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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篇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与日本国内政治大环境密切关联。如果给安倍外交打分，可能会略高于内政。这是因为，相对而言，民众对内政是有实感证明的，而外交在很多方面更有形式性，甚至可以被外交机构和政府所渲染，安倍就特别擅长制造“剧场效应”。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也有形式和内容两层含义，七年下来，成果逐渐显现，但也在“露怯”，民众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俯瞰地球仪”可视为安倍外交的形式，即所谓“全球视野”和活跃状态;而安倍外交的实质则是“战略性外交”，即具有更强的战略自主性、针对性与延续性的外交。日本同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从外部对日本施加了结构性压力。同时日本国内也有着要求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革的内在性动力。
尽管所得评价褒贬不一，但相比以往，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特别是其首脑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是形式特征。一是安倍出访次数多、总里程长，创历代首相之最。安倍在其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迄今共出访77次，访问80个国家，飞行距离约150万公里，相对于绕地球赤道37圈多。
二是外交对象得到拓展。一方面，安倍努力开辟新的外交领域，更多地出席各种国际会议，除联合国大会、APEC、东盟系列峰会等外，还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大会、核安全峰会、经合组织理事会、东方经济论坛等，反映出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更积极地对外国进行专程国事访问，且经常利用一段集中时间一次性走访多国。如2014年安倍用11天时间访问了欧洲六国，打破小泉纯一郎2004年用10天访问拉美五国的记录。
2019年8月21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仰光郊外的蒂拉瓦经济特区参观铃木蒂拉瓦汽车有限公司。东南亚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区域之一。
三是外交活动遍及五大洲，实现对全球主要地缘区域的全覆盖，以及重点区域内对所有国家的全覆盖。如安倍再任首相后的第一年（2013年）即实现对东盟国家的“遍访”。2015年，安倍一次性完成了对五个中亚国家的遍访。当然，安倍外交对各地区的覆盖并非平均性的。安倍外访的“热区”首先是美国、西欧及东南亚，其次是两大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这也反映了“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点所在。
四是“时隔多年再度访问”。安倍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外相对一些日本外交的“边疆地区”，如拉美、非洲甚至俄罗斯相当忽视，而安倍则重新激活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外交活动。2013年安倍首访俄罗斯，这是时隔10年日本首相再次访俄。2014年安倍访问拉美，是时隔10年日本首相再访拉美;2015年访问中亚，则是时隔九年日本首相再访中亚。通过这些访问，日本将外交传统上的一些次重点、非重点地区重新纳入了外交视野。
其次是内容特征。可归纳为“五个核心组件 一个配套组件”。五个核心组件即大国外交、地缘政治外交、经济资源外交、价值观外交和安保外交，配套组件就是对外政策的体制建设。
大国外交。大国外交在安倍外交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构造包括三个圈层：第一层是对美、中，即中美日“大三边”的互动，这是日本大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第二层是对印太大国（集团）如俄罗斯、印度和东盟，作为其大国外交的主要支持面;第三层是全球范围内其他区域的大国（集团），作为其大国外交的外围和延伸。可以说，“俯瞰地球仪外交”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国外交的进展和效果。
地缘政治外交。安倍外交重新强化了地缘政治因素，将其作为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其表现包括：日本成为所谓“印太战略”（尽管这个概念非日本首创）的集大成且发扬光大者;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积极填补“空白区域”;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对海洋因素予以强化，赋予其更多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内容，等等。
经济资源外交。安倍外交重视对外经济、能源合作所产生的短期现实利益和中长期潜在收益，在其外交中，经济资源既是目标（如对新兴市场资源型国家），也是手段（如对大国），在两者间灵活转换。除积极运用外交资源推进日本海外经济影响力、确保资源供应地之外，日本还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机制的新建和重组，即所谓“战略性贸易外交”，大力建设CPTPP、RCEP和与各国的EPA/FTA体制，尤其日益注重在经贸规则构建方面发挥影响力。
