，辑睦邻境，发展农桑，在位数年，兵不妄兴，“江淮间连年丰乐，兵食盈溢”〔1〕(卷1“烈祖本纪”)。“不但经济长足发展，富庶甲于天下，而且疆域广阔，“东暨衢、矜，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伪之地，最为强盛。”〔2〕(卷134 P1787)李璟临终告诫元宗“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3〕(卷15 P201)。但是随着元宗即位，昔日集结在东宫的一批文士如冯延巳兄弟、查文徽、陈觉等上台占据了要职，他们觉得自己根基尚浅，希图开疆拓土以树立威望。在大臣一片开疆拓土的呼声中，元宗很快把先帝嘱托抛之脑后，“自以唐子孙，慨然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1〕(卷15“魏岑传”)，用兵闽楚，削弱了自身实力。
(一)擅启边衅，临阵怯战
元宗即位的第二年(938)，闽国(王审知建立)内乱，兄弟争权夺位，自相残杀，枢密副使查文徽认为是天赐良机，建议出兵闽国，大将何敬洙久经战阵，坚持“闽地僻陋，不足劳大兵”〔1〕(卷6“何敬洙传”)，于是元宗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审察边关能否出兵。文徽锐于成功，并未对双方形势认真考察，“至上饶复命，盛言必克”〔3〕(卷26 P370)。元宗决定由查文徽、边镐率兵伐闽。查文徽虽好言兵，但并不善作战，又临阵怯懦，“行次盖竹，遇建州兵至，又闻泉、漳、汀州皆归延政，恐惧，退保建阳”〔3〕(卷26P371)，军队败挫。次年在何敬洙的协助下，双方夹击，才大败建州军，夺取建州，汀州、漳州、泉州随之纷纷归降南唐。南唐军初入闽，“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4〕(卷285P9296)。但主帅查文徽并未乘机安抚人心，反而“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4〕(卷285P9297)，复生叛心。但元宗却知而不问，对查文徽升官加爵，“由是文徽益自用”〔3〕(卷26P371)。
建州之捷大大刺激了南唐的进取心，诸臣想乘胜再取福州。宋齐斤声言以枢密使陈觉为宣谕使，召李宏义(屯福州)入朝，“可不劳寸刃，尽得闽地。元宗意方向觉，遂遣之”〔3〕(卷26P360)。由几条史料可以看清这一事件的过程。“(陈觉)既至，宏义倨甚，觉气折，不敢言。归至剑州，耻于无功，遂遣使矫诏召宏义，自称权知福州事，擅兴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冯延鲁将之，攻福州。败绩，众溃而归，死者万计，亡失金帛戈甲之类无算。”(《十国春秋》卷26第360页)
“觉矫命发兵攻福州，(枢密使魏)岑方安抚漳、泉，闻觉举事，恐其专有功，亦擅发兵会觉。元宗以势不可中止，遂以岑为东南面应援使，与冯延鲁、王崇文及觉四面进攻，彼此争功，进退不相应。而岑尤躁幸，辄自焚营垒，纵兵入城，为福人所歼。会吴越(援宏义)兵至，延鲁与战败，诸军皆溃。”(同前，卷26第363页)
“陈觉、冯延鲁、魏岑攻福州李宏义，围之，败吴越援兵，福州援绝危蹙，且拔矣，而觉、延鲁、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接应，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陈)觉奏请(王)建封济师，建封率五千人会之，破福州版寨，入东武门。而建封亦与诸将争功，遽敛兵先退，宏义乘之，军复败，遂溃而归。”(同前，卷22第318页)
“(保大五年)三月乙亥，吴越救福州兵白海道至，我师与之战，败绩，诸营皆溃。东南守将刘洪进请俟吴越兵去而取城，留从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陈觉等专恣，遂烧营而遁。”(同前，卷16第212页)
枢密使陈觉、魏岑无诏旨而擅发兵，军法本当处死，在作战中又彼此贪功，互不接应。南唐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攻下福州，但诸将各为私利，各自为战，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4〕(卷286 P9350)却使吴越顺利占领了福州。留从效也乘机袭据泉州，逐出南唐戍兵。“帝(元宗)不能制，加从效检校太傅。”〔3〕(卷16 P212)，以笼络从效。
对闽、楚的战争，总体看是得不偿失的，名义上吞并了闽、楚，但实际上又陷入新的割据状态。“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5〕，成为南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与吴越交战于福州城下时，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4〕(卷285P9314)闽、楚内乱对于南唐本来是绝好的吞并机会，如果成功，不但尽收闽、楚之地，也使吴越陷于三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但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彼此争功，贻误战机，占领的城池也得而复失，徒然削弱了自身实力。从此，机会再未眷顾南唐，一旦面临新崛起的后周，守备尚且不暇，更遑论实现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了。《钓矶立谈》曾痛斥陈觉等人说：“陈觉不俟诏旨进讨福州，冯延鲁贪功亟谋犄角，及戎律大挠，舆尸不归，……及见后主归命，家国湮覆，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
