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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信息社会已然是世界一大必然发展趋势。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数字鸿沟问题也愈演愈烈，并且严重地阻碍了信息化的发展。文章从数字鸿沟的概念入手，解析其内涵，提出缩小我国数字化差距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鸿沟;信息化;数字化差距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7.007
1 引言
“数字鸿沟”在绝大部分外文著作中被称之为“Digital Divide”，不过在少量外国文献里也将其称为“Digital Division”或“Digital Gap”。在“数字鸿沟”这个概念真正问世前，在相关的研究文献中便已然存在了许多类似的词和说法。20世纪80年代，信息资源分布不均衡、信息获取不平等以及信息贫困等诸如此类现象开始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之后“信息穷人”（Information Poor）这一概念问世，许多学者针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研究。1990年，美籍学者托夫勒（A. Toffler）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里面提及“电子鸿沟”一词，而且表明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以及警惕愈演愈烈的“信息鸿沟”和“电子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能够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存在的“知识鸿沟”“信息鸿沟”及“电子鸿沟”，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创造了“Digital Divide”这一词？“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被美国国家信息通信局在1995年的《落后的互联网：一项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美国非网民调查》里首次提及，其表示的是在信息时代进程中，源于城市与乡村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拥有程度不同而最终形成的信息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信息极度缺乏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信息时代社会发展与经济差距的进一步失衡，这已经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等关注的一个重要发展问题。中国对于数字鸿沟问题也格外关注，现在，全国范围各省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现状也越发明显，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数字鸿沟也正开始慢慢沦为“信息化”的拦路虎之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鸿沟所形成的差异使得我国正逐步由最初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沦为“第四大差别”，而且其自身也不再单单只是一個技术层面问题，而是正在逐步沦为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难题。当前我国面临着很大的数字鸿沟问题，究其根本，关键源于信息化进程程度的不一致，经济发展迅猛地区在新科技革命与信息化的相关社会影响方面的敏锐能力相对较高，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欠缺的地区，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资源相对脱节程度较高，导致了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迟缓以及不同步。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鸿沟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得到重视。就当前形势而言，城乡以及同经济繁华省市之间的数字鸿沟现象均十分明显。我国当前该问题的现状严重与否？它能够导致国内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激起多大波澜？怎样缩减数字鸿沟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都已然成为迫切需要突破的困境，并且这将直接与我国能否有效推进信息化进程以及能否实现经济良性发展挂钩。想要化解这些问题，目前须采取相应手段定量评估我国的数字鸿沟现状。
2 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鸿沟的评估探究，最开始是源于学术界对社会信息化水平评估的探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鸿沟研究及现象探究评估，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问世，所以相对而言，从问世之初到现在的时间也并不算久，其被研究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从整体研究水平上来看，数字鸿沟的评估研究仍处于开端阶段。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主要都是从垂直以及水平层面来对其进行评估。从垂直层面来看，这一层面的侧重点在于评估不同地域之间的数字鸿沟，如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各地区之间;从水平层面来看，这一层面的侧重点在于评估处于某一区域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如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之间、城市和乡村两个群体之间等。
同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相较，国外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而在所有的研究成果里面最普遍使用和最具权威的是OECD（2001）、Bridges Network（2001）、DOT force（Digital Opportunity Task Force）（2001）等机构的研究评价体系，他们根据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国情构建了数字鸿沟评估指标。信息智商（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Quotient，IIQ），是一个用来评估数字鸿沟的指标，它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Arquette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三维概念，他从三个层次指出所存在的数字鸿沟：作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前提的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鸿沟、作为对网络信息传播技术译进环节的拥有（Accessibility）鸿沟和作为对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反馈环节的使用（Use）鸿沟。Barzilai-Nahon等（2004）构建出一个数学计量模型，以此来评估数字鸿沟的状况，并将该数学计量模型具体化为一个数字鸿沟的评估指标体系。
3 缩小我国数字化差距的对策建议
