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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建科学化和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两个重要政治课题。政党和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定性与演进的逻辑。当前情况下，执政党组织的科层化管理和利益的诉求功能，以及社会基础性秩序和多元化形态，是党和社会面临的两个最为显著的政治难题。执政党不仅有自身建设的任务，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纠偏和矫正的责任。
[关键词]执政党；社会；挑战；思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2-0043-04
党建的科学化和社会的管理创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两项最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因为，政党与社会从来都是须臾不分的政治统一体。政党成长于社会，社会也塑造着政党。但政党也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社会更有自身演进的逻辑。当政党的运行偏离其政治运行的规定性，社会的发展失去其和谐有序性的时候，党和社会就会同时面临政治治理中的矛盾与困境。此种情况下，对于执政党而言，不仅有自身建设的任务，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纠偏和矫正的责任。
一、党政科层结构：体制待优化
官僚制是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基本的政治治理形式。马克斯·韦伯这样认为：“在一个官员、职员和工人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以及纪律和训练有素都不可或缺的社会里，没有官僚体制的机构，除了那些自己还占有供应物资的人（农民）外，对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的生存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1]民主社会的公民，必须对官僚制的合理性价值作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官僚体制本来也是中国政治的固有传统，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皇权就是靠官僚体制维持其政治机器的运转的。当然，今天所讲的官僚体制已与传统的官僚政治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官僚体制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其国家治理需要一个有秩序、讲效率、清廉有为的政治管理系统，以实现人民的利益。党政结构体制就是这样的政治管理系统。党政结构体制对于今天的执政党而言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又是执政党实现国家治理和政治领导的需要。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成功理想的官僚体制的基本表征体现为：一是规范有序的层级制或称科层制；二是政治治理的非人格化；三是业务水平的专业化；四是管理的高效率。按照这几个基本要素来考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党政结构体制已经出现了某些功能弱化的特征。从科层制管理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仍旧广泛存在于党政结构的政治管理体系之中，论资排辈、权大于情、大于法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一把手”还牢牢掌控着全方位的权限等等。由此形成的对上负责和对下不负责的政治习性成为党政结构体制的主基调，这显然严重影响着科学领导体制、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的现代化要求，阻碍乃至损伤执政系统的管理效能和活力。科层管理中权力的滥用又造成党政管理体制所要求的非人格化要素的扭曲，衍生为人情关系、裙带关系和亲友关系；专业化要素所要求的能力素质相应地也被轻视；管理的高效率亦被精神懈怠的低效率所替代。如此一来，执政党统驭下的党政结构体制也就显现出功能蜕变与弱化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一直倡导的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要旨是形成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良性治理格局，但是传统官僚体制的顽习明显成为这种改革思路的恶性梗阻。随着体制性的固结，这种固化体制必将演化成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历史长河的视野进行考察，官僚政治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之久、危害之烈是任何通晓中国政治历史的人所熟知的。专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在中国有其独特生长的条件，是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和儒家思想交合而成的副产物，一旦利益、集权以及宗法裙带关系走到一起，官僚政治就会以新的面貌展现出来[2]。
如何消除这种体制的不健康现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传统的官僚政治的办法是发动大规模的运动和群众检举揭发的形式消除体制内障碍，纯洁党政干部队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此后的政治举措来看，各种体制内的制度都没能起到理想的制约作用。未来我们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根治：一是通过完善和提升人大与政协两大机构的权能，实现体制内制约；二是严防司法的不正当控制，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三是避免媒体成为权力操纵的工具，做到媒体透明；四是创设多渠道国际化竞争平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也观察中国，在与国际交流和融通中逐渐消除内在隐疾。
二、执政党利益诉求：功能需塑造
近年来，不断呈现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政策研究报告中的权力腐败现象较过去更为显著。《中国腐败分子新动向：已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文章认为：“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3]。有研究者称其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意思都一样，都是公共权力与商业资源相结合，绑架公共政策包括国家的发展政策，赢得利益为自己享有，若是造成负面后果则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食利集团。例如公共资源的水电公司、煤炭公司、电讯公司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铁路包括近年一直热议的足球丑闻等，都可以观察到一种垄断资源、聚敛财富的社会现象。也有研究者如此评论：这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已经“不是哪一个两个产业或部门的，而是被迄今的中国模式萌生的利益网络统一起来的诸多团体，即便涵盖不了所有的掌控着关键政治、行政、经济资源的官员和管理者及其亲友，也应该是他们的大多数”。[4]
