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已经举办了四届，从数量上来看，浙江是一个创新大省，几乎年年都有斩获。浙江发达的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政府管理模式。
制度创新带来的“先发优势”
□“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已经举办了四届，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创新项目。从数量上来看，浙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大省，累计已获得“优胜”和“入围”奖共13项，占总量的16.3％。在您看来，浙江省的创新为什么比较多，它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
■浙江省发展这么快，内在的根本原因是有政府制度创新的推动。通过政府的制度创新，来赢得“先发优势”，从而保持浙江省在全国的领先发展。浙江跟其他省份比较，并没有资源禀赋的优势。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建工厂，土地也是一大制约因素。浙江省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么好的成就，它靠的是制度创新。从1978年开始，浙江省率先进入市场化改革，领跑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在今天全国市场化体系初步构成以后，浙江如何继续保持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其实是市场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说，浙江省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能进行得这么好，其实是有它的一种惯性。创新奖这几年才刚刚设立，而事实上，浙江省的制度创新活动起码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会对政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您认为，浙江省各级政府是如何作出回应的？
■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现在的情况是市场走在政府改革之前，市场每走一步就要求一种新的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市场走得越快之后，就越迫切要求新的政府管理能够适应它、匹配它、保护它。浙江省就是一个典型。
几十年来，浙江的发展实际上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创新、具有良好素质的干部。政府创新毕竟还是要通过干部的创新来实现的。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浙江省的干部队伍、政府管理和市场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么多年来，浙江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又成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源泉。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浙江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民营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创新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萌发最早的地区，浙江的民营经济也最为发达，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温州模式”，就有着非常广泛的示范作用。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使温州赢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给温州带来了递增的规模经济收益。很多人都赞赏温州人的吃苦耐劳以及他们的创新能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创新以一种尊重、支持的姿态来积极回应，提供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活动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温州地方政府为民营企业构建起一种自主性的、开放性的、合法性的公共运作的制度环境。正是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得省内许多像温州这样交通闭塞、人多地少、资源禀赋贫乏的地区，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
关注民生，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
□您是“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专家组成员，多年来一直参与这项工作。您认为，浙江省的创新项目跟其他省份相比，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我感觉浙江省跟全国不大一样。浙江省的创新项目不仅是在数量上比较多，而且都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更多地关注民生。譬如湖州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居民和农民待遇的平等；温岭通过民主恳谈更好地了解老百姓的需求；长兴通过实行教育券制度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利用的问题。
二是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更加注重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比如第一届的金华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第三届的温州市效能革命和绍兴市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还有像第四届的宁波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等等。
现在全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的两大省，一个是浙江省，一个是四川省。从获奖项目来看，你会发现，浙江省和四川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省更多的是民主政治改革方面的。浙江省则更多的是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更加贴近地方经济发展，更加贴近民生。
□您提到浙江省的创新项目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这背后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浙江作为一个市场先发地区，老百姓市场意识很强，对市场背后的利益，对政府管理背后的利益的关注也很强烈。另外，浙江省本身比较富裕，政府管理必然带来很大的利益配置问题。老百姓更加关注政府管理，希望建立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管理机制。比如武义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村务往往涉及到很多资源配置问题，包括村民财产、土地征用和出让等等。老百姓强烈地希望对这种利益分配进行制约、监督，这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
创新与创优相结合
□我们看到有一些创新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于在推出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就您的观察，浙江省创新项目的持续性如何，在创新的推广方面做得怎么样？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项目被很好地推广了：金华市的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了；效能革命不仅温州做，省内外很多地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村务监督在浙江就有很多类似的项目，比如天台的“廉情监督站”。总体来讲，创新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好的项目它会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的价值。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干部想做自己的创新项目，对前任的、过去的项目不是那么认同、支持。一任干部、一任班子都想要做自己的，这是任命制下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过去的创新没有被很好延续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是说并不是每项创新都具有实际的价值，也可能存在“作秀”。您在评选的时候是从哪些方面来评判项目的创新价值的？有没有一些标准？
