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了傅莹作为人大发言人的首次亮相，她的丈夫郝时远觉得“挺好”：“两会期间我们分别住在各自住地，见不了面。发布会结束后，我只发了两条短信给她，表示祝贺，也鼓励她继续努力。”郝时远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3月5日，他在政协委员住地昆泰酒店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妻子的点滴生活。
当“忙”成为常态
大约是在两会召开前10余天，傅莹告诉郝时远，自己将出任全国人大发言人，直言自己压力不小。郝时远也认为，从外交官转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言人，对她是个不小的考验。
那段时间，傅莹比以前更忙，连着好几天都是夜里11点多才到家。郝时远不知道，她是在部里办公还是在别的地方为两会作准备。他心疼妻子，却又对她的这种状态习以为常。在傅莹担任驻外大使的10多年里，夫妻二人只能借着休探亲假的机会团聚，2007年傅莹出任驻英国大使时，郝时远曾陪她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2010年傅莹回国后，两人还是聚少离多。“每周5个工作日，她能有一天回家吃晚饭就不错，一般还在8点后，周末也至少有一天要加班。有时回来得稍微早点儿，她就会念叨，‘哟，我今天走得比部里其他领导还早’。今年春节，她也是大年初四就开始加班了，忙（外交）部里的事。做她这个工作，肯定是这种状态，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也理解。”
因为忙，傅莹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于是，郝时远左肩挑着科研重担，右肩也不得闲，回到家“要操持家务、带孩子”。他笑言，因为厨艺不错，自己成了家里的主厨，平日里会做些家常便饭，“有时也会做一些内蒙古的家乡菜”。“当然，她（傅莹）的西餐也做得很好。我们这代人都插过队，从小就帮着操持家事，都会做饭，关键是现在没有时间。”
郝时远回忆说，多年前，他们还年轻，职级也比较低的时候，工作还不是特别忙。每到周末，他们总会去打网球、带孩子玩。当记者提到有媒体报道说傅莹的高尔夫打得比较好时，他皱了皱眉，半开玩笑地说：“高尔夫我倒不觉得她很会打，也还行吧！”但现在两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时间。
好不容易有一天能休息，夫妻俩一定会睡个大懒觉。“我们家这位，最缺的就是睡眠，毕竟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很担心她的身体。”每当这个时候，郝时远总不太愿意和妻子谈论工作，特别是“外交大事”，两人只想平静地待一会儿，聊一些平常人家都会说的琐事，或者看看电视。傅莹有时也会忙一些家务，比如清理衣服、打扫房间。“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生活内容什么的，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
夫妻互当“参谋”
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夫妻俩也常给对方当“参谋”。
一直以来，傅莹总喜欢根据不同的场合，以简约的素色长围巾搭配各种彩色西服外套亮相。她的穿着总会让人眼前一亮，更有人称她为“时尚外交官”。
虽然在着装方面已经有很多心得，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此次发布会前，傅莹还是拿着几套比较正式的服装，让郝时远帮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适。“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细节。比如，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颜色？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红色块，背景板之外的墙壁又是灰白色，这些色差都需要考虑进来。”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
郝时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提案，也事先和傅莹在家里讨论了一番。“去年，我参观完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心情沉重极了，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热泪。我当时就开始思考，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我们建起了几百处抗日的纪念设施，几乎每个省都有，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纪念英烈而立，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勿忘国耻’的悲情之上的，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现代抗日’的心态，缺乏一种战胜国‘振我国威’的豪情，以及豁达的大国胸怀。傅莹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现在也负责亚洲事务，一直比较关注中日外交关系。回到家后，我跟她讨论起这个问题，她也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碑，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很有必要。”
“一直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
傅莹和郝时远都是蒙古族人，自大学时代相识至今，夫妻俩已携手走过数十年，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已嫁为人妇。记者想从郝时远口中问出更多二人间的往事，他“吝啬”地说，那么多件，没法挑出哪一件来仔细说，但有一点，妻子的性格的确一直没怎么变：“大家都说她温婉，我看也是。还有努力，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从小就是这样。”
1953年1月，傅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不管走到哪里，傅莹总忘不了内蒙古，她喜欢喝自己熬的奶茶，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喜欢选择蒙古族歌曲CD当作外交礼物。内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赋予了她开朗、热情的性格，也让她变得坚韧。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你刚才问到我们共同的兴趣，那可能就是阅读吧。一有时间，我们都愿意坐下来读书；一有新的书、新的讯息，她都想学习。”郝时远说，知识的不断累积，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
“文革”期间，因为父亲蒙冤被关押，傅莹中断了中学课程。1970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来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而是像男人一样，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爬电线杆、架银幕，为战友们放映影片。日后，每每回忆这段经历，傅莹总说让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身体的各种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精神磨练：“这些体会，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让我能够吃苦、更加坚强，也让我变得更豁达，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计较，乐于也敢于奉献。”
工作的艰苦却并没能磨掉傅莹对学习的渴望与斗志。那几年，她硬是靠着自学，学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识。1973年，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对傅莹来说，能重新获得专门的学习机会太难得，她非常珍惜。除了英语，她又选择法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可她似乎还觉得不够。大学毕业后，傅莹进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驻外工作期间，为适应工作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在郝时远看来，“傅莹对未来并没有特别的预期、规划，只是一直努力、再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他说，两会结束后，傅莹可能会接到正式任命，换一个新的角色，到全国人大工作。“但我相信，无论在什么职位，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
