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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史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西方对中国的形象建构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而学界就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对中国形象建构的研究显得有些冷清。这在目前中印关系日益升温、中印文化交流逐渐增多的时代语境里显得不合时宜。后殖民理论创始人萨义德(Edward W.Sald)说过：“只要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因此，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塑造史，无论是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还是对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期出版的尹锡南所著的《印度的中国形象》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顾名思义，“印度的中国形象”这一研究课题首先涉及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原理。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比较文学20世纪早期传人中国，在20世纪后期得到迅猛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形成的法国学派崇尚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以影响研究著称。在法国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视角的形象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对异国层面的关照，不可避免地使比较文学研究者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形象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具体说来，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影响和变异，分析这些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这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自我反省和交流理解。形象学关注的是异域文化以他者形象在注视者的文化场域中的变异。这种研究在当代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它通过观察和思考文化互视的历史变迁，揭示东西方或东方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这为加强当代国际文化互动铸造了一面历史的而又现实的镜子。
在形象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强调研究套话模式等，并将异国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即集体无意识的结晶体来对待。按照某些学者的归纳，形象学的特征及相关本质概念可用三个关键词表述：一为“形象”，它包括异国的形象、民族的形象和作家自身特殊感受所创造的形象；二是“社会总体想象物”，它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三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具有整合功能，它与套话等紧密相连，如“黄祸”这一套话生成的意识形态形象，可谓西方某些人仇视中国等东亚民族的“集体记忆”，它包含了西方人对东方既蔑视又恐惧的复杂心态。以往的“黄祸”论到了后来变成一种特定时期里流行于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的“中国威胁论”。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生成的形象相反，乌托邦形象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社会颠覆功能。换句话说，乌托邦话语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故而对异国形象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它是还异国以“相异性”。以上基本原理构成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解读跨文化文本的思想资源，自然，也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所用的基本方法。
该书以形象学基本原理为导向，对古代印度文学经典中关于中国的描写、近现代印度智者名流的中国观察和论述，以及当代印度眼中复杂变迁的中国形象，均进行了历史梳理。在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中国是遥远而亲切的“极东支那”。到了近现代殖民主义时期，印度智者却将积弱积贫的中国异乎寻常地视为东方世界的“伟大民族”，相信她定会东山再起，重振昔日辉煌。奥罗宾多甚至还幻想中国与日本联手，打击西方殖民者，拯救印度于水火之中。作者发现，这是典型的乌托邦话语，它有着深厚而自然的历史文化土壤。对于印度观察中国的乌托邦视角，作者均给予合理的解释。此前的一些学者就近现代印度的中国观察进行过思考，该书在此基础上，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进行探索，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印度看中国与西方看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印度独立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几乎很难发现她对中国的“妖魔化”，而这种“妖魔化”却是西方近代以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常用手法。印度独立以后，准确地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印关系阴云密布，印度官方和民间开始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叙事。一时间，中印眼中的对方均是“变换了面孔的兄弟”。1962年边界战争的爆发，使得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彻底改变。这也使得“敌耶”、“友耶”的争论一直延伸到当下印度的官方和民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三十年间，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敌意与社会冷漠。印度与中国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敌对共处”的一段艰难时光。在“中印崛起”的大时代里，人们很难找到确定明晰的中国形象。印度媒体塑造的“中国”让人将信将疑、喜忧参半，“中国堀起”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虚构；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成就，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威胁。该书作者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势力遗留的历史负担即地缘战略考量对于中印友好关系的极大危害，还从形象学原理出发，借鉴西方构建中国形象的视角，对印度妖魔化中国的意识形态举措进行对比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印度在特殊时段塑造负面的中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印度学者这样分析印度作家对西方世界的书写行为：“‘书写’是指涉全部的复杂现象，它标志着这种行为，即印度作家在自己的文本中描述西方时，也就描述了自己。”这是强调“书写”行为的复义性和不透明性。推而广之，印度制造中国幻象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也就书写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印度，研究印度的自我镜像及其背后蕴涵的意识形态话语。