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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于西安、北京、郑州三地进行巡展，展出地点分别为：陕西省图书馆、炎黄艺术馆、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展期总时长达32天。项目组在西安、北京两地展览期间各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了雕塑界、工艺界、陶瓷界、考古界、音乐界、舞蹈界、服装界、美术批评界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两次研讨会均得到了各领域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作品在三地展出后，其社会影响皆极其轰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
二、乐舞陶俑复制项目缘起
该项目最初是现年76岁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倩女士发起的。她在文物系统几十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陶俑资料，掌握了一套系统的陶俑复制技术，并在其父亲王子云先生（著名雕塑史学家）的教导和感召下，她一直希望能为中国雕塑事业做一番贡献。她曾在西安博物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的宣传标语，于是萌生了复制一套中国古代音乐舞蹈陶俑的宏大心愿。她先是自己掏腰包，与女儿孙津、弟子徐艳以及笔者在内的西安美术学院雕塑专业的部分研究生组成团队，挥汗如雨、脚踏实地地开启了陶俑复制工程。后来，由于资金短缺，项目不得不一度中断，王倩老师撰写了一篇“文化呼吁”的文章，希望能引起社会相关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然而，文章发表后，得到的大多仅仅是对此项目了解和询问的回应。直到2017年，有着同样文化责任心的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石村教授伸出援助之手，成为本项目的大力支持者和项目合作主持人。他不仅自出经费并带领自己的十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雕塑系部分青年教师，与王倩老师合作，克服种种困难，坚持陶俑复制工作。在他和王倩女士的积极努力下，又以他所任职的西安美术学院作为项目申报主体单位申请获批了”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使得这一宏大艰巨的复制工程又重新启动直至完成。
三、乐舞陶俑复制过程中的理解和感悟
本项目陶俑复制品的母本文物，现大多散布在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有的甚至已经损毁，仅留照片或者文字资料。在石村、王倩两位项目主持人的带领下，团队成员根据图片资料和自己对不同时期乐舞类陶俑作品的理解进行复塑。团队的发愿是，无论任务如何艰巨、条件多么困难，也一定要完成这些无法聚于一处、甚至原作消殒的巨大复制工程。正是出于这样的发心，雕塑团队历时数载，用等同原文物的比例、手法模古、质地相同的方式将这批乐舞陶俑复制并呈现出来，以弥补原文物损毁或无法汇集于一处的缺憾。
在雕塑界，学习中国传统由来已久，且我国各大美术院校的雕塑专业几乎都开设有“中国古代雕塑考察与临摹”课程，但多数作为“西方雕塑教学体系”中的穿插性环节进行，鲜有较为系统的课程学习安排。笔者所就读的西安美术学院地处十三朝文化古都西安，在秉承“弘美厚德、借古开今”的校训下，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学习有着相对较为长久的历史传统，并代代传承，在国内艺术院校中独树一帜。正是源于此种熏陶，才造就了团队成员都具有一定的中国古代雕塑造型基础。然而，本项目陶俑作品的复制过程复杂而又漫长，需经泥塑造型、制模、修模、按胎、粘接、修胎、晾干、烧制、着底色、画彩、做旧等数十道工序才可完成。作为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本人从中获益匪浅，尤其在前期塑形阶段。虽具备一定的传统造型能力，仍旧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摸索期，才进一步理解乃至深刻认知。其復制过程困难重重，主要由于文物散落于世界各地，多数只能收集到一个角度的图片资料，且多为黑白。因此，在复制时大多只能参照平面图片进行，更多的是靠理解和其它资料的辅助。再者由于学习西洋雕塑过久，多年的专业学习中已形成定势理解，虽西安美术学院已较为注重传统，但整体仍属于西方造型体系，也仅有部分课程涉及中国传统雕塑。初涉此类造型时，对形体的理解往往是从空间、结构出发，过多地去关注形体穿插关系以及比例、动态等相关因素。此法虽为科学，但对于中国古代雕塑的学习与临摹却也难以尽致！于是反复深入博物馆参观、学习，并在两位项目主持人的共同指导下，经过项目组成员的坚持与不懈努力才终得领会进而得以完成。 笔者所参与复制的作品皆为项目展览的重点作品，有西汉徐州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群、东汉四川地区的说书俑和被推测为“霓裳羽衣舞”的洛阳盛唐乐舞俑群等。