实际上，对于改革发展过程中由公共权力滋生而成的利益集团现象，执政党不是没有觉察。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党的领导人已经向全党提出过明确警示。200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首次提出要警惕利益集团的产生，告诫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5]；紧接着的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深刻论证了人民的利益与执政党的利益关系问题，再次强调“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6]。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无疑是掌握实际权力资源的官员，主要就是党政体制下的党的干部。显然，这与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是完全背离的。在西方，资本凝聚的精神本来就是利益的结合，制度创设了利益集团成长的合法性，政党制度和政权制度决定着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天然生成的，也就是说，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形成利益集团的法理基础和经济动力。但必须明白的是，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也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和法律的制约，利益集团不可能操纵甚至左右国家及政党的政策。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其性质决定了，无论政党制度还是政权制度，既不存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允许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因为执政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不是那一个组织、派别和团体的少数人利益，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政治架构都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设的，这同欧美政党制度和政权制度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但是，较之西方政治生态中的利益集团现象，我们衍生出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却要大的多，因为他们掌握一方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操纵媒体，绑架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基本上缺少可以制约的力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前些年的一份关于“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的问卷中，当问及遇到动迁、矛盾冲突及民事纠纷、个人利益或权益遭侵害等问题的反应时，受损者寻求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为：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基本为0，找基层党组织的为0.2%，找工、青、妇组织的不到1.5%，找街道的平均为6.5%，找居委的平均为11.8%。[7]而所有这些组织机构无疑都是执政党连接社会的渠道，对外联系的窗口，是政党肌体的神经细胞，人民利益诉求难以在此表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益代表性功能的弱化，加上公权力愈益加剧的腐败现象更加深了社会对于执政党及其掌握的公权力的利益代表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无疑构成了对执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挑战。
强化执政党的利益诉求，除了改革党政结构体制的弊病，还要培育和探索社会各个系统的利益表达机制，重塑执政党政治结构体系的利益表达功能，增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使执政党自身具备很强的利益协调力、社会动员力和政策执行力，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力量支撑和利益诉求环境。
三、社会基础性秩序：边界应修复
所谓社会基础性秩序是指人们赖以正常生活和交往的道德与伦理、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社会基础秩序的存在，为人们树立起了一座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界碑，指导社会成员必须遵守正确的操守与道德底线从事工作、生活和各种交往活动。
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断传递着社会基础性秩序被僭越和打破的信号。首先是近年来人们所公认的行业腐败广泛地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就连殡葬业、孤儿院这样的行业也已成为敛财的行当，它表明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一种“正当性”力量在增长。其次是政府的趋利现象已经造成了对社会平等的伤害，并危害公正秩序的建立。我们认为，国家不仅仅是统治和治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利益的公正性维护职能。但是，政府职能的普遍错位却不被多数拥权者所知晓，相反却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由滥用权力。当政府作为一种超越性、自主性功能丧失之后，就会带来社会公平正义的流失，也就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危机。比如违法拆迁、土地非法拍卖、缺乏科学论证前提下的开发投资以及“维稳”的需要对人权的侵害等等，使政府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的职能基本丧失。再次是基层政权生态的恶化。基层政治的不作为在许多地方已是司空见惯，基层干部为了利益、利己，能不作为的就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则钻着参与，用掌握的仅有一点权力进行干预和拥有。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所认为的，农村基层官员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冷漠、默认、失职或渎职，反映的是基层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紊乱，而基层社会生活的黑恶化则是基层政权溃败的必然结果。[8]还有村民自治这种民主管理的方式在许多地方出现的贿选状况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环境的破坏、治理体制的腐败以及各种丑陋的利己主义风气的形成，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坑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等等，无不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同社会成员的精神素养严重脱节相关，也就是说，人们完全沉浸于一种狂热追求物质和享乐的社会氛围当中，个人缺少的是精神与理想的追求，国家缺乏的是文化氛围的陶冶。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仅是普通的民众，同时也包括大量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精英所构成的利益集团都处在一种文化“落后”的状态当中。这种局面的长期后果是国家和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失守和崩溃。当整个社会缺乏文明风尚的追求之时，就是社会乃至国家倒退之日，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保有进步的经济和落后的民众”[9]。
