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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作为理论基础，以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我想”为例，基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的翻译作品，对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进行考察研究，分析比较两者翻译的异同，从而得出影响异同的因素。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言；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
话语标记语是在口语或会话交谈中最常见的话语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界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内外学者掀起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热潮，从语法、语义、词汇等层面以话语标记语的语篇连贯功能到语用、认知功能上进行各个角度的研究。由于不同层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话语标记语（或语用标记语）有着不同的定义。笔者倾向于认可话语标记语是标示前述话语与后续话语之间的关系或为后续话语的理解提供导向的话语表达手段，这一手段可以使词、短语或小句，常常位于句首，大多没有表征意义，即命题意义，其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命题的内容，省略与否都不影响后续话语的真值（祖利军，2009）。我们根据这一研究定义，对鲁迅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我想”为例，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两个译本为基础，进行两者翻译“我想”的异同比较以及分析。
一、鲁迅作品中的“我想”翻译策略比较分析
笔者在认真研读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的译本后（以后文中用Yang与Lyell分别代替两种译本），总结出以下六条翻译策略。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对每个翻译策略只举例几例分析说明。
1.Yang与Lyell皆译，译词相同。该翻译策略是指Yang与Lyell都做翻译，且翻译的译词完全相同。如例句（1）：（1）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呐喊02狂人日记）Yang：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se children could have against me to make them behave like this。Lyell：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 children had against me that they were acting this way too.在例（1）中，Yang与Lyell都做了翻译，用I wonder来翻译“我想”的变体“我觉得、我认为”，并且在这句话中，英译后不再是话语标记语而成为主语。从翻译上下文的语境考虑，这里的“我想”等同于“我觉得、我认为”，所以两个译本都翻成“I wonder”。
2.Yang与Lyell都译，译词不同。这条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将我想翻译了，翻译时用词上有些不同，但是理解是在一个层面上。如例句（2）：（2）“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彷徨05长明灯）Yang：“In my opinion，we’d better lock him up.”Lyell：“...the way I see it，best thing would be to lock him up someplace for the time bein’.”在这两个例句中，译本都把“我想”译出来，但是在处理上有些不同。从纵向看，Lyell的译文都是几乎相同的，都将“我想”翻译成了“the way I see it”，而Yang的例（3）翻译成“In my opinion”，例（3）中Yang译本比较正式，语气比Lyell强些。例句在英译后，它们在句中话语标记语的位置不变。
3.Yang省略Lyell翻译。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把“我想”省略不译，而Lyell则译出来。如例句（3）：（3）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 （彷徨10弟兄）Yang：I’m still going to fetch a Western doctor，to speed up your cure.Lyell：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f we called in a Western doctor，so you’d get better a little sooner.在例（3）中，Yang译本把“我想”省略不翻译，把“我想”化在语境中，让读者体会到了想到那层含义，并且把动作重点放在be going to的未来动作中，而Lyell译本把“我想”翻译出来，其重点突出了想的动作故而译成“I thought”，笔者认为在保留中文语境和上下文的含义中，Yang的翻译更能接受，从英文语法角度看，应是Lyell的译本更合适些。
4.Yang翻译Lyell省略。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中把“我想”翻译出来，而Lyell则省略。如例句（4）：（4）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彷徨02在酒楼上）Yang：“This time it must be a customer，”I thought，as the sound of footsteps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waiter.Lyell：The next time，the footsteps were far too slow to be those of the waiter.在例（4）中，Yang译本把“我想”译成“I thought”，而Lyell省略不译。笔者认为，在这个例句中，前者用译出来的“I thought”强调了想的动作，此时它不再是话语标记语，而后者将其化在语境中，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是想的，更多的是强调了发现之后的事实。
5.Yang与Lyell都不译。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和Lyell译本在语境中都不翻译出来或者是翻译化在语境中。如例句（5）：（5）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彷徨11离婚）Yang：I’m sure you’ve brought the wedding certificates as I asked you.Lyell：I assume you have brought along the Red-Green Certificates as I suggested.在例（5）中，两者都把“我想”省略不翻，而是用“确信”代替“我想”来翻译，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接受，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確保会带来，说话人的确信使得语气更为强烈。
6.Yang与Lyell不同翻译，不同理解。这与之前两者都翻译的策略不同，这个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翻译，强调的是译者在不同的理解程度上，因而产生不同的译文。如例句（6）：（6）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彷徨09伤逝）Yang：“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open to me，”I reflected.“But things can’t go on like this.”Lyell：There are many roads still open to me，I thought to myself，but not if I go on living the way I am now.在例（6）中，Yang译本翻成“I reflected”，而Lyell翻译成“I thought to myself”，前者选词给读者一种凝重的考虑之意，而后者在词义上略显平淡。两者在句中的功能仍旧是话语标记语。
二、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动因
