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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文学作家慕容雪村以“卧底”的形式冒险潜入传销团伙搜集素材，再创作而成了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由此所引发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盘点2010年文学创作难以绕开的一个现象。其实，作家六六写《心术》、海岩写《深牢大狱》，素材搜集阶段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卧底”暗访的过程。如何看待“卧底写作”，两位评论家亮出了各自的意见。
基于理想，甘于“卧底”——贺绍俊
慕容雪村通过“卧底”去了解真相，这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而言是一次新的举动，但这种举动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卧底”只是在个别的场合才有需要，并不是说社会的许多真相只能靠“卧底”才能够获得。
同样，如果将“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来使用，就缺乏充分的生活依据和理论依据。不过，一个作家冒着风险采取“卧底”的方式去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真相，并通过文学作品把他的发现和认识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学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探讨“卧底写作”，其实也就是在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但如果无视这一基本常识，把“卧底写作”孤立起来，夸大其意义，就是舍本逐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似乎还很流行，其具体表现就是轻视乃至无视常识，因而将一些违背常识的言论当成创新和突破。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文学就是对生活的反映；深入生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作家到生活中搜集素材，甚至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态度，就无助于解答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
“卧底写作”的提出，也许是对这种固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但这不是说要用“卧底写作”这样的概念来取代深入生活，而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探讨，使这一常识性问题越谈越新。
那么，“卧底写作”的提法对于深入生活有何启示性意义？
首先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作家如何保持主体性。“卧底”是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行为。其实很多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也多半是采取“卧底”的方式，即作家有意要淡化甚至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力图与生活对象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生活，了解生活的本质。
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是“卧底写作”。但对于“卧底”而言，隐藏身份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而是要在内心里更加明确自己的身份，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卧底”的任务。这提醒人们，深入生活不是要削弱作家的主体性，而是要强化作家的主体性。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为了更好地了解生活，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对象打成一片。但如果作家缺乏主体性，就只会被动地接受生活和反映生活，而不可能主动地消化生活和体验生活，对生活做出独到的阐释。
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有一些理论家针对深入生活中的机械反映论，强调文学反映生活应该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能动性只有靠作家的主体性才能实现。现在有人意识不到在深入生活中突出作家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而有人则把作家的主体性与深入生活对立起来，仿佛深入生活就要伤害作家的个性和独特性。这些观点的片面性，在慕容雪村的一次“卧底写作”的成功实践中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怀揣着明确的文学理想，在生活的海洋中“卧底”的。
其次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应该强调作家的实践性。对于作家而言，其实践性并不表现为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而是通过实践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其实对作家也具有真理性。人们普遍感到，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深邃的、能够烛照人心的精神内涵。其实，文学的精神内涵与作家的实践性有关。
作家宁肯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藏》是一部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而这种思想力度得益于作者扎实的实践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西藏工作。即使回到内地，他始终没有中断对这段实践的反思——这可以看成是作家的思想实践，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思考。据说他为此读了大量的哲学和历史文化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的实践就是为了达到精神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至善的生活是人类最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如孟子的“践行”观所强调的就是身心一体。所以，在深入生活中强调实践性，也就意味着作家以一种自省的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追求至善的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拓展和丰富文学的精神内涵。
因为枯竭，所以“卧底”——周燕芬
所谓的“卧底写作”，无非是针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状态，所采取的比较特殊和极端的“深入生活”方式。如果不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的困扰，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和如何体验生活，都是作家的自由。