3.1 实施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信息产业早已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要从根源上评估解决以及减少我国数字化差距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强化我国在信息产业上的投入和发展力度，以此来改善我国国民经济，以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从当前近阶段的发展现状来看，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及地位已经越发的重要，从我国当前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条款之中，便可以窥探出蛛丝马迹。“十一五”规划制定了“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主要话题方针，其主要包含不断提升网络普及率以及强化信息利用率等各方面的指导举措方针。从“十一五”的整体布局和规划上，可以清楚的知道党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已逐步把信息产业当作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产业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不断强化和扩展信息产业，构建以信息化产业为关键发展核心的经济增长政策方针及举措，从整个经济发展层面上来说，其不单单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纲要，同时在减少我国数字化差距现象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目前，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较为迟缓，信息硬件只能在短时间内实施技术跟踪模式，但是，无论任何时候网络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信息技术的高端人才支持，并且由于相对优势性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我国的发展特征相同，具有投资金额小的特性，因而人们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首先，政府机构需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之下制定产业文件，把刚刚产生的大数据信息产业作为我国的首要发展方向和产业，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其次，政府部门要建立一个好的产业氛围，从而促进信息产业的良性运作。
3.2 加强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资
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和降低我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问题，首要的任务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巩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强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其辐射的范围和强度，从而改善农村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的网络基础设施环境及条件，并不断强化和提升农村网络应用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我国城乡在网络信息利用方面的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存在，如果一直未得到妥善地处理，长此以往，在基础建设上城乡间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大城乡数字化差距问题。
要想城乡之间共赴小康，共荣共富，其先决条件就是城乡互通，而城乡互通的先决条件是修路。同理，在漫漫社会信息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协同进步的征途上，农村信息化水平要赶上城市进程，其首要任务同样也是构建城乡互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资基础，其在信息输入、处理、输出以及存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将其建设问题置于首要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及相关人员均应不断强化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帮扶力度，从而促使农村地区在移动通信基站、网络交换机、传输电缆等基础信息硬件设施的逐步构建及完善，并不断提升建设资金投入，以此来确保农村网络硬件设施建设。
3.3 加强农村居民信息技能培训
舒適公平的竞争氛围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宏观把控者，政府应当引入各式各样的培训组织机构，使其在最大程度上与市场融合，从而增加培训与被培训的机会，优化和培训市场进而构造优质的教育培训氛围，使其健康蓬勃发展，进而使得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的培训水平同样实现质的飞跃。不断提高以及强化培训机构的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居民信息化技术知识水平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能够使得农民信息技能以及技术培训需求得到满足和提升，尤其是面对当前城乡之间信息化差异不断被扩大的时期，其更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减小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
除此之外，政府应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手段，有针对性地配置现有的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使不同的培训机构达到目标。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为农民服务和培训。在对该地区现有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进行分配过程中，应当从本质上明确清楚，政府分配整合培训资源不是为了给培训机构谋取利益和提高经济收入，而是为了提升农民自身信息知识匮乏的本质问题，以提升信息技术水平，进而有效的保证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信息技能培训机构培训人员的素质要严格控制，教练员要建立科学的招聘标准，同时提高对其的评价标准。在系统上，要重视个人操作技能，确保全体教师技能培训员的素质信息。培训机构也应重视自身建设，努力拓展农民信息技能培训链，增强机构与外界的交流与学习机会。开展农民信息技能综合培训，就是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民自身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培养其信息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从而更好地为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服务，达到减小城乡数字化差距的目的。
参考文献：
[1]DIBA T.Explosive rational bubbles in stock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78（3）：520-530.
[2]CASE E， SHILLER J.Is there a bubble in the housing market？[C].Conference of the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2018：299-362.
[3]TIROLE J.Asset bubbles an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J].Econometrica，1985，53（6）：1499-1528.
