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直以来，关于贺龙元帅是如何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任的，说法不一。本文作者曾到国家体委档案室查阅了110多个卷宗，访问了一些国家体委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一代著名教练员、运动员，终于对此事的经过有了—个全面的了解。
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贺老总是众望所归
旧中国体育，几乎是一片荒漠。直到1950年，全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和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
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就指示各省市要建体育机构。但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对体育工作不够重视，直到1953年底，全国各地成立了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8月21日，体总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听取了荣高棠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和对今后如何加速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议。会后，体总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打了个报告，在汇报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情况后，又建议：在政务院下，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同志担任。9月6日，体总主席马叙伦又在呈送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情况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而在此之前，新中国的体育工作一直是由团中央主管的。
为什么体总会向中央建议请贺龙同志出任体委主任呢？
说来话长。原来，早在红军时期，贺龙担任红二方面军司令员时，就在部队中倡导体育运动，并提出了“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担任八路军第120师
师长时，又创建了“战斗”体育工作队，下有篮、排球等几个运动队。他甚至还在师司令部
设立了“体育股”。当时，他听说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一支实力相当强的篮球队，其中有一个叫刘卓甫的队员曾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还有一位叫张之槐的是曾参加过华北运动会的“神投手”，就设法把这两人调到了120师司令部。因刘卓甫正担任着河北深县的县长。从此，他求才若渴，把县长调来打篮球的佳话就传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
大西南解放后，贺龙在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又在西南地区和西南军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并组建了全军，乃至全国的第一个专业体工队——西南军区体工大队，下有篮球、排球、足球、田径和垒球等几个队。
另外，贺龙还给体工大队解决了干部编制。也就是说，体工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从此不再是解放前被人看不起的“吃球饭”的人，而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了。而且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比大军区首长的小灶还要高——在小灶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一个鸡蛋和一两白糖。
而此时，北京都还没有建立一支国家级的专业体工队。贺龙的这些举措，当然为全国各地的体育界人士所钦羡。是以哪一个想为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出力的人不愿意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呢？所以，由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众望所归。
对于体总打上来的这个报告，中央是怎样研究的，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是极为赞成的。
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于1952年秋调到中央工作，出任了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对贺龙在西南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热情与魄力，知之甚深。所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委托刚从西南来北京的邓小平去和贺龙谈了这件事。
关于邓小平与贺龙这次的谈话内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是贺龙在不同场合说过的。
一、邓小平给在重庆的贺龙打电话，说：“贺老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嘛！”
于是，邓小平就把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事说了，又说：“下面人都建议请你来当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和总理也觉得由你来当这个主任最合适。”
“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也是赞成的。”
“那好！即然是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二、还有老同志回忆说：当贺龙发现一些干部不安心体育工作时，便现身说法：“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我当这个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点的我的将，毛主席下的令。”
三、贺龙还说过：“当这个体委主任，请示过毛主席：我有没有人权和财权？主席说，有！你需要谁就调谁；经费，你找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是你的老熟人嘛！我说，好，只要中央给
我人权和财权，我就干！”
总之，中央在征得了贺龙的同意后，1952年11月15日，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由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的任命。任命通知书下达的时间是1952年11月20日。
此时，体委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亦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当时，有些老同志，特别是贺龙的老部下，对任命贺龙担任体委主任很不理解，认为是大材小用。还有的说，毛主席让贺龙当体委主任，是不让他管军队了，等等。其实，这都是
误解。
首先，提议贺龙出任体委主任的，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非毛泽东。而贺龙当体委主
任是兼职，中央并没有免去他西南军区司令员一职。而且，在邓小平调京后不久，贺龙就担任了中共西南局书记。
再者，毛泽东对体育事业一贯重视。1950年初，就亲笔题签了《新体育》杂志的刊名； 1952年6月10日，又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指明了
方向。1954年4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荣高棠一进会场，毛泽东就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事！”因此，他同意由贺龙兼任体委主任，也是出于对体育工作的重视。而贺龙自己也乐于担此重任。
1954年底，全国各大行政区撤消后，贺龙
奉命调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除管体委之外，还担负着协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有关事务、外交和中央机关的定编等工作任务。
