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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严酷的文学时代。那个时代把文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香花，一种是毒草。所谓香花，即是符合当时推行的、所谓政治性强的作品。除此之外，剩下的就都是毒草。那时的文学批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要么“浇花”，要么“锄草”。文学的园地经过这样一茬又一茬的“剪除”，其状况的惨烈可想而知。后来有了一些“觉悟”，作了一些调整，时间大约是“三年困难时期”过去、“文革”开始之前，饥饿夺去了几乎所有的体能，人们已经无力进行一往无前的“斗争”，当代文学有一个相对宽松的间隙。周扬出面，在“有益”“有害”之间，即在“花”与“草”之间，划出了一个既非花又非草的“新区”，叫作“无害”。“无害”的文艺作品于是被允许，文艺的空间得到释放，显得宽松一些。
由此我们得知，我们曾经是多么艰难，文艺批评走到今天有多么不易。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文艺的空间的确有了无限的扩展。这是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拥有相当的创作自主权的年代。说是“空前”也许有点过分，但这个“空前”可能要排除了“五四”之后十年那一个时段。当然，所谓的“自主”也是相对而言。当今的文艺形势与“文革”前后的形势相比对，那时是一个极端，现在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时的文艺批评是排斥一切不具有当时认可的政治意义的作品，文艺的功能是单一的，只剩下被允许的“为政治服务”功能，文艺最重要的审美功能被排斥了，它的娱乐和消闲的作用也被彻底驱逐。
而现在呢？说得简单一点，即是文艺除了消闲和娱乐，其他一切都被忽视甚至被排斥。文艺的巨大空间则被娱乐和消闲所占领，留给教养和增智的空间则极为窄小，文艺的正面价值被挤压。三十多年前我就有感于此，那时我们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曾经惊叹中国舞台与金色大厅的巨大差距：那边是鲜花香水和整齐的击掌声，这边是两个梳着辫子、鼻子上抹了白粉的小丑扭捏作态。那边是绝对的高雅，这边是绝对的低俗，这样巨大的反差，使我感到被中国人自己所羞辱。
从那时起，人们一直把文艺的娱乐当作一往无前的追求。所谓的“把娱乐进行到底”，不仅成为艺人的口头禅，甚至成为一些传媒的广告词。这些非常的口号到处都是，不仅消解了神圣，而且亵渎了艺术的尊嚴。从那时起，我们的刊物、舞台、银屏，充斥着无聊的搞笑和俗气。文艺舞台如此，文学创作也好不了多少。诗歌是最高雅的艺术，却也是粗话、俗话畅行无阻。诗人们变得自私了，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世界。他们热衷于自我抚摩和展示仅仅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小悲哀、小小的别人难以进入的小天地。这是本末倒置。
不由得让人想起，我们是否有悖于先人的教导。中国的古代经典从来把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和传播与时代兴衰、社会进退、万家忧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传统典籍极为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即指诗、文、艺术首要之责，在于教化民众、影响社会。宽泛概念的诗即文艺，不仅可以兴，可以观，而且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大序》更把诗歌和文艺的作用提到至高的位置，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诗大序》）。
读古书，经常受到这种提醒。写过《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曾对他的朋友说：“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我们都熟悉这些言说，而这是不可遗忘的。经历世变，我们知道文章的道理、文章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光是政治，不光是教育，也还有轻松的消闲和娱乐，其间最为重要的则是影响和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而现在我们的作为是有点错位的。我们是不是背离古训有点远了？不能说我们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不是说所有的文艺家都忘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能这样坚持的人毕竟太少，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远没有达到高度自觉的程度。这就是我们等待了这么久，依然没有等待到那些能够楔入中国现实、展现时代风貌、能起到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人类的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原因。
