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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为期半年多的精心酝酿，2015年8月14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在这篇以“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面向未来的智慧”为主旨的讲话中，安倍首先回顾了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走过的路，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归因于世界经济危机中“欧美各国以卷入殖民地经济来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使得日本受到重大打击，“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迷失了世界大局”。
安倍承认“日本战败了”，“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并以他个人名义在国内外所有死遇者面前“深深鞠躬”，“表示痛惜”，“表达永久的哀悼之意”。随即，安倍把话题转入战后，宣称和平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并代表日本“带着对那场战争的深刻悔悟”信誓旦旦：“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要重演战祸，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讲话中间部分，安倍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战后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安倍还声称日本要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中国等战争受害国对日本人宽容以待的做法“铭刻在心”、“由衷感谢”，“是各国宽容的胸怀使得日本重返国际社会”。
安倍接着说，“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安倍承诺，日本将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并不真诚的反省
应该如何解读安倍的这个讲话？8月17日，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杨伯江认为，安倍的讲话尽管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也重申日本“永不再战”、“坚定不移走积极和平主义道路”等承诺，但态度并不真诚，至少美化了日本自19世纪后期到二战前期的对外政策，回避由其本人做出直接道歉，并且将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口与日本整个国家应负的战争罪责进行切割。特别是在讲述从日俄战争到二战前的那段历史时，给人以刻意模糊是非的强烈印象。安倍把日本“迷失大局”的根源归结为19世纪的“西风东渐”。他这样讲的目的，在于泛化时代背景，宣扬“同罪论”，言外之意是说，那是一个信奉“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行事就无法生存。日俄战争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安倍却说那场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杨伯江说，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不可能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得到缓解，也无法推进亚洲内部的和解，而是更多地暴露了安倍的错误史观，使历史问题在日本与其周边邻国之间变得更加复杂难缠。安倍错误史观的标志符，是他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所声称的“甲级战犯从日本国内法角度看不是战犯”、2013年4月众参两院答辩时讲到的“侵略没有统一定义”，以及作为首相多次示意修改“村山谈话”的举动等。而安倍错误史观的核心是战争史观，也就是如何解释、定义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参与和发动的多场战争的问题，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那段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必须明确当年发动的那些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明确日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安倍的态度仍然暧昧。
处处搞平衡
杨伯江说，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放进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固然可以被视为他在原有历史问题的严重错误立场上有所妥协和让步，但并不等于他就真心认同、接受了这些词。如果把安倍的谈话同1995年的“村山谈话”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是退步了而不是进步了。“村山谈话”的句法、语序、时态非常清楚，明确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强调日本“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指出日本“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安倍的谈话则是对关键内容作稀释、淡化、模糊、扭曲处理，绕弯子、兜圈子，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安倍是在搞平衡——在国际社会的正义压力和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氛围之间搞平衡;在他本人顽固的错误史观和迫于压力不得不继承“村山谈话”之间搞平衡;在日本社会围绕历史问题的各种立场和观点之间搞平衡。而他自己的站位非常清楚，就是站在右倾民族主义势力一端。从这点看，谈话确是精心之作，也是“苦心之作”。
杨伯江说，尽管安倍在谈话中表示不能忘记“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承诺日本将把“在20世纪的战争期间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遭受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成为一个时刻体贴女性之心的国家”，但仍回避使用“慰安妇”一词，继续拒不承认日本当年有强征“慰安妇”的官方行为。因此，安倍的谈话在韩国遭到在野党和舆论的一致痛批，韩国官方也对他的讲话表示遗憾，认为其中存在很多问题。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讲话。