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必备过程，但拥有生活并不等于拥有文学艺术。“卧底写作”只涉及了“前写作”段落，而且仅针对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而没有具备成为文学现象或思潮的特质与内涵。
“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概念既不能在理论上成立，也很难涵盖较为普遍的写作类型或样式。如今，以“写什么”裁决文学质量的时代已经远逝，深入和体验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必需的，但倘若以“卧底写作”之类的提法来导引作家专注于猎奇和曝料，将我们对文学质量的期待全部交给所反映的生活本身，那毋宁说是文学的倒退。
“卧底写作”能够成为话题，和当下文坛存在的问题相关，引发的讨论可能更有意义。
现今确实有些写作者甚至是名家，已经枯竭了生活积累的库容，在书房里凭空制造的作品，让读者失去了追捧的耐心。而那些所谓“心灵探险式”的写作，因其作品的空洞无物和无病呻吟，也为读者所厌弃。这就迫使作家重新面对生活，乃至为了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体验效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写作素材。
慕容雪村潜入传销窝点之前，正处于言尽词穷的写作烦恼中，“卧底”生活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素材和体验。海岩同样也是面临风格套路的瓶颈而“卧底”监狱，期望以直击现实揭示真相的笔墨实现创作的突破。
作家在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中返回生活现场，对今天浮躁的文坛有反拨意义，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潜伏”和“卧底”的体验方式，却可能透露出另一种创作浮躁的迹象。以前作协系统组织的“下基层采风”，常被人们批评是“走马观花式”体验生活，今天的“潜伏”和“卧底”，让我们感到了作家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功利主义的写作目的。追求阅读的快热效应，是文学创作的短期行为，其结果一定是快热后的急速冷却，而大凡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慢热型和历久弥新的。
文学创作质量的持续下滑，与作家们一味追求产量不无关系。现在少有作家能够沉潜下来积累和磨炼一部好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草率命笔、仓促写就鲜能经得住时间和阅读的考验。文学创作本不是一定要用身体冒险，乃至用生命来成就的一项事业，尤其在和平年代。但作家们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告诉人们，写作真的很危险，关键是如此写作真能给困境中的文学打一针强心剂吗？
另外，“卧底写作”从体例上可以归类到“纪实文学”中。从接受心理来考察，“纪实文学”总是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创作，可以看出纪实文学的时代流脉。相比而言，过去的纪实作家虽以实录生活为主，但同时也兼顾虚构文学的审美性与生动性，而今天的“卧底写作”则在生活的“原生态”、“现场感”方面走得更远，其原创性直接来自作家的“卧底”经验，这种经验越是奇异，对读者的冲击力就越强，这也就反过来更加促使作家去发现人所未知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使出浑身解数获取写作素材。至于说如何整合、提炼生活素材，并给予思想和审美的提升，可能无暇顾及或无力顾及。
所以，“卧底写作”即使成立，也是和虚构性小说区别更大的一种“异类”，它有可能随着“卧底”资源的枯竭和读者好奇心的下降而趋于衰退，成为文坛倏然而逝的一颗流星。
其实，所谓“卧底写作”标杆性的作品，也得力于作家已有的写作功力，从而在文学性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新闻记者和作家都从“写什么”开始，以揭示生活真相为己任。对于实录生活而言，媒体新闻写作可能更为快捷，而作家应该更重视那些只能用文学表达的东西，作家要从生活真实中提取和锻造，使之成为凸显文学精神的真实。
（摘自《光明日报》 作者：贺绍俊 等）
基于理想，甘于“卧底”——贺绍俊
慕容雪村通过“卧底”去了解真相，这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而言是一次新的举动，但这种举动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卧底”只是在个别的场合才有需要，并不是说社会的许多真相只能靠“卧底”才能够获得。
同样，如果将“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来使用，就缺乏充分的生活依据和理论依据。不过，一个作家冒着风险采取“卧底”的方式去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真相，并通过文学作品把他的发现和认识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学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探讨“卧底写作”，其实也就是在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但如果无视这一基本常识，把“卧底写作”孤立起来，夸大其意义，就是舍本逐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似乎还很流行，其具体表现就是轻视乃至无视常识，因而将一些违背常识的言论当成创新和突破。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文学就是对生活的反映；深入生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作家到生活中搜集素材，甚至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态度，就无助于解答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
“卧底写作”的提出，也许是对这种固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但这不是说要用“卧底写作”这样的概念来取代深入生活，而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探讨，使这一常识性问题越谈越新。
那么，“卧底写作”的提法对于深入生活有何启示性意义？
首先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作家如何保持主体性。“卧底”是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行为。其实很多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也多半是采取“卧底”的方式，即作家有意要淡化甚至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力图与生活对象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生活，了解生活的本质。
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是“卧底写作”。但对于“卧底”而言，隐藏身份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而是要在内心里更加明确自己的身份，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卧底”的任务。这提醒人们，深入生活不是要削弱作家的主体性，而是要强化作家的主体性。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为了更好地了解生活，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对象打成一片。但如果作家缺乏主体性，就只会被动地接受生活和反映生活，而不可能主动地消化生活和体验生活，对生活做出独到的阐释。