有些道理不会过时。尽管这些道理有些“古旧”，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但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道理有它恒定的价值。前不久去世的屠岸先生，留给他的孙女的最后遗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十六字遗言，国人皆知，却是不会过时。文学、诗歌和艺术各个门类，也是变化多端，新知迭出，我们理应顺势而进，不应拒绝。我们当然要把目光向着世界，吸取新知以丰富自己，我们理应拥有多元文化的营养以壮大和丰富自己。五四提倡新文化是对的，我今天还要继续。
但是我们不可遗忘。我们在求新的同时不可忘了我们有悠久而丰富的昨日。人云，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不管世事如何变，我们信守的是这个的“宗”。就文艺理论而言，我们拥有的古典诗论、文论、画论、乐论、曲论、建筑论、园艺论，以及诸多艺术门类的古典理论，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单就一部《文心雕龙》、一部《文赋》，其间涉及的文艺道理何其丰富，除了专业人员，我们何曾认真读过？从文艺教学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对西方的现代理论重视了，但对于传统理论的继承有所偏废。
确实是，有些基本的原理不应遗忘。例如文学的文体特征，小说或者诗歌，都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被忽视。例如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近数十年，我们究竟留下了什么人物的典型？鲁迅一生写作小说不算多，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阿Q、祥林嫂、孔乙己、一系列的人物画廊。赵树理也是，他写农村人物，小诸葛、三仙姑、小二黑、小腿疼、吃不饱，也是琳琅满目。诗歌也是，诗歌在一些诗人那里变成了与情感无关的“码字活”，变成了“手艺”。讲这些，无非是强调我们在创新时不要忘旧，有些道理不新潮，但道理还在。
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视野要开阔，不要在概念中纠缠，不要不着边际。回观国内历年评奖，无论小说、无论诗歌，评来评去，了无新意。有些人成了得奖专业户。这不怪作家诗人，责任在主持其事者，在那些参与评奖的评论家，他们的目光是固定的，他们看不到那些默默劳作的多数。借此机会，我要介绍我读到的一部著作。作者就在福建永泰，他写了三卷本日记体小说，卷帙浩瀚，可是出版后寂寂寥寥。批评家视若无睹，也许根本就未入他们的视野。
《将心比心》作者陈家恬是一位公务员，他每天要上班，公务繁忙。家有老父老母，母亲有严重的老年病，生活不能自理。作家陈家恬无论多忙，每日公余坚持回家探望。一块点心，几个水果，洗洗手脚，揉揉身子，换来慈母欢心。他的小说就是他的侍亲日记，不间断，日记一篇，短则数百字，长可数千言，日积月累，终成巨著。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和母亲、父亲等家人，用的语言是夹杂着闽方言的普通话。那些即将失传的土话，经他的笔翻出了新意。
作为读者，我读出了作家内心的哀戚：父母终要老去，“子欲养而亲不待”。他感到了人生不可逃脱的不幸，他是在用行动、用语言尽孝。有些道理不会过时，包括我此刻谈到的作家。他是在用文字提醒我们：人子对于父母的孝敬，也是一个永恒的、不会过时的文学主题。
由此我们得知，我们曾经是多么艰难，文艺批评走到今天有多么不易。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文艺的空间的确有了无限的扩展。这是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拥有相当的创作自主权的年代。说是“空前”也许有点过分，但这个“空前”可能要排除了“五四”之后十年那一个时段。当然，所谓的“自主”也是相对而言。当今的文艺形势与“文革”前后的形势相比对，那时是一个极端，现在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时的文艺批评是排斥一切不具有当时认可的政治意义的作品，文艺的功能是单一的，只剩下被允许的“为政治服务”功能，文艺最重要的审美功能被排斥了，它的娱乐和消闲的作用也被彻底驱逐。
而现在呢？说得简单一点，即是文艺除了消闲和娱乐，其他一切都被忽视甚至被排斥。文艺的巨大空间则被娱乐和消闲所占领，留给教养和增智的空间则极为窄小，文艺的正面价值被挤压。三十多年前我就有感于此，那时我们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曾经惊叹中国舞台与金色大厅的巨大差距：那边是鲜花香水和整齐的击掌声，这边是两个梳着辫子、鼻子上抹了白粉的小丑扭捏作态。那边是绝对的高雅，这边是绝对的低俗，这样巨大的反差，使我感到被中国人自己所羞辱。
从那时起，人们一直把文艺的娱乐当作一往无前的追求。所谓的“把娱乐进行到底”，不仅成为艺人的口头禅，甚至成为一些传媒的广告词。这些非常的口号到处都是，不仅消解了神圣，而且亵渎了艺术的尊嚴。从那时起，我们的刊物、舞台、银屏，充斥着无聊的搞笑和俗气。文艺舞台如此，文学创作也好不了多少。诗歌是最高雅的艺术，却也是粗话、俗话畅行无阻。诗人们变得自私了，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世界。他们热衷于自我抚摩和展示仅仅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小悲哀、小小的别人难以进入的小天地。这是本末倒置。