[4]KINDLEBERGER J.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5XJCZH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964005）;贵州财经大学在校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8ZXSY80）。
[作者简介]刘骏（1983—），男，贵州息烽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袁剑锋（1987—），男，贵州纳雍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张蕾（1994—），女，贵州纳雍人，贵州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
[关键词]数字鸿沟;信息化;数字化差距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7.007
1 引言
“数字鸿沟”在绝大部分外文著作中被称之为“Digital Divide”，不过在少量外国文献里也将其称为“Digital Division”或“Digital Gap”。在“数字鸿沟”这个概念真正问世前，在相关的研究文献中便已然存在了许多类似的词和说法。20世纪80年代，信息资源分布不均衡、信息获取不平等以及信息贫困等诸如此类现象开始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之后“信息穷人”（Information Poor）这一概念问世，许多学者针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研究。1990年，美籍学者托夫勒（A. Toffler）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里面提及“电子鸿沟”一词，而且表明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以及警惕愈演愈烈的“信息鸿沟”和“电子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能够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存在的“知识鸿沟”“信息鸿沟”及“电子鸿沟”，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创造了“Digital Divide”这一词？“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被美国国家信息通信局在1995年的《落后的互联网：一项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美国非网民调查》里首次提及，其表示的是在信息时代进程中，源于城市与乡村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拥有程度不同而最终形成的信息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信息极度缺乏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信息时代社会发展与经济差距的进一步失衡，这已经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等关注的一个重要发展问题。中国对于数字鸿沟问题也格外关注，现在，全国范围各省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现状也越发明显，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数字鸿沟也正开始慢慢沦为“信息化”的拦路虎之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鸿沟所形成的差异使得我国正逐步由最初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沦为“第四大差别”，而且其自身也不再单单只是一個技术层面问题，而是正在逐步沦为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难题。当前我国面临着很大的数字鸿沟问题，究其根本，关键源于信息化进程程度的不一致，经济发展迅猛地区在新科技革命与信息化的相关社会影响方面的敏锐能力相对较高，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欠缺的地区，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资源相对脱节程度较高，导致了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迟缓以及不同步。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鸿沟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得到重视。就当前形势而言，城乡以及同经济繁华省市之间的数字鸿沟现象均十分明显。我国当前该问题的现状严重与否？它能够导致国内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激起多大波澜？怎样缩减数字鸿沟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都已然成为迫切需要突破的困境，并且这将直接与我国能否有效推进信息化进程以及能否实现经济良性发展挂钩。想要化解这些问题，目前须采取相应手段定量评估我国的数字鸿沟现状。
2 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鸿沟的评估探究，最开始是源于学术界对社会信息化水平评估的探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鸿沟研究及现象探究评估，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问世，所以相对而言，从问世之初到现在的时间也并不算久，其被研究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从整体研究水平上来看，数字鸿沟的评估研究仍处于开端阶段。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主要都是从垂直以及水平层面来对其进行评估。从垂直层面来看，这一层面的侧重点在于评估不同地域之间的数字鸿沟，如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各地区之间;从水平层面来看，这一层面的侧重点在于评估处于某一区域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如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之间、城市和乡村两个群体之间等。
同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相较，国外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而在所有的研究成果里面最普遍使用和最具权威的是OECD（2001）、Bridges Network（2001）、DOT force（Digital Opportunity Task Force）（2001）等机构的研究评价体系，他们根据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国情构建了数字鸿沟评估指标。信息智商（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Quotient，IIQ），是一个用来评估数字鸿沟的指标，它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Arquette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三维概念，他从三个层次指出所存在的数字鸿沟：作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前提的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鸿沟、作为对网络信息传播技术译进环节的拥有（Accessibility）鸿沟和作为对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反馈环节的使用（Use）鸿沟。Barzilai-Nahon等（2004）构建出一个数学计量模型，以此来评估数字鸿沟的状况，并将该数学计量模型具体化为一个数字鸿沟的评估指标体系。
3 缩小我国数字化差距的对策建议
