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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善孝为先”，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但是孝道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长辈，在长辈出现错误，甚至是犯罪时，作为子女是否能够敢于指出呢？我们是否敢于诤谏呢？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来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道。
关键词：孝道；诤谏；反思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8-0068-02
某副省级官员因贪腐犯罪而东窗事发。检查人员找到他的独生儿子协助调查案件。这位年轻人正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因而对于父亲的犯罪，态度有些暧昧，调查进行得有些艰难。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很严肃地诘问他：“听说你是个大孝子，父亲出现犯罪苗头的时候，你不及时劝阻他。现在事情败露了，你又不主动揭发他。这种态度，称得上孝顺吗？”这位独生公子的回答颇让在场的人感到震惊。“他是父亲，我是儿子。中国人的传统孝道，是儿不嫌母丑，子不言父过。不要说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即便是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也未必敢说三道四呀！”末了，他还文白夹杂地甩出一串感慨：“争者，孝也；隐者，亦孝也；儿女诤谏父母，何其难矣！”
震惊之余，所有办案人员都陷入了沉思。这位独生公子虽未涉案，但对于父亲的贪腐犯罪，其法律意识是淡薄的；其政治态度是错误的；尤其是植根于他内心的孝文化观念，是值得他本人和研究传统孝文化的人们深刻反思的。
一、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的确有诤谏一说。不但有，在体系完备的孝文化理论中，“诤谏”说可以称得上是最耀眼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两段文字。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
深究以上对话，说这是中国孝文化漫长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意义深远的对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曾子发问，虽然有意降低调门，却问得十分巧妙；孔子答疑，虽然有故唱高调之嫌，却答得十分到位。关于儿子对父亲的“无道”倡导“谏诤”，态度如此明朗，内容如此集中，提法如此尖锐，在诸子百家的煌煌著述中，也实为罕见。
曾子低调而又巧妙的发问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提问的角度是独到的。这次是“谏诤”，是儿子“逆”着父亲去，角度比先前独到多了。
其次，提出的问题是犀利的。“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这既是一个答案不言而喻根本无须回答的问题，更是许许多多做儿子的久压心头却不敢触及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那些不吐不快的“儿子”们向“父亲”们的一种挑战！
再次，提问的态度是温婉的。如此温婉虔诚，即使问题再刺耳，孔子也不能不耐着性子听下去了。
老师毕竟是老师。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孔子的回答是十分高调且十分到位的。
首先，回答问题的情感是充沛激越的。听了曾子的提问，孔子的情绪不免有些激动：“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两个疑问句叠加，足见孔子对曾子提出的问题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当结束自己慷慨激昂的解说之后，孔子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他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不管父亲是对是错，一味地听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称得上孝子呢？”
其次，分析问题的逻辑是严隙合缝的，孔子由远及近，从帝王到平民，环环紧扣，层层推进，说明“父有争子”的必要性，逻辑严密地回答了曾子的质疑。
最后，解决问题的结论是斩钉截铁的。孔子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归根结底一句话，碰上了不应当做的事情，当儿子的不可以不谏诤自己的父亲，当臣下的不可以不谏诤自己的君王！”
应该这么说，“父有争子”的“谏诤”观，是传统孝文化中十分难得的民主性的精华，是封建时代父亲怎么做父亲儿子怎么当儿子的刚性标准，是古今中外“孝”理论的闪光点。它的提出，不但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而且完善了中国传统孝文化。如果真正按照“父有争子”的“谏诤”观协调父子关系，教化社会人伦，也许，中国封建社会就不必走那么漫长曲折的道路了，平等自由美好愿景早已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实现了。
非常可惜，“父有争子”的“谏诤”观提出数千年以来，专横、暴戾、霸道、骄蛮的“父亲”出了一拨又一拨，大有连绵不断的架势；而敢于直言、勇于谏诤的“儿子”，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倒是像“高觉新”式的俯首贴耳逆来顺受的窝囊废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父有争子”的“谏诤”说中的刚性精神为何如此软弱不堪？“父有争子”的“谏诤”说中耀眼的亮点为何如此光芒暗淡？
