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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厦将倾，在其国力鼎盛时的1980年前后就有端倪了—当时莫斯科的大战略过于向国外倾斜，后来又上了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当，最终在1991年年底解体。
就在解体前不久，苏联还在挪威以北的巴伦支海，将多枚重达数十吨的洲际导弹“放了烟花”，以此震慑欧洲小国。
早期，苏联跟西方过招，“有板有眼”并不吃亏—不管是出兵镇压同情纳吉的匈牙利革命（1956年）、在第三次柏林危机中筑起柏林墙（1961年），还是入侵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都让西方徒唤奈何。
但之后，在东方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无论是阿富汗还是朝鲜、越南，都让莫斯科做了赔本买卖。
在后果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辉煌期苏联的势力范围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苏联一个国家的面积占世界1/6，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第二大工业国，重工业甚至超过了美国。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古巴、埃塞俄比亚等数十个国家，都曾长期倒向莫斯科。
从军事上看，苏联的陆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实力世界第一，海军实力世界第二；苏军在越南、古巴等国拥有众多军事基地，华沙条约组织也足以颉颃北约。1981年，苏联举行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以平方公里为部队数量的计算单位”。
然而，投资坦克（平均寿命30年）不如投资年轻人和新兴行业。
苏联并不缺乏高科技人才，他们较早研发出了数控机床、晶体管计算机、三进制计算机、移动电话等，可惜没有得到市场化普及的机会。
由于工业强军路线，除了人造卫星和太空站等“军民两用”技术惊艳世界，苏联的民用科技自主研发之路并不通畅，后期干脆转向了“技术移植”，即仿制和抄袭西方产品。
与此同时，为了保持一系列军用技术的独家，苏联阻塞“军转民”道路，导致其绝大多数军用发明无法进入国民经济领域。科学家发表论文难、知识成果转化难、财务自由难，年轻人遂不愿在国内坐科研冷板凳。
为了防止莫斯科“经营”数年的阿富汗倒向美国，苏军悍然冲进总统府，打死阿明，将卡尔迈勒扶上台并宣称阿富汗发生政变，苏军系应邀进入阿境。
某种程度上，不“以人为本”的军事和重工业辉煌，注定了苏联在和平年代、消费时代的影响力将式微—为避免这一结果，它有挑起战事的本能。
美国政府虽然没能预见苏联的突然解体，但是对苏联的本性有着深刻洞察。
1946年2月22日（周五），感冒中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拍发了一封5000多词的长电报，揭示了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的野心，成了二战后初期美国“冷战遏制”政策的起源。
11天后，已经下台大半年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杜鲁门总统之邀在美国发表了针对苏联的“铁幕演说”。
但冷战真正开始，要等到一年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咨文提出杜鲁门主义，宣示与控制东欧的苏联分道扬镳。
而从1948年6月开始，苏联“封锁西柏林”长达近一年，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并首次造成了人员伤亡。当时，美英出动大批飞机，向西柏林250万居民日夜不停地空运粮食和日用物资，并对苏占区实施反封锁。
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后不久，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利用“抓苏联间谍”运动，诽谤、迫害美国政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亲苏联人士。直到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停战的次年（1954年），这一运动才偃旗息鼓，但对美国社会的伤害已难以挽回。
美苏冷战，前后持续了近45年，占苏联历史时长的65%。在前35年（1947—1982年）里，苏联的国力并没有衰落，反而在增强；倒是美国相比二战后初期，国际地位有所削弱。
这么看来，冷战对苏联没那么糟，热战对美国也似有帮助。
第三国热战，第四方得利
实际上，绊倒苏联的不是曾伴随它几十年的狭义冷战本身，而是它崛起后为赢得几场热战所付出的高昂成本。在垄断真理的体制问题之外，是冷战的并发症—局部热战，误了苏联的性命。
最常被提到的，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
当时，阿明总统通过政变在阿富汗上台未久。为了防止莫斯科“经营”数年的阿富汗倒向美国，苏军悍然冲进总统府，打死阿明，将卡尔迈勒扶上台并宣称阿富汗发生政变，苏军系应邀进入阿境。
“大象打架，草地遭殃。”除了一位小女儿外，阿明的4位妻子和23个子女也被苏军全部杀害。
军事上开局“良好”，苏联人却没想到，由于周边多国和美国的介入，此仗一打就是10年。阿富汗约100万人死于战火，6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以后的多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都遭到各国的强烈谴责。
这10年里，苏联先后有150多万官兵在阿富汗作战，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撤军后，苏联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甚至通过决议，认为苏军侵阿违宪，“理应受到政治和道义谴责”。
苏联解体后，那些侵阿老兵陷入生活底层，被称为“刽子手”“罪犯”，遭到社会歧视。许多人后来报名参加了车臣战争，一些人当了警察后成为某种社会公害。
除了苏联侵阿事件，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也引起了全球连锁反应，加剧了苏联的战略被动。
1979年初，越南军队在柬埔寨反叛者韩桑林、洪森等的支持下，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政府，引起了越南北部边界另一侧的“自卫还击”。越军在两个方向的战斗，分别持续12年和10年，削弱了苏联实力，也重塑了中美苏“战略三角”。
在整个8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国际油价被沙特等亲美国家“摁在地上摩擦”，苏联经济由此不断“失血”。莫斯科顶多是通过向印度、东德等国卖军火、石油或站台，才有了点止损的本钱。但“国小胃口大”的越南、古巴等国，仍在不断“盘剥”苏联。
当苏联对第三世界援助的事实和数据（875亿卢布到期债权无法清偿）被一些学者公布后，民众的幻灭情绪和讥评讽言，使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进一步介入，在国内成为一个麻烦且危险的政治议题。
东亚个别国家虽然“后怕”于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但在当时，却乐见这个苏维埃联盟的海外墙脚—从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权）到南也门，从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到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被一一挖空。