■创新和创优要结合起来。创新的目的是创优，创优需要创新来实现，两者密切联系。我们不能为了新而追求新，如果创新不能带来很好的绩效，这就不是我们所追求和认同的。所以我们必须反对地方政府搞标新立异、不切实际的一种创新，我们更加注重实效。就浙江省获奖的项目来看，都很好地做到了创新和创优的统一。“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四届以来，浙江获得优胜和入围奖的项目已经有13个，这仅仅是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没有获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在评选政府创新奖的时候，专门制定了6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创新程度，必须有独创性，模仿的就不行；二是参与程度，必须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让公民对地方事务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三是效益程度，必须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得到受益者的认同；四是重要程度，必须是要对人民生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的；五是节约程度，必须尽量节约，不能增加受益者的财政负担，也不能为了结果而不计经济成本；六是推广程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可以被其他地区借鉴、仿效。
政府创新奖在评选时会考虑这些项目是不是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这也涉及到制度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制度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只要制度适应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它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浙江会不会仍将保持这样一种强劲的创新势头？
■我觉得浙江省的创新活动一直会很强盛。在第三届评选结束的时候我有个发言，讲这届浙江入围的有4项，占1/5，下一届我相信依然会有很多。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为什么会一直这么强盛？我认为浙江没有其他资源，想站在全国发展的前列，就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来继续赢得“先发优势”。
□那么在您看来，浙江省的政府创新在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或者提高呢？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激发了老百姓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老百姓家里面有钱了，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但他们不仅仅生活在私人空间里，必须走向社会，享有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是靠政府创造的，而浙江省公共财政在全国来看未必排在很前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本身就是激发创新的力量来源。恩格斯讲，一个社会的需要比10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通过改革来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来提升效率，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仅要靠政府，我们还需要其他的社会力量。在过去，我们通过公共事业民营化，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前公共事务单纯依靠政府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市场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来共同提供。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还要加入社会力量，让社会力量更多地来承担社会事业，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共同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从而更加有效地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陈国权：“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府创新、公共管理前沿理论等。）
制度创新带来的“先发优势”
□“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已经举办了四届，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创新项目。从数量上来看，浙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大省，累计已获得“优胜”和“入围”奖共13项，占总量的16.3％。在您看来，浙江省的创新为什么比较多，它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
■浙江省发展这么快，内在的根本原因是有政府制度创新的推动。通过政府的制度创新，来赢得“先发优势”，从而保持浙江省在全国的领先发展。浙江跟其他省份比较，并没有资源禀赋的优势。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建工厂，土地也是一大制约因素。浙江省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么好的成就，它靠的是制度创新。从1978年开始，浙江省率先进入市场化改革，领跑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在今天全国市场化体系初步构成以后，浙江如何继续保持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其实是市场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说，浙江省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能进行得这么好，其实是有它的一种惯性。创新奖这几年才刚刚设立，而事实上，浙江省的制度创新活动起码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会对政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您认为，浙江省各级政府是如何作出回应的？
■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现在的情况是市场走在政府改革之前，市场每走一步就要求一种新的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市场走得越快之后，就越迫切要求新的政府管理能够适应它、匹配它、保护它。浙江省就是一个典型。
几十年来，浙江的发展实际上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创新、具有良好素质的干部。政府创新毕竟还是要通过干部的创新来实现的。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浙江省的干部队伍、政府管理和市场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么多年来，浙江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又成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源泉。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浙江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民营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创新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萌发最早的地区，浙江的民营经济也最为发达，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温州模式”，就有着非常广泛的示范作用。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使温州赢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给温州带来了递增的规模经济收益。很多人都赞赏温州人的吃苦耐劳以及他们的创新能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创新以一种尊重、支持的姿态来积极回应，提供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活动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温州地方政府为民营企业构建起一种自主性的、开放性的、合法性的公共运作的制度环境。正是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得省内许多像温州这样交通闭塞、人多地少、资源禀赋贫乏的地区，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