答案只有一个：“父有争子”的“谏诤”说，其核心内涵被无情地阉割了。
二、孔子的事父母几谏
我们还是来看看孔子的另一段论述。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判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孔子与曾子对话的续篇。或者干脆这么说，这是孔子在对曾子发飙之后，一段想说而未能说不便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肺腑之言。什么意思呢？孔子言道：“事奉父母时，如果发现他们有差错，就要委婉地劝阻他们。看到自己的想法没有被接受，还是要恭恭敬敬，决不违拗他们的意志，要努力做到为他们担忧而不怨恨。”如果曾子听见孔子前面那段慷慨激昂的教诲，再来听他这段娓娓道来的解说，真不知作何感想。在我们看来，不说判若两人，恐怕也要“刮目相看”了。
“父有争子”，何其壮怀激烈！所谓“争”？“争”者，“诤”也，“谏”也。但如果“几谏”无效，接下来该怎么办？按照“谏诤”的原则要求，要“苦诤”，要“反复数百言”，即要有“数”的付出；如果父母知错不改，甚至执迷不悟，反复规劝不起作用了，做儿女的就该动真格的了。除了前面“数”的付出，紧要关头，还必须大义灭亲，轻则“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重则“用则可生，不用则死”，关键时刻，必须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凛然气度来。因为，非如此不能救父母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孝文化的故事中，这样“苦谏”的人物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二十四孝》中有个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当然，这是《二十四孝》中的故事，既然是故事，难免不有“创作”的成分。但故事归故事，父母有错，非常时期，儿女采用“苦谏”的办法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孔子倡导的“几谏”，我们就不难理解个中的含义了。“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告诉我们的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和做派：父母亲有错误，必须轻言细语地加以劝阻。实在听不进去，也就罢了，我照样顺从你，恭敬你。心中决无抱怨，剩下的，只有几缕无可奈何的担忧。如此这般的“几谏”，实际上阉割了真正谏诤上的几根筋骨，阉割了真正谏诤上几许胆魄，阉割了真正谏诤上的几丝魂灵！
三、纲常遮掩下的孝道
如果说，孔子的“几谏”我们多少还能接受，那是因为他强调了儿女谏诤父母错误的委婉方法，那么，下面一段论述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讼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话出自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口，人们大概都会感到惊诧疑惑。
从表面上看，人们惊诧疑惑处大概有三。
其一：做父亲的不学好样，偷鸡摸狗，还顺手“牵羊”，老而不尊，干出这些为人不齿龌蹉勾当，算不算过失？算不算错误？算不算犯罪？
其二：问题在于：如果做父亲的偷盗成性，屡“劝”不改，在造成了偷鸡摸狗的既成事实以后，儿子该不该主动揭发父亲？
其三：叶公说的“吾党”是建国时间八百年的楚国，孔子说的“吾党”是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鲁国，同是两个文化大国，面对并不难判断的偷盗一事，是非标准怎么会如此迥然相异？
面对叶公坦诚的陈述，孔子为什么会发出如此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奇谈怪论？
奥妙，就在他最后一句话：“直在其中矣！”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逐步发展的。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日益加强，“以孝治天下”则完全走向政治化和纲常化。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则完全顺应了这种发展潮流。比如做父亲的明明做了盗贼，只要不被逮住，儿子就不能揭发他，他依然是正人君子一个。父亲不是依然“像”父亲吗？儿子隐瞒了事实真相，岂不更“像”一个行孝的儿子吗？这就是孔子“直在其中”的奥妙了。很显然，这种纲常“遮掩下的孝道”，却从根本上阉割了真正的谏诤筋骨，阉割了真正谏诤的胆魄，阉割了真正谏诤的魂灵！难怪，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独生公子会发出“争者，孝也；隐者，亦孝也”的慨叹！
小结：
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中国的孝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总是纠结在一起混搭在一起。时代的列车已经开往了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十分理性地吸纳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形成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孝道，作为调节新时期家庭和社会的精神利器：同时我们也应该十分理性地剔除传统孝文化的封建性的糟粕，把腐朽没落的旧观念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诚如鲁迅先生所告诫我们的那样，切不可将痛疽当宝贝。
末了，我们还想提醒那位攻读古典文学研究生的独生公子。
争者，真孝也；
隐者，犯罪也！
参考文献：
[1]孝经（《谏诤》章第十五）[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113-114.
