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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有才，他也漂亮地证明了这一点。以多数人都艳羡的路径。
在央视待了二十多年，他出了名也升了官，40多岁的时候，他当上了央视纪录片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
陈晓卿觉得自己不擅长当官，可旁人眼里，他干得不错，甚至纪录片这一行里，在体制内，没有人比他更成功了——体制内生存，还有口碑、有作品，需要时可以拿出情怀来，专业又是真的好。
“没有一个行政岗位，你连尊严都保不住。”陈晓卿早知道这一点。可要与众不同，还得弄点东西出来。
《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响亮的标签。
“别用情怀这个词儿”
《舌尖上的中国2》刚播出第三天，陈晓卿已觉得疲惫，到处都在找他。“主任”，办公室里他们这样叫他，他要在各种提议之间做出选择，并决定一些事务性的东西。
他语速很快，声音低而果断，情绪随时起来，又随时收回去。控制得很好，但显然并不享受。
一个电话里，他需要给电台录段片花儿，对方要求提到《舌尖》，并念一段抒情的对白。他念了一遍，有点儿瑕疵，那大概是念错了一个字，但他马上毛躁起来：“我×，又他××念错了。”
但另一个电话进来了，之间只隔了一分钟左右，他接通电话，口气亲密而应承：“可以可以，只要是你的关系都没问题。”
电话挂断，回到采访状态，马上又找回刚刚讲话的节奏，滴水不漏，快而周密。
作为主任的陈晓卿是得体而事务化的。
《舌尖2》第二集还在剪辑中，周播就有这好处，一集播完，根据观众反馈马上调整，观众说“忍住口水，流下泪水”；还说加了人物，“有情怀”。
新的《舌尖》，一集50分钟，容纳了6～8个人物故事，比上一季明显加大的密度，“这么做有点儿冒险”，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他担心节奏太快，美食没讲清，人物也没说透，匆匆忙忙，两边都不能顾全，“思维还是中国式的，”他评价《舌尖2》，“总想见微知著。”
可国外的纪录片并不如此，或自然，或风光，或动物，并不加入太多升华，“这一点上中国导演不太自信。”何苏六认为。作为一个受观众追捧的好项目，加入一点儿伦理、教化，甜蜜又心酸的小故事，升华一下，对社会有好处。
在他看来，陈晓卿这样的安排，多少也有一点身不由己。只能找一个合适的分寸和密度，把故事放进去。
而陈晓卿的导师、老师朱羽君却认为，人物一直是陈晓卿的一种关怀，他早年拍《远在北京的家》，关注的是一些打工族、小保姆，他一定不甘心只拍一些好吃好玩儿的事，想说点儿更深的东西。
可提起这个看似有野心的安排，陈晓卿却不肯说出原委，是他的意思还是央视的意思，他避而不谈，给了一个谨慎、科学、不推诿不埋怨的答案：“国际上都这样，观众的注意力只能维持8分钟，这是经过调研的。想看又看不够是最好的效果。”
可看着宣传也朝着美食减少、人物增多的方向去了，陈晓卿有点儿焦虑，照这样下去，观众怕要流失掉一部分了。
作为一部被市场首肯了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讨巧在题材；作为一部真正赚钱、第一部市场大火的纪录片，它对整个央视纪录频道都太重要，流失观众是不可以的，那涉及到广告、营销、整个儿的联动效应。观众爱看的就是美食，美食少了，意义多了，但意义留不住观众，何况这意义表达得有点儿急切，不那么从容。
陈晓卿试着在一些采访中扳回这个说法，“别用情怀这个词儿，这词儿太恶心了，”他说，“现在的宣传都歪了，我们还是以美食为主。”
这个早年把很多情怀放进自己作品里的人，如今提起“情怀”，露出躲闪。
不买观众的账是不行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播学院（现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时，他看过广院的一年一度的学校活动《广院之春》，这是个类似唱歌选秀的节目，哄台很严重，一个小伙子吹笛子，支撑腿是右腿，下面喊“左腿！”小伙子就换成左腿，下面又喊“右腿！”小伙子便再换成右腿。
“吹的曲子我已经忘了，就记得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多年过去，他仍然记得这一幕，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吹笛子的小伙子。“我现在在一个媒体工作，尤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媒体，不买观众的账是不行的。”
