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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时间里，从上海到北京，一头银发的詹姆斯·麦甘马不停蹄参加了两场关于中国智库发展问题的论坛。
自2006年开始，由詹姆斯·麦甘担任主任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如今，这份报告成为公认的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在我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咨询顾问时，很多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某一个国家，哪些智库才是顶级的。”詹姆斯·麦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虽然有着数十年研究智库的经历，但詹姆斯·麦甘认为，自己给出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为什么不能依据一些具体的指标，由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对智库进行一个更权威更客观的综合评定”，成了他发布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的初衷。
2014年1月，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第七次发布。这份由来自全球1500多家机构的1950多名专家历时8个多月共同完成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目前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拥有1828家智库的美国，中国则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6家智库进入报告全球排行前100名。
虽然关注中国智库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直到5年前，他还认为，符合他所领导的智库研究机构学术筛选条件的中国智库不过几十家。
与中国智库数量和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一致，詹姆斯·麦甘每年来到中国的次数也在增加。不过，在他看来，以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态势，应有至少1000家智库才可匹配。
智库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
27年前，詹姆斯·麦甘开始将研究重心由国家政策转向智库时，这个词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在之后的20多年里，超过3000家智库在全球范围新建，“智库”一词开始成为全球流行的“跨国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詹姆斯·麦甘表示，“这体现了智库与国家综合国力之间的正比关系。”
智库，亦称思想库，是指植根于本土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民意的“思想产品”创造者，同时也是集开放、敏锐、专业、责任于一身的“思想企业”。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本质是思想。因此，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硬实力’作用的智力支撑。” 詹姆斯·麦甘说。他认为，如今的智库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最具竞争性的一个“产业”。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则基本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是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此后，中国智库从完全的官方智库发展转向多元化，形成了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局面。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始强调智库的重要性，并引发公众对中国智库的更广泛的关注”。詹姆斯·麦甘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智库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虽然中国以426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和排名第一的美国相差甚远，其1828家的智库总量，是中国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有6席，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从量到质，美国智库在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上依然独领风骚。这不仅取决于美国智库的品牌影响力，也依赖于它们良好的独立性。
“和中国的智库不同，美国的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名。比如，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的专家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但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詹姆斯·麦甘介绍说。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智库，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非常多元化的支持基础以及广为流传的强势品牌，它们依靠严谨和独立的学术研究维护品牌形象，并保证研究质量，使得它们长期保持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信任度和影响力。
此外，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它们几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而是与个人合作，接受私有基金资助。但当美国面临重大问题时，美国公众、国会和总统会求助于主要由智库成员构成的独立的委员会。比如“9·11”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于智库。尽管美国智库不隶属于政府，但它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会以美国大众的利益为重，而不是服务员某些特殊利益集團。
而在中国，独立智库的数量只占所有智库的不到5%。对于大多数将政府作为单一资金来源的智库来说，其优势是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基础，并和政府保持着比较直接的联系，但这也是牺牲独立性为代价的，在坚持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和立场上有比较大的压力。
此外，“孤立性”也是中国智库所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詹姆斯·麦甘将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比作“黑洞”，它们没有网站或者网站更新太慢，有双语的网站更是少之又少，很多网站上没有智库专家的个人档案，甚至连有效的联系方式也不提供。
得益于中国高层近来屡屡强调智库的重要性，公众对智库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但这种“孤立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国外希望了解中国智库的人来说，中国的很多智库还是个“谜”，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关于这些智库的信息。中国智库如果要扩大影响力，他们的网站就必须使用双语或多语种。这个现象目前虽有所改善。可是，那些网站并不容易找到，网页打开很慢，这些都会阻碍中国智库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布鲁金斯”。
6 月27 日，北京，詹姆斯·麦甘。摄影/ 董洁旭
今年7月初，民营智库组织盘古智库就正在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提出建议，称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不应做鼓励产业的规划，而要通过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确定地区范围内不能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不在这个清单内的即可由市场自由选择发展。
近年来，中国民营智库开始更多地发挥战略咨询作用，并越来越深地介入社会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参与和成长。我认为，这在思想的市场上也是一样。我们同样需要民营的智库，正如需要国际化的智库一样。”作为中国民营智库的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和詹姆斯·麦甘的一次对话中如此表示。
在詹姆斯·麦甘看来，过去的15年间，从整体来说，中国智库还是集中于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承办的官方智库这两种形式。因此，“中国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智库形式，以帮助政府及社会研究更好的政策”。
要加强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中国需要从法律以及经济、政治上给予民营智库以支持，并鼓励非政府间以及政府间智库的竞争。眼下，民营智库最主要的挑战在于获取政府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比较难，因此，政府需要推动信息的进一步透明化，并使得互联网信息的采集更加便捷，保持多语言、多文化信息资源渠道的畅通。
以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态势，中国至少应有1000家智库才可匹配。当然，“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做什么事的话，还是很快的，这个目标3到5年就应该会实现”。 麦甘认为。
詹姆斯·麦甘还认为，未来15到20年，如果中国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它需要主动地、有策略地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智库不应只是按照政府的需要来做工作，而应该是帮助政府思考，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为政府所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提供关键的思想支持”。