杨伯江说，明仁天皇8月15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在回顾过去、对先前战争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殷切期盼战争惨祸不再重演”。天皇的讲话与安倍的讲话应该没有进行过事先协调，其平和语调符合战后宪法赋予他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政治中仅发挥象征性作用，超脱于国内政治纷争，不偏向任何一方。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近些年就历史和日本战后走向问题公开表态，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段。一次是在2005、2006年间，也就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期内，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吁请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天皇公开讲话要求“正确认识历史”。再一次就是当下，从年初明仁天皇、德仁皇太子先后发表谈话呼吁以战后70年为契机“充分地学习”、“谦虚地回顾”战争历史、思考日本的走向，到8.15纪念日强调“深刻反省”。天皇必须保持“中立”、中庸，他出来说话，就说明他头脑中产生了日本可能会“跑偏”的担心。当然，天皇就历史问题施加影响也是出于自保的考虑，皇室非常清楚裕仁天皇在二战期间做了什么事，担心围绕历史问题重新掀起辩论会把皇室罪责问题再次挑起来。
浓重的国内政治考虑
杨伯江认为，从内容设计看，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带有浓重的国内政治考虑。7月1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之后安倍的国内支持率一度下降至32%。今后一个时期，日本国内政治议程对安倍的“利空因素”比较集中，包括业已起步的核电重启、2016年的参院选举、2017年的上调消费税计划等，都会招致反对，对安倍执政地位都是减分点，安倍必须想法设法把自己的支持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注重将对历史问题的表态应用于现实政治。他在电视直播中表现得极其“恳切”、“沉痛”，把大量历史情怀注入谈话，打温情牌，还突出强调“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暗示日本不必永远道歉下去，确实感染、迷惑了不少思想单纯的日本民众，包括青年一代。这个谈话一经发表，便在日本国内赢得了44.2%的较高支持率，把内阁支持率拉升了约五个百分点，应该说是得计的。
杨伯江进一步介绍了他对安倍晋三思想观念及执政地位的看法：安倍是个坚定的、右倾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治家，于私、于公都是很强的历史传统、血脉基因的代表者。他在自民党创立前一年（1954年）出生，打小深受其外祖父、已故前首相岸信介的影响，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衣钵和自民党的思想传统，拒不承认日本是单纯的侵略者，不允许日本走向沉沦，立志制订一部真正属于战后日本的“自主宪法”，执意把有关信念注入现实政治。安倍在2006至2007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经历了重大挫折，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重新复出，第二次上任后的表现令日本政坛刮目相看。他不仅提出“夺回强大日本”的口号，核心价值观更加坚定，而且有了相对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技巧也变得老道、娴熟。现在我们国内一些媒体对安倍的报道评述比较简单化，甚至将安倍“脸谱化”、“小丑化”，这种倾向并不可取。安倍此人绝不简单，否则也不可能在空前复杂的日本国内形势下在首相宝座上一坐几年，而且还将继续坐下去。轻敌，乃兵之大忌。
从现在起安倍的执政生涯将经历一系列新的关口。第一关是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届时连选连任没有悬念，这一次将继续领导自民党至2018年。第二关是2016年7月的参院选举，结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自民党团并不必然获胜，要看今后11个月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包括重启核电等议题会不会继续发酵。但即使自民党加上公明党失去参院多数席位，日本重现“扭曲国会”，估计安倍也不会主动让贤。日本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当前的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决定了，只要安倍本人想继续干下去，除非他自己出了大问题，没有什么力量能逼他辞职。如前所述，安倍内心“很强大”，恐怕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是他唯一的软肋。
杨伯江说，判断安倍的执政地位，还要看到日本的国民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自民党、选择安倍，对日本民众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自民党时任干事长小泽一郎与在野党里应外合把自民党拉下台，推动多党轮流执政，日本政坛陷入空前乱象，“年年有选举，岁岁换首相”。2009年上台、2012年下台的民主党政权留给民众的也是痛苦的回忆。近中期内，人们不再期待有一个新的政党能够取代自民党来有效管理国家，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并不存在重要威胁。在自民党内部，安倍又无人能出其右。不仅如此，安倍相对稳定的执政地位暂时结束了日本政坛频繁换相的局面，使得实施连续性的经济刺激和社会改革政策成为可能，这符合日本社会主流民意的期待。任何国家的老百姓都希望自己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策不要反复摇摆，政府能够集中精力为民众多做实事，日本也不例外。冷战后日本政坛的稳定度与经济增长的“顺畅度”大致是成正比的。
