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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国内15个省份2004年—2011年面板数据，检验了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相互追逐关系以及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存在显著的相互追逐关系；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FDI均显示出显著的正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其他部分区位决定因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制造业FDI 生产性服务业FDI 区位决定因素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其中制造业FDI占比从71.0%下滑到44.9%，而生产性服务业FDI占比从9.2%增长到16.1%，年增长率为18.9%。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FDI逐渐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于制造业生产链之上中下游三个环节，使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分工关系，存在一定的粘性。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专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区位选择文献较少，而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区位关系的文献则更少。较为典型的是Raff等在2001年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在一些前提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FDI具有跟随本国下游制造业FDI流动到东道国的倾向。此外，近几年来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如Benjamin Nefussi（2010）以及国内学者唐保庆（2009）、张宇馨（2012）等。
但现有文献分析缺乏从内在联系上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的各细分行业之间差异较大，分别研究它们与制造业FDI互动关系。同时利用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相互追逐关系是否存在，并进一步研究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及说明
将FDI区位决定因素记为X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将模型设定为：
Yit=c+αkyit-1+Xitβk+uit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位因素的差异，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本文又加入一些研究控制变量，来更好解释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考虑到上一期FDI水平对当期FDI流入的影响，需将滞后性和内生性纳入考虑范围，最终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fdiit，1、fdiit-1，1分别表示t期与（t-1）期i省制造业FDI；fdiit，2k、fdiit-1，2k分别表示t期与（t-1）期i省生产性服务业FDI或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FDI，其中k=0，1，2，3，4，5，分别表示整体生产性服务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模型中，fdiit指生产性服务业或制造业FDI实际投资额，利用当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进一步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eduit指人力资本，本文引入各省市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百分比为权重，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不识字”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costit指劳动力成本，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表示，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gdpit是市场潜力或规模，用各省市的人均GDP表示，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其他变量如openit指对外开放度，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值来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平均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 infrosit是基础设施指数，一般是设计一个综合指数来表示，本文将基础设施指数选取由各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运输线路公路里程数、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三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赋予相同的权重加总得到；clusterit表示集聚度，本文采用区位商指数进行衡量，用各省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与该省全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和全国该行业就业人数与全国所有行业就业人数之比相除，该指数越大，说明相对区域集聚程度越大。
为避免由于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修订所带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本文选取2004—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划分，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本文按照相关划分标准，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五个细分行业。由于部分省份部分数据不可得，加上统计口径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最终选取了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陕西共15个省份进行研究。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外贸易经济统计年鉴》，对其中缺失的数据按照线性规律进行插值。
三、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
在本文研究的模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使得这些滞后项与随机扰动存在相关性。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难以避免内生性，导致模型估计出现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DIFF—GMM方法使用内部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以消除上述因素干扰。差分后检验回归的残差二阶序列相关发现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采用GMM模型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值发现其均大于0.5，说明工具变量的设定合理，动态面板模型GMM在本文研究中为有效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交通运输邮电业回归通过相关检验进行调整后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 （二）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1分析可知，上一期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于当期制造业FDI水平有显著正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增加会吸引制造业FDI向该地区流动，但该影响力相对不大；前一期制造业FDI对于当期制造业FDI影响也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先的外资企业会不断追加投资，另一方面前期制造业FDI会对其他外资企业形成一个引导作用，使得当期吸引更多的制造业FDI流入；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会促进制造业FDI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越可能吸引更多制造业外资企业进入，同时对于制造业而言，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往往决定企业的生产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制造业FDI的流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制造业外资企业而言，其进入更多的是一些技术密集度不高的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不高。
表2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生产性服务业FDI还是五个细分行业FDI，都对前期制造业FDI表现出显著的追逐效应，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追逐效应最大，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最小。
各细分行业上一期FDI水平，除交通运输邮电业外，其他行业都显示出对当期FDI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FDI上一期投资规模会吸引当期FDI更多流入；而整体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探业先进入的FDI反而对后流入的FDI产生显著负效应，这与唐保庆（2009）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行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存在一定的门限效应，先进入的外资会阻碍后期FDI的流入。
市场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FDI均为显著正影响，其中对金融业FDI的影响力最大，这说明当地的市场规模需求越大，生产性服务业FDI进入以后才可能存在规模经济，经济增长潜力越大，越有利于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进入。劳动力成本只与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呈显著正相关，相反，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的FDI为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较高，工资成本因素考虑较少，更多的是追求企业竞争力及效率。