价值观外交。安倍相当强调其外交的“价值观属性”，其对外倡导的价值观内容丰富，如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安全上的“积极和平主义”“海洋法治”等，且具有价值观输出的强烈色彩。价值观外交一方面提升了日本外交的國际形象，改善了其外交政策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影响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价值观的中长线意图和效果。
安保外交。安倍高举“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威胁与加强“国际贡献”的名义，在对外政策中强化军事安全议程，并将日本“国际安全合作”的网络从周边扩大到全球范围，从而强化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对外输出，为日本军事安全政策持续“突破禁区”，扩大行动范围权限创造了更多出口。
再后是风格特征。
首先，自我彰显、积极主动。安倍政治的“剧场效应”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无论对大国、邻国外交，还是在国际多边场合以及国内的主场外交中，日本都积极对内对外彰显战略自主性，树立“大国形象”、引领角色和道义地位，其姿态和声调较以往明显提升，且很多时候相比达成实际议程更为重视制造形象效果，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手段作为支持。
其次，思路清晰、针对性强。相比“全盘铺开”，安倍外交更倾向于抓主要矛盾，集中资源解决问题，且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持续发力”，比如不断投入资源打造“印太战略”，并重点强化其经济功能和海洋因素，以及利用特朗普个人风格鲜明、政策主张强势的特征，集中、持续开展首脑外交来牵引日美关系，最大限度规避“特朗普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次，节奏快、转向急、有弹性。安倍经常自得地表示自己“外交身段非常柔软”，可以根据形势随时灵活应变，掉头转向。特别是在对美、对华外交方面，在意识到现有政策路径或关系模式难以持续时，安倍就迅速转变方向和手段，而不受制于所谓“外交常规”乃至“面子”尊严的约束。
最后，有意创新，但难以突破传统。安倍努力凸显外交理念上的“创新”，陆续抛出了不少新概念、新提法，一些日本战略专家也认为，日本下一步应在规则、规范、思想方面更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很显然，安倍外交的内在方针仍遵从传统外交思想，特别是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实力主义、大国结盟、地缘政治、博弈论下的竞争策略等。
首先，提升了日本外交在国际层面上的活跃程度，扩大了合作网络，加强了国际社会与日本之间的利益与观念交换，这确实有助于日本外交空间的拓展，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
其次，强化了日本作为“一流强国”的内外认同。日本力图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日本不仅仍处于国际体系“第一阵营”，且可以在新格局、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安倍外交在国内也发挥了“提振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在此前外交接连受挫、中日国力地位逆转等情况下，安倍着力于通过外交重树国民自信心，取得了一定效果。
最后，推动了日本国内安全、外交机制改革进程，提升了其实际运作效果，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日本外交政策理念和实践的活力。
安倍外交存在的問题，较为突出的也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大国外交方面，尽管中美日三边当中日本正日益成为一个活跃的因素，但总体上，日本仍难以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而可持续的定位。无论中美关系好坏，或者日美关系远近，日本都有压力和危机感。这根源于日本仍依托“与强者结盟”的外交传统，在关系结构和策略路径上依赖于美国，试图以目前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可能的战略自主，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常态”则难以实现心理调适。在当前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日本也在尝试改变思路，以一种相对合作性的心态摸索与中方在战略上的对接。
其次，在周边外交方面，所谓的“甜甜圈外交”，即“外实中空”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安倍今年年初高调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重点攻关对俄、对朝外交，结果未能取得预定成效，而对韩关系也因历史现实问题迅速恶化，双方陷入“互斗”的恶性循环。归根结底，日本的周边外交受限于东北亚两大冷战遗产，即冷战历史结构和冷战安全结构。由于未能与邻国达成真正历史和解，以及坚持强化日美同盟这一冷战对抗式同盟关系，日本无法与以上遗产进行彻底剥离，也就无法回避它们对日本外交的掣肘和损害。
2018年10月26日，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招待会。