也要看到，日本民众希望日本在国际上更“体面”、更受尊重，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化以来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民意期待。换言之，日本大国意识的增强在日本国内拥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在日本应以何种方式赢得国际尊重的问题上，则是存在分歧的——是通过发展军力、当世界警察？还是坚持不战原则、和平发展、增加对外援助？这是今天日本政坛争论的一大焦点。安倍支持发展军力。
2015年4月12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韩国期间，参观首尔西大门监狱遗址，在刻有165名惨遭日本统治者屠杀的韩国烈士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并跪地谢罪。
杨伯江补充说，前一阵子安倍的民调支持率降至32%，说明他的执政地位较前确有削弱，但情况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同前首相森喜朗执政期间创造的不足9%的个位数支持率相比，安倍算是受欢迎的了，和过往多数其他首相比也不算低。近期安倍支持率的下降与他强推“新安保法”有关，不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新安保法”的出发点比较复杂，有担心日本偏离和平发展道路的人，更有忧虑民主主义原则遭践踏、公民权益受挤压的人。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三原则是基本人权、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这三点自安倍再度执政以来都在受侵害。从2014年4月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7月突破“集体自卫权”、12月通过并生效特定秘密保护法，再到今年4月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安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以阁议方式修改宪法原则，再把相关法案利用自民党的席位优势在国会强行通过，让立法机构为行政决定提供法律背书。安倍的这种套路在本质上是扩张公权、削弱私权，涉及如何解释宪法等重大问题，对日本这样一个至少在名义上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实为倒行逆施，激起不少民众和法学家的不满。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杨伯江说，安倍是有打破对华僵局的紧迫性的。无论从日本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还是安倍内阁执政业绩的眼前需求看，能否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都很关键。比如，中日都处在重要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调整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将会产生大量的城镇化需求，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来说是难得的外部机遇。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就曾说过，“以中国为客户，是日本在21世纪的最好的国家战略”。下一阶段，安倍为保住支持率，将会主抓经济、民生、社保议题，同时积极谋求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使其从潜在政绩点变为现实政绩点（有人判断安倍将会势如破竹、争取一举完成修宪进程，但这不大可能）。然而，安倍不可能放弃他的右倾民族主义理念，不可能在历史问题上改弦易辄，不可能放下“中国威胁论”，这种自相矛盾决定了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将始终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对日关系和安倍在其中的作用有清醒、冷静的判断，做出兼顾现实、中期和长远利益的合理安排，在坚持重大原则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改善中日关系的进程。
安倍承认“日本战败了”，“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并以他个人名义在国内外所有死遇者面前“深深鞠躬”，“表示痛惜”，“表达永久的哀悼之意”。随即，安倍把话题转入战后，宣称和平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并代表日本“带着对那场战争的深刻悔悟”信誓旦旦：“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要重演战祸，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讲话中间部分，安倍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战后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安倍还声称日本要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中国等战争受害国对日本人宽容以待的做法“铭刻在心”、“由衷感谢”，“是各国宽容的胸怀使得日本重返国际社会”。
安倍接着说，“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安倍承诺，日本将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并不真诚的反省
应该如何解读安倍的这个讲话？8月17日，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杨伯江认为，安倍的讲话尽管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也重申日本“永不再战”、“坚定不移走积极和平主义道路”等承诺，但态度并不真诚，至少美化了日本自19世纪后期到二战前期的对外政策，回避由其本人做出直接道歉，并且将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口与日本整个国家应负的战争罪责进行切割。特别是在讲述从日俄战争到二战前的那段历史时，给人以刻意模糊是非的强烈印象。安倍把日本“迷失大局”的根源归结为19世纪的“西风东渐”。他这样讲的目的，在于泛化时代背景，宣扬“同罪论”，言外之意是说，那是一个信奉“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行事就无法生存。日俄战争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安倍却说那场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杨伯江说，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不可能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得到缓解，也无法推进亚洲内部的和解，而是更多地暴露了安倍的错误史观，使历史问题在日本与其周边邻国之间变得更加复杂难缠。