另外，人力资本与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呈显著正相关，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能吸引这两个行业FDI的大量流入。而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其他三个细分行业来说，结果显示为显著为负。这表明就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这三个行业来说，外资进入的技术密集度相对较低，因此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并不是很高。对外开放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成为这些行业FDI投资首选。但是就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而言影响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企业进入投资是为了追求市场潜力，因此会克服一定的干预进入当地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将集聚度因素加入考虑，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吸引FDI，集聚度对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这与孙浦阳（2012）、李文秀（20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是集聚对于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针对各细分行业发展并不需要一味地追求集聚效应，需要对此予以关注。
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投资。但是结果发现其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及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FDI流入却为显著负作用，这是因为虽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吸引外资进入，但是某些行业由于其特性，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吸引FDI的宏观调控方面存在逆向选择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15个省市2004—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FDI两者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两者在区位决策时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吸引。因此，为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在制定生产性服务业FDI引资政策时，可以借助引进制造业FDI来间接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改善我国FDI整体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进入可以促进制造业FDI的转型升级，提升当地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引资结构上我国应该加大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使两者协调发展。
第二，当地市场规模及对外开放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各个细分行业FDI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一直不高，成为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和范围，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垄断。
第三，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及各个细分行业影响有所不同，但对我国来说，重要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才能更多引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化外资结构。同时要注重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系统。
第四，集聚因素对制造业FDI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则很明显。为了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就要创造更好外资环境，提高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但是对于各个地区重点发展的行业而言，也不能一味追求集聚效应，应结合行业特点予以不同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建军，胡晨光. FDI流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时间趋势设定下的VECM分析框架[J]. 国际贸易问题，2007（11）
[2]李文秀. 服务业FDI能存进服务业集聚吗[J]. 财贸经济，2012（3）
[3]孙浦阳，韩帅，靳舒晶. 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9）
[4]唐保庆. 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J].财贸研究，2009（5）
[5]张宇馨.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区位决策的互动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
[6]Benjamin Nefussi， Cyrille
Schwellnus. 2010. Does FDI in Ma-
nufacturing Cause FDI in Business
Services？ Evidence from French F-
irm—level Data[J]. Canadian Jour-
nal of Economics，43（1）：180—203
[7]Raff H，Vonder Ruhr M.2001.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D].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No.598
（程姗姗，1989年生，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发展研究）
关键词：制造业FDI 生产性服务业FDI 区位决定因素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其中制造业FDI占比从71.0%下滑到44.9%，而生产性服务业FDI占比从9.2%增长到16.1%，年增长率为18.9%。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FDI逐渐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于制造业生产链之上中下游三个环节，使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分工关系，存在一定的粘性。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专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区位选择文献较少，而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区位关系的文献则更少。较为典型的是Raff等在2001年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在一些前提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FDI具有跟随本国下游制造业FDI流动到东道国的倾向。此外，近几年来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如Benjamin Nefussi（2010）以及国内学者唐保庆（2009）、张宇馨（2012）等。
但现有文献分析缺乏从内在联系上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的各细分行业之间差异较大，分别研究它们与制造业FDI互动关系。同时利用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相互追逐关系是否存在，并进一步研究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及说明
将FDI区位决定因素记为X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将模型设定为：
Yit=c+αkyit-1+Xitβk+uit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位因素的差异，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本文又加入一些研究控制变量，来更好解释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考虑到上一期FDI水平对当期FDI流入的影响，需将滞后性和内生性纳入考虑范围，最终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fdiit，1、fdiit-1，1分别表示t期与（t-1）期i省制造业FDI；fdiit，2k、fdiit-1，2k分别表示t期与（t-1）期i省生产性服务业FDI或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FDI，其中k=0，1，2，3，4，5，分别表示整体生产性服务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模型中，fdiit指生产性服务业或制造业FDI实际投资额，利用当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进一步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eduit指人力资本，本文引入各省市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百分比为权重，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不识字”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costit指劳动力成本，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表示，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gdpit是市场潜力或规模，用各省市的人均GDP表示，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其他变量如openit指对外开放度，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值来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平均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 infrosit是基础设施指数，一般是设计一个综合指数来表示，本文将基础设施指数选取由各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运输线路公路里程数、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三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赋予相同的权重加总得到；clusterit表示集聚度，本文采用区位商指数进行衡量，用各省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与该省全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和全国该行业就业人数与全国所有行业就业人数之比相除，该指数越大，说明相对区域集聚程度越大。
