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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越来越倾向于独立直接投资的外资在“反垄断”等
新问题上仍会不时与中国经济碰撞磨合
30多年前，面对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中国确立了以利用外资和建立涉外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方针。当时，由于政策的限制，与本土企业合资几乎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
此后的30余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本土企业的技术及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对外资不再有那么强的依赖性。加之开放不断深化，合资的方式逐渐淡出，设立独资公司成为外资谋求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选择。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跨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中国外资、合资企业已近80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的中国经济，与外资的关系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节点，相互选择、融合仍将继续。然而，即便已逐渐告别了对合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质疑，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外资在“反垄断”等新问题上仍会不时地与中国经济发生碰撞和磨合。
纠结的垄断门
自2013年1月4日，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的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等6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因垄断液晶面板价格收到中国的第一张外企价格垄断罚单之后，中国进入2008年《反垄断法》颁布以来最集中的“反垄断季”。执法对象除了国企、民企，一些明星境外公司也接受了严格的反垄断调查。
尽管在所涉及的企业中，外企比重仅占10%，反垄断调查却引发了一些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吴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外资对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出现“不适”，是惯于享受之前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中国为鼓励外商投资，在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一直执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即内资征收33%所得税、外资企业征收25%，同时，外资还长期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吴明认为，中国在引资的同时，规范化管理、约束不足，这导致占据竞争优势的外企容易形成垄断，而把原本不应有的“特权”收回也无可厚非。
“实际上，外企更担心的是法律边界模糊。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会因法律的严格和规范受到激励，而不是相反。”吴明分析说。
他同时强调，中国要排除反垄断调查“打压外资”的质疑，就必须做到“执法严格、公开、公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反垄断是国际通行做法，也将成为中国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新常态。”
据了解，针对外商投资，商务部正在起草新《外资法》草案，有望将《公司法》、外资三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并，出台一部管理外国投资公司和国内公司统一的法律。
调整在华布局
一面是中国持续的反垄断调查，另一面是外资企业调整在华布局。
据中国欧洲商会的调查，2014年有24%的公司计划在中国削减成本，高于2013年的22%；2013年在华裁员的欧洲公司比例，从2012年的10%升至16%，计划增加长期雇员的比例从2012年的61%降至48%。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7、8两月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跌幅为17%和14%。
“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国家对绿色低碳发展、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于是想办法削减成本。此外，中国部分制造业已产能过剩，也是外商主动调整投资策略的原因之一。”徐洪才分析说。
商务部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外国投资情况数据显示，服务业吸收外资金额达到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占全国吸收外商投资比重的56%。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邱丽新介绍，服务业和制造业吸收外资呈现此消彼长的特点，从以制造业为重点到制造业、服务业并重，这也体现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向。
“中国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逐步向中高端延伸。”徐洪才说，“外资企业应该打破过去对中国技术封锁的落后观念，主动参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才能分享市场机会和利润。”
一些眼光长远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顺应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开放战略，“在中国市场做合格的全球企业公民”。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林志刚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松下电器做的黄河生态保护区项目、BP的清洁能源项目等，都是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微软也在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共享产权。
中国为进一步吸引和更好地利用外资，除了创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还逐步推进投资自由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邱丽新在2014年7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减少投资准入限制，为外商投资创造更加透明的法制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这样的开放，在林志刚看来，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和实力，不怕竞争”。而作为外资企业，应该认识到“中国对外资新的筛选标准和要求，并调整自己的在华投资模式和心态”。
新机遇
2014年6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4》预测，“受国内企业加快海外投资及拓展影响，中国可能最快在2014年就由FDI（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国转为净流出国”。
商务部9月的数据证实，2014年1～9月，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中国企业对外实现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
“我们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趋势已非常明朗。”徐洪才说，“这是新的变化，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外资。相反，中国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大量的资金需求。”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下，中国2014年上半年GDP仍然实现了7.4%的平稳增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抽样调研显示，在2013?2015年期间，中国仍被看做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而近期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连表态“中国不会排斥外资企业”“利用外资基本国策不变”，让外商吃下了“定心丸”。
2014年7月，邱丽新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效保障。为鼓励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的举措。
具体包括：中国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减少和简化行政审批，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和投资者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修订出台《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和不断完善打击假冒侵权的工作机制。
“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衰减，恰恰说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为来华外企提供了丰厚的智力资源，劳动力的性价比是上升的。”林志刚说。
另外，商业、办公基础配套的改善，以及广阔的内需市场也是全球企业注目的热点。林志刚认为，“今天的中国无论从投资的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新问题上仍会不时与中国经济碰撞磨合
