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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在新作《文城》中从当下现实返回历史深处完成了小说的构建，但虚构文学下依然隐藏着他对中国社会思想状况的关注与忧思。主人公林祥福不仅与作者前作中的诸多人物有着精神上的联系，他对“文城”的寻找也是余华从创作之初到《第七天》对寻找人的精神家园的主题的延续。而这一次，余华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找到了思想资源。林祥福从漂泊到安定的一生，体现了传统中国的伦理温情与对感性生命的关怀，他本人更是古典君子理想的化身。但林祥福面临乱世危局的焦虑，亦是余华面对社会精神状况的焦虑，“文城”也寄寓了余华对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及民族文化重建将来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余华 《文城》 文化精神 创作谱系
新世纪以来，余华在随笔和小说这两方面的创作都鲜明地体现了对“中国”的想象性构建。尽管《兄弟》《第七天》证明了余华“正面强攻现实”的努力与社会责任感，但评论的两极分化也是小说无法避免的命运。在新作《文城》中，余华改变了叙述的策略，从紧迫的当下现实抽身而出，将故事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小镇上。主人公林祥福在漂泊中寻找着虚幻的“文城”，却于冥冥之中在溪镇安定下来，与陈永良结识并组成了超越血缘的家庭共同体。林祥福的形象是中国文化“君子”理想的显现与凝结，他既用生命实践展示了传统伦理的温情与关怀，同时也显示出古典理想人格面对乱世危局的脆弱与无力。
《文城》的故事重现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寻找”主题，同时也延续了《第七天》未竟的思考，即如何重建现代中国人精神价值的问题。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对理性的单一崇拜无疑是危险的，而超验的上帝也许会用来世的许诺抚慰现实中受伤的心灵，但上帝作为异质性因素很难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创作《第七天》时的余华还无法面对这个难题，以亡魂叙事这种消极的方式去质疑和批判现实，却无法有效建构起对生者的感性关怀。因为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悲哀，生者还要继续承担活着的痛苦。但余华的目光始终力图向前，他一直在为前作中那些破碎的家庭和流浪的现代人寻找精神上的安置点，赋予他们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关怀。而《文城》这一略显保守的故事提示了一种可能——中国人可以借助传统文化的血脉寻求精神寄托，在现世生活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文城》同时寄寓了余华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精神将来命运的思考。本文将围绕《文城》的人物塑造，在余华的创作谱系中寻找与其他文本的关联，探讨“文城”的文化理想与当代中国等问题。
一、家庭伦理及其超越
中国人自古重视家庭，其幸与不幸皆由此而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强调：“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尽人皆知;与西洋人对照，尤觉显然。”[1]余华也有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家庭责任感远远胜于社会责任感。各种社会关系是通过家庭而不是通过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选择通过描写中国家庭的现实来描写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2]但先锋小说创作时期的余华总是试图解构家庭伦理，在《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中，家庭内部、血亲之间发生的暴力、死亡充分显示出人性的残酷与冷漠。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在细雨中呼喊》，陷入无家可归绝望中的孙光林渴望摆脱彷徨于无地的处境，体现了一个孩子对健康正常的家庭关系的呼唤。而在这之后的诸部长篇小说中，余华开始缓和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余华最受欢迎的作品，较之前作都多出许多家庭的温情，而这也是最令读者动容之所在。
余华在《活着》中淡化了时代转换对人生的影响，意在揭示一种关于忍受苦难的生存哲学。如老牛一样默默生存的福贵并不思考人生意义云云，种种苦难将维系他生命意义的亲缘关系层层剥离，到最后仅剩下“活着”的纯粹本能。在后来的小说中，余华总是倾向于构建非典型的家庭伦理，人物之间可能并没有严格的血缘归属，却依然如亲人一样团结在一起，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与大儿子一乐，《兄弟》上部中的宋凡平与李光头，《第七天》中的养父杨金彪与养子杨飞。这些父亲相信家庭中最重要的并非是血缘，而是在朝夕相伴中建立起来的情与义，正是这种深厚情谊组织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但在《兄弟》下部和《第七天》中，余华也见证了这种家庭伦理面对资本理性的脆弱。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总结：“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时代价值的转换导致物质追求成为了新的信仰，资本的逻辑重新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家庭的传统伦理逐渐崩解。人确实从原先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都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余华笔下的宋钢、杨飞无一不沦落进孤绝的境地，原子化的个人最终无力承受现实的苦难，只能独自迎接死亡。而对于从伦理关系中挣脱而出的李光头而言，宋钢的死意味着制约他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崩塌，他的豪言也预示着人格化的扩张资本已经不满足于地球，而要将触手伸向全宇宙。
相较于余华新世纪发表的“强攻现实”的宣言，这次余华的“后撤”姿态明显。写下《兄弟》的余华满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直面自己对现实的困惑，《第七天》更是以一种激进方式强迫文学回应当下性的社会问题。但个体经验的复杂造成了每个人想象中国的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非议的主要来源。《文城》则在远超个人经验的历史深处完成小说的构建，由于读者没有过去的生活经验，自然招惹不来太多是非，余华也可以尽情舒展他的想象力。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辛亥革命虽然废除了实体的帝制，却未能打破人们心中的迷信，接连不断的军阀战争让溪镇绅士顾益民感叹：“民国的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天下。”[4]或许在他看来，这种争斗也如同“翻鏊子”一樣循环往复。继辛亥革命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革命目标转移到文化领域，主张以西方现代精神革新国人思想。新文化运动诸公将矛头指向了传统家庭制度，认为其是扼杀个性、阻碍中国发展的万恶之源，并依仗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抨击。当代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即以此种压抑的封建家庭作为背景，展示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如何被“吃人的礼教”吞噬。然而，《文城》所展现的家庭伦理并不按照前者的逻辑展开，亦非如后者那般可怖。五四新风并未散播到这里，作为故事主体的“文城”更像是经验世界外的一个“边城”，代表的是传统伦理的另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