为避免由于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修订所带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本文选取2004—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划分，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本文按照相关划分标准，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五个细分行业。由于部分省份部分数据不可得，加上统计口径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最终选取了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陕西共15个省份进行研究。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外贸易经济统计年鉴》，对其中缺失的数据按照线性规律进行插值。
三、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
在本文研究的模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使得这些滞后项与随机扰动存在相关性。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难以避免内生性，导致模型估计出现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DIFF—GMM方法使用内部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以消除上述因素干扰。差分后检验回归的残差二阶序列相关发现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采用GMM模型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值发现其均大于0.5，说明工具变量的设定合理，动态面板模型GMM在本文研究中为有效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交通运输邮电业回归通过相关检验进行调整后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 （二）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1分析可知，上一期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于当期制造业FDI水平有显著正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增加会吸引制造业FDI向该地区流动，但该影响力相对不大；前一期制造业FDI对于当期制造业FDI影响也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先的外资企业会不断追加投资，另一方面前期制造业FDI会对其他外资企业形成一个引导作用，使得当期吸引更多的制造业FDI流入；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会促进制造业FDI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越可能吸引更多制造业外资企业进入，同时对于制造业而言，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往往决定企业的生产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制造业FDI的流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制造业外资企业而言，其进入更多的是一些技术密集度不高的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不高。
表2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生产性服务业FDI还是五个细分行业FDI，都对前期制造业FDI表现出显著的追逐效应，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追逐效应最大，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最小。
各细分行业上一期FDI水平，除交通运输邮电业外，其他行业都显示出对当期FDI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FDI上一期投资规模会吸引当期FDI更多流入；而整体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探业先进入的FDI反而对后流入的FDI产生显著负效应，这与唐保庆（2009）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行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存在一定的门限效应，先进入的外资会阻碍后期FDI的流入。
市场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FDI均为显著正影响，其中对金融业FDI的影响力最大，这说明当地的市场规模需求越大，生产性服务业FDI进入以后才可能存在规模经济，经济增长潜力越大，越有利于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进入。劳动力成本只与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呈显著正相关，相反，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的FDI为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较高，工资成本因素考虑较少，更多的是追求企业竞争力及效率。
另外，人力资本与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呈显著正相关，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能吸引这两个行业FDI的大量流入。而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其他三个细分行业来说，结果显示为显著为负。这表明就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这三个行业来说，外资进入的技术密集度相对较低，因此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并不是很高。对外开放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成为这些行业FDI投资首选。但是就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而言影响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企业进入投资是为了追求市场潜力，因此会克服一定的干预进入当地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将集聚度因素加入考虑，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吸引FDI，集聚度对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这与孙浦阳（2012）、李文秀（20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是集聚对于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针对各细分行业发展并不需要一味地追求集聚效应，需要对此予以关注。
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投资。但是结果发现其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及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FDI流入却为显著负作用，这是因为虽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吸引外资进入，但是某些行业由于其特性，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吸引FDI的宏观调控方面存在逆向选择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15个省市2004—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FDI两者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两者在区位决策时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吸引。因此，为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在制定生产性服务业FDI引资政策时，可以借助引进制造业FDI来间接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改善我国FDI整体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进入可以促进制造业FDI的转型升级，提升当地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引资结构上我国应该加大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使两者协调发展。
第二，当地市场规模及对外开放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各个细分行业FDI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一直不高，成为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和范围，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垄断。
第三，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及各个细分行业影响有所不同，但对我国来说，重要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才能更多引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化外资结构。同时要注重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系统。
第四，集聚因素对制造业FDI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则很明显。为了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就要创造更好外资环境，提高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但是对于各个地区重点发展的行业而言，也不能一味追求集聚效应，应结合行业特点予以不同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建军，胡晨光. FDI流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时间趋势设定下的VECM分析框架[J]. 国际贸易问题，2007（11）
[2]李文秀. 服务业FDI能存进服务业集聚吗[J]. 财贸经济，2012（3）
[3]孙浦阳，韩帅，靳舒晶. 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9）
[4]唐保庆. 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J].财贸研究，2009（5）
[5]张宇馨.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区位决策的互动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
[6]Benjamin Nefussi， Cyrille
Schwellnus. 2010. Does FDI in Ma-
nufacturing Cause FDI in Business
Services？ Evidence from French F-
irm—level Data[J]. Canadian Jour-
nal of Economics，43（1）：180—203
[7]Raff H，Vonder Ruhr M.2001.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D].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No.598
（程姗姗，1989年生，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