[2]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127，1151.
关键词：孝道；诤谏；反思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8-0068-02
某副省级官员因贪腐犯罪而东窗事发。检查人员找到他的独生儿子协助调查案件。这位年轻人正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因而对于父亲的犯罪，态度有些暧昧，调查进行得有些艰难。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很严肃地诘问他：“听说你是个大孝子，父亲出现犯罪苗头的时候，你不及时劝阻他。现在事情败露了，你又不主动揭发他。这种态度，称得上孝顺吗？”这位独生公子的回答颇让在场的人感到震惊。“他是父亲，我是儿子。中国人的传统孝道，是儿不嫌母丑，子不言父过。不要说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即便是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也未必敢说三道四呀！”末了，他还文白夹杂地甩出一串感慨：“争者，孝也；隐者，亦孝也；儿女诤谏父母，何其难矣！”
震惊之余，所有办案人员都陷入了沉思。这位独生公子虽未涉案，但对于父亲的贪腐犯罪，其法律意识是淡薄的；其政治态度是错误的；尤其是植根于他内心的孝文化观念，是值得他本人和研究传统孝文化的人们深刻反思的。
一、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的确有诤谏一说。不但有，在体系完备的孝文化理论中，“诤谏”说可以称得上是最耀眼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两段文字。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
深究以上对话，说这是中国孝文化漫长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意义深远的对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曾子发问，虽然有意降低调门，却问得十分巧妙；孔子答疑，虽然有故唱高调之嫌，却答得十分到位。关于儿子对父亲的“无道”倡导“谏诤”，态度如此明朗，内容如此集中，提法如此尖锐，在诸子百家的煌煌著述中，也实为罕见。
曾子低调而又巧妙的发问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提问的角度是独到的。这次是“谏诤”，是儿子“逆”着父亲去，角度比先前独到多了。
其次，提出的问题是犀利的。“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这既是一个答案不言而喻根本无须回答的问题，更是许许多多做儿子的久压心头却不敢触及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那些不吐不快的“儿子”们向“父亲”们的一种挑战！
再次，提问的态度是温婉的。如此温婉虔诚，即使问题再刺耳，孔子也不能不耐着性子听下去了。
老师毕竟是老师。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孔子的回答是十分高调且十分到位的。
首先，回答问题的情感是充沛激越的。听了曾子的提问，孔子的情绪不免有些激动：“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两个疑问句叠加，足见孔子对曾子提出的问题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当结束自己慷慨激昂的解说之后，孔子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他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不管父亲是对是错，一味地听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称得上孝子呢？”
其次，分析问题的逻辑是严隙合缝的，孔子由远及近，从帝王到平民，环环紧扣，层层推进，说明“父有争子”的必要性，逻辑严密地回答了曾子的质疑。
最后，解决问题的结论是斩钉截铁的。孔子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归根结底一句话，碰上了不应当做的事情，当儿子的不可以不谏诤自己的父亲，当臣下的不可以不谏诤自己的君王！”
应该这么说，“父有争子”的“谏诤”观，是传统孝文化中十分难得的民主性的精华，是封建时代父亲怎么做父亲儿子怎么当儿子的刚性标准，是古今中外“孝”理论的闪光点。它的提出，不但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而且完善了中国传统孝文化。如果真正按照“父有争子”的“谏诤”观协调父子关系，教化社会人伦，也许，中国封建社会就不必走那么漫长曲折的道路了，平等自由美好愿景早已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实现了。
非常可惜，“父有争子”的“谏诤”观提出数千年以来，专横、暴戾、霸道、骄蛮的“父亲”出了一拨又一拨，大有连绵不断的架势；而敢于直言、勇于谏诤的“儿子”，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倒是像“高觉新”式的俯首贴耳逆来顺受的窝囊废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父有争子”的“谏诤”说中的刚性精神为何如此软弱不堪？“父有争子”的“谏诤”说中耀眼的亮点为何如此光芒暗淡？
答案只有一个：“父有争子”的“谏诤”说，其核心内涵被无情地阉割了。
二、孔子的事父母几谏