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打量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史，这是该书的基本立场。从论述的效果看，基本体现了该书的写作旨趣。印度是怎么从中国古代熟悉而亲切的神圣“西天”变成当代遥远而模糊的近邻，该书的阐述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总之，对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进行历史的探索，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探索领域。该书作者曾系统探索过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这是力图以跨越印度和西方文明的研究模式，改变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西中心主义”的畸形现状。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便是该书作者朝向这方面努力的第二步。因为，这一研究突破了中西比较模式，将比较的视角延伸到东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上。如果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话，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便是朝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不仅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当前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该书以文化心理的分析阐释为纬线，以印度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为经线，对印度眼中中国形象的变化进行探索。在远古的印度史诗中，中国是“极东支那”，一个无比遥远却又亲切美好的国度。到了中国唐朝时期，她又成为诞生“道奥义书”(即老子的《道德经》)的智慧国。漫长的中世纪里，因为文献缺乏，印度的中国形象无可奈何地“缺席”。到了近代，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透过文献和历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即印度独立和新中国诞生之际，印度智者、名流眼中的中国是一种正面的形象。中印两国分别获得政治新生后，随着中印关系的忽热忽冷、大起大落，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更复杂的变化。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导致印度官方和 民间“认识”中国的完全转向。中国形象开始经历史无前例的重大转型。这一形象将持续很长时间，它是中印关系“蜜月”期进入冰封冷冻期、再进入阴晴不定期的标志。这与同时期西方世界某些人妖魔化红色的“中国龙”形成照应。这一趋势对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都有一定影响。当然，在这短暂而漫长的40年时光里，也有极少数人仍以传统的眼光看待中国，但那只是支流罢了。近年来，印度国内对中国迅速嵋起的反应和看法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至少出现了两到三种不同的声音，这对他们的中国观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近年来印度看待中国的心态渐趋理性，中国形象也由消极畸形向积极正面演变和升华。这意味着印度独立60年来，印度官方和民间塑造的中国形象面临和经历着第二次转型。目前在印度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由争论中国是敌是友到预测中印竞争和进行中印比较，再到探讨印度应学习中国什么，这是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某种程度上，印度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与它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由羡慕到追赶竞争的转变紧密相关。一些有眼光的印度人士，如兰密施和谭中等继承了20世纪初泰戈尔、尼赫鲁和谭云山等人的中印联合思想，创造了地缘文化新话语“Chlnda”(中印大同)。他们不约而同地绕开政治、军事领域，从经济或文化层面进入“中印大同”这个地缘文明新范式的建构，这是跨文化对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该书作者看来，如果说妖魔化中国是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形象建构的第一次转型，到了倡导“中印大同”的阶段，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已经抵达第二次转型的门槛。这使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前途充满光明。
总之，历史地探索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是对目前蓬勃发展的中印友好事业的文化支撑。这一探索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将总结中印文明交往在近代以来为什么会由冷到热，再由热到冷，目前又由冷转热?这一研究可能还会预示或暗示，在目前中印关系转热的同时，友谊之河潜藏着哪些暗礁，会阻止中印友好的航船顺流直下。虽然近年宋中印关系的大幅度改善有目共睹，但彼此之间有过的误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与中美、中日、中俄、中英等双边交往相比，中印关系显得更加耐人寻味。这是由20世纪中期中印消极互动加剧的缘故造成的，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印看待对方的视角和心态。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如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和中国过去一直是通过西方去寻求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现在我们应该面对面来直接了解彼此了。”①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印学术界乃至官方和民间，“面对面直接了解彼此”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在这样一种学术和现实的背景下，《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的出版，无疑将为中印两国了解彼此的珍贵历史信息提供便利。
目前，国内学界采纳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理论等西方理论进行研究非常普遍，但对其在涉及东方问题上的运用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自然，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理论，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既有的研究模式，必须进行批判性调整，引入跨文化对话、历史探源等学术尺度，对印度的中国形象塑造进行深入思考，以使其区别于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该书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自觉，避免了完全以西方理论研究印度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误区。
该书体现了作者以文化视角看待中印关系历史发展的特点。这在作者对泰戈尔和维克拉姆，赛特等印度作家如何看待中国及利用中国文化资源的分析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载体。通过分析这一载体，可以发现更为丰富的信息。该书最后一章对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研究进行了初步介绍，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一些新鲜的信息。但此部分显得有些单薄，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待深入。