关注民生，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
□您是“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专家组成员，多年来一直参与这项工作。您认为，浙江省的创新项目跟其他省份相比，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我感觉浙江省跟全国不大一样。浙江省的创新项目不仅是在数量上比较多，而且都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更多地关注民生。譬如湖州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居民和农民待遇的平等；温岭通过民主恳谈更好地了解老百姓的需求；长兴通过实行教育券制度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利用的问题。
二是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更加注重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比如第一届的金华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第三届的温州市效能革命和绍兴市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还有像第四届的宁波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等等。
现在全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的两大省，一个是浙江省，一个是四川省。从获奖项目来看，你会发现，浙江省和四川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省更多的是民主政治改革方面的。浙江省则更多的是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更加贴近地方经济发展，更加贴近民生。
□您提到浙江省的创新项目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改进，这背后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浙江作为一个市场先发地区，老百姓市场意识很强，对市场背后的利益，对政府管理背后的利益的关注也很强烈。另外，浙江省本身比较富裕，政府管理必然带来很大的利益配置问题。老百姓更加关注政府管理，希望建立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管理机制。比如武义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村务往往涉及到很多资源配置问题，包括村民财产、土地征用和出让等等。老百姓强烈地希望对这种利益分配进行制约、监督，这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
创新与创优相结合
□我们看到有一些创新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于在推出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就您的观察，浙江省创新项目的持续性如何，在创新的推广方面做得怎么样？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项目被很好地推广了：金华市的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了；效能革命不仅温州做，省内外很多地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村务监督在浙江就有很多类似的项目，比如天台的“廉情监督站”。总体来讲，创新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好的项目它会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的价值。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干部想做自己的创新项目，对前任的、过去的项目不是那么认同、支持。一任干部、一任班子都想要做自己的，这是任命制下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过去的创新没有被很好延续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是说并不是每项创新都具有实际的价值，也可能存在“作秀”。您在评选的时候是从哪些方面来评判项目的创新价值的？有没有一些标准？
■创新和创优要结合起来。创新的目的是创优，创优需要创新来实现，两者密切联系。我们不能为了新而追求新，如果创新不能带来很好的绩效，这就不是我们所追求和认同的。所以我们必须反对地方政府搞标新立异、不切实际的一种创新，我们更加注重实效。就浙江省获奖的项目来看，都很好地做到了创新和创优的统一。“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四届以来，浙江获得优胜和入围奖的项目已经有13个，这仅仅是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没有获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在评选政府创新奖的时候，专门制定了6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创新程度，必须有独创性，模仿的就不行；二是参与程度，必须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让公民对地方事务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三是效益程度，必须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得到受益者的认同；四是重要程度，必须是要对人民生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的；五是节约程度，必须尽量节约，不能增加受益者的财政负担，也不能为了结果而不计经济成本；六是推广程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可以被其他地区借鉴、仿效。
政府创新奖在评选时会考虑这些项目是不是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这也涉及到制度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制度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只要制度适应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它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浙江会不会仍将保持这样一种强劲的创新势头？
■我觉得浙江省的创新活动一直会很强盛。在第三届评选结束的时候我有个发言，讲这届浙江入围的有4项，占1/5，下一届我相信依然会有很多。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为什么会一直这么强盛？我认为浙江没有其他资源，想站在全国发展的前列，就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来继续赢得“先发优势”。
□那么在您看来，浙江省的政府创新在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或者提高呢？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激发了老百姓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老百姓家里面有钱了，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但他们不仅仅生活在私人空间里，必须走向社会，享有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是靠政府创造的，而浙江省公共财政在全国来看未必排在很前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本身就是激发创新的力量来源。恩格斯讲，一个社会的需要比10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通过改革来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来提升效率，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仅要靠政府，我们还需要其他的社会力量。在过去，我们通过公共事业民营化，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前公共事务单纯依靠政府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市场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来共同提供。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还要加入社会力量，让社会力量更多地来承担社会事业，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共同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从而更加有效地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陈国权：“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府创新、公共管理前沿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