政治民主改革从来不能代替文化道德的构建，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必须依靠国民自身学习、社会教育和政府的体制机制的规范完善来共同塑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制定了构筑全民思想道德基础的举措，表明执政党为中国模式的持续进步发展作出了坚实有力的战略性调整，这是重构良好社会秩序的国家战略。社会基础秩序的伤害很容易，但恢复起来则需要缓慢的重建过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等等，都是建构这种秩序的文化主流。同时，应更多地加强民间文化的引导，鼓励对于高雅文化的追求；加强对大学精神的建构，对新闻媒体和影视节目的规范；对社会要进行耐心持久的道德构建，等等，这些既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任务。
四、社会多元化阶层：机制要整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方式建构起来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对社会的领导和管理上，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这种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同质化，既来源于革命时期的传统，同时又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家建设的需要。有学者也这样认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10]，国家政权对社会全面控制，政党和国家直接面对的是广大民众，没有中间不同阶层的分野。市场化全面推开之后，异质性的社会结构开始成长并日益分化明朗。许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基于单位、级别、户口等因素形成的单位分层、行政分层，同基于收入、名望、职业、出身等形成的身份认同分层一起，构成了当今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主基调。这种逐渐形成的同时又是惊人巨变的社会多元化情况的出现，对于统领着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执政党而言，是其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立新中国初期所始料未及的，这就对执政党整合超大规模社会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社会结构的分层及其多元化之所以构成了对执政党的挑战，首先是因为它形成了执政党开创国家现代化进程以来最大化的社会认同危机。所谓社会认同危机就是社会成员对现有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财产关系以及利益分配关系产生了不信任情绪。经济因素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社会成员生存的最基础条件。社会结构的分层实质上是基于财富经济的拥有量为依据的，单位分层、行政分层和身份认同分层无不与个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而经济利益的多寡又受制于社会制度、国家政策和政治权力等政治要素。当社会分层中的多数群体不能够获得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利益，或者由于体制性、政策性原因导致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有的时候，自然就会把责任怪罪于当政者身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社会认同危机，应对的举措要么是执政者顺应时势地及时改革，要么社会就会发生自下而上的急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分层及其带来的认同性危机已经到了最大化程度。由于社会认同危机总是与政治认同危机、统治合法性危机等相伴而生，因此，执政党及其国家建构也就面临着整合社会认同的艰巨任务。
其次，与社会认同危机相联系，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大量地增加。相关数据表明，中国近10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为60000宗，2004年为74000宗，2005年为87000宗，上升了近10倍。[11]针对社会不稳定情况，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民间的不满情绪已经处在重大危机的前夕，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就会失控，政府将会失去支持[12]。显然，整合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必然造成社会价值观念趋向多维。社会分层的最直接表现是价值观念多元化，此时，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会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一项调查统计，中国大约有将近3亿的不同宗教信仰者。[13]政府对不同宗教信仰的默认和支持尽管出于有助于社会稳定考虑，但不可忽视多元化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许多人富裕起来之后由于缺少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价值支撑，迷信、享乐等颓废的思想意识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等就会影响和撞击他们的思想神经，并支配他们的行为，这种情况无疑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不利于执政党先进政治文化的建构。因此，整合社会共通的价值观念也将成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实现转型期社会的整合，至少要考虑两个途径：一是建立执政党利益表达的机制来实现社会整合。利益表达是整合多元社会的有效途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是两回事。执政党强调最多的是利益代表，而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多数群体在实践层面得不到体现，原因是缺少利益表达的机制，社会的多元化及由此产生的不稳定也由此形成。因此，必须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利益表达机制之外，积极探索建立各级领导层与社会的关联制度，推进社会参与机制，通过通畅而广泛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执政者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推进社会整合。二是重塑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以构建社会认同。执政党道德权威来自于政党清正的节操和利民的举措。执政党的道德力量是整合社会的黏合剂，其道德权威的丧失必然诱致社会的整体对抗。现实中执政党内的腐败问题严重销蚀着其道德权威的尊严和力量，因此，强化执政党自身建设和重塑党的道德权威对于构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也是整合与修复社会的长效之举。从党的十八大内容来看，把五位一体的建构作为党建科学化的系统化内容，表明执政党的决心与努力。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9.
[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5.
[3][12]李友梅等.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244，230.