其中的“驮蓝山楚王墓乐舞俑群”原作陈列于徐州博物馆，其舞俑着绕襟深衣，形体奔放而富有动感，乐俑造型唯美且神情陶醉，并有乐器“陶瑟”的遗存，此组作品也是笔者博士论文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因此理解相对较为深刻，形体的塑造亦相对较为轻松；“东汉说书俑”则选择体型相对较大且造型最具代表性的两尊作品，其形体夸张至极致，神情更是诙谐而富有趣味；“霓裳羽衣”乐舞俑群，即为抗战时期王子云先生在洛阳的一个山洞里抢救性拍摄到的图片，后来公开发表于《中国古代雕塑百图》，据推测，原文物不幸毁于战火或流失海外，其造型线条流畅、体态优美、服饰庄重而华丽尽展大唐风采乃堪称极致……
造型结束后便进入制模环节，由于多数音乐舞蹈俑动势较大，只有极少数形体相对简洁的作品可一次成型，其余大部分只得切割成若干块分别制模，待按胎后再重新粘接组合。按胎环节亦极为复杂，需要对泥巴进行反复锤炼，之后擀成薄厚均匀的泥片，再按于模型之中，仍需谨慎操作，稍有形体错位即无法使用，尤其是需要多次拼接的作品，往往反复数次，才得以成胎。泥胎成型后，待晾至微干时进行修胎环节，此环节需刮去工作线和多余残留部分，再对形体残缺处进行修补后方可完成，放置阴凉处进一步晾干。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此环节出现脱节现象，一旦损坏，只得从按胎环节返工。泥胎晾干后即进入烧制环节，傳统技艺是采用柴窑烧制，当今电窑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成品率，此环节温度一般控制在1000摄氏度上下进行素烧。亦有部分为釉彩作品，上色后又二次入窑烧制。
从前期造型到后期彩绘笔者均有幸参与其中，从泥土所蕴含的天然原始力量和对“中华五色”的理解与应用中尽享中国古代艺术独特魅力之熏陶。
四、展览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100余件套、350余人偶巨大阵容与体量的乐舞俑复制作品一经展示亮相，对美术、雕塑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同时，在音乐舞蹈界、服装服饰界等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作品既有圆雕造型又有浮雕线刻，既有造型本身的体现又有涉及彩绘描摹的应用，虽为雕塑作品，却无形中将中国古代2000余年间的音乐舞蹈进行了系统性立体化梳理，既涉及宫廷雅乐又包含民间杂耍、戏曲文艺，既梳理了舞蹈发展脉络又直观地展现了各类乐器的演变历程，同时还将各时期服装、服饰、发式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在这批展览作品中，有不少原作已流失到世界多个国家的乐舞俑复制品。除了对汉民族艺术的体现外，还不乏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见证性作品，如大量的各时期胡人乐舞俑；也不乏中外交流的例证，其中的黑人舞俑便是有力的佐证。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给中西方文化交流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其中的乐器，有纯粹的西方乐器，也有中西合璧的完美结合，另外，大量的骆驼形象即是最有力的证明。除了对西方文化的交流外，还有对东亚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作品，如宋代的相扑俑造型，可以看出，当今日本的“相扑文化”与其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前来观展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观众络绎不绝，并有专家称之为“此项目乃音乐舞蹈等相关领域人士想完成却又无法完成的巨大工程”。因此，展览被认为是一部多学科交叉并存的跨界性展览，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化工程。展品公开展示后喜爱者众多，有不少爱好者屡次前来观瞻，并出现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到现场写生的情景，观众留言纷纷表示展期太短并迫切期望延长！
五、结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因此，国家艺术基金《中国古代音乐舞蹈陶俑复制作品巡展》项目的成功举办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具体体现，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可以滋养文艺创作，艺术家们通过借鉴和吸收中国优秀传统雕塑的精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不断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并运用现代表达形式，更多的创作出符合民族精神和意蕴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