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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1957年3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现任贵州省林业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共贵州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1991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分别获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各一次，200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过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没有错，但是过度地追求GDP，不顾资源环境，重蹈发达国家走过的错是很不应该的。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英明决策，是关乎我们民族的未来，关乎民族生存的国家发展整体大计。
一些部门过去缺乏辩证思维，总会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工作期间，很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毕节建立了国家级试验区，提出必须协调抓好人口、扶贫和生态建设三者的关系。这个试验区实际上就是探索这三者如何协调发展，如何促进一个区域经济和生态走向协调，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早期探索和实践。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桂北四川盆地过渡的一个斜坡地带，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省份，总面积17.62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92.5%，喀斯特面积占73%，喀斯特地貌极其发育，石漠化严重。这种自然背景，带来先天性的生态环境脆弱。
贵州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大的跨越。林业部门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带动，目前贵州省森林覆盖率49%，森林蓄积量4.01亿立方米，这是贵州近百年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时期，也是近百年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
森林不是只有一种功能而是具有多种功用。重要的是怎么去认识利用、怎么去发挥。生态建设是人类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不能够孤立存在，必须把它放到大局中去考虑。五六十年代，林业部门更多地强调经济功能。到了西部大开发最初几年又过度强调生态。现在，我们的目标设定是除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土流失治理，还具有能致富的重要功能。
“十二五”期间贵州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大力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全省县乡村造林绿化、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调整产业布局、创新投入机制和管理模式，通过先建后补、代种代管、承包造林、企业带动、建设移交等造林模式，推进通道绿化、城乡绿化、城郊绿化、园区绿化和重点旅游干线、旅游村寨的绿化，造林质量和速度大幅提高。目前，全省工业原料林基地、中药材基地、茶叶基地，干鲜果品基地，总面积达到1920万亩，进一步夯实了林业产业发展的基础。
贵州的经验是：不仅仅是为生态建设而抓生态建设，而是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经果林，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的收益。利用技术手段和措施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资源好的地区通过生态产品转换为经济产品，开展生态旅游，最后带来经济效益，通过生态建设，解决经济收入。通过生态和经济的结合，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国家对贵州的定位是：两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如果贵州的生态环境恶化，会对两江中下游以及整个国家的生态与安全造成一种威胁，珠江流域近几年出现过海水倒灌，就要从贵州调水压潮;如果贵州水土流失严重，下游的水患就会增多;上游水源涵养不好，下游就会旱涝不断。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贵州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果贵州这样落后的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在西部大开发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快速的发展、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认为要保护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必然破坏，老是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其实通过我们的实践，西部大开发15年以来，征占林地加到一起不足50万亩，但通过征收植被恢复费恢复的森林面积有600万亩。“十二五”期间一年征占林地4.4万亩，五年总共是22万亩，但是恢复森林资源360万亩。我们的实践证明可以做到协调和谐地发展。
林业要处理好和经济的关系，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寓生态建设于产业发展之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绿色发展模式，探索出特色林果发展模式、林草间作和林下畜禽养殖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林下套种中药材的林药结合模式、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以及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发展模式等。发挥林业在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中的促进作用。通过经果林产品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林下种养殖业、林产品加工、森林旅游对经济收入贡献高，不砍树也能致富。
2014年贵州开始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荔波县是试点之一，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官员提拔的依据之一。并划定环保和林业的生态红线，实行问责，建立法治和制度上的保障。
以往保护区建设在于保护，注重保护能力的提高、限制各种开发行为、注重基础设施，而现在保护区更注重社区发展的问题，但同时也不牺牲保护，依法依规开展保护。探索以国家项目为支撑，吸引市场主体介入。以国家补助为基础，通过规划，吸引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农户来建立各种基地。即农民出土地、国家出项目资金、企业出自有资金，共同打造产业，共同受益。实现环境好转，各方受益。
目前贵州有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20个市县级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5.1%。各级政府和群众都认识到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意义，不仅对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并且由于处理好了保护事业和社区发展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也成为致富的门路，群众参与积极性高。这几年协调处理比较好。社区发展项目做好了，实质上保护工作也做好了。与地方政府合作，实现保护区内的发展速度要高于保护区外的发展速度。
贵州也在打造大健康产业。什么是大健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实质上更多追求的还是最朴素的精神层面，最重要的健康要从少数民族的智慧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物质上贫困，但精神上是很富有的，他们知道当欲望、需求、生产力水平和自然不能匹配时，要克制物欲，让自己的行为、思想和自然融合到一起，才能天人合一，而只有天人合一的境界下我们才会幸福。