陈觉等人擅自兴兵，无功而返，擅兵，按军法就当处死，元宗盛怒之下，也决心治陈觉、冯延鲁擅兵之罪。御史中丞江文蔚、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也上疏极论其罪：“觉、延鲁罪不容诛，但齐丘、延巳为之陈请，故陛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场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4〕(卷286P9355)。由于其党与宋齐丘、冯延巳上表力救，最终罪魁祸首陈觉、魏岑、冯延鲁仅仅流贬，但不久陈觉、魏岑又蒙起用，复任枢密使，而弹劾他们的御史中丞江文蔚、韩熙载却先后受到宋齐丘等的排挤被贬官外任。如此颠倒黑白，致使南唐国政日益紊乱。欧阳修说：“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4〕(卷286P9413)。
穷兵黩武使得南唐国库空虚，这时江淮又连续三年大旱，蝗灾、疾疫流行，淮南饥民为了求生，纷纷渡过淮河前往后周求食，出现与李璟时期的北民南流截然相反的局势。然而，南唐政府无视人民的生死，派军队阻止饥民渡淮，军民之间发生冲突。后周太祖郭威下令“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4〕(卷291P9496)，赈济灾民。但是，南唐政府却截留来自后周境内的粮食，筑仓屯积，以供给军队。“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4〕(卷291P9496)
(二)收受赂遗，嫉贤妒能
经过闽、楚之战，南唐前代积聚的财富消耗一空，元宗也认识到进取的艰难，开始考虑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十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帝曰：‘将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4〕(卷291P9486)然而此时的息兵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空想，兴起于中原的后周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把先取淮南纳入统一的战略部署。保大末周世宗亲征，拉开了统一的序幕，用兵海隅已经使南唐元气大伤，显然难当其锐，而身为枢密使的魏岑、陈觉举荐大将但凭私意，致使战争失利，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后周南侵，元宗急忙调兵遣将，以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二万趋寿州(今安徽寿县)，皇甫晖为应援使，姚凤为应援都监，将兵三万屯定远。刘彦贞虽为名将之子，但“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龚遂、黄霸，汉之良吏)，用兵如韩、彭(韩信、彭越，汉之良将)，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4〕(卷292P9535)。周兵退保正阳，刘彦贞以为敌怯，贸然追击，周兵回戈反击，“大破之，斩彦贞，生擒咸师朗等，斩首万馀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馀万”〔4〕(卷292P9536)。双方初次大规模的交锋，以南唐全军覆没而告终，后周由此打开了南下江淮的门户。正阳之败不能说不与错用刘彦贞为将有关系，但追根究底是魏岑、陈觉等人纳贿行私，交口称赞彦贞为“一面长城”，蒙蔽了元宗，为兵败埋下了伏笔，史书称其为：“淮南丧地千里，其败实自彦贞始”〔3〕(卷22P320)。
周兵围困寿州，元宗以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拒周，枢密副使陈觉为监军使，援助寿州。寿州是南唐在淮河上的防御枢纽，双方在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坚固的城防加上名将刘仁赡的善守，周兵久攻不下。“齐王景达军于濠州，遥为寿州声援，军政皆出于陈觉，景达署纸尾而已。拥兵五万，无决战意，将吏畏觉，无敢言者。”〔4〕(卷293P9559)将领朱元善抚士卒，深得士心，淮南之战中诸将皆败退，唯独朱元克复舒、和、蕲州，被擢拔为淮南北面行营应援都监，与边镐、许文缜栅紫金山，将兵数万，援助寿州。值此千钧一发之刻，监军使陈觉与大将朱元矛盾激化，导致朱元叛降。