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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学者到普通民众都对乡村教育给予了极大的热情，社会正义的呼声不断向农村倾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单纯的道德关怀不足以保障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良心的呼唤、道义的谴责，无法使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摆脱窘迫的困境。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识之士对乡村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奏请光绪帝明诏：“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晚清通晓学务第一人”张之洞更强调：“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将普及义务教育列入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职责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农村义务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的难点问题。
这是因为，农村教育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不是教学问题，它与制度设计相关。
从本质上说，乡村教育的贫困，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分治”政策的产物。“城乡分治”政策，是多方面利益博弈的结果，它造成城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使农村义务教育积重难返。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下，农村处于依附城市的边缘地位；农民作为弱势利益集团，很难影响政府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在政府的决策中，农民经常处于失语的状态，难以表达利益诉求。比如：2003年3月6日的《农民日报》就以“为何‘九亿农民，一个委员’？”为题，报道在当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2238名政协委员中，“农业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一名，实在少得可怜”。农民的这种失语状态，使一些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得以出台。
目前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大都是在城市展开的。在城市人的知识语境中，人们抱怨教育方式单调、教育内容八股化、高考试题死板……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加大高考试题的灵活性、开放性，是不是可能损害农村孩子的利益呢？毕竟农村孩子的视野和信息量都无法与城市孩子相比。
事实上，对乡村教育公平的渴望，如果缺乏正义制度的落实和激励，那么所有的呐喊和呼吁，都只能是雾里看花。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弱势地位，就必须对现存的失衡的利益关系和不正义的制度进行重大的调整。可以说，从公平到正义，是乡村教育和谐发展的伦理诉求。
进一步讲，农村教育不仅涉及教育公平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正义的话题；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是公共资源分配和占有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问题。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与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是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
农村教育的制度设计，必须体现教育正义原则，将人的生命尊严、发展自由权置于制度设计的首位。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变革中，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农村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正义制度的设计，需要智慧和勇气；正义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社会公平、和谐、健康地发展，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约翰·罗尔斯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如何，要看境况最差的成员。而在笔者看来，“从道德诉求到制度正义”，有助于彻底改变乡村教育的现状，提升“境况最差的成员”的生命质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编辑张葳）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识之士对乡村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奏请光绪帝明诏：“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晚清通晓学务第一人”张之洞更强调：“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将普及义务教育列入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职责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农村义务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的难点问题。
这是因为，农村教育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不是教学问题，它与制度设计相关。
从本质上说，乡村教育的贫困，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分治”政策的产物。“城乡分治”政策，是多方面利益博弈的结果，它造成城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使农村义务教育积重难返。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下，农村处于依附城市的边缘地位；农民作为弱势利益集团，很难影响政府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在政府的决策中，农民经常处于失语的状态，难以表达利益诉求。比如：2003年3月6日的《农民日报》就以“为何‘九亿农民，一个委员’？”为题，报道在当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2238名政协委员中，“农业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一名，实在少得可怜”。农民的这种失语状态，使一些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得以出台。
目前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大都是在城市展开的。在城市人的知识语境中，人们抱怨教育方式单调、教育内容八股化、高考试题死板……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加大高考试题的灵活性、开放性，是不是可能损害农村孩子的利益呢？毕竟农村孩子的视野和信息量都无法与城市孩子相比。
事实上，对乡村教育公平的渴望，如果缺乏正义制度的落实和激励，那么所有的呐喊和呼吁，都只能是雾里看花。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弱势地位，就必须对现存的失衡的利益关系和不正义的制度进行重大的调整。可以说，从公平到正义，是乡村教育和谐发展的伦理诉求。
进一步讲，农村教育不仅涉及教育公平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正义的话题；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是公共资源分配和占有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问题。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与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是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
农村教育的制度设计，必须体现教育正义原则，将人的生命尊严、发展自由权置于制度设计的首位。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变革中，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农村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正义制度的设计，需要智慧和勇气；正义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社会公平、和谐、健康地发展，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约翰·罗尔斯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如何，要看境况最差的成员。而在笔者看来，“从道德诉求到制度正义”，有助于彻底改变乡村教育的现状，提升“境况最差的成员”的生命质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编辑张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