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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农区肉羊为研究对象，基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户调研数据，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并计算变量边际效应定量分析了在畜牧业规模化背景下，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要素、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对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方向，并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肉羊 养殖规模 影响因素 边际效应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过程中，养殖方式也正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变，规模化生产已成为我国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提出“大力发展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使得农区畜牧业成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新亮点。（农区畜牧业主要是指位于农业地区，以粮食、秸秆和饲草料为主要饲料来源，以舍饲或半舍饲为主，同时存在一定程度放牧饲养方式的畜牧业。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肉羊产业即为农区。）
然而，目前在农区，畜牧业养殖仍然以小规模散户为主，以肉羊为例， 2010年年出栏数在100只以下养殖户（场）羊出栏数占全国羊出栏总数比重超过了70%，这种小规模生产方式不利于肉羊标准化规模生产的发展，进而也不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生产者养殖规模的扩大呢？
从宏观角度来看，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的外部因素包括畜牧科学技术发展状况、饲料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及畜牧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畜产品供求弹性、信贷条件、社会化服务程度等；内部因素包括饲养方式、畜种及品种、生产设备及防疫条件、流动资金的状况、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水平、草地集中程度（针对放牧畜牧业）、劳动者的职业素质等。在微观层面上，畜牧业生产者对养殖规模选择是在对收益和风险回避不确定条件下，对所拥有投入要素进行最合理配置的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生产者所掌握的知识，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知识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对风险承受能力的意愿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以农区肉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实地调研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本文对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行为研究是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货币收入最大化展开，这种行为受到内外约束条件的影响，内部约束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等因素，外部约束条件包括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
饲草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影响养殖规模的重要因素。农区拥有大量农作物秸秆，这为农区肉羊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其次，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肉羊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力不同也会影响养殖规模。最后，农户所拥有资本包括与肉羊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及现金，这些资本是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不同个人特征下，其养殖经验、风险意识以及知识都会有差异，其畜牧业规模选择也有所不同。此外，生产决策者家庭特征也会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如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越有可能限制其规模。
在肉羊生产上，合作社和协会等组织制度的创新，可以提高肉羊生产者的组织化程度，便于其合作共同实现自身的利益。合作社将农户组织起来，往上可以向饲料企业、种羊场批量购买饲料及种羊，降低生产成本；往下可以增强与屠宰加工企业的谈判能力，提高肉羊销售价格，增强养殖户收入，并可在生产中共用机械设备、互助合作，提高生产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畜牧业生产者生产行为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价格是市场需求的信号，对于肉羊生产者而言，羊肉价格越高，从事肉羊生产收益可能越高，越倾向于扩大肉羊规模；另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市场需求稳定性也会影响其养殖规模选择，农户如能与肉羊屠宰加工企业达成稳定的契约关系，会降低其肉羊销售风险。
除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及家庭特征、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条件外，政府行为也会影响到畜牧业养殖规模。在肉羊产业上，一方面，由于育种、繁殖、饲料配制、圈舍设计、防疫等相关技术私人研发成本较高，获得收益时间较长，一般都由政府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对生产要素补贴（如种公羊补贴、羊舍补贴、畜牧机械购置补贴等）会降低肉羊生产者生产成本，有利于其扩大规模。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数据来源及变量、模型选择
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8月4日-11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调研。调研区域包括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7个区县旗，调研对象以肉羊养殖户为主，调研形式以调查员与养殖户面对面访谈，填写调查问卷为主，最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273份。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了其中136份来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是养殖规模，依据养殖户肉羊年出栏数将养殖户分为3种不同规模，年出栏数小于100只的为小规模，设为1；年出栏数大于等于100只，小于500只的为中规模，设为2；年出栏数大于等于500只的为大规模，设为3。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且为有序，因此本文选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有序Logistic模型的数学形式为：
X为解释变量的向量组，β是待估参数。由于Logistic估计模型的参数为非线性化，可通过Logit转换实现模型线性化。