当“忙”成为常态
大约是在两会召开前10余天，傅莹告诉郝时远，自己将出任全国人大发言人，直言自己压力不小。郝时远也认为，从外交官转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言人，对她是个不小的考验。
那段时间，傅莹比以前更忙，连着好几天都是夜里11点多才到家。郝时远不知道，她是在部里办公还是在别的地方为两会作准备。他心疼妻子，却又对她的这种状态习以为常。在傅莹担任驻外大使的10多年里，夫妻二人只能借着休探亲假的机会团聚，2007年傅莹出任驻英国大使时，郝时远曾陪她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2010年傅莹回国后，两人还是聚少离多。“每周5个工作日，她能有一天回家吃晚饭就不错，一般还在8点后，周末也至少有一天要加班。有时回来得稍微早点儿，她就会念叨，‘哟，我今天走得比部里其他领导还早’。今年春节，她也是大年初四就开始加班了，忙（外交）部里的事。做她这个工作，肯定是这种状态，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也理解。”
因为忙，傅莹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于是，郝时远左肩挑着科研重担，右肩也不得闲，回到家“要操持家务、带孩子”。他笑言，因为厨艺不错，自己成了家里的主厨，平日里会做些家常便饭，“有时也会做一些内蒙古的家乡菜”。“当然，她（傅莹）的西餐也做得很好。我们这代人都插过队，从小就帮着操持家事，都会做饭，关键是现在没有时间。”
郝时远回忆说，多年前，他们还年轻，职级也比较低的时候，工作还不是特别忙。每到周末，他们总会去打网球、带孩子玩。当记者提到有媒体报道说傅莹的高尔夫打得比较好时，他皱了皱眉，半开玩笑地说：“高尔夫我倒不觉得她很会打，也还行吧！”但现在两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时间。
好不容易有一天能休息，夫妻俩一定会睡个大懒觉。“我们家这位，最缺的就是睡眠，毕竟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很担心她的身体。”每当这个时候，郝时远总不太愿意和妻子谈论工作，特别是“外交大事”，两人只想平静地待一会儿，聊一些平常人家都会说的琐事，或者看看电视。傅莹有时也会忙一些家务，比如清理衣服、打扫房间。“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生活内容什么的，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
夫妻互当“参谋”
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夫妻俩也常给对方当“参谋”。
一直以来，傅莹总喜欢根据不同的场合，以简约的素色长围巾搭配各种彩色西服外套亮相。她的穿着总会让人眼前一亮，更有人称她为“时尚外交官”。
虽然在着装方面已经有很多心得，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此次发布会前，傅莹还是拿着几套比较正式的服装，让郝时远帮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适。“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细节。比如，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颜色？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红色块，背景板之外的墙壁又是灰白色，这些色差都需要考虑进来。”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
郝时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提案，也事先和傅莹在家里讨论了一番。“去年，我参观完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心情沉重极了，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热泪。我当时就开始思考，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我们建起了几百处抗日的纪念设施，几乎每个省都有，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纪念英烈而立，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勿忘国耻’的悲情之上的，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现代抗日’的心态，缺乏一种战胜国‘振我国威’的豪情，以及豁达的大国胸怀。傅莹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现在也负责亚洲事务，一直比较关注中日外交关系。回到家后，我跟她讨论起这个问题，她也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碑，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很有必要。”
“一直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
傅莹和郝时远都是蒙古族人，自大学时代相识至今，夫妻俩已携手走过数十年，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已嫁为人妇。记者想从郝时远口中问出更多二人间的往事，他“吝啬”地说，那么多件，没法挑出哪一件来仔细说，但有一点，妻子的性格的确一直没怎么变：“大家都说她温婉，我看也是。还有努力，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从小就是这样。”
1953年1月，傅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不管走到哪里，傅莹总忘不了内蒙古，她喜欢喝自己熬的奶茶，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喜欢选择蒙古族歌曲CD当作外交礼物。内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赋予了她开朗、热情的性格，也让她变得坚韧。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你刚才问到我们共同的兴趣，那可能就是阅读吧。一有时间，我们都愿意坐下来读书；一有新的书、新的讯息，她都想学习。”郝时远说，知识的不断累积，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
“文革”期间，因为父亲蒙冤被关押，傅莹中断了中学课程。1970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来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而是像男人一样，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爬电线杆、架银幕，为战友们放映影片。日后，每每回忆这段经历，傅莹总说让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身体的各种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精神磨练：“这些体会，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让我能够吃苦、更加坚强，也让我变得更豁达，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计较，乐于也敢于奉献。”
工作的艰苦却并没能磨掉傅莹对学习的渴望与斗志。那几年，她硬是靠着自学，学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识。1973年，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对傅莹来说，能重新获得专门的学习机会太难得，她非常珍惜。除了英语，她又选择法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可她似乎还觉得不够。大学毕业后，傅莹进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驻外工作期间，为适应工作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在郝时远看来，“傅莹对未来并没有特别的预期、规划，只是一直努力、再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他说，两会结束后，傅莹可能会接到正式任命，换一个新的角色，到全国人大工作。“但我相信，无论在什么职位，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