限于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学术立场，该书某些地方的分析还存在不足之处。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不仅应从文化心理视角进入，还应从政治博弈、军事考量和经济互动等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作者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缺乏应有的深度。如对近二十年来印度评述中国的几派声音的分析便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印度看中国，不仅与印度知识界和官方媒体等有关，还与广大的印度普通民众有关。作者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是不够的。
编 辑 毛 悦
顾名思义，“印度的中国形象”这一研究课题首先涉及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原理。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比较文学20世纪早期传人中国，在20世纪后期得到迅猛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形成的法国学派崇尚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以影响研究著称。在法国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视角的形象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对异国层面的关照，不可避免地使比较文学研究者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形象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具体说来，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影响和变异，分析这些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这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自我反省和交流理解。形象学关注的是异域文化以他者形象在注视者的文化场域中的变异。这种研究在当代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它通过观察和思考文化互视的历史变迁，揭示东西方或东方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这为加强当代国际文化互动铸造了一面历史的而又现实的镜子。
在形象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强调研究套话模式等，并将异国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即集体无意识的结晶体来对待。按照某些学者的归纳，形象学的特征及相关本质概念可用三个关键词表述：一为“形象”，它包括异国的形象、民族的形象和作家自身特殊感受所创造的形象；二是“社会总体想象物”，它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三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具有整合功能，它与套话等紧密相连，如“黄祸”这一套话生成的意识形态形象，可谓西方某些人仇视中国等东亚民族的“集体记忆”，它包含了西方人对东方既蔑视又恐惧的复杂心态。以往的“黄祸”论到了后来变成一种特定时期里流行于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的“中国威胁论”。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生成的形象相反，乌托邦形象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社会颠覆功能。换句话说，乌托邦话语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故而对异国形象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它是还异国以“相异性”。以上基本原理构成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解读跨文化文本的思想资源，自然，也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所用的基本方法。
该书以形象学基本原理为导向，对古代印度文学经典中关于中国的描写、近现代印度智者名流的中国观察和论述，以及当代印度眼中复杂变迁的中国形象，均进行了历史梳理。在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中国是遥远而亲切的“极东支那”。到了近现代殖民主义时期，印度智者却将积弱积贫的中国异乎寻常地视为东方世界的“伟大民族”，相信她定会东山再起，重振昔日辉煌。奥罗宾多甚至还幻想中国与日本联手，打击西方殖民者，拯救印度于水火之中。作者发现，这是典型的乌托邦话语，它有着深厚而自然的历史文化土壤。对于印度观察中国的乌托邦视角，作者均给予合理的解释。此前的一些学者就近现代印度的中国观察进行过思考，该书在此基础上，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进行探索，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印度看中国与西方看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印度独立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几乎很难发现她对中国的“妖魔化”，而这种“妖魔化”却是西方近代以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常用手法。印度独立以后，准确地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印关系阴云密布，印度官方和民间开始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叙事。一时间，中印眼中的对方均是“变换了面孔的兄弟”。1962年边界战争的爆发，使得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彻底改变。这也使得“敌耶”、“友耶”的争论一直延伸到当下印度的官方和民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三十年间，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敌意与社会冷漠。印度与中国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敌对共处”的一段艰难时光。在“中印崛起”的大时代里，人们很难找到确定明晰的中国形象。印度媒体塑造的“中国”让人将信将疑、喜忧参半，“中国堀起”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虚构；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成就，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威胁。该书作者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势力遗留的历史负担即地缘战略考量对于中印友好关系的极大危害，还从形象学原理出发，借鉴西方构建中国形象的视角，对印度妖魔化中国的意识形态举措进行对比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印度在特殊时段塑造负面的中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印度学者这样分析印度作家对西方世界的书写行为：“‘书写’是指涉全部的复杂现象，它标志着这种行为，即印度作家在自己的文本中描述西方时，也就描述了自己。”这是强调“书写”行为的复义性和不透明性。推而广之，印度制造中国幻象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也就书写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印度，研究印度的自我镜像及其背后蕴涵的意识形态话语。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打量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史，这是该书的基本立场。从论述的效果看，基本体现了该书的写作旨趣。印度是怎么从中国古代熟悉而亲切的神圣“西天”变成当代遥远而模糊的近邻，该书的阐述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总之，对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进行历史的探索，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探索领域。