1956年，贺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而此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林彪、贺龙和聂荣臻。1960年，贺龙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防
工业委员会主任。1963年9月下旬，毛泽东又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
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些都充分说明，那时毛泽东对贺龙还是非常信任的。
调兵遣将。贺龙请胡耀邦吃哈密瓜
贺龙走马上任后，即着手选调人才。
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发文通知中央体委：你委1953年编制，经审查，核定为239人，计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
当时，体委只有从团中央调来的十几名干部，曲荣高棠、黄中担任正副秘书长。尚缺200名干部，这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一时还真不好配齐。再加上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普遍不把体育当作一份正经的职业。所以，体委调干部就难上加难了。
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提出：“为把体委的组织机构尽快建立、健全起来，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随后，贺龙就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动员、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任职。他首先调来了原在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任处长兼军区体工大队大队长的张之槐，还有35岁的原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和39岁的原“东干队”的老队员、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处长的朱德宝。
1953年8月3日，体委又正式向中央组织部打报告，提议任命张之槐为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为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为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西南行政区撤销后，1954年10月下旬，贺龙和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携家眷，乘船由重庆顺长江而下。当时与贺龙同船的这几名干部，都是准备到北京各部门报到的，但无一人是去体委的。可贺龙一上船，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他首先向准备到
内务部走马上任的蔡树藩发动了攻势，并成功地说动了他。因为他在西南局与贺龙共事了5年，深知贺龙的为人，与其说他是被贺龙所描述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前景所吸引，不如说是为贺龙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因此一到北京，贺龙即同蔡树藩的老上级邓小平谈妥，让他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女将王凌原是要去地质部的，也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在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贺龙自然也没放过他，一下船便把他拉到体委，不久他便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后来又担任过干部司副司长。
又，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原准备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社长。贺龙欣赏他的才华，觉得体委必须有几个秀才，便动员他到体委工作。张非垢盛情难却，不仅自己答应了，还动员了也准备去外文出版社报到的张彩珍到体委工作。
贺龙还邀请了他的老朋友、起义将领、原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又从西南调来了李梦华，从中南调来了陈先，从华北调来了曹建纯，从西北调来了董念黎……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
副主任。继之，中共中央组织部又批准了张非垢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的任命。1956年，张非垢和黄中又都晋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当年，张非垢才33岁，在国务院系统的副部级干部中是最年轻的。张彩珍后来也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
那时，贺龙还曾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路金栋请到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工作的地方，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儿人过来吧。”
胡耀邦此前曾担任过西南区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治委员，是贺龙的老部下，他
早就为体委挑选了一批干部，并带来了这些干部的档案。
贺龙听了风趣地说：“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吃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为体委机关选址，主持修建北京体院馆
贺龙在迁到北京办公之前，就同荣高棠、黄中商谈体委机关组建的问题，并向周恩来、
邓小平打报告建议：
（一）以原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现有48人，需即补充62人。其中需有一批骨干，提出一个名单已送安子文同志处，以后看情况需要时再增加。（邓小平在此批示：同意。）
现需要买一所房子办公，已同北京市政府接洽，还需要建筑会址，拟请批准青年服务部球场地址（北京饭店对面）。（周恩来在此批示：此事须向市府商办。）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欣然同意，很快就把东长安街17号拨给了体委。不久，又把位于宣武门东边未英胡同33号拨给了体委。这是一个藏在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只有十几间平房，容纳不下贺龙新调来的各路人马。于是，贺龙又亲自登门拜访彭真，请他再设法解决会址。
彭真亦鼎力相助，又把几个单位争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机关宿舍，安排在草厂胡同。他在一份批件上给贺龙写道：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机构包括办公厅、群众体育指导司、干部训练司、运动竞赛司、国际联络司、学校体育司、编审司、计划财务司和民族形式
体育研究会等。
1954年底，体委机关又迁到崇文区太阳宫，盖起东、西两栋办公楼。
此后，贺龙又创建了北京体育学院、《体育报》、体育科研所等，还主持修建了北京体
育馆、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院馆等体育设施。
从1952年贺龙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起，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全国体育健儿艰苦奋斗、勇敢拼搏，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个世界冠军（其
中乒乓球12个），有210人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
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
60岁以上。
这些丰硕成果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体育界推举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最正确
