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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世民，还是忽必烈？
一直以来，说起明成祖朱棣，学界内外不少人都把这位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一是他们都是通过骨肉相残的血腥方式登上帝位、巩固皇位。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登上帝位，之后杀尽建成、元吉后人，力图斩草除根；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江山，之后通过诛十族、凌迟、“瓜蔓抄”等方式屠戮建文臣下，肃清异己。二是即位的不合法性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整个统治生涯，使得他们力图以自己全盛的文治武功来证明其正当性。故而，两人俱躬行节俭、招言纳谏、善待臣下、施行仁政等，且都建立了所谓的盛世，示于后世。
确实，朱棣在对臣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李世民，并对他充满了敬慕之情。永乐元年四月，朱棣称赞李世民时说道：“昔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永乐三年二月，朱棣夸赞李世民兵力强盛，故能使突厥降服。永乐八年，朱棣称赞李世民文教盛兴，故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到了晚年，朱棣也数度称赞李世民的治国理政理念值得效仿。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有几次涉及。如建文永乐交替之际，他多次提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垂统”的贡献；永乐十七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就此而言，如果要问及朱棣憧憬的君王梦，应该是李世民时代，怎么会是后人并不熟知的“忽必烈时代”呢？
首先，对此问题产生新见解的是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他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当时这个观点显得十分激进，支持者甚少。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他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中说：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不仅如此，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认为，每当有事，朱元璋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举。只是因为朱元璋立国不久，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憧憬的君主梦是否是“忽必烈盛世”暂且不论，单论朱棣憧憬的君主梦就必定是忽必烈时代吗？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四夷来朝”。
从这个角度审视永乐时代，确实能释惑不少，如朱棣为何会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朱棣为何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呢？朱棣为何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尽管这些重大事件背后俱能找出其他的解释，但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故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执着追求的应该是“忽必烈时代”。
二、内敛体制下的内部扩张政策
元代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忽必烈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业。他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全面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多次施行货币财政改革，聚敛财富。此外，他还推崇朱子理学为正统，巩固统治。对外，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论起忽必烈的武功之盛，朱棣曾特别赞道：“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
一个帝王要建立自己的“盛举”，往往要实行扩张性的内外政策方能办到，但事情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朱棣登上皇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对他而言，是事关即位的合理性大事。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一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朱元璋通过里甲户籍制度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原额主义”，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而且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对于商人和市场持排斥打击态度。不仅如此，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方面，他一手建立了严格的“海禁—朝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也采取隐忍态度，并在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其内敛特点。学者黄仁宇称其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是无法绕开这套内敛型的体制的，但只固守父亲旧制，又怎么能建立自己的盛世？他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了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在很多层面改变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即位伊始的永乐元年，朱棣为了笼络文人士子，以近三千人编纂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经历两番波折，前后花费五年时间最后修成。
继而，大力营建新都北京，投入劳力人数据说达到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此事在群臣的长期反对声浪中落成。檀氏认为，朱棣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两点：一是将大明政权由“江南体制”蜕变为“统一体制”；二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建立有重大意义，体现了对忽必烈时代遗产的呼应。
一直以来，说起明成祖朱棣，学界内外不少人都把这位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一是他们都是通过骨肉相残的血腥方式登上帝位、巩固皇位。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登上帝位，之后杀尽建成、元吉后人，力图斩草除根；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江山，之后通过诛十族、凌迟、“瓜蔓抄”等方式屠戮建文臣下，肃清异己。二是即位的不合法性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整个统治生涯，使得他们力图以自己全盛的文治武功来证明其正当性。故而，两人俱躬行节俭、招言纳谏、善待臣下、施行仁政等，且都建立了所谓的盛世，示于后世。
确实，朱棣在对臣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李世民，并对他充满了敬慕之情。永乐元年四月，朱棣称赞李世民时说道：“昔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永乐三年二月，朱棣夸赞李世民兵力强盛，故能使突厥降服。永乐八年，朱棣称赞李世民文教盛兴，故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到了晚年，朱棣也数度称赞李世民的治国理政理念值得效仿。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有几次涉及。如建文永乐交替之际，他多次提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垂统”的贡献；永乐十七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就此而言，如果要问及朱棣憧憬的君王梦，应该是李世民时代，怎么会是后人并不熟知的“忽必烈时代”呢？
首先，对此问题产生新见解的是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他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当时这个观点显得十分激进，支持者甚少。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他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中说：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不仅如此，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认为，每当有事，朱元璋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举。只是因为朱元璋立国不久，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憧憬的君主梦是否是“忽必烈盛世”暂且不论，单论朱棣憧憬的君主梦就必定是忽必烈时代吗？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四夷来朝”。
从这个角度审视永乐时代，确实能释惑不少，如朱棣为何会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朱棣为何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呢？朱棣为何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尽管这些重大事件背后俱能找出其他的解释，但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故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执着追求的应该是“忽必烈时代”。
二、内敛体制下的内部扩张政策
元代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忽必烈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业。他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全面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多次施行货币财政改革，聚敛财富。此外，他还推崇朱子理学为正统，巩固统治。对外，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论起忽必烈的武功之盛，朱棣曾特别赞道：“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
一个帝王要建立自己的“盛举”，往往要实行扩张性的内外政策方能办到，但事情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朱棣登上皇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对他而言，是事关即位的合理性大事。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一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朱元璋通过里甲户籍制度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原额主义”，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而且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对于商人和市场持排斥打击态度。不仅如此，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方面，他一手建立了严格的“海禁—朝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也采取隐忍态度，并在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其内敛特点。学者黄仁宇称其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是无法绕开这套内敛型的体制的，但只固守父亲旧制，又怎么能建立自己的盛世？他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了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在很多层面改变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即位伊始的永乐元年，朱棣为了笼络文人士子，以近三千人编纂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经历两番波折，前后花费五年时间最后修成。
继而，大力营建新都北京，投入劳力人数据说达到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此事在群臣的长期反对声浪中落成。檀氏认为，朱棣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两点：一是将大明政权由“江南体制”蜕变为“统一体制”；二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建立有重大意义，体现了对忽必烈时代遗产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