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下,“上帝折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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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钓鱼城景区内游览( 王全超/ 摄)

  明清以前的重庆,一直以雄关要塞的形象出现。山水相连、雄关延绵便是其地形所定格的特征。
  然而,如今在重庆城的旧址上再难寻觅往昔的雄关痕迹,错落有致的山城地貌更多地展现出的,是现代都市的立体之美。
  但在重庆市区往北不到100里,却实实在在矗立着一座13世纪的军事要塞——合川钓鱼城。
  关于钓鱼城,经典的介绍是——“上帝折鞭处”。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大军进攻南宋,在钓鱼城遭遇强硬抵抗,蒙哥身亡。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西征大军不得不撤退,钓鱼城也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

曾经的美景弥漫肃杀之气


  合川当时称合州,在宋代以前,它与古称渝州的重庆都属于古代巴郡之地。南北朝时期,合州先为宕渠郡,西魏恭帝时期改置为合州,因为涪江在此与嘉陵江合流,所以得名合州。
  合州之下又设垫江县,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又改为石照县,县衙、州衙均在合州城。钓鱼城建起之后,很快就成为合州州衙与石照县衙的所在地。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石照县东十里有钓鱼山,“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
  在祝穆的笔下,钓鱼山本是郡守及文人游怡观景之地。也就是在祝穆成书前后这段时间,钓鱼山变成了钓鱼城,曾经的美景弥漫了战场的肃杀之气。
  为防范蒙古军队的突袭,时任南宋四川制置安抚副使彭大雅最初在钓鱼山上修建了山寨,这是钓鱼城的雏形。
  彭大雅坐镇重庆时正是公元1241~1243年期间,他在困难之下加固重庆城防,并把外围防御设置到了包括钓鱼山在内的险要之地。
  蒙古南侵先是从四川开始,川北的防御体系很快被攻破。
  以四川制置安抚使陈隆之为首的官员仍主张在成都外围设防守蜀口,作为保全四川的策略。对于善于攻坚和平原机动作战的蒙古军队而言,这正中下怀。所以1241年蒙古军队再次攻克成都并俘杀陈隆之后,在成都平原守蜀口保全川的战略已不切实际。于是彭大雅加紧了重庆一线的筑城,以保川东及长江上游。

构建山城防御体系


  何处筑城,怎样筑城,是当时进行防御的关键。重庆的城防加固属于旧城基础上的改造强化,而利用川东及川南地区两江沿岸险要地形普遍筑成山城要塞,则是在得到血的教训后采取的有效措施。
  这些山城防御要塞的修筑连在一起形成了山城防御体系,成为蒙古发动侵宋战争以来面临的最大险阻。

  “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座之,诸君无预也。”

  这些要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譬如万州的天生城,又称天子城,在天城山上修建。“天生城已有东、西、南、北、中五道城门,除西城门所在的坡势较缓外,其余四城门皆在绝壁上开凿。”
  关于渠县的礼义城,清人曾说:“礼义城,胜地也,上有耸峙之雄,下有渠江之险,左右有始高、斌山,以为犄角之势。”
  钓鱼山上的钓鱼城更是极尽地势之利。“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岩,陡然阻绝。”
  彭大雅令王坚修钓鱼城时就备有充裕的水池,并出屯四野,储备粮食,这是着眼于耕战结合,有充分的后勤保障。
  这些要塞大多控扼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既可以以天险阻绝蒙古军队,又可以利用舟船水师进行联络及增援。王坚、张珏等人之所以可以困守孤城多年,也有赖于他们通过长江互通信息。
  此外,州县衙门迁入山地要塞,以加强行政号召力、鼓舞士气。

“城成则蜀赖以安”


  钓鱼城成为坚固要塞,关键人物是1243年就任四川制置安抚使的余玠。
  余玠守卫重庆时曾广泛纳谏。当地名士阳枋曾建议,“重兵镇渝,别选忠勇之将,一守合,一守泸,一守梁山,坚城完璧,为渝藩蔽以时耕于荒闲之地,才值秋成,亟收敛以入大屯,敌人若至,各归城壁,并立据守,间出入诸屯之间,以示不测。”而后冉琎、冉璞兄弟又进言,“蜀口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這些献策均把合州视为重庆咽喉,而守合州又必须在险要地带构筑要塞堡垒。
  余玠采纳了上述意见,将孟拱时期初步奠定的防御工事建成坚固堡垒,而且对钓鱼城内的水井、荒地都作了周到布置,以应付十几万人长期困守的需求。
  为了推动钓鱼城修筑,余玠推荐冉氏兄弟分别为合州正副知州,力促钓鱼城的建设及合州州衙等行政机构的搬迁。当余玠对冉氏兄弟委以重任时,制置使衙门上下都认为不可,余玠发怒道:“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座之,诸君无预也。”

坚持抗蒙近36年


  到了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就任兴元都统兼合州知州后,又调发合州属下石照、铜梁、巴川、赤水、汉初五县百姓17万人前来完善城防,并居住于内。
  城内有水井92处,可以耕种荒地。“城中之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厥后,秦、巩、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
  1258~1259年间,蒙古军队包围重庆,强攻钓鱼城时,终折戟于此。
  坚持抗蒙近36年后,钓鱼城最终全城投降,而此时已是在南宋彻底亡国的崖山之战之后了。
  700多年过去了,整个重庆地区已沧海桑田,唯有钓鱼古城依然巍巍耸立在嘉陵江畔,其牌坊上的“独钓中原”四字所铭刻的,不仅是钓鱼城军民顽强不屈的气魄,也是彼时残酷的宋蒙战争中个人魄力与集体智慧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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