上式即为Logit模型，Log为自然对数，P/（1-P）为发生比（odds），它是事件发生Y>j和不发生Y>j的概率比，因此，发生比对数形式就成为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在Logistic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由于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常规连续变量边际效应计算方法在此并不适合，本文在计算单个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时把该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均假设为零，计算公式如下： 具体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如表1所示。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处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似然比统计值为-99.1319，卡方值为75.1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1.农户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均不显著。而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前者为正影响，后者为负影响。结合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出，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农户选择小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减少22.71%，可能的原因是养羊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越依赖于养羊业。与养羊相关的投资越多，尤其是固定资产，由于受到固定资产专用型限制，使得农户倾向于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固定资产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也促使生产者扩大规模。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小规模养殖，且从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到，其选择中规模养殖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降低19.59%，11.03%。原因是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其从事除养羊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机会更大，因此将资本或劳动力更多投入到非养羊业上，导致其规模较小。
2.生产要素影响。在生产要素方面，除固定资产要素外，饲草资源和劳动力要素都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影响显著。饲草资源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边际效应显示饲草料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选择中规模、大规模养殖概率增加0.17%、0.13%。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肉羊这类反刍动物而言，粗饲料就显得更为重要，饲草资源可以为肉羊养殖提供大量的粗饲料。劳动力要素也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同样为正，边际效应也得出同样结果，即可投入劳动力越多，养殖规模可能越大，说明就目前阶段而言，肉羊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肉羊产业发展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
3.组织化程度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加入养羊合作社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加入养羊合作社的农户选择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1.28%、12.86%。一般而言，合作社相对于单个散户而言在买饲料和种公羊方面具有优势。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合作社在购买饲料上可以便宜0.1元/kg，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另外，养羊合作社的领导素质都较高，对市场信息和技术都了解较多，农户加入养羊合作社可以提高自己参与市场的程度，学习新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技术，提高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市场需求影响。农户是否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协议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为正，签订协议的农户选择中规模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0.71%、27.95%，主要是因为签订协议后，农户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承担市场风险较小，因此可以放心地扩大规模。每只肉羊价格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随着市场价格的提高，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概率越大。市场价格关系到农户养羊收入，在外来资金获得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养羊收入成为其生产再投资的重要来源，进而影响养殖规模。
5.政府行为变量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享受贷款贴息变量对养殖规模选择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由于农户承租地权和牲畜不能担保，农民很难从国家政策性银行获取贷款，当地信用联社贷款利息又较高，提高生产成本，因此很少有农户能够获得贷款。在被调研农户中，仅有大约15%农户获得上述优惠政策，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否享受种公羊补贴和建羊舍补贴对养殖规模选择也不显著。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部分生产者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而建羊舍，实际并没有养羊或养羊很少，没有达到增加肉羊供给的目的。另外，政府往往采取先建后补的补贴方式，生产者需要先投资建设羊舍然后获取补贴，这种方式对资金缺乏的农户来说可能支付不起这些前期投资，因此也无法享受到这种政策优惠。是否享受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在5%水平上显著，但是影响却为负，这与预期不太符合，但是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发现也在情理之中。一是因为不同地区农户对补贴政策了解程度不一样，有的农户甚至不知道该项政策；二是补贴力度小，在调研过程中有的农户表示办理补贴手续太复杂，因此不愿去办理补贴手续。
三、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农区肉羊为例，在实地调研获取农户数据的基础之上，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要素、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方面来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在家庭特征上，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其有正向影响，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对其有负向影响；在生产要素上，饲草资源和劳动力数量均对其有正向影响；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其影响为正；在市场需求上，农户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购销协议及肉羊市场价格对其影响为正；在政府行为方面，除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对养殖规模影响为负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农区肉羊生产应当与种植业相辅相成，种植业能够为畜牧业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当地政府在发展肉羊过程中，应当优先选择生产要素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将本地区畜牧业与种植业有机结合起来。
2.大力培育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合作社在提高生产者组织管理水平与市场参与程度方面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龙头企业，发展多种肉羊产业化经营模式。
3.政府在推进肉羊规模化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生产者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在政策制定上体现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同时，政策补贴方式与对象应当更合理化，防止因补贴方式和对象不当造成“马太效应”。
参考文献：
[1]于潇萌，刘爱民.促使畜牧业养殖方式变化的因素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07（10）.