安倍错误史观的标志符，是他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所声称的“甲级战犯从日本国内法角度看不是战犯”、2013年4月众参两院答辩时讲到的“侵略没有统一定义”，以及作为首相多次示意修改“村山谈话”的举动等。而安倍错误史观的核心是战争史观，也就是如何解释、定义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参与和发动的多场战争的问题，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那段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必须明确当年发动的那些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明确日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安倍的态度仍然暧昧。
处处搞平衡
杨伯江说，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放进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固然可以被视为他在原有历史问题的严重错误立场上有所妥协和让步，但并不等于他就真心认同、接受了这些词。如果把安倍的谈话同1995年的“村山谈话”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是退步了而不是进步了。“村山谈话”的句法、语序、时态非常清楚，明确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强调日本“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指出日本“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安倍的谈话则是对关键内容作稀释、淡化、模糊、扭曲处理，绕弯子、兜圈子，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安倍是在搞平衡——在国际社会的正义压力和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氛围之间搞平衡;在他本人顽固的错误史观和迫于压力不得不继承“村山谈话”之间搞平衡;在日本社会围绕历史问题的各种立场和观点之间搞平衡。而他自己的站位非常清楚，就是站在右倾民族主义势力一端。从这点看，谈话确是精心之作，也是“苦心之作”。
杨伯江说，尽管安倍在谈话中表示不能忘记“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承诺日本将把“在20世纪的战争期间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遭受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成为一个时刻体贴女性之心的国家”，但仍回避使用“慰安妇”一词，继续拒不承认日本当年有强征“慰安妇”的官方行为。因此，安倍的谈话在韩国遭到在野党和舆论的一致痛批，韩国官方也对他的讲话表示遗憾，认为其中存在很多问题。
杨伯江说，明仁天皇8月15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在回顾过去、对先前战争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殷切期盼战争惨祸不再重演”。天皇的讲话与安倍的讲话应该没有进行过事先协调，其平和语调符合战后宪法赋予他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政治中仅发挥象征性作用，超脱于国内政治纷争，不偏向任何一方。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近些年就历史和日本战后走向问题公开表态，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段。一次是在2005、2006年间，也就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期内，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吁请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天皇公开讲话要求“正确认识历史”。再一次就是当下，从年初明仁天皇、德仁皇太子先后发表谈话呼吁以战后70年为契机“充分地学习”、“谦虚地回顾”战争历史、思考日本的走向，到8.15纪念日强调“深刻反省”。天皇必须保持“中立”、中庸，他出来说话，就说明他头脑中产生了日本可能会“跑偏”的担心。当然，天皇就历史问题施加影响也是出于自保的考虑，皇室非常清楚裕仁天皇在二战期间做了什么事，担心围绕历史问题重新掀起辩论会把皇室罪责问题再次挑起来。
浓重的国内政治考虑
杨伯江认为，从内容设计看，安倍的战后70年谈话带有浓重的国内政治考虑。7月1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之后安倍的国内支持率一度下降至32%。今后一个时期，日本国内政治议程对安倍的“利空因素”比较集中，包括业已起步的核电重启、2016年的参院选举、2017年的上调消费税计划等，都会招致反对，对安倍执政地位都是减分点，安倍必须想法设法把自己的支持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注重将对历史问题的表态应用于现实政治。他在电视直播中表现得极其“恳切”、“沉痛”，把大量历史情怀注入谈话，打温情牌，还突出强调“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暗示日本不必永远道歉下去，确实感染、迷惑了不少思想单纯的日本民众，包括青年一代。这个谈话一经发表，便在日本国内赢得了44.2%的较高支持率，把内阁支持率拉升了约五个百分点，应该说是得计的。
杨伯江进一步介绍了他对安倍晋三思想观念及执政地位的看法：安倍是个坚定的、右倾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治家，于私、于公都是很强的历史传统、血脉基因的代表者。他在自民党创立前一年（1954年）出生，打小深受其外祖父、已故前首相岸信介的影响，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衣钵和自民党的思想传统，拒不承认日本是单纯的侵略者，不允许日本走向沉沦，立志制订一部真正属于战后日本的“自主宪法”，执意把有关信念注入现实政治。安倍在2006至2007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经历了重大挫折，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重新复出，第二次上任后的表现令日本政坛刮目相看。他不仅提出“夺回强大日本”的口号，核心价值观更加坚定，而且有了相对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技巧也变得老道、娴熟。现在我们国内一些媒体对安倍的报道评述比较简单化，甚至将安倍“脸谱化”、“小丑化”，这种倾向并不可取。安倍此人绝不简单，否则也不可能在空前复杂的日本国内形势下在首相宝座上一坐几年，而且还将继续坐下去。轻敌，乃兵之大忌。