我们还是来看看孔子的另一段论述。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判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孔子与曾子对话的续篇。或者干脆这么说，这是孔子在对曾子发飙之后，一段想说而未能说不便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肺腑之言。什么意思呢？孔子言道：“事奉父母时，如果发现他们有差错，就要委婉地劝阻他们。看到自己的想法没有被接受，还是要恭恭敬敬，决不违拗他们的意志，要努力做到为他们担忧而不怨恨。”如果曾子听见孔子前面那段慷慨激昂的教诲，再来听他这段娓娓道来的解说，真不知作何感想。在我们看来，不说判若两人，恐怕也要“刮目相看”了。
“父有争子”，何其壮怀激烈！所谓“争”？“争”者，“诤”也，“谏”也。但如果“几谏”无效，接下来该怎么办？按照“谏诤”的原则要求，要“苦诤”，要“反复数百言”，即要有“数”的付出；如果父母知错不改，甚至执迷不悟，反复规劝不起作用了，做儿女的就该动真格的了。除了前面“数”的付出，紧要关头，还必须大义灭亲，轻则“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重则“用则可生，不用则死”，关键时刻，必须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凛然气度来。因为，非如此不能救父母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孝文化的故事中，这样“苦谏”的人物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二十四孝》中有个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当然，这是《二十四孝》中的故事，既然是故事，难免不有“创作”的成分。但故事归故事，父母有错，非常时期，儿女采用“苦谏”的办法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孔子倡导的“几谏”，我们就不难理解个中的含义了。“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告诉我们的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和做派：父母亲有错误，必须轻言细语地加以劝阻。实在听不进去，也就罢了，我照样顺从你，恭敬你。心中决无抱怨，剩下的，只有几缕无可奈何的担忧。如此这般的“几谏”，实际上阉割了真正谏诤上的几根筋骨，阉割了真正谏诤上几许胆魄，阉割了真正谏诤上的几丝魂灵！
三、纲常遮掩下的孝道
如果说，孔子的“几谏”我们多少还能接受，那是因为他强调了儿女谏诤父母错误的委婉方法，那么，下面一段论述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讼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话出自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口，人们大概都会感到惊诧疑惑。
从表面上看，人们惊诧疑惑处大概有三。
其一：做父亲的不学好样，偷鸡摸狗，还顺手“牵羊”，老而不尊，干出这些为人不齿龌蹉勾当，算不算过失？算不算错误？算不算犯罪？
其二：问题在于：如果做父亲的偷盗成性，屡“劝”不改，在造成了偷鸡摸狗的既成事实以后，儿子该不该主动揭发父亲？
其三：叶公说的“吾党”是建国时间八百年的楚国，孔子说的“吾党”是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鲁国，同是两个文化大国，面对并不难判断的偷盗一事，是非标准怎么会如此迥然相异？
面对叶公坦诚的陈述，孔子为什么会发出如此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奇谈怪论？
奥妙，就在他最后一句话：“直在其中矣！”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逐步发展的。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日益加强，“以孝治天下”则完全走向政治化和纲常化。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则完全顺应了这种发展潮流。比如做父亲的明明做了盗贼，只要不被逮住，儿子就不能揭发他，他依然是正人君子一个。父亲不是依然“像”父亲吗？儿子隐瞒了事实真相，岂不更“像”一个行孝的儿子吗？这就是孔子“直在其中”的奥妙了。很显然，这种纲常“遮掩下的孝道”，却从根本上阉割了真正的谏诤筋骨，阉割了真正谏诤的胆魄，阉割了真正谏诤的魂灵！难怪，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独生公子会发出“争者，孝也；隐者，亦孝也”的慨叹！
小结：
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中国的孝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总是纠结在一起混搭在一起。时代的列车已经开往了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十分理性地吸纳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形成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孝道，作为调节新时期家庭和社会的精神利器：同时我们也应该十分理性地剔除传统孝文化的封建性的糟粕，把腐朽没落的旧观念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诚如鲁迅先生所告诫我们的那样，切不可将痛疽当宝贝。
末了，我们还想提醒那位攻读古典文学研究生的独生公子。
争者，真孝也；
隐者，犯罪也！
参考文献：
[1]孝经（《谏诤》章第十五）[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113-114.
[2]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127，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