该书作者曾系统探索过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这是力图以跨越印度和西方文明的研究模式，改变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西中心主义”的畸形现状。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便是该书作者朝向这方面努力的第二步。因为，这一研究突破了中西比较模式，将比较的视角延伸到东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上。如果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话，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便是朝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不仅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当前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该书以文化心理的分析阐释为纬线，以印度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为经线，对印度眼中中国形象的变化进行探索。在远古的印度史诗中，中国是“极东支那”，一个无比遥远却又亲切美好的国度。到了中国唐朝时期，她又成为诞生“道奥义书”(即老子的《道德经》)的智慧国。漫长的中世纪里，因为文献缺乏，印度的中国形象无可奈何地“缺席”。到了近代，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透过文献和历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即印度独立和新中国诞生之际，印度智者、名流眼中的中国是一种正面的形象。中印两国分别获得政治新生后，随着中印关系的忽热忽冷、大起大落，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更复杂的变化。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导致印度官方和 民间“认识”中国的完全转向。中国形象开始经历史无前例的重大转型。这一形象将持续很长时间，它是中印关系“蜜月”期进入冰封冷冻期、再进入阴晴不定期的标志。这与同时期西方世界某些人妖魔化红色的“中国龙”形成照应。这一趋势对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都有一定影响。当然，在这短暂而漫长的40年时光里，也有极少数人仍以传统的眼光看待中国，但那只是支流罢了。近年来，印度国内对中国迅速嵋起的反应和看法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至少出现了两到三种不同的声音，这对他们的中国观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近年来印度看待中国的心态渐趋理性，中国形象也由消极畸形向积极正面演变和升华。这意味着印度独立60年来，印度官方和民间塑造的中国形象面临和经历着第二次转型。目前在印度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由争论中国是敌是友到预测中印竞争和进行中印比较，再到探讨印度应学习中国什么，这是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某种程度上，印度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与它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由羡慕到追赶竞争的转变紧密相关。一些有眼光的印度人士，如兰密施和谭中等继承了20世纪初泰戈尔、尼赫鲁和谭云山等人的中印联合思想，创造了地缘文化新话语“Chlnda”(中印大同)。他们不约而同地绕开政治、军事领域，从经济或文化层面进入“中印大同”这个地缘文明新范式的建构，这是跨文化对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该书作者看来，如果说妖魔化中国是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形象建构的第一次转型，到了倡导“中印大同”的阶段，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已经抵达第二次转型的门槛。这使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前途充满光明。
总之，历史地探索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是对目前蓬勃发展的中印友好事业的文化支撑。这一探索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将总结中印文明交往在近代以来为什么会由冷到热，再由热到冷，目前又由冷转热?这一研究可能还会预示或暗示，在目前中印关系转热的同时，友谊之河潜藏着哪些暗礁，会阻止中印友好的航船顺流直下。虽然近年宋中印关系的大幅度改善有目共睹，但彼此之间有过的误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与中美、中日、中俄、中英等双边交往相比，中印关系显得更加耐人寻味。这是由20世纪中期中印消极互动加剧的缘故造成的，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印看待对方的视角和心态。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如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和中国过去一直是通过西方去寻求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现在我们应该面对面来直接了解彼此了。”①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印学术界乃至官方和民间，“面对面直接了解彼此”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在这样一种学术和现实的背景下，《印度的中国形象》一书的出版，无疑将为中印两国了解彼此的珍贵历史信息提供便利。
目前，国内学界采纳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理论等西方理论进行研究非常普遍，但对其在涉及东方问题上的运用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自然，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理论，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既有的研究模式，必须进行批判性调整，引入跨文化对话、历史探源等学术尺度，对印度的中国形象塑造进行深入思考，以使其区别于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该书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自觉，避免了完全以西方理论研究印度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误区。
该书体现了作者以文化视角看待中印关系历史发展的特点。这在作者对泰戈尔和维克拉姆，赛特等印度作家如何看待中国及利用中国文化资源的分析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载体。通过分析这一载体，可以发现更为丰富的信息。该书最后一章对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研究进行了初步介绍，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一些新鲜的信息。但此部分显得有些单薄，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待深入。
限于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学术立场，该书某些地方的分析还存在不足之处。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不仅应从文化心理视角进入，还应从政治博弈、军事考量和经济互动等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作者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缺乏应有的深度。如对近二十年来印度评述中国的几派声音的分析便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印度看中国，不仅与印度知识界和官方媒体等有关，还与广大的印度普通民众有关。作者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是不够的。
编 辑 毛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