从现在起安倍的执政生涯将经历一系列新的关口。第一关是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届时连选连任没有悬念，这一次将继续领导自民党至2018年。第二关是2016年7月的参院选举，结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自民党团并不必然获胜，要看今后11个月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包括重启核电等议题会不会继续发酵。但即使自民党加上公明党失去参院多数席位，日本重现“扭曲国会”，估计安倍也不会主动让贤。日本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当前的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决定了，只要安倍本人想继续干下去，除非他自己出了大问题，没有什么力量能逼他辞职。如前所述，安倍内心“很强大”，恐怕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是他唯一的软肋。
杨伯江说，判断安倍的执政地位，还要看到日本的国民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自民党、选择安倍，对日本民众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自民党时任干事长小泽一郎与在野党里应外合把自民党拉下台，推动多党轮流执政，日本政坛陷入空前乱象，“年年有选举，岁岁换首相”。2009年上台、2012年下台的民主党政权留给民众的也是痛苦的回忆。近中期内，人们不再期待有一个新的政党能够取代自民党来有效管理国家，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并不存在重要威胁。在自民党内部，安倍又无人能出其右。不仅如此，安倍相对稳定的执政地位暂时结束了日本政坛频繁换相的局面，使得实施连续性的经济刺激和社会改革政策成为可能，这符合日本社会主流民意的期待。任何国家的老百姓都希望自己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策不要反复摇摆，政府能够集中精力为民众多做实事，日本也不例外。冷战后日本政坛的稳定度与经济增长的“顺畅度”大致是成正比的。
也要看到，日本民众希望日本在国际上更“体面”、更受尊重，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化以来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民意期待。换言之，日本大国意识的增强在日本国内拥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在日本应以何种方式赢得国际尊重的问题上，则是存在分歧的——是通过发展军力、当世界警察？还是坚持不战原则、和平发展、增加对外援助？这是今天日本政坛争论的一大焦点。安倍支持发展军力。
杨伯江补充说，前一阵子安倍的民调支持率降至32%，说明他的执政地位较前确有削弱，但情况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同前首相森喜朗执政期间创造的不足9%的个位数支持率相比，安倍算是受欢迎的了，和过往多数其他首相比也不算低。近期安倍支持率的下降与他强推“新安保法”有关，不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新安保法”的出发点比较复杂，有担心日本偏离和平发展道路的人，更有忧虑民主主义原则遭践踏、公民权益受挤压的人。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三原则是基本人权、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这三点自安倍再度执政以来都在受侵害。从2014年4月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7月突破“集体自卫权”、12月通过并生效特定秘密保护法，再到今年4月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安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以阁议方式修改宪法原则，再把相关法案利用自民党的席位优势在国会强行通过，让立法机构为行政决定提供法律背书。安倍的这种套路在本质上是扩张公权、削弱私权，涉及如何解释宪法等重大问题，对日本这样一个至少在名义上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实为倒行逆施，激起不少民众和法学家的不满。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杨伯江说，安倍是有打破对华僵局的紧迫性的。无论从日本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还是安倍内阁执政业绩的眼前需求看，能否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都很关键。比如，中日都处在重要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调整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将会产生大量的城镇化需求，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来说是难得的外部机遇。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就曾说过，“以中国为客户，是日本在21世纪的最好的国家战略”。下一阶段，安倍为保住支持率，将会主抓经济、民生、社保议题，同时积极谋求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使其从潜在政绩点变为现实政绩点（有人判断安倍将会势如破竹、争取一举完成修宪进程，但这不大可能）。然而，安倍不可能放弃他的右倾民族主义理念，不可能在历史问题上改弦易辄，不可能放下“中国威胁论”，这种自相矛盾决定了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将始终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对日关系和安倍在其中的作用有清醒、冷静的判断，做出兼顾现实、中期和长远利益的合理安排，在坚持重大原则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改善中日关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