对此，《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及马令《南唐书》记载大致相同“唐朱元恃功，颇违元帅节度；陈觉与元有隙，屡表元反覆，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觉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计事，将夺其兵。元闻之，愤怒，欲自杀，门下客宋NB374说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馀人降”(《资治通鉴》卷293第9565页)。“朱元数有功，觉忌之，夺其兵，元遂叛降周，诸军悉溃。”(《十国春秋》卷26第361页)。朱元的叛降不但大大削弱了南唐的军事实力，而且严重破坏了南唐的军事部署。后周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反攻，击溃南唐援军，生擒南唐大将许文缜、边镐等，彻底粉碎了南唐解寿州之围的企图，“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周)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4〕(卷293P9565)。唐元帅景达及陈觉自濠州奔归金陵，援军既败，寿州无奈而降，后周取得了淮南之役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寿州一破，周军势如破竹，攻占泗、濠、楚州，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也全军覆没。朱元恃功而骄自有过失，但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陈觉嫉贤妒能，不顾大局临阵换将，促成了朱元阵前倒戈，对南唐无疑是釜底抽薪，致使南唐惨败。拒周之役，陈觉寸功未立，尽失江北州县，但是“觉归为枢密使如故，而徵古为副使，不以败事自咎，方相与挟齐丘为耐久计，议事元宗前，横甚”。
(三)打击异己，结党自固
宋齐丘在南唐代吴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热衷权力，大树朋党，而冯延巳、陈觉、魏岑等人也乘机比附，借助他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宋齐丘为首的“宋党”。枢密使陈觉、魏岑、李徵古等都受到宋齐丘的荐拔，如陈觉“故齐丘客也”〔3〕(卷26 P360)，李徵古“与宋齐丘有中外戚，侍齐王景达为宫官”〔3〕(卷26 P361)。魏岑“数以计策干宋齐丘，荐授校书郎。尤工谄谀，善揣摩人意”〔3〕(卷26 P362)。“宋齐丘待陈觉素厚，唐主亦以觉为有才，遂委任之。冯延巳、延鲁、魏岑，虽齐邸旧僚，皆依附觉，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4〕(卷283 P9248)他们蟠据中外，递相柄任，互相倡和，打击异己。孙晟、韩熙载、常梦锡等均受过其害，数度遭贬。“(元宗)置宣政殿于内庭，以梦锡专掌密命。而魏岑已为枢密副使，善迎合，外结冯延巳等相为表里。梦锡终日论争，不能胜，罢宣政院，犹为学士如故，乃称疾纵酒，希复朝会。”〔1〕(卷7)
当周兵南下，元宗自知力不能敌，遣钟谟、李德明、孙晟、王崇质使周，请献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罢兵，周世宗志在尽夺江北丰饶之地，拒和，于是李德明还金陵，请尽割淮南之地。“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素恶德明与孙晟，使王崇质异其言，因谮德明于唐主曰：‘德明卖国求利’。”〔3〕(卷26P360)激怒元宗，斩杀了李德明，两国交兵，方有寿州惨败。交泰元年(958)周世宗再征淮南，至迎銮镇，耀兵江口。元宗急忙遣枢密使陈觉奉表供方物。“觉至迎銮，见周战舰陈列江津，且南渡，大惧，请使人取本国划江为界表”〔3〕(卷26 P361)，完全忘却了如何中伤李德明划江为界为卖国的行为，自己复请求割地称臣。“丙申，觉至迎銮，见周兵之盛，白上(指周世宗)，请遣人度江取表，献四州之地，画江为境，以求息兵，辞指甚哀。上曰：‘朕本兴师止取江北，今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觉拜谢而退。”〔4〕(卷294P9581)从实力对比来看，割地称臣在所难免，陈觉一年前反对割地并非是有其他救国良策，而是借卖国之由翦灭异己。如果当时听从李德明的建议，满足后周割地的欲望，南唐尚能保存一定的实力，以图兴复，战败后割地更是失去了与对方讨价还价的砝码。割给后周十四州六十县后，“南唐从此失去了近一半的税收来源，也失去了藩屏腹里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坐守江南，苟延岁月的局面”〔6〕(P210)。
借使周之机陈觉还想除掉大臣严续，假传世宗之命告诉元宗，说江南连连拒命乃严续所为，应杀以谢过，“唐主知觉素与续有隙，固未之信”〔4〕(卷294P9590)，陈觉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四)恃宠而骄，目无君上