傳统观念上，翻译就是保留作者的原著本意，译者是一种隐身的功能，其起到的作用就是过渡作用，把原预言过渡到目标语。美国翻译家Lawrence Venuti 首次提出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他作为异化的翻译代表者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差异。（Venuti，1991）归化的代表人物Nida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把预期读者作为翻译的第一要义。笔者认为译者的风格和语言都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相关，因此笔者从多方面分析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的因素。
1.翻译目的。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会有所不同。因此，戴乃迭的翻译作品特点是就是从内容到精神高度重视原著。他们夫妻二人彼此的生活经历和所译的作品的热爱和使命感，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由此可见，杨氏夫妇视“忠实”为翻译第一要义。杨氏夫妇在弘扬中华文化，抓住精神的基础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实际上，莱尔的译文不仅在源文化信息的传达上更为有效，更加符合美语的表达方式，同时在处理译文选词上也更比杨氏夫妇更忠于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杨氏夫妇的目的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莱尔的翻译策略“译者看上去透明，译者也隐身不见。作者提倡‘抵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莱尔深受此说影响，他站在语言平等的角度把鲁迅作品翻译进来，尽量做到保持源语言和文化信息不变。
2.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社会的理论，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对译入语的文学作品的审查制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注意是否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审查标准。同时，也要考虑是否符合预期读者的价值观是否接受，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等问题。
3.语言文化层面。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对于杨氏夫妇而言，他们存在于源语言是汉语的汉藏语系，而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则在英语国家属于印欧语系，在翻译中不同语系习惯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最难处理的不是语言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介入，因为翻译的最原始就是达到沟通的效果，不同语系下的文化习惯会有不同的影响。因而这一方面也是促进了译者主动性的发挥。
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为范本，利用自有的鲁迅中英平行语料库检索，以“我想”为例，结合译者主体性理论，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比较两者对话语标记语“我想”的英译异同，分析译者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关于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由于时间限制，本文在取样上有一定局限性。
参考文献：
[1]Blakemore，D.1992.Understading Utterances[M].Oxford：Blackwell.
[2]Nida 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郭建中.韦努蒂及其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50-51.
[4]李慧敏.国外话语标记语研究及其对汉语研究的启示[J].学术界，2012，（167）：140-287.
[5]史原.电视文化对市民意识形态的影响分析[J].大连大学学报，2001，（3）.
[6]祖利军.译者主体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英译研究[J].外语教学，2010，31（3）.
基金项目：浙江省2011年新苗人才计划项目《译者视域下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分析》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佳星（1991-），女，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2009级学生。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言；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
话语标记语是在口语或会话交谈中最常见的话语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界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内外学者掀起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热潮，从语法、语义、词汇等层面以话语标记语的语篇连贯功能到语用、认知功能上进行各个角度的研究。由于不同层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话语标记语（或语用标记语）有着不同的定义。笔者倾向于认可话语标记语是标示前述话语与后续话语之间的关系或为后续话语的理解提供导向的话语表达手段，这一手段可以使词、短语或小句，常常位于句首，大多没有表征意义，即命题意义，其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命题的内容，省略与否都不影响后续话语的真值（祖利军，2009）。我们根据这一研究定义，对鲁迅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我想”为例，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两个译本为基础，进行两者翻译“我想”的异同比较以及分析。
一、鲁迅作品中的“我想”翻译策略比较分析
笔者在认真研读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的译本后（以后文中用Yang与Lyell分别代替两种译本），总结出以下六条翻译策略。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对每个翻译策略只举例几例分析说明。
1.Yang与Lyell皆译，译词相同。该翻译策略是指Yang与Lyell都做翻译，且翻译的译词完全相同。如例句（1）：（1）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呐喊02狂人日记）Yang：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se children could have against me to make them behave like this。Lyell：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 children had against me that they were acting this way too.在例（1）中，Yang与Lyell都做了翻译，用I wonder来翻译“我想”的变体“我觉得、我认为”，并且在这句话中，英译后不再是话语标记语而成为主语。从翻译上下文的语境考虑，这里的“我想”等同于“我觉得、我认为”，所以两个译本都翻成“I wonder”。
2.Yang与Lyell都译，译词不同。这条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将我想翻译了，翻译时用词上有些不同，但是理解是在一个层面上。如例句（2）：（2）“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彷徨05长明灯）Yang：“In my opinion，we’d better lock him up.”Lyell：“...the way I see it，best thing would be to lock him up someplace for the time bein’.”在这两个例句中，译本都把“我想”译出来，但是在处理上有些不同。从纵向看，Lyell的译文都是几乎相同的，都将“我想”翻译成了“the way I see it”，而Yang的例（3）翻译成“In my opinion”，例（3）中Yang译本比较正式，语气比Lyell强些。例句在英译后，它们在句中话语标记语的位置不变。