3.1 实施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信息产业早已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要从根源上评估解决以及减少我国数字化差距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强化我国在信息产业上的投入和发展力度，以此来改善我国国民经济，以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从当前近阶段的发展现状来看，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及地位已经越发的重要，从我国当前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条款之中，便可以窥探出蛛丝马迹。“十一五”规划制定了“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主要话题方针，其主要包含不断提升网络普及率以及强化信息利用率等各方面的指导举措方针。从“十一五”的整体布局和规划上，可以清楚的知道党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已逐步把信息产业当作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产业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不断强化和扩展信息产业，构建以信息化产业为关键发展核心的经济增长政策方针及举措，从整个经济发展层面上来说，其不单单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纲要，同时在减少我国数字化差距现象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目前，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较为迟缓，信息硬件只能在短时间内实施技术跟踪模式，但是，无论任何时候网络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信息技术的高端人才支持，并且由于相对优势性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我国的发展特征相同，具有投资金额小的特性，因而人们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首先，政府机构需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之下制定产业文件，把刚刚产生的大数据信息产业作为我国的首要发展方向和产业，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其次，政府部门要建立一个好的产业氛围，从而促进信息产业的良性运作。
3.2 加强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资
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和降低我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问题，首要的任务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巩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强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其辐射的范围和强度，从而改善农村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的网络基础设施环境及条件，并不断强化和提升农村网络应用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我国城乡在网络信息利用方面的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存在，如果一直未得到妥善地处理，长此以往，在基础建设上城乡间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大城乡数字化差距问题。
要想城乡之间共赴小康，共荣共富，其先决条件就是城乡互通，而城乡互通的先决条件是修路。同理，在漫漫社会信息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协同进步的征途上，农村信息化水平要赶上城市进程，其首要任务同样也是构建城乡互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资基础，其在信息输入、处理、输出以及存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将其建设问题置于首要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及相关人员均应不断强化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帮扶力度，从而促使农村地区在移动通信基站、网络交换机、传输电缆等基础信息硬件设施的逐步构建及完善，并不断提升建设资金投入，以此来确保农村网络硬件设施建设。
3.3 加强农村居民信息技能培训
舒適公平的竞争氛围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宏观把控者，政府应当引入各式各样的培训组织机构，使其在最大程度上与市场融合，从而增加培训与被培训的机会，优化和培训市场进而构造优质的教育培训氛围，使其健康蓬勃发展，进而使得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的培训水平同样实现质的飞跃。不断提高以及强化培训机构的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居民信息化技术知识水平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能够使得农民信息技能以及技术培训需求得到满足和提升，尤其是面对当前城乡之间信息化差异不断被扩大的时期，其更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减小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
除此之外，政府应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手段，有针对性地配置现有的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使不同的培训机构达到目标。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为农民服务和培训。在对该地区现有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进行分配过程中，应当从本质上明确清楚，政府分配整合培训资源不是为了给培训机构谋取利益和提高经济收入，而是为了提升农民自身信息知识匮乏的本质问题，以提升信息技术水平，进而有效的保证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信息技能培训机构培训人员的素质要严格控制，教练员要建立科学的招聘标准，同时提高对其的评价标准。在系统上，要重视个人操作技能，确保全体教师技能培训员的素质信息。培训机构也应重视自身建设，努力拓展农民信息技能培训链，增强机构与外界的交流与学习机会。开展农民信息技能综合培训，就是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民自身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培养其信息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从而更好地为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服务，达到减小城乡数字化差距的目的。
参考文献：
[1]DIBA T.Explosive rational bubbles in stock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78（3）：520-530.
[2]CASE E， SHILLER J.Is there a bubble in the housing market？[C].Conference of the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2018：299-362.
[3]TIROLE J.Asset bubbles an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J].Econometrica，1985，53（6）：1499-1528.
[4]KINDLEBERGER J.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5XJCZH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964005）;贵州财经大学在校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8ZXSY80）。
[作者简介]刘骏（1983—），男，贵州息烽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袁剑锋（1987—），男，贵州纳雍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张蕾（1994—），女，贵州纳雍人，贵州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决策与区域发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