最后，在国际外交层面，日本面临着如何维持和提升实际影响力的严峻课题。日本具有很强的国际交往参与能力，但由于自身硬实力相对新兴国家力量的下滑，尽管日本仍可以发起诸多倡议、制造舆论声势，但在具体推动议程、构建规制，特别是直接影响其他国家意愿方面，其实际效果时常低于预期目标。对此，日方也有相当充分的危机感，认为自己在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原有优势“日益受到新兴力量的挑战”。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与日本国内政治大环境密切关联。如果给安倍外交打分，可能会略高于内政。这是因为，相对而言，民众对内政是有实感证明的，而外交在很多方面更有形式性，甚至可以被外交机构和政府所渲染，安倍就特别擅长制造“剧场效应”。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也有形式和内容两层含义，七年下来，成果逐渐显现，但也在“露怯”，民众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特征
“俯瞰地球仪”可视为安倍外交的形式，即所谓“全球视野”和活跃状态;而安倍外交的实质则是“战略性外交”，即具有更强的战略自主性、针对性与延续性的外交。日本同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从外部对日本施加了结构性压力。同时日本国内也有着要求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革的内在性动力。
尽管所得评价褒贬不一，但相比以往，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特别是其首脑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是形式特征。一是安倍出访次数多、总里程长，创历代首相之最。安倍在其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迄今共出访77次，访问80个国家，飞行距离约150万公里，相对于绕地球赤道37圈多。
二是外交对象得到拓展。一方面，安倍努力开辟新的外交领域，更多地出席各种国际会议，除联合国大会、APEC、东盟系列峰会等外，还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大会、核安全峰会、经合组织理事会、东方经济论坛等，反映出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更积极地对外国进行专程国事访问，且经常利用一段集中时间一次性走访多国。如2014年安倍用11天时间访问了欧洲六国，打破小泉纯一郎2004年用10天访问拉美五国的记录。
三是外交活动遍及五大洲，实现对全球主要地缘区域的全覆盖，以及重点区域内对所有国家的全覆盖。如安倍再任首相后的第一年（2013年）即实现对东盟国家的“遍访”。2015年，安倍一次性完成了对五个中亚国家的遍访。当然，安倍外交对各地区的覆盖并非平均性的。安倍外访的“热区”首先是美国、西欧及东南亚，其次是两大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这也反映了“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点所在。
四是“时隔多年再度访问”。安倍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外相对一些日本外交的“边疆地区”，如拉美、非洲甚至俄罗斯相当忽视，而安倍则重新激活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外交活动。2013年安倍首访俄罗斯，这是时隔10年日本首相再次访俄。2014年安倍访问拉美，是时隔10年日本首相再访拉美;2015年访问中亚，则是时隔九年日本首相再访中亚。通过这些访问，日本将外交传统上的一些次重点、非重点地区重新纳入了外交视野。
其次是内容特征。可归纳为“五个核心组件 一个配套组件”。五个核心组件即大国外交、地缘政治外交、经济资源外交、价值观外交和安保外交，配套组件就是对外政策的体制建设。
大国外交。大国外交在安倍外交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构造包括三个圈层：第一层是对美、中，即中美日“大三边”的互动，这是日本大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第二层是对印太大国（集团）如俄罗斯、印度和东盟，作为其大国外交的主要支持面;第三层是全球范围内其他区域的大国（集团），作为其大国外交的外围和延伸。可以说，“俯瞰地球仪外交”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国外交的进展和效果。
地缘政治外交。安倍外交重新强化了地缘政治因素，将其作为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其表现包括：日本成为所谓“印太战略”（尽管这个概念非日本首创）的集大成且发扬光大者;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积极填补“空白区域”;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对海洋因素予以强化，赋予其更多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内容，等等。
经济资源外交。安倍外交重视对外经济、能源合作所产生的短期现实利益和中长期潜在收益，在其外交中，经济资源既是目标（如对新兴市场资源型国家），也是手段（如对大国），在两者间灵活转换。除积极运用外交资源推进日本海外经济影响力、确保资源供应地之外，日本还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机制的新建和重组，即所谓“战略性贸易外交”，大力建设CPTPP、RCEP和与各国的EPA/FTA体制，尤其日益注重在经贸规则构建方面发挥影响力。