30多年前，面对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中国确立了以利用外资和建立涉外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方针。当时，由于政策的限制，与本土企业合资几乎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
此后的30余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本土企业的技术及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对外资不再有那么强的依赖性。加之开放不断深化，合资的方式逐渐淡出，设立独资公司成为外资谋求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选择。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跨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中国外资、合资企业已近80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的中国经济，与外资的关系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节点，相互选择、融合仍将继续。然而，即便已逐渐告别了对合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质疑，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外资在“反垄断”等新问题上仍会不时地与中国经济发生碰撞和磨合。
纠结的垄断门
自2013年1月4日，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的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等6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因垄断液晶面板价格收到中国的第一张外企价格垄断罚单之后，中国进入2008年《反垄断法》颁布以来最集中的“反垄断季”。执法对象除了国企、民企，一些明星境外公司也接受了严格的反垄断调查。
尽管在所涉及的企业中，外企比重仅占10%，反垄断调查却引发了一些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吴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外资对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出现“不适”，是惯于享受之前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中国为鼓励外商投资，在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一直执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即内资征收33%所得税、外资企业征收25%，同时，外资还长期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吴明认为，中国在引资的同时，规范化管理、约束不足，这导致占据竞争优势的外企容易形成垄断，而把原本不应有的“特权”收回也无可厚非。
“实际上，外企更担心的是法律边界模糊。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会因法律的严格和规范受到激励，而不是相反。”吴明分析说。
他同时强调，中国要排除反垄断调查“打压外资”的质疑，就必须做到“执法严格、公开、公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反垄断是国际通行做法，也将成为中国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新常态。”
据了解，针对外商投资，商务部正在起草新《外资法》草案，有望将《公司法》、外资三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并，出台一部管理外国投资公司和国内公司统一的法律。
调整在华布局
一面是中国持续的反垄断调查，另一面是外资企业调整在华布局。
据中国欧洲商会的调查，2014年有24%的公司计划在中国削减成本，高于2013年的22%；2013年在华裁员的欧洲公司比例，从2012年的10%升至16%，计划增加长期雇员的比例从2012年的61%降至48%。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7、8两月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跌幅为17%和14%。
“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国家对绿色低碳发展、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于是想办法削减成本。此外，中国部分制造业已产能过剩，也是外商主动调整投资策略的原因之一。”徐洪才分析说。
商务部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外国投资情况数据显示，服务业吸收外资金额达到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占全国吸收外商投资比重的56%。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邱丽新介绍，服务业和制造业吸收外资呈现此消彼长的特点，从以制造业为重点到制造业、服务业并重，这也体现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向。
“中国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逐步向中高端延伸。”徐洪才说，“外资企业应该打破过去对中国技术封锁的落后观念，主动参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才能分享市场机会和利润。”
一些眼光长远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顺应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开放战略，“在中国市场做合格的全球企业公民”。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林志刚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松下电器做的黄河生态保护区项目、BP的清洁能源项目等，都是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微软也在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共享产权。
中国为进一步吸引和更好地利用外资，除了创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还逐步推进投资自由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邱丽新在2014年7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减少投资准入限制，为外商投资创造更加透明的法制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这样的开放，在林志刚看来，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和实力，不怕竞争”。而作为外资企业，应该认识到“中国对外资新的筛选标准和要求，并调整自己的在华投资模式和心态”。
新机遇
2014年6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4》预测，“受国内企业加快海外投资及拓展影响，中国可能最快在2014年就由FDI（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国转为净流出国”。
商务部9月的数据证实，2014年1～9月，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中国企业对外实现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
“我们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趋势已非常明朗。”徐洪才说，“这是新的变化，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外资。相反，中国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大量的资金需求。”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下，中国2014年上半年GDP仍然实现了7.4%的平稳增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抽样调研显示，在2013?2015年期间，中国仍被看做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而近期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连表态“中国不会排斥外资企业”“利用外资基本国策不变”，让外商吃下了“定心丸”。
2014年7月，邱丽新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效保障。为鼓励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的举措。
具体包括：中国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减少和简化行政审批，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和投资者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修订出台《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和不断完善打击假冒侵权的工作机制。
“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衰减，恰恰说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为来华外企提供了丰厚的智力资源，劳动力的性价比是上升的。”林志刚说。
另外，商业、办公基础配套的改善，以及广阔的内需市场也是全球企业注目的热点。林志刚认为，“今天的中国无论从投资的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有了巨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