枢密使陈觉等人凭借元宗的信任，贪权专恣，凌忽亲王、大臣。景达是烈祖第四子，性情刚烈，疾恶如仇，但对元宗的宠臣也有所忌惮。“元宗每招宗室近臣曲宴，冯延巳、延鲁、魏岑、陈觉辈凭宠笑呼，旁若无人，景达屡诃诘之……张易语景达曰：‘群小揖扇，其祸不细。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隐忍。’景达悟，自是畏祸，遇曲宴，辄以疾辞。”〔3〕(卷19 P274)自保大以来，陈觉等人为了满足自己成名的私欲，征伐不已，使数万百姓涂炭，疆域未能拓展，反而耗尽了财富，元宗也悔恨百端，以至于“感慨泣下。徵古遽进曰：‘陛下涕泣何为，饮酒过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色变，左右股栗，而徵古骜然自若”〔3〕(卷26P361)。国家江河日下，陈觉等不但全无愧色，反而以为元宗柔懦易制，气焰更加嚣张，甚至逼迫元宗退位：“时陈觉、李徵古同为枢密副使，躁妄专肆，无人臣礼，自度事定必不为群臣所容，若齐丘执大柄可无患，乘间言：‘天位宜传太弟，而以国事一委宋公’”〔3〕(卷20 P296)。“会司天奏：‘天文有变，人主宜避位禳灾。’唐主乃曰：‘祸难方殷，吾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谁可以托国者?’徵古曰：‘宋公，造国手也，陛下如厌万机，何不举国授之!’觉曰：‘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宋公，先行后闻，臣等时入侍，谈释、老而已。’唐主心愠”。〔4〕(卷294P9589)元宗任用这些人本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当他们危及他的统治时，他再也不能忍受，决意将宋齐丘之党一网打尽，最终，陈觉、李徵古赐死，宋齐丘被迫自缢。
二、元宗朝枢密使权力膨胀的原因
元宗对冯延巳、陈觉等人非同寻常的信任是有复杂的原因的。元宗的继位可谓一波三折。烈祖李NB36C有五子，依次为景通(即元宗李景)、景迁、景遂、景达、景NB36D。二子景迁服用俭朴，不尚华侈，很受烈祖赞赏，而宋齐丘为了控制朝政，也每每排挤景通，“宋齐丘每疾元宗，欲自结于景迁，乃荐陈觉为景迁教授，以贾其声闻。齐丘参决时政，多为不法，辄归过于元宗，而盛称景迁之美。烈祖于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镇海节度副使，即以景迁为太保、平章事，代秉国政，有夺嫡之渐”〔7〕(卷7“宗室列传”)。幸而景迁早死，元宗失掉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四子景达“刚毅开爽，烈祖爱之，屡欲以为嗣”〔4〕(卷283P9243)。不难看出，景迁、景遂、景达都曾经是元宗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元宗李景虽为长子，但天性儒懦，又酷好文艺，烈祖曾经“如景宫，遇景亲调乐器，大怒，诮让者数日，种氏乘间言，景NB375虽幼而慧，可以为嗣”〔4〕(卷283P9244)。种氏虽然被烈祖叱下殿，以妇人干政为由幽于别宫，但可以推测烈祖在立嗣之事上一直犹豫不定，才导致种氏产生非分废立之望。
烈祖晏驾，元敬皇后因为“左右裨赞，多所宏益”而德高望重，大臣孙晟等惧怕魏岑、冯延巳等以东宫旧僚用事，欲称遗诏奉元敬皇后临朝听政，翰林学士李贻业则据理力争：“先帝常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为厉阶!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且嗣君春秋已长，明德著闻，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对百官毁之!”〔4〕(卷283P9245)孙晟才未敢坚持己见。经历了这样几番周折后，元宗终于得以正位，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他对亲王和大臣孙晟等人心存芥蒂。虽然元宗即位后声称承烈祖遗志，要兄弟传位，并封弟弟景遂、景达诸道兵马元帅、副元帅判六军，但内心却时时猜忌防范，二人一直不曾掌握实权。淮南交兵，元宗任命景达为统帅，却又让内枢使陈觉为监军使，等于在景达身边安插了一个耳目。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曰：“信莫信于亲王，重莫重于元帅，安用监军使为!”〔4〕(卷293P9551)但元宗执意不从。在战争中，景达也全然没有指挥权。“陈觉为监军使，军政一切皆决于觉，景达署牍尾，主画诺而已。”〔3〕(卷19 P274)景遂的境遇也基本类似，自被封为太弟，处东宫十三年，屡乞归藩，元宗都不准，名义上优宠，实际上是不愿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景遂授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赴任，元宗又让李徵古以辅佐为名前往牵制。“徵古傲很专恣，景遂虽宽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斩徵古，自拘于有司，左右谏而止，景遂忽忽不乐。”〔4〕(卷294 P9585)