的选择。在中国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之时，人们不会忘记贺龙元帅的历史功绩。
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贺老总是众望所归
旧中国体育，几乎是一片荒漠。直到1950年，全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和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
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就指示各省市要建体育机构。但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对体育工作不够重视，直到1953年底，全国各地成立了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8月21日，体总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听取了荣高棠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和对今后如何加速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议。会后，体总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打了个报告，在汇报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情况后，又建议：在政务院下，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同志担任。9月6日，体总主席马叙伦又在呈送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情况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而在此之前，新中国的体育工作一直是由团中央主管的。
为什么体总会向中央建议请贺龙同志出任体委主任呢？
说来话长。原来，早在红军时期，贺龙担任红二方面军司令员时，就在部队中倡导体育运动，并提出了“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担任八路军第120师
师长时，又创建了“战斗”体育工作队，下有篮、排球等几个运动队。他甚至还在师司令部
设立了“体育股”。当时，他听说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一支实力相当强的篮球队，其中有一个叫刘卓甫的队员曾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还有一位叫张之槐的是曾参加过华北运动会的“神投手”，就设法把这两人调到了120师司令部。因刘卓甫正担任着河北深县的县长。从此，他求才若渴，把县长调来打篮球的佳话就传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
大西南解放后，贺龙在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又在西南地区和西南军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并组建了全军，乃至全国的第一个专业体工队——西南军区体工大队，下有篮球、排球、足球、田径和垒球等几个队。
另外，贺龙还给体工大队解决了干部编制。也就是说，体工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从此不再是解放前被人看不起的“吃球饭”的人，而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了。而且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比大军区首长的小灶还要高——在小灶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一个鸡蛋和一两白糖。
而此时，北京都还没有建立一支国家级的专业体工队。贺龙的这些举措，当然为全国各地的体育界人士所钦羡。是以哪一个想为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出力的人不愿意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呢？所以，由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众望所归。
对于体总打上来的这个报告，中央是怎样研究的，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是极为赞成的。
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于1952年秋调到中央工作，出任了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对贺龙在西南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热情与魄力，知之甚深。所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委托刚从西南来北京的邓小平去和贺龙谈了这件事。
关于邓小平与贺龙这次的谈话内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是贺龙在不同场合说过的。
一、邓小平给在重庆的贺龙打电话，说：“贺老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嘛！”
于是，邓小平就把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事说了，又说：“下面人都建议请你来当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和总理也觉得由你来当这个主任最合适。”
“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也是赞成的。”
“那好！即然是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二、还有老同志回忆说：当贺龙发现一些干部不安心体育工作时，便现身说法：“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我当这个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点的我的将，毛主席下的令。”
三、贺龙还说过：“当这个体委主任，请示过毛主席：我有没有人权和财权？主席说，有！你需要谁就调谁；经费，你找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是你的老熟人嘛！我说，好，只要中央给
我人权和财权，我就干！”
总之，中央在征得了贺龙的同意后，1952年11月15日，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由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的任命。任命通知书下达的时间是1952年11月20日。
此时，体委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亦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当时，有些老同志，特别是贺龙的老部下，对任命贺龙担任体委主任很不理解，认为是大材小用。还有的说，毛主席让贺龙当体委主任，是不让他管军队了，等等。其实，这都是
误解。
首先，提议贺龙出任体委主任的，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非毛泽东。而贺龙当体委主
任是兼职，中央并没有免去他西南军区司令员一职。而且，在邓小平调京后不久，贺龙就担任了中共西南局书记。
再者，毛泽东对体育事业一贯重视。1950年初，就亲笔题签了《新体育》杂志的刊名； 1952年6月10日，又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指明了
方向。1954年4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荣高棠一进会场，毛泽东就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事！”因此，他同意由贺龙兼任体委主任，也是出于对体育工作的重视。而贺龙自己也乐于担此重任。
1954年底，全国各大行政区撤消后，贺龙
奉命调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除管体委之外，还担负着协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有关事务、外交和中央机关的定编等工作任务。
1956年，贺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而此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林彪、贺龙和聂荣臻。1960年，贺龙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防