更何况在主任这个位置上，要买的不单单只是观众的账了。
作为一个频道的部门主任，陈晓卿说自己现在大概做一些采购、筛选片子的工作，“每周光是播出前审片子就要28个小时”，早已没有时间自己拍点儿什么。
虽然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他也只能在分集导演、执行导演的工作之上，做一点儿节目风格、样态、叙述方式的协调工作，既不去拍摄地点，也不操心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该如何找到。至于具体到镜头怎么拍的，更毋庸顾及，问多了他会摇摇头：“你去问分集导演。”
专业上有能力，一些重要任务一定会落到他头上，比如拍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像《朱德》《刘少奇》 。这类片子多数时候是任务，但“他会从这样的片子里吸收一些东西”，何苏六说。
朱羽君看着陈晓卿成长，觉得他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成熟了”“折中了”，说话很谨慎，片子也一路从开始时的《龙脊》《远在北京的家》，到《刘少奇》《朱德》，再到《森林之歌》和《舌尖》，从社会类到献礼片，再到自然风光片，美食片。这个中国纪录片界的大腕在30年间调整着自己的纪录片题材，也完成了菜鸟到主任的漂亮履历。
在很多同行看来，陈晓卿从没像现在这样成功。“他现在话语权很大”，何苏六说，无论资源、渠道、还是团队，远非当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那个孤军奋战的小导演了。 朱羽君至今对学生最称赏的仍然是20年前的《远在北京的家》，她已近很久没见到陈晓卿，知道他团队大了，人也忙起来。《舌尖上的中国1》播出后，有一次陈晓卿来到老师家，说自己累，累心，想找个地方不说话，不想事，就这么呆上一个月。
他愿意跟师长强调自己的不善交际和孤僻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他仍愿意把自己说成一个手艺人，一个不谙世故，又因为不可抗的力量而俗务缠身的小人物。
1992年拍的《远在北京的家》，讲一群安徽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故事，那时陈晓卿来北京已经12年，研究生毕业6年了，住集体宿舍，跟现在的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一个屋。“每次他老婆来了，我就上外边玩儿去，我老婆来了，他上外边玩儿去。看着晚上的北京，心想，×，这他××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远在北京的家》充满情感和关怀，一个导演的感性随处可见。陈晓卿表示，他拍片子是随着自己的状态而变化的，自己早过了那个住集体宿舍的漂泊状态，现在，他更想拍拍美食。
至于具体拍片子，那不再是自己的重心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了，没什么焦虑，也没什么追求，纪录片是年轻人的事儿了。”
他们二十岁出头，很有梦想，说要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找世界上跟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讲讲“世界上的另个一个我”。这类片子不敏感，有新意，从一个主任的角度，陈晓卿愿意拍板通过。
有了话语权和自由，他更多要做的是一个主任的工作，比如用祈使句说话，也习惯了周围人的服从，偶尔话锋一转，在谈话中插入一句：“我感谢央视纪录片频道，感谢国家的纪录片政策。”说的时候露出真诚。
老男人的惬意生活
主任的事说得多了，他也开始不耐烦。现在的陈晓卿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老男人。
他一张黑脸，圆脸，五官端正，个子高，步子大，一件休闲西装、牛仔裤，给人很果断的感觉，加上声音低、不耐烦，一副做电视的人常见的派头。但不常笑，需要时笑一下，不是真的开怀。
老男人不需要较真、拧巴，已经会享受，看得开，懂得把机会留给下一代，这才是好的。
他确实松弛了下来，手机里最多时存着5600个饭馆的名字和路线，包括哪一家哪一个服务员态度最好，哪一家的哪样食材最好多煮或少煮几分钟。