价值观外交。安倍相当强调其外交的“价值观属性”，其对外倡导的价值观内容丰富，如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安全上的“积极和平主义”“海洋法治”等，且具有价值观输出的强烈色彩。价值观外交一方面提升了日本外交的國际形象，改善了其外交政策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影响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价值观的中长线意图和效果。
安保外交。安倍高举“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威胁与加强“国际贡献”的名义，在对外政策中强化军事安全议程，并将日本“国际安全合作”的网络从周边扩大到全球范围，从而强化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对外输出，为日本军事安全政策持续“突破禁区”，扩大行动范围权限创造了更多出口。
再后是风格特征。
首先，自我彰显、积极主动。安倍政治的“剧场效应”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无论对大国、邻国外交，还是在国际多边场合以及国内的主场外交中，日本都积极对内对外彰显战略自主性，树立“大国形象”、引领角色和道义地位，其姿态和声调较以往明显提升，且很多时候相比达成实际议程更为重视制造形象效果，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手段作为支持。
其次，思路清晰、针对性强。相比“全盘铺开”，安倍外交更倾向于抓主要矛盾，集中资源解决问题，且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持续发力”，比如不断投入资源打造“印太战略”，并重点强化其经济功能和海洋因素，以及利用特朗普个人风格鲜明、政策主张强势的特征，集中、持续开展首脑外交来牵引日美关系，最大限度规避“特朗普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次，节奏快、转向急、有弹性。安倍经常自得地表示自己“外交身段非常柔软”，可以根据形势随时灵活应变，掉头转向。特别是在对美、对华外交方面，在意识到现有政策路径或关系模式难以持续时，安倍就迅速转变方向和手段，而不受制于所谓“外交常规”乃至“面子”尊严的约束。
最后，有意创新，但难以突破传统。安倍努力凸显外交理念上的“创新”，陆续抛出了不少新概念、新提法，一些日本战略专家也认为，日本下一步应在规则、规范、思想方面更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很显然，安倍外交的内在方针仍遵从传统外交思想，特别是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实力主义、大国结盟、地缘政治、博弈论下的竞争策略等。
安倍外交成效如何
首先，提升了日本外交在国际层面上的活跃程度，扩大了合作网络，加强了国际社会与日本之间的利益与观念交换，这确实有助于日本外交空间的拓展，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
其次，强化了日本作为“一流强国”的内外认同。日本力图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日本不仅仍处于国际体系“第一阵营”，且可以在新格局、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安倍外交在国内也发挥了“提振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在此前外交接连受挫、中日国力地位逆转等情况下，安倍着力于通过外交重树国民自信心，取得了一定效果。
最后，推动了日本国内安全、外交机制改革进程，提升了其实际运作效果，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日本外交政策理念和实践的活力。
安倍外交存在的問题，较为突出的也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大国外交方面，尽管中美日三边当中日本正日益成为一个活跃的因素，但总体上，日本仍难以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而可持续的定位。无论中美关系好坏，或者日美关系远近，日本都有压力和危机感。这根源于日本仍依托“与强者结盟”的外交传统，在关系结构和策略路径上依赖于美国，试图以目前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可能的战略自主，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常态”则难以实现心理调适。在当前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日本也在尝试改变思路，以一种相对合作性的心态摸索与中方在战略上的对接。
其次，在周边外交方面，所谓的“甜甜圈外交”，即“外实中空”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安倍今年年初高调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重点攻关对俄、对朝外交，结果未能取得预定成效，而对韩关系也因历史现实问题迅速恶化，双方陷入“互斗”的恶性循环。归根结底，日本的周边外交受限于东北亚两大冷战遗产，即冷战历史结构和冷战安全结构。由于未能与邻国达成真正历史和解，以及坚持强化日美同盟这一冷战对抗式同盟关系，日本无法与以上遗产进行彻底剥离，也就无法回避它们对日本外交的掣肘和损害。
最后，在国际外交层面，日本面临着如何维持和提升实际影响力的严峻课题。日本具有很强的国际交往参与能力，但由于自身硬实力相对新兴国家力量的下滑，尽管日本仍可以发起诸多倡议、制造舆论声势，但在具体推动议程、构建规制，特别是直接影响其他国家意愿方面，其实际效果时常低于预期目标。对此，日方也有相当充分的危机感，认为自己在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原有优势“日益受到新兴力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