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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现在，去世的已经有四个，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经常看到中国梦，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前两天，上海有一个电影节，主题也是“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从未考虑过要讲给中国人听，它是讲给美国人和英语系的人听，其他语系的人是跟着听。
另外，比如讲文学，就说何时我们也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说，中国作家想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容易，就是评判诺贝尔文学奖的语言改一下，改成中文，我觉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好朋友，马上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都靠中国人来支撑。
中国人缺的最大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
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10天、看10年和看100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治家。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
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20年，或者50年。
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陷”。
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方面。
30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1967级、19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中国比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还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世界上像这样形态的国家已经不多了。1977级、19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去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100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一定把100个人培养成102个人。当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的时候，确实出现很大的反差。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怎么考上人大的？怎么考上北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到两件事、到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拓展成十个答案。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人，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1977级、19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他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
我经常看到中国梦，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前两天，上海有一个电影节，主题也是“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从未考虑过要讲给中国人听，它是讲给美国人和英语系的人听，其他语系的人是跟着听。
另外，比如讲文学，就说何时我们也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说，中国作家想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容易，就是评判诺贝尔文学奖的语言改一下，改成中文，我觉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好朋友，马上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都靠中国人来支撑。
中国人缺的最大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
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10天、看10年和看100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治家。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
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20年，或者50年。
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陷”。
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方面。
30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1967级、19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中国比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还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世界上像这样形态的国家已经不多了。1977级、19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去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100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一定把100个人培养成102个人。当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的时候，确实出现很大的反差。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怎么考上人大的？怎么考上北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到两件事、到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拓展成十个答案。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人，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1977级、19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他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