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当老大、老二视若仇雠时，往往有老三、老四帮助老大对付老二。而老大要做的，就是为这种“以多欺少”的行为安一个正义的名头，或者通过挑衅老二来勾起戏剧性的冲突，但避免一开始就亲自下场。
美国并未在亚非拉的局部热战中，占到苏联多少便宜。即便后来东欧国家相继投靠西方，也还有像柬埔寨、安哥拉这样的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是原来亲苏联的一方胜出。
其实，包括持续近20年的越南战争（1955—1975年）在内，美国并未在亚非拉的局部热战中，占到苏联多少便宜。即便后来东欧国家相继投靠西方，也还有像柬埔寨、安哥拉这样的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是原来亲苏联的一方胜出。
美苏冷战的真正赢家，是日本、德国这些曾匍匐在莫斯科军事威慑脚下的二战战败国。多年后，日本组建了事实上不带美国玩的跨太平洋贸易联盟，德国成了欧罗巴联盟的幕后老板；美国终于有个金发老头站出来说，为盟友站岗放哨多年，美国大兵该歇歇脚了。
是该歇一歇了。对比老布什打海湾战争时的雷厉风行，特朗普在面对伊朗、委内瑞拉时的犹豫不决说明，美国意识到了“在第三国热战，让第四方得利”的老问题。
从代价来看，冷和平小于冷战。但在两极对峙时期，“冷和平”也无法维系，冷战算是“最不坏的一种战争”，避免了世界大战卷土重来。何况，冷战时期存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像印度曾参与组建的“不结盟运动”，存续至今已有一甲子、120个成员国。
冷战已逝，即便当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冷战土壤，冷战的种子也随处可见，只待合适的气候便能发芽。近来，印度在军事上不敌中国，就拿TikTok、微信等至少59款中国APP出气，也是一种冷暴力。
反对“新冷战”
7月23日，刚刚结束了对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针对中国的演讲。
这次演讲与美方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之间是有联系的，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步步紧逼的预谋动作。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让美中关系看起来更像是在打冷战。
“如果谁要在21世纪的今天挑起所谓‘新冷战’，那他就站到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就是国际合作的最大破坏者，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针对挑起新冷战的一方，王毅外长用词犀利。
尽管中美有陷入新冷战的风险，但新冷战毕竟还只是一种动向，并未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因此，思考如何避免新冷战，不能说不合时宜。
在人类军事史上，冷战不常有，兼并战争却层出不穷。我们不妨思考：对于一个实力超强的大国，国内如何发出“反战”的呼声？
这当然很难，即便是对“山巅之城”而言。
美国在1790年定都华盛顿时，只有不到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增加了6倍多。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曾经指望“自由帝国”最后占领古巴，甚至吞并加拿大、墨西哥。
不过，杰斐逊之后麦迪逊和门罗这两任总统，谁也没有向古巴下过死手。直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美国才第一次在别国土地上正式作戰。但美国国会满足于获得加州、得州等地，不同意国务卿夺取整个墨西哥的计划。韦伯斯特、道格拉斯、科温、林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反战人士。 后来林肯上台，美国内战爆发，却意外解放了黑奴。之后美国重新崛起，1898年西奥多·罗斯福出征古巴大胜，美国顺势夺得菲律宾、关岛等地。但又一次，他后面的两个总统—有过统治菲律宾教训的塔夫脱，与大学校长出身、满脑子和平思想的威尔逊，制止了美国的扩张狂热。
冷战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记取。了解其他陷进去的强权都吃过什么苦，我们自己也许就能绕道而行、择善而从了。
而像德日这样的国家，发展之初都承诺过和平，但等势力坐大后就倾向于武力改变国际秩序。可见，“反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能否发展出抵御战争诱惑、让不同利益群体发声受保障的机制。简单说，“没有通吃的社会，大家才能活”。
相比德日，苏联在冷战的氛围中，追求一种平行秩序，并不寻求立即推翻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个“对峙为主、不乏缓和”的过程很漫长，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起有落，至少美国民间“反战”的机会并不少。
1959年，在和尼克松（时任美国副总统）于莫斯科进行“厨房辩论”之后，赫鲁晓夫访美，点名与玛丽莲·梦露共进午餐；梦露次年也随她的克格勃情人，秘密访问了苏联。
那段时间，战后美苏关系第一次缓和。其副产品之一是，苏联主动限制革命事业输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破坏了美苏缓和的气氛。仅仅13天后，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但以美国承诺不侵犯古巴，并且美军私下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为交换条件。中国那时狠批苏联对美软弱，除了不了解美苏交涉内情外，也因为美国刚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第三天中国就决定对印自卫反击，当时对印胜仗正打到半截。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苏联趁美国陷入越战泥潭，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美苏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了《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第二次缓和—这也是美国国内持续“反越战”的成果。
而在家庭出身比较复杂的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时期，戈氏外公蹲了14年大牢，爷爷曾被流放西伯利亚）上台后，苏联经济不景气，对外战略收缩，促成美苏关系第三次缓和。1987年里根总统甚至站在柏林墙下，隔空呼吁戈氏“推倒这堵墙”。
尽管戈氏也试图进行政治改革，但在经济上“胜骄败馁”的苏联，最后还是内部矛盾大爆发，走向了自我解体。
尝过冷战滋味的，大都心有余悸。愿冷战不再来，可视为一种朴素的反战情结。但心愿远远不够，因为有太多的“温柔陷阱”诱惑着某一方坠入，常常是通过所谓张扬国威的形式，也有被所谓盟友拖累的原因。
冷战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记取。了解其他陷进去的强权都吃过什么苦，我们自己也许就能绕道而行、择善而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