[2]何亮.临河养猪业效益分析及规模化经营问题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3]黄德林.中国畜牧业区域化、规模化及动物疫病损失特征和补贴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
[4]Eddy B.T.，Roessali W.，Marzuki S..Dairy Cattle Farmers’Behaviour and Facttors Affecting the Effort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of Scale at Getasan District， Semarang Regency[J].Journal of the Indonesian Tropical Animal Agriculture，2012，37（1）.
[5]ALI A.A.，Imad E.E.Abdel，Karim Yousif.Economic Efficiency of Wheat and Faba Bean Production for Small Scale Farmers in Northern State-Sudan[J].The Journal of Animal & Plant Sciences，2012，22（1）.
[6]Green. Economic Analysis[M].New Jersey： Prentice Hall，2003：727-739.
[7]Soren Anderson，Richard Newell G. Simplifies Marginal Effects in Discrete Choice Models[J].Economics Letters，2003，81.
责任编辑：杨再梅
关键词：肉羊 养殖规模 影响因素 边际效应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过程中，养殖方式也正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变，规模化生产已成为我国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提出“大力发展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使得农区畜牧业成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新亮点。（农区畜牧业主要是指位于农业地区，以粮食、秸秆和饲草料为主要饲料来源，以舍饲或半舍饲为主，同时存在一定程度放牧饲养方式的畜牧业。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肉羊产业即为农区。）
然而，目前在农区，畜牧业养殖仍然以小规模散户为主，以肉羊为例， 2010年年出栏数在100只以下养殖户（场）羊出栏数占全国羊出栏总数比重超过了70%，这种小规模生产方式不利于肉羊标准化规模生产的发展，进而也不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生产者养殖规模的扩大呢？
从宏观角度来看，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的外部因素包括畜牧科学技术发展状况、饲料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及畜牧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畜产品供求弹性、信贷条件、社会化服务程度等；内部因素包括饲养方式、畜种及品种、生产设备及防疫条件、流动资金的状况、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水平、草地集中程度（针对放牧畜牧业）、劳动者的职业素质等。在微观层面上，畜牧业生产者对养殖规模选择是在对收益和风险回避不确定条件下，对所拥有投入要素进行最合理配置的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生产者所掌握的知识，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知识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对风险承受能力的意愿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以农区肉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实地调研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本文对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行为研究是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货币收入最大化展开，这种行为受到内外约束条件的影响，内部约束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等因素，外部约束条件包括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
饲草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影响养殖规模的重要因素。农区拥有大量农作物秸秆，这为农区肉羊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其次，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肉羊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力不同也会影响养殖规模。最后，农户所拥有资本包括与肉羊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及现金，这些资本是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不同个人特征下，其养殖经验、风险意识以及知识都会有差异，其畜牧业规模选择也有所不同。此外，生产决策者家庭特征也会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如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越有可能限制其规模。
在肉羊生产上，合作社和协会等组织制度的创新，可以提高肉羊生产者的组织化程度，便于其合作共同实现自身的利益。合作社将农户组织起来，往上可以向饲料企业、种羊场批量购买饲料及种羊，降低生产成本；往下可以增强与屠宰加工企业的谈判能力，提高肉羊销售价格，增强养殖户收入，并可在生产中共用机械设备、互助合作，提高生产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畜牧业生产者生产行为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价格是市场需求的信号，对于肉羊生产者而言，羊肉价格越高，从事肉羊生产收益可能越高，越倾向于扩大肉羊规模；另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市场需求稳定性也会影响其养殖规模选择，农户如能与肉羊屠宰加工企业达成稳定的契约关系，会降低其肉羊销售风险。
除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及家庭特征、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条件外，政府行为也会影响到畜牧业养殖规模。在肉羊产业上，一方面，由于育种、繁殖、饲料配制、圈舍设计、防疫等相关技术私人研发成本较高，获得收益时间较长，一般都由政府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对生产要素补贴（如种公羊补贴、羊舍补贴、畜牧机械购置补贴等）会降低肉羊生产者生产成本，有利于其扩大规模。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数据来源及变量、模型选择
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8月4日-11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调研。调研区域包括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7个区县旗，调研对象以肉羊养殖户为主，调研形式以调查员与养殖户面对面访谈，填写调查问卷为主，最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273份。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了其中136份来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是养殖规模，依据养殖户肉羊年出栏数将养殖户分为3种不同规模，年出栏数小于100只的为小规模，设为1；年出栏数大于等于100只，小于500只的为中规模，设为2；年出栏数大于等于500只的为大规模，设为3。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且为有序，因此本文选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有序Logistic模型的数学形式为：