[4]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99.
[5][6]江泽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4，280.
[7]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J].社会学，2004，（2）.
[8]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88.
[9]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8.
[10]许纪霖.当代社会的启蒙与反启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5.
[11]于建嵘.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J]，凤凰周刊，2006，176.
[13][美]艾伦.中国梦——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影响[M]，北京：文汇出版社，2011：113.
责任编辑 魏子扬
[关键词]执政党；社会；挑战；思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2-0043-04
党建的科学化和社会的管理创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两项最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因为，政党与社会从来都是须臾不分的政治统一体。政党成长于社会，社会也塑造着政党。但政党也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社会更有自身演进的逻辑。当政党的运行偏离其政治运行的规定性，社会的发展失去其和谐有序性的时候，党和社会就会同时面临政治治理中的矛盾与困境。此种情况下，对于执政党而言，不仅有自身建设的任务，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纠偏和矫正的责任。
一、党政科层结构：体制待优化
官僚制是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基本的政治治理形式。马克斯·韦伯这样认为：“在一个官员、职员和工人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以及纪律和训练有素都不可或缺的社会里，没有官僚体制的机构，除了那些自己还占有供应物资的人（农民）外，对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的生存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1]民主社会的公民，必须对官僚制的合理性价值作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官僚体制本来也是中国政治的固有传统，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皇权就是靠官僚体制维持其政治机器的运转的。当然，今天所讲的官僚体制已与传统的官僚政治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官僚体制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其国家治理需要一个有秩序、讲效率、清廉有为的政治管理系统，以实现人民的利益。党政结构体制就是这样的政治管理系统。党政结构体制对于今天的执政党而言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又是执政党实现国家治理和政治领导的需要。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成功理想的官僚体制的基本表征体现为：一是规范有序的层级制或称科层制；二是政治治理的非人格化；三是业务水平的专业化；四是管理的高效率。按照这几个基本要素来考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党政结构体制已经出现了某些功能弱化的特征。从科层制管理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仍旧广泛存在于党政结构的政治管理体系之中，论资排辈、权大于情、大于法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一把手”还牢牢掌控着全方位的权限等等。由此形成的对上负责和对下不负责的政治习性成为党政结构体制的主基调，这显然严重影响着科学领导体制、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的现代化要求，阻碍乃至损伤执政系统的管理效能和活力。科层管理中权力的滥用又造成党政管理体制所要求的非人格化要素的扭曲，衍生为人情关系、裙带关系和亲友关系；专业化要素所要求的能力素质相应地也被轻视；管理的高效率亦被精神懈怠的低效率所替代。如此一来，执政党统驭下的党政结构体制也就显现出功能蜕变与弱化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一直倡导的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要旨是形成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良性治理格局，但是传统官僚体制的顽习明显成为这种改革思路的恶性梗阻。随着体制性的固结，这种固化体制必将演化成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历史长河的视野进行考察，官僚政治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之久、危害之烈是任何通晓中国政治历史的人所熟知的。专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在中国有其独特生长的条件，是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和儒家思想交合而成的副产物，一旦利益、集权以及宗法裙带关系走到一起，官僚政治就会以新的面貌展现出来[2]。
如何消除这种体制的不健康现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传统的官僚政治的办法是发动大规模的运动和群众检举揭发的形式消除体制内障碍，纯洁党政干部队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此后的政治举措来看，各种体制内的制度都没能起到理想的制约作用。未来我们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根治：一是通过完善和提升人大与政协两大机构的权能，实现体制内制约；二是严防司法的不正当控制，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三是避免媒体成为权力操纵的工具，做到媒体透明；四是创设多渠道国际化竞争平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也观察中国，在与国际交流和融通中逐渐消除内在隐疾。
二、执政党利益诉求：功能需塑造
近年来，不断呈现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政策研究报告中的权力腐败现象较过去更为显著。《中国腐败分子新动向：已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文章认为：“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3]。有研究者称其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意思都一样，都是公共权力与商业资源相结合，绑架公共政策包括国家的发展政策，赢得利益为自己享有，若是造成负面后果则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食利集团。例如公共资源的水电公司、煤炭公司、电讯公司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铁路包括近年一直热议的足球丑闻等，都可以观察到一种垄断资源、聚敛财富的社会现象。也有研究者如此评论：这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已经“不是哪一个两个产业或部门的，而是被迄今的中国模式萌生的利益网络统一起来的诸多团体，即便涵盖不了所有的掌控着关键政治、行政、经济资源的官员和管理者及其亲友，也应该是他们的大多数”。[4]