自2006年开始，由詹姆斯·麦甘担任主任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如今，这份报告成为公认的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在我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咨询顾问时，很多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某一个国家，哪些智库才是顶级的。”詹姆斯·麦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虽然有着数十年研究智库的经历，但詹姆斯·麦甘认为，自己给出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为什么不能依据一些具体的指标，由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对智库进行一个更权威更客观的综合评定”，成了他发布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的初衷。
2014年1月，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第七次发布。这份由来自全球1500多家机构的1950多名专家历时8个多月共同完成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目前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拥有1828家智库的美国，中国则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6家智库进入报告全球排行前100名。
虽然关注中国智库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直到5年前，他还认为，符合他所领导的智库研究机构学术筛选条件的中国智库不过几十家。
与中国智库数量和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一致，詹姆斯·麦甘每年来到中国的次数也在增加。不过，在他看来，以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态势，应有至少1000家智库才可匹配。
智库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
27年前，詹姆斯·麦甘开始将研究重心由国家政策转向智库时，这个词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在之后的20多年里，超过3000家智库在全球范围新建，“智库”一词开始成为全球流行的“跨国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詹姆斯·麦甘表示，“这体现了智库与国家综合国力之间的正比关系。”
智库，亦称思想库，是指植根于本土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民意的“思想产品”创造者，同时也是集开放、敏锐、专业、责任于一身的“思想企业”。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本质是思想。因此，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硬实力’作用的智力支撑。” 詹姆斯·麦甘说。他认为，如今的智库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最具竞争性的一个“产业”。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则基本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是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此后，中国智库从完全的官方智库发展转向多元化，形成了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局面。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始强调智库的重要性，并引发公众对中国智库的更广泛的关注”。詹姆斯·麦甘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智库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独立智库数量不足5%
虽然中国以426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和排名第一的美国相差甚远，其1828家的智库总量，是中国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有6席，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从量到质，美国智库在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上依然独领风骚。这不仅取决于美国智库的品牌影响力，也依赖于它们良好的独立性。
“和中国的智库不同，美国的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名。比如，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的专家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但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詹姆斯·麦甘介绍说。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智库，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非常多元化的支持基础以及广为流传的强势品牌，它们依靠严谨和独立的学术研究维护品牌形象，并保证研究质量，使得它们长期保持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信任度和影响力。
此外，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它们几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而是与个人合作，接受私有基金资助。但当美国面临重大问题时，美国公众、国会和总统会求助于主要由智库成员构成的独立的委员会。比如“9·11”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于智库。尽管美国智库不隶属于政府，但它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会以美国大众的利益为重，而不是服务员某些特殊利益集團。
而在中国，独立智库的数量只占所有智库的不到5%。对于大多数将政府作为单一资金来源的智库来说，其优势是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基础，并和政府保持着比较直接的联系，但这也是牺牲独立性为代价的，在坚持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和立场上有比较大的压力。
此外，“孤立性”也是中国智库所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詹姆斯·麦甘将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比作“黑洞”，它们没有网站或者网站更新太慢，有双语的网站更是少之又少，很多网站上没有智库专家的个人档案，甚至连有效的联系方式也不提供。
得益于中国高层近来屡屡强调智库的重要性，公众对智库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但这种“孤立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国外希望了解中国智库的人来说，中国的很多智库还是个“谜”，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关于这些智库的信息。中国智库如果要扩大影响力，他们的网站就必须使用双语或多语种。这个现象目前虽有所改善。可是，那些网站并不容易找到，网页打开很慢，这些都会阻碍中国智库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布鲁金斯”。
智库不应只是按照政府的需要来做
今年7月初，民营智库组织盘古智库就正在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提出建议，称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不应做鼓励产业的规划，而要通过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确定地区范围内不能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不在这个清单内的即可由市场自由选择发展。
近年来，中国民营智库开始更多地发挥战略咨询作用，并越来越深地介入社会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参与和成长。我认为，这在思想的市场上也是一样。我们同样需要民营的智库，正如需要国际化的智库一样。”作为中国民营智库的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和詹姆斯·麦甘的一次对话中如此表示。
在詹姆斯·麦甘看来，过去的15年间，从整体来说，中国智库还是集中于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承办的官方智库这两种形式。因此，“中国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智库形式，以帮助政府及社会研究更好的政策”。
要加强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中国需要从法律以及经济、政治上给予民营智库以支持，并鼓励非政府间以及政府间智库的竞争。眼下，民营智库最主要的挑战在于获取政府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比较难，因此，政府需要推动信息的进一步透明化，并使得互联网信息的采集更加便捷，保持多语言、多文化信息资源渠道的畅通。
以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态势，中国至少应有1000家智库才可匹配。当然，“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做什么事的话，还是很快的，这个目标3到5年就应该会实现”。 麦甘认为。
詹姆斯·麦甘还认为，未来15到20年，如果中国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它需要主动地、有策略地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智库不应只是按照政府的需要来做工作，而应该是帮助政府思考，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为政府所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提供关键的思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