3.Yang省略Lyell翻译。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把“我想”省略不译，而Lyell则译出来。如例句（3）：（3）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 （彷徨10弟兄）Yang：I’m still going to fetch a Western doctor，to speed up your cure.Lyell：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f we called in a Western doctor，so you’d get better a little sooner.在例（3）中，Yang译本把“我想”省略不翻译，把“我想”化在语境中，让读者体会到了想到那层含义，并且把动作重点放在be going to的未来动作中，而Lyell译本把“我想”翻译出来，其重点突出了想的动作故而译成“I thought”，笔者认为在保留中文语境和上下文的含义中，Yang的翻译更能接受，从英文语法角度看，应是Lyell的译本更合适些。
4.Yang翻译Lyell省略。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中把“我想”翻译出来，而Lyell则省略。如例句（4）：（4）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彷徨02在酒楼上）Yang：“This time it must be a customer，”I thought，as the sound of footsteps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waiter.Lyell：The next time，the footsteps were far too slow to be those of the waiter.在例（4）中，Yang译本把“我想”译成“I thought”，而Lyell省略不译。笔者认为，在这个例句中，前者用译出来的“I thought”强调了想的动作，此时它不再是话语标记语，而后者将其化在语境中，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是想的，更多的是强调了发现之后的事实。
5.Yang与Lyell都不译。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和Lyell译本在语境中都不翻译出来或者是翻译化在语境中。如例句（5）：（5）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彷徨11离婚）Yang：I’m sure you’ve brought the wedding certificates as I asked you.Lyell：I assume you have brought along the Red-Green Certificates as I suggested.在例（5）中，两者都把“我想”省略不翻，而是用“确信”代替“我想”来翻译，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接受，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確保会带来，说话人的确信使得语气更为强烈。
6.Yang与Lyell不同翻译，不同理解。这与之前两者都翻译的策略不同，这个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翻译，强调的是译者在不同的理解程度上，因而产生不同的译文。如例句（6）：（6）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彷徨09伤逝）Yang：“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open to me，”I reflected.“But things can’t go on like this.”Lyell：There are many roads still open to me，I thought to myself，but not if I go on living the way I am now.在例（6）中，Yang译本翻成“I reflected”，而Lyell翻译成“I thought to myself”，前者选词给读者一种凝重的考虑之意，而后者在词义上略显平淡。两者在句中的功能仍旧是话语标记语。
二、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动因
傳统观念上，翻译就是保留作者的原著本意，译者是一种隐身的功能，其起到的作用就是过渡作用，把原预言过渡到目标语。美国翻译家Lawrence Venuti 首次提出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他作为异化的翻译代表者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差异。（Venuti，1991）归化的代表人物Nida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把预期读者作为翻译的第一要义。笔者认为译者的风格和语言都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相关，因此笔者从多方面分析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的因素。
1.翻译目的。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会有所不同。因此，戴乃迭的翻译作品特点是就是从内容到精神高度重视原著。他们夫妻二人彼此的生活经历和所译的作品的热爱和使命感，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由此可见，杨氏夫妇视“忠实”为翻译第一要义。杨氏夫妇在弘扬中华文化，抓住精神的基础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实际上，莱尔的译文不仅在源文化信息的传达上更为有效，更加符合美语的表达方式，同时在处理译文选词上也更比杨氏夫妇更忠于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杨氏夫妇的目的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莱尔的翻译策略“译者看上去透明，译者也隐身不见。作者提倡‘抵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莱尔深受此说影响，他站在语言平等的角度把鲁迅作品翻译进来，尽量做到保持源语言和文化信息不变。
2.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社会的理论，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对译入语的文学作品的审查制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注意是否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审查标准。同时，也要考虑是否符合预期读者的价值观是否接受，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等问题。
3.语言文化层面。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对于杨氏夫妇而言，他们存在于源语言是汉语的汉藏语系，而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则在英语国家属于印欧语系，在翻译中不同语系习惯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最难处理的不是语言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介入，因为翻译的最原始就是达到沟通的效果，不同语系下的文化习惯会有不同的影响。因而这一方面也是促进了译者主动性的发挥。
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为范本，利用自有的鲁迅中英平行语料库检索，以“我想”为例，结合译者主体性理论，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比较两者对话语标记语“我想”的英译异同，分析译者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关于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由于时间限制，本文在取样上有一定局限性。
参考文献：
[1]Blakemore，D.1992.Understading Utterances[M].Oxford：Blackwell.
[2]Nida 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郭建中.韦努蒂及其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50-51.
[4]李慧敏.国外话语标记语研究及其对汉语研究的启示[J].学术界，2012，（167）：140-287.
[5]史原.电视文化对市民意识形态的影响分析[J].大连大学学报，2001，（3）.
[6]祖利军.译者主体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英译研究[J].外语教学，2010，31（3）.
基金项目：浙江省2011年新苗人才计划项目《译者视域下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分析》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佳星（1991-），女，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2009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