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必须设立科学、全面的政策措施，既要生态也要经济效益，两者结合。两者兼顾了，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才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基础好了，路才能走得远，才能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过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没有错，但是过度地追求GDP，不顾资源环境，重蹈发达国家走过的错是很不应该的。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英明决策，是关乎我们民族的未来，关乎民族生存的国家发展整体大计。
一些部门过去缺乏辩证思维，总会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工作期间，很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毕节建立了国家级试验区，提出必须协调抓好人口、扶贫和生态建设三者的关系。这个试验区实际上就是探索这三者如何协调发展，如何促进一个区域经济和生态走向协调，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早期探索和实践。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桂北四川盆地过渡的一个斜坡地带，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省份，总面积17.62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92.5%，喀斯特面积占73%，喀斯特地貌极其发育，石漠化严重。这种自然背景，带来先天性的生态环境脆弱。
贵州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大的跨越。林业部门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带动，目前贵州省森林覆盖率49%，森林蓄积量4.01亿立方米，这是贵州近百年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时期，也是近百年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
森林不是只有一种功能而是具有多种功用。重要的是怎么去认识利用、怎么去发挥。生态建设是人类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不能够孤立存在，必须把它放到大局中去考虑。五六十年代，林业部门更多地强调经济功能。到了西部大开发最初几年又过度强调生态。现在，我们的目标设定是除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土流失治理，还具有能致富的重要功能。
“十二五”期间贵州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大力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全省县乡村造林绿化、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调整产业布局、创新投入机制和管理模式，通过先建后补、代种代管、承包造林、企业带动、建设移交等造林模式，推进通道绿化、城乡绿化、城郊绿化、园区绿化和重点旅游干线、旅游村寨的绿化，造林质量和速度大幅提高。目前，全省工业原料林基地、中药材基地、茶叶基地，干鲜果品基地，总面积达到1920万亩，进一步夯实了林业产业发展的基础。
贵州的经验是：不仅仅是为生态建设而抓生态建设，而是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经果林，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的收益。利用技术手段和措施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资源好的地区通过生态产品转换为经济产品，开展生态旅游，最后带来经济效益，通过生态建设，解决经济收入。通过生态和经济的结合，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国家对贵州的定位是：两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如果贵州的生态环境恶化，会对两江中下游以及整个国家的生态与安全造成一种威胁，珠江流域近几年出现过海水倒灌，就要从贵州调水压潮;如果贵州水土流失严重，下游的水患就会增多;上游水源涵养不好，下游就会旱涝不断。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贵州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果贵州这样落后的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在西部大开发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快速的发展、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认为要保护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必然破坏，老是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其实通过我们的实践，西部大开发15年以来，征占林地加到一起不足50万亩，但通过征收植被恢复费恢复的森林面积有600万亩。“十二五”期间一年征占林地4.4万亩，五年总共是22万亩，但是恢复森林资源360万亩。我们的实践证明可以做到协调和谐地发展。
林业要处理好和经济的关系，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寓生态建设于产业发展之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绿色发展模式，探索出特色林果发展模式、林草间作和林下畜禽养殖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林下套种中药材的林药结合模式、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以及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发展模式等。发挥林业在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中的促进作用。通过经果林产品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林下种养殖业、林产品加工、森林旅游对经济收入贡献高，不砍树也能致富。
2014年贵州开始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荔波县是试点之一，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官员提拔的依据之一。并划定环保和林业的生态红线，实行问责，建立法治和制度上的保障。
以往保护区建设在于保护，注重保护能力的提高、限制各种开发行为、注重基础设施，而现在保护区更注重社区发展的问题，但同时也不牺牲保护，依法依规开展保护。探索以国家项目为支撑，吸引市场主体介入。以国家补助为基础，通过规划，吸引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农户来建立各种基地。即农民出土地、国家出项目资金、企业出自有资金，共同打造产业，共同受益。实现环境好转，各方受益。
目前贵州有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20个市县级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5.1%。各级政府和群众都认识到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意义，不仅对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并且由于处理好了保护事业和社区发展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也成为致富的门路，群众参与积极性高。这几年协调处理比较好。社区发展项目做好了，实质上保护工作也做好了。与地方政府合作，实现保护区内的发展速度要高于保护区外的发展速度。
贵州也在打造大健康产业。什么是大健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实质上更多追求的还是最朴素的精神层面，最重要的健康要从少数民族的智慧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物质上贫困，但精神上是很富有的，他们知道当欲望、需求、生产力水平和自然不能匹配时，要克制物欲，让自己的行为、思想和自然融合到一起，才能天人合一，而只有天人合一的境界下我们才会幸福。
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必须设立科学、全面的政策措施，既要生态也要经济效益，两者结合。两者兼顾了，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才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基础好了，路才能走得远，才能实现“百姓富，生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