实际上，对于改革发展过程中由公共权力滋生而成的利益集团现象，执政党不是没有觉察。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党的领导人已经向全党提出过明确警示。200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首次提出要警惕利益集团的产生，告诫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5]；紧接着的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深刻论证了人民的利益与执政党的利益关系问题，再次强调“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6]。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无疑是掌握实际权力资源的官员，主要就是党政体制下的党的干部。显然，这与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是完全背离的。在西方，资本凝聚的精神本来就是利益的结合，制度创设了利益集团成长的合法性，政党制度和政权制度决定着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天然生成的，也就是说，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形成利益集团的法理基础和经济动力。但必须明白的是，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也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和法律的制约，利益集团不可能操纵甚至左右国家及政党的政策。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其性质决定了，无论政党制度还是政权制度，既不存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允许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因为执政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不是那一个组织、派别和团体的少数人利益，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政治架构都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设的，这同欧美政党制度和政权制度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但是，较之西方政治生态中的利益集团现象，我们衍生出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却要大的多，因为他们掌握一方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操纵媒体，绑架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基本上缺少可以制约的力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前些年的一份关于“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的问卷中，当问及遇到动迁、矛盾冲突及民事纠纷、个人利益或权益遭侵害等问题的反应时，受损者寻求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为：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基本为0，找基层党组织的为0.2%，找工、青、妇组织的不到1.5%，找街道的平均为6.5%，找居委的平均为11.8%。[7]而所有这些组织机构无疑都是执政党连接社会的渠道，对外联系的窗口，是政党肌体的神经细胞，人民利益诉求难以在此表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益代表性功能的弱化，加上公权力愈益加剧的腐败现象更加深了社会对于执政党及其掌握的公权力的利益代表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无疑构成了对执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挑战。
强化执政党的利益诉求，除了改革党政结构体制的弊病，还要培育和探索社会各个系统的利益表达机制，重塑执政党政治结构体系的利益表达功能，增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使执政党自身具备很强的利益协调力、社会动员力和政策执行力，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力量支撑和利益诉求环境。
三、社会基础性秩序：边界应修复
所谓社会基础性秩序是指人们赖以正常生活和交往的道德与伦理、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社会基础秩序的存在，为人们树立起了一座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界碑，指导社会成员必须遵守正确的操守与道德底线从事工作、生活和各种交往活动。
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断传递着社会基础性秩序被僭越和打破的信号。首先是近年来人们所公认的行业腐败广泛地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就连殡葬业、孤儿院这样的行业也已成为敛财的行当，它表明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一种“正当性”力量在增长。其次是政府的趋利现象已经造成了对社会平等的伤害，并危害公正秩序的建立。我们认为，国家不仅仅是统治和治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利益的公正性维护职能。但是，政府职能的普遍错位却不被多数拥权者所知晓，相反却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由滥用权力。当政府作为一种超越性、自主性功能丧失之后，就会带来社会公平正义的流失，也就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危机。比如违法拆迁、土地非法拍卖、缺乏科学论证前提下的开发投资以及“维稳”的需要对人权的侵害等等，使政府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的职能基本丧失。再次是基层政权生态的恶化。基层政治的不作为在许多地方已是司空见惯，基层干部为了利益、利己，能不作为的就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则钻着参与，用掌握的仅有一点权力进行干预和拥有。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所认为的，农村基层官员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冷漠、默认、失职或渎职，反映的是基层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紊乱，而基层社会生活的黑恶化则是基层政权溃败的必然结果。[8]还有村民自治这种民主管理的方式在许多地方出现的贿选状况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环境的破坏、治理体制的腐败以及各种丑陋的利己主义风气的形成，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坑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等等，无不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同社会成员的精神素养严重脱节相关，也就是说，人们完全沉浸于一种狂热追求物质和享乐的社会氛围当中，个人缺少的是精神与理想的追求，国家缺乏的是文化氛围的陶冶。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仅是普通的民众，同时也包括大量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精英所构成的利益集团都处在一种文化“落后”的状态当中。这种局面的长期后果是国家和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失守和崩溃。当整个社会缺乏文明风尚的追求之时，就是社会乃至国家倒退之日，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保有进步的经济和落后的民众”[9]。