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有一些理论家针对深入生活中的机械反映论，强调文学反映生活应该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能动性只有靠作家的主体性才能实现。现在有人意识不到在深入生活中突出作家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而有人则把作家的主体性与深入生活对立起来，仿佛深入生活就要伤害作家的个性和独特性。这些观点的片面性，在慕容雪村的一次“卧底写作”的成功实践中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怀揣着明确的文学理想，在生活的海洋中“卧底”的。
其次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应该强调作家的实践性。对于作家而言，其实践性并不表现为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而是通过实践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其实对作家也具有真理性。人们普遍感到，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深邃的、能够烛照人心的精神内涵。其实，文学的精神内涵与作家的实践性有关。
作家宁肯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藏》是一部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而这种思想力度得益于作者扎实的实践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西藏工作。即使回到内地，他始终没有中断对这段实践的反思——这可以看成是作家的思想实践，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思考。据说他为此读了大量的哲学和历史文化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的实践就是为了达到精神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至善的生活是人类最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如孟子的“践行”观所强调的就是身心一体。所以，在深入生活中强调实践性，也就意味着作家以一种自省的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追求至善的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拓展和丰富文学的精神内涵。
因为枯竭，所以“卧底”——周燕芬
所谓的“卧底写作”，无非是针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状态，所采取的比较特殊和极端的“深入生活”方式。如果不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的困扰，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和如何体验生活，都是作家的自由。
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必备过程，但拥有生活并不等于拥有文学艺术。“卧底写作”只涉及了“前写作”段落，而且仅针对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而没有具备成为文学现象或思潮的特质与内涵。
“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概念既不能在理论上成立，也很难涵盖较为普遍的写作类型或样式。如今，以“写什么”裁决文学质量的时代已经远逝，深入和体验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必需的，但倘若以“卧底写作”之类的提法来导引作家专注于猎奇和曝料，将我们对文学质量的期待全部交给所反映的生活本身，那毋宁说是文学的倒退。
“卧底写作”能够成为话题，和当下文坛存在的问题相关，引发的讨论可能更有意义。
现今确实有些写作者甚至是名家，已经枯竭了生活积累的库容，在书房里凭空制造的作品，让读者失去了追捧的耐心。而那些所谓“心灵探险式”的写作，因其作品的空洞无物和无病呻吟，也为读者所厌弃。这就迫使作家重新面对生活，乃至为了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体验效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写作素材。
慕容雪村潜入传销窝点之前，正处于言尽词穷的写作烦恼中，“卧底”生活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素材和体验。海岩同样也是面临风格套路的瓶颈而“卧底”监狱，期望以直击现实揭示真相的笔墨实现创作的突破。
作家在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中返回生活现场，对今天浮躁的文坛有反拨意义，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潜伏”和“卧底”的体验方式，却可能透露出另一种创作浮躁的迹象。以前作协系统组织的“下基层采风”，常被人们批评是“走马观花式”体验生活，今天的“潜伏”和“卧底”，让我们感到了作家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功利主义的写作目的。追求阅读的快热效应，是文学创作的短期行为，其结果一定是快热后的急速冷却，而大凡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慢热型和历久弥新的。
文学创作质量的持续下滑，与作家们一味追求产量不无关系。现在少有作家能够沉潜下来积累和磨炼一部好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草率命笔、仓促写就鲜能经得住时间和阅读的考验。文学创作本不是一定要用身体冒险，乃至用生命来成就的一项事业，尤其在和平年代。但作家们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告诉人们，写作真的很危险，关键是如此写作真能给困境中的文学打一针强心剂吗？
另外，“卧底写作”从体例上可以归类到“纪实文学”中。从接受心理来考察，“纪实文学”总是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创作，可以看出纪实文学的时代流脉。相比而言，过去的纪实作家虽以实录生活为主，但同时也兼顾虚构文学的审美性与生动性，而今天的“卧底写作”则在生活的“原生态”、“现场感”方面走得更远，其原创性直接来自作家的“卧底”经验，这种经验越是奇异，对读者的冲击力就越强，这也就反过来更加促使作家去发现人所未知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使出浑身解数获取写作素材。至于说如何整合、提炼生活素材，并给予思想和审美的提升，可能无暇顾及或无力顾及。
所以，“卧底写作”即使成立，也是和虚构性小说区别更大的一种“异类”，它有可能随着“卧底”资源的枯竭和读者好奇心的下降而趋于衰退，成为文坛倏然而逝的一颗流星。
其实，所谓“卧底写作”标杆性的作品，也得力于作家已有的写作功力，从而在文学性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新闻记者和作家都从“写什么”开始，以揭示生活真相为己任。对于实录生活而言，媒体新闻写作可能更为快捷，而作家应该更重视那些只能用文学表达的东西，作家要从生活真实中提取和锻造，使之成为凸显文学精神的真实。
（摘自《光明日报》 作者：贺绍俊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