不由得让人想起，我们是否有悖于先人的教导。中国的古代经典从来把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和传播与时代兴衰、社会进退、万家忧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传统典籍极为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即指诗、文、艺术首要之责，在于教化民众、影响社会。宽泛概念的诗即文艺，不仅可以兴，可以观，而且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大序》更把诗歌和文艺的作用提到至高的位置，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诗大序》）。
读古书，经常受到这种提醒。写过《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曾对他的朋友说：“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我们都熟悉这些言说，而这是不可遗忘的。经历世变，我们知道文章的道理、文章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光是政治，不光是教育，也还有轻松的消闲和娱乐，其间最为重要的则是影响和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而现在我们的作为是有点错位的。我们是不是背离古训有点远了？不能说我们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不是说所有的文艺家都忘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能这样坚持的人毕竟太少，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远没有达到高度自觉的程度。这就是我们等待了这么久，依然没有等待到那些能够楔入中国现实、展现时代风貌、能起到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人类的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原因。
有些道理不会过时。尽管这些道理有些“古旧”，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但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道理有它恒定的价值。前不久去世的屠岸先生，留给他的孙女的最后遗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十六字遗言，国人皆知，却是不会过时。文学、诗歌和艺术各个门类，也是变化多端，新知迭出，我们理应顺势而进，不应拒绝。我们当然要把目光向着世界，吸取新知以丰富自己，我们理应拥有多元文化的营养以壮大和丰富自己。五四提倡新文化是对的，我今天还要继续。
但是我们不可遗忘。我们在求新的同时不可忘了我们有悠久而丰富的昨日。人云，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不管世事如何变，我们信守的是这个的“宗”。就文艺理论而言，我们拥有的古典诗论、文论、画论、乐论、曲论、建筑论、园艺论，以及诸多艺术门类的古典理论，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单就一部《文心雕龙》、一部《文赋》，其间涉及的文艺道理何其丰富，除了专业人员，我们何曾认真读过？从文艺教学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对西方的现代理论重视了，但对于传统理论的继承有所偏废。
确实是，有些基本的原理不应遗忘。例如文学的文体特征，小说或者诗歌，都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被忽视。例如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近数十年，我们究竟留下了什么人物的典型？鲁迅一生写作小说不算多，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阿Q、祥林嫂、孔乙己、一系列的人物画廊。赵树理也是，他写农村人物，小诸葛、三仙姑、小二黑、小腿疼、吃不饱，也是琳琅满目。诗歌也是，诗歌在一些诗人那里变成了与情感无关的“码字活”，变成了“手艺”。讲这些，无非是强调我们在创新时不要忘旧，有些道理不新潮，但道理还在。
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视野要开阔，不要在概念中纠缠，不要不着边际。回观国内历年评奖，无论小说、无论诗歌，评来评去，了无新意。有些人成了得奖专业户。这不怪作家诗人，责任在主持其事者，在那些参与评奖的评论家，他们的目光是固定的，他们看不到那些默默劳作的多数。借此机会，我要介绍我读到的一部著作。作者就在福建永泰，他写了三卷本日记体小说，卷帙浩瀚，可是出版后寂寂寥寥。批评家视若无睹，也许根本就未入他们的视野。
《将心比心》作者陈家恬是一位公务员，他每天要上班，公务繁忙。家有老父老母，母亲有严重的老年病，生活不能自理。作家陈家恬无论多忙，每日公余坚持回家探望。一块点心，几个水果，洗洗手脚，揉揉身子，换来慈母欢心。他的小说就是他的侍亲日记，不间断，日记一篇，短则数百字，长可数千言，日积月累，终成巨著。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和母亲、父亲等家人，用的语言是夹杂着闽方言的普通话。那些即将失传的土话，经他的笔翻出了新意。
作为读者，我读出了作家内心的哀戚：父母终要老去，“子欲养而亲不待”。他感到了人生不可逃脱的不幸，他是在用行动、用语言尽孝。有些道理不会过时，包括我此刻谈到的作家。他是在用文字提醒我们：人子对于父母的孝敬，也是一个永恒的、不会过时的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