政治民主改革从来不能代替文化道德的构建，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必须依靠国民自身学习、社会教育和政府的体制机制的规范完善来共同塑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制定了构筑全民思想道德基础的举措，表明执政党为中国模式的持续进步发展作出了坚实有力的战略性调整，这是重构良好社会秩序的国家战略。社会基础秩序的伤害很容易，但恢复起来则需要缓慢的重建过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等等，都是建构这种秩序的文化主流。同时，应更多地加强民间文化的引导，鼓励对于高雅文化的追求；加强对大学精神的建构，对新闻媒体和影视节目的规范；对社会要进行耐心持久的道德构建，等等，这些既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任务。
四、社会多元化阶层：机制要整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方式建构起来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对社会的领导和管理上，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这种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同质化，既来源于革命时期的传统，同时又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家建设的需要。有学者也这样认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10]，国家政权对社会全面控制，政党和国家直接面对的是广大民众，没有中间不同阶层的分野。市场化全面推开之后，异质性的社会结构开始成长并日益分化明朗。许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基于单位、级别、户口等因素形成的单位分层、行政分层，同基于收入、名望、职业、出身等形成的身份认同分层一起，构成了当今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主基调。这种逐渐形成的同时又是惊人巨变的社会多元化情况的出现，对于统领着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执政党而言，是其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立新中国初期所始料未及的，这就对执政党整合超大规模社会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社会结构的分层及其多元化之所以构成了对执政党的挑战，首先是因为它形成了执政党开创国家现代化进程以来最大化的社会认同危机。所谓社会认同危机就是社会成员对现有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财产关系以及利益分配关系产生了不信任情绪。经济因素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社会成员生存的最基础条件。社会结构的分层实质上是基于财富经济的拥有量为依据的，单位分层、行政分层和身份认同分层无不与个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而经济利益的多寡又受制于社会制度、国家政策和政治权力等政治要素。当社会分层中的多数群体不能够获得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利益，或者由于体制性、政策性原因导致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有的时候，自然就会把责任怪罪于当政者身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社会认同危机，应对的举措要么是执政者顺应时势地及时改革，要么社会就会发生自下而上的急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分层及其带来的认同性危机已经到了最大化程度。由于社会认同危机总是与政治认同危机、统治合法性危机等相伴而生，因此，执政党及其国家建构也就面临着整合社会认同的艰巨任务。
其次，与社会认同危机相联系，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大量地增加。相关数据表明，中国近10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为60000宗，2004年为74000宗，2005年为87000宗，上升了近10倍。[11]针对社会不稳定情况，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民间的不满情绪已经处在重大危机的前夕，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就会失控，政府将会失去支持[12]。显然，整合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必然造成社会价值观念趋向多维。社会分层的最直接表现是价值观念多元化，此时，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会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一项调查统计，中国大约有将近3亿的不同宗教信仰者。[13]政府对不同宗教信仰的默认和支持尽管出于有助于社会稳定考虑，但不可忽视多元化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许多人富裕起来之后由于缺少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价值支撑，迷信、享乐等颓废的思想意识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等就会影响和撞击他们的思想神经，并支配他们的行为，这种情况无疑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不利于执政党先进政治文化的建构。因此，整合社会共通的价值观念也将成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实现转型期社会的整合，至少要考虑两个途径：一是建立执政党利益表达的机制来实现社会整合。利益表达是整合多元社会的有效途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是两回事。执政党强调最多的是利益代表，而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多数群体在实践层面得不到体现，原因是缺少利益表达的机制，社会的多元化及由此产生的不稳定也由此形成。因此，必须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利益表达机制之外，积极探索建立各级领导层与社会的关联制度，推进社会参与机制，通过通畅而广泛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执政者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推进社会整合。二是重塑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以构建社会认同。执政党道德权威来自于政党清正的节操和利民的举措。执政党的道德力量是整合社会的黏合剂，其道德权威的丧失必然诱致社会的整体对抗。现实中执政党内的腐败问题严重销蚀着其道德权威的尊严和力量，因此，强化执政党自身建设和重塑党的道德权威对于构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也是整合与修复社会的长效之举。从党的十八大内容来看，把五位一体的建构作为党建科学化的系统化内容，表明执政党的决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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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