闲的时候，他跟京城几个有名的文化人会一会局，聊聊天，大家都很风趣，有时谈一个蚊子咬的包就可以谈半天，各自写一些小文章提到彼此，带有旧式文人派头。
他们用俏皮得体的方式称赞彼此，又在公开场合拒绝谈论对方，每一个人都保持着各自的分寸，把“挤兑”维持在一个私密风雅的范围内。
他喜欢自己被叫做“扫街嘴”，有空就一家一家地毯式地搜馆子，见到好吃的就记下来。吃货这个形象很讨喜，吃点儿苍蝇馆子又吃得头头是道，很有生活。
他有这资格，也有这时间。单说《舌尖2》的效益，“硬广告8900万（元），其实我也没有概念这是多少钱，但绝对是频道最高的。”他说。
“8900万”到底是多少钱？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成立第一年，全年频道广告收益3600万，而借2012年《舌尖1》的效应，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亿。
在央视，陈晓卿有他的位置，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总监刘文都说，无论央视开什么选题会，只要陈晓卿在，一来二去话题总会回到《舌尖3》的拍摄进度上，这是央视几年来最赚钱的纪录片。
现在他不愤世，不嫉俗了，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筛选着选题，而情怀、真诚，这一类东西，需要的时候他也从不缺乏，靠着业务上的能力，和一点人际交往上的天分，陈晓卿已经到了他最好的阶段。
那种拍片子的冲动也不一样了，“我看到年轻人做，有人问我你自己不想上手吗？不难过吗？我真的一点儿那种感觉都没有。”
现在他愿意适应市场，对于电视观众的品位需求，他足够了解，“我就是让观众开心，我不觉得观众需要培养，再说观众也不是你用片子去培养的，他们更多读书的机会，更优越的生活，这跟培养观众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培养观众啊，观众招谁了？他过得苦哈哈的，加班跟孙子似的，回去还是看《快乐大本营》比较开心。”
那时的我不会满意现在的自己
老师朱羽君说，她一路看过来，觉得陈晓卿整个人最好的状态还是拍《龙脊》《远在北京的家》那时。当时他一张黑脸，爱吃大排档，喝冰啤酒，爱说爱笑，大大咧咧，不像现在已谨慎多了。
《龙脊》拍于30年前。1994年，陈晓卿跑到广西山区一个叫龙脊的地方，那里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短缺，300多年里，山隔断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也隔断了文明。不到30岁的年轻纪录片导演到这里记录孩子们的读书、生活和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1995年，《龙脊》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大奖。
那时他拍了片子，动不动就拿给老师看。他刚进中央台，朱羽君就住在电视台附近，有时都去老师家蹭饭吃，也不见外，吃完自己洗碗，跟老师“很皮”，但老师记得，他从小就不是那种掏心的小孩，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一直有分寸。
当时他年轻，跟人打交道从来不怵，更没什么等级概念，世俗那一套他还没学会，也没必要学，“那年代纪录片也没什么大牌，他进了央视，不久自己就成了大牌了。”朱羽君说。
他那时的抱怨都是业务上的，“台里的机子借出之后不让过夜”“丢了素材，错过了一些故事”，再就是“哪里没拍好，哪里能拍更好”这些。对这些他很较真儿，但又不愿公然露出来，一个人把很多郁结收到心里。不介意表现自己的优秀，也从不说贬低自己的话。
当时的陈晓卿意气风发，奖杯奖状从来不存，总觉得得到了也就过去了，记者问他喜欢哪一部片子，他说都喜欢。
那时，他和很多八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有点儿矫情，有点儿感性，有点理想主义。
采访中，问他，如果那个年轻的陈晓卿见到二十年后的自己，会满意吗？
“不满意，太不满意了”。
哪里不满意？
“方方面面都不满意。”
这个逻辑清晰的人陷入沉默。从导演到管理者，自由度大了，离理想更近了吗？他思索了一会儿，那样子有点儿哀愁，但很快他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