工业委员会主任。1963年9月下旬，毛泽东又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
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些都充分说明，那时毛泽东对贺龙还是非常信任的。
调兵遣将。贺龙请胡耀邦吃哈密瓜
贺龙走马上任后，即着手选调人才。
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发文通知中央体委：你委1953年编制，经审查，核定为239人，计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
当时，体委只有从团中央调来的十几名干部，曲荣高棠、黄中担任正副秘书长。尚缺200名干部，这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一时还真不好配齐。再加上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普遍不把体育当作一份正经的职业。所以，体委调干部就难上加难了。
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提出：“为把体委的组织机构尽快建立、健全起来，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随后，贺龙就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动员、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任职。他首先调来了原在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任处长兼军区体工大队大队长的张之槐，还有35岁的原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和39岁的原“东干队”的老队员、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处长的朱德宝。
1953年8月3日，体委又正式向中央组织部打报告，提议任命张之槐为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为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为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西南行政区撤销后，1954年10月下旬，贺龙和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携家眷，乘船由重庆顺长江而下。当时与贺龙同船的这几名干部，都是准备到北京各部门报到的，但无一人是去体委的。可贺龙一上船，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他首先向准备到
内务部走马上任的蔡树藩发动了攻势，并成功地说动了他。因为他在西南局与贺龙共事了5年，深知贺龙的为人，与其说他是被贺龙所描述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前景所吸引，不如说是为贺龙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因此一到北京，贺龙即同蔡树藩的老上级邓小平谈妥，让他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女将王凌原是要去地质部的，也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在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贺龙自然也没放过他，一下船便把他拉到体委，不久他便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后来又担任过干部司副司长。
又，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原准备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社长。贺龙欣赏他的才华，觉得体委必须有几个秀才，便动员他到体委工作。张非垢盛情难却，不仅自己答应了，还动员了也准备去外文出版社报到的张彩珍到体委工作。
贺龙还邀请了他的老朋友、起义将领、原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又从西南调来了李梦华，从中南调来了陈先，从华北调来了曹建纯，从西北调来了董念黎……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
副主任。继之，中共中央组织部又批准了张非垢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的任命。1956年，张非垢和黄中又都晋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当年，张非垢才33岁，在国务院系统的副部级干部中是最年轻的。张彩珍后来也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
那时，贺龙还曾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路金栋请到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工作的地方，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儿人过来吧。”
胡耀邦此前曾担任过西南区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治委员，是贺龙的老部下，他
早就为体委挑选了一批干部，并带来了这些干部的档案。
贺龙听了风趣地说：“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吃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为体委机关选址，主持修建北京体院馆
贺龙在迁到北京办公之前，就同荣高棠、黄中商谈体委机关组建的问题，并向周恩来、
邓小平打报告建议：
（一）以原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现有48人，需即补充62人。其中需有一批骨干，提出一个名单已送安子文同志处，以后看情况需要时再增加。（邓小平在此批示：同意。）
现需要买一所房子办公，已同北京市政府接洽，还需要建筑会址，拟请批准青年服务部球场地址（北京饭店对面）。（周恩来在此批示：此事须向市府商办。）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欣然同意，很快就把东长安街17号拨给了体委。不久，又把位于宣武门东边未英胡同33号拨给了体委。这是一个藏在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只有十几间平房，容纳不下贺龙新调来的各路人马。于是，贺龙又亲自登门拜访彭真，请他再设法解决会址。
彭真亦鼎力相助，又把几个单位争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机关宿舍，安排在草厂胡同。他在一份批件上给贺龙写道：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机构包括办公厅、群众体育指导司、干部训练司、运动竞赛司、国际联络司、学校体育司、编审司、计划财务司和民族形式
体育研究会等。
1954年底，体委机关又迁到崇文区太阳宫，盖起东、西两栋办公楼。
此后，贺龙又创建了北京体育学院、《体育报》、体育科研所等，还主持修建了北京体
育馆、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院馆等体育设施。
从1952年贺龙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起，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全国体育健儿艰苦奋斗、勇敢拼搏，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个世界冠军（其
中乒乓球12个），有210人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
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
60岁以上。
这些丰硕成果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体育界推举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最正确
的选择。在中国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之时，人们不会忘记贺龙元帅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