对可能威胁皇权的人的戒备使元宗只能信任他的旧相知，故而元宗刚嗣位，就迫不及待地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要害部门，冯延巳为翰林学士，陈觉、魏岑、查文徽入枢密院，而陈觉除了短暂的贬罢及先一年赐死，他和元宗政权几乎相始终，而且从保大六年——十二年独任枢密院(参看下表)，居官枢密院最久，而害政也更深。
表：元宗(943～961)朝历任枢密使：
[HJ*3〗保大元年(943)内枢使周宗三月拜侍中、陈觉十二月左迁。副使魏岑、查文徽保大二年(944)副使魏岑、查文徽(十二月改江西安抚使、伐闽)保大三年(945)副使魏岑、陈觉保大四年(946)副使魏岑(八月安抚漳泉)、陈觉(六月宣谕福州李宏义入朝不克遂擅兵进讨)保大五年(947)副使魏岑(四月罢为太子洗马旋复任)陈觉(三月兵败流蕲州)保大六年(948)陈觉复任副使保大七年(949)—保大十二年(954)副使陈觉保大十三年(955)内枢使殷崇义(使部尚书知枢密院)、副使陈觉保大十四年(956)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三月充监军使拒周师)、李徵古保大十五年(957)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三月败还)、李徵古中兴元年(958)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陈觉(五月罢为兵部侍郎，十一月赐死)李徵古(三月出为镇南节度副使十二月赐死)后周显德六年(959)——建隆元年(960)内枢使殷崇义、副使魏岑、唐镐建隆二年(961)内枢使崇义辅太子太子守金陵，副使魏岑、唐镐(三月卒)[BG)F](资料来源：《十国春科》本传、《二十五史补编》)
元宗在位时正是后晋、后汉时期，契丹入侵，中原大乱，而南唐正当盛时。当朝权贵皆书生意气，既好大言又善于谄媚人主，迎合元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以斥大境土之说劝元宗，“政事日乱”〔4〕(卷292P9531)。又疏于决断，缺乏主见，作为帝王这可谓致命的缺陷，容易受控于左右，这也是烈祖迟迟不能下决心立他为嗣的主要原因。当他听到陈觉等人矫诏发兵讨闽，虽然发怒，但最后又听从冯延巳等人的劝说“兵已传城下，不可中止，当发兵助之”〔4〕(卷285P9308)，继续了这场错误的战争。时人评论他“聪悟迷惑，阔于听断，政事多为左右所沮，东征西讨，出不由衷”〔9〕(卷2“嗣主本纪”)。
在烈祖时期，朝廷中就已经形成以宋齐丘为首的“宋党”和以孙晟、常梦锡为首的“孙党”，但是由于烈祖善于平衡两方势力，注意遏制宋齐丘的野心，并把息兵养民作为基本国策，当大臣提出出兵闽、楚、吴越，李璟力排众议，认为三国的存在正好可以作为南唐的屏障：“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样；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齐人取燕，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下恶名，我不愿也”〔5〕。但元宗继立后，“会元老去位，其时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为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丘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国用耗半”〔5〕。相对繁荣稳定的南唐走向衰颓。
三、结 语
纵观元宗统治时期，宋党始终以绝对压倒孙党的优势占据上风，虽然冯延巳、陈觉等人屡次败坏朝纲，但是元宗仍然信任有加，这与元宗即位时孙晟等人要拥立太后应该是不无关系的。对于冯延巳、陈觉等人的操行，元宗内心也不是没有觉察，如史书记载：“元宗也颇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也”〔1〕(卷11“冯延巳传”)，“元宗爱其多能，而嫌其轻脱贪求，特以旧人，不能离也。”〔7〕(卷21“冯延巳传”)一句“不能去”道出了元宗不得已的苦衷，然而专制君主政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元宗的选择。
元宗朝的枢密使志大才疏，轻启边衅，但又拙于谋战，尽管陈觉等人最后也遭到彻底的清算，但南唐已是国困民乏，昔日峥嵘不再，从此仰后周鼻息以度日，贡献不绝，割地迁都，局促江南一隅。元宗也不堪其辱，在抑郁中死去。元宗执政之时，大臣李建勋曾说“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4〕(卷283P9248)，结果不幸而言中。
〔参考文献〕
〔1〕陆游.南唐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史氏.钓矶立谈［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马令.南唐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龙衮.江南野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