X为解释变量的向量组，β是待估参数。由于Logistic估计模型的参数为非线性化，可通过Logit转换实现模型线性化。
上式即为Logit模型，Log为自然对数，P/（1-P）为发生比（odds），它是事件发生Y>j和不发生Y>j的概率比，因此，发生比对数形式就成为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在Logistic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由于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常规连续变量边际效应计算方法在此并不适合，本文在计算单个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时把该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均假设为零，计算公式如下： 具体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如表1所示。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处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似然比统计值为-99.1319，卡方值为75.1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1.农户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均不显著。而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前者为正影响，后者为负影响。结合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出，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农户选择小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减少22.71%，可能的原因是养羊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越依赖于养羊业。与养羊相关的投资越多，尤其是固定资产，由于受到固定资产专用型限制，使得农户倾向于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固定资产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也促使生产者扩大规模。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小规模养殖，且从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到，其选择中规模养殖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降低19.59%，11.03%。原因是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其从事除养羊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机会更大，因此将资本或劳动力更多投入到非养羊业上，导致其规模较小。
2.生产要素影响。在生产要素方面，除固定资产要素外，饲草资源和劳动力要素都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影响显著。饲草资源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边际效应显示饲草料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选择中规模、大规模养殖概率增加0.17%、0.13%。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肉羊这类反刍动物而言，粗饲料就显得更为重要，饲草资源可以为肉羊养殖提供大量的粗饲料。劳动力要素也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同样为正，边际效应也得出同样结果，即可投入劳动力越多，养殖规模可能越大，说明就目前阶段而言，肉羊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肉羊产业发展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
3.组织化程度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加入养羊合作社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加入养羊合作社的农户选择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1.28%、12.86%。一般而言，合作社相对于单个散户而言在买饲料和种公羊方面具有优势。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合作社在购买饲料上可以便宜0.1元/kg，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另外，养羊合作社的领导素质都较高，对市场信息和技术都了解较多，农户加入养羊合作社可以提高自己参与市场的程度，学习新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技术，提高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市场需求影响。农户是否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协议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为正，签订协议的农户选择中规模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0.71%、27.95%，主要是因为签订协议后，农户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承担市场风险较小，因此可以放心地扩大规模。每只肉羊价格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随着市场价格的提高，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概率越大。市场价格关系到农户养羊收入，在外来资金获得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养羊收入成为其生产再投资的重要来源，进而影响养殖规模。
5.政府行为变量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享受贷款贴息变量对养殖规模选择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由于农户承租地权和牲畜不能担保，农民很难从国家政策性银行获取贷款，当地信用联社贷款利息又较高，提高生产成本，因此很少有农户能够获得贷款。在被调研农户中，仅有大约15%农户获得上述优惠政策，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否享受种公羊补贴和建羊舍补贴对养殖规模选择也不显著。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部分生产者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而建羊舍，实际并没有养羊或养羊很少，没有达到增加肉羊供给的目的。另外，政府往往采取先建后补的补贴方式，生产者需要先投资建设羊舍然后获取补贴，这种方式对资金缺乏的农户来说可能支付不起这些前期投资，因此也无法享受到这种政策优惠。是否享受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在5%水平上显著，但是影响却为负，这与预期不太符合，但是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发现也在情理之中。一是因为不同地区农户对补贴政策了解程度不一样，有的农户甚至不知道该项政策；二是补贴力度小，在调研过程中有的农户表示办理补贴手续太复杂，因此不愿去办理补贴手续。
三、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农区肉羊为例，在实地调研获取农户数据的基础之上，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要素、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方面来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在家庭特征上，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其有正向影响，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对其有负向影响；在生产要素上，饲草资源和劳动力数量均对其有正向影响；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其影响为正；在市场需求上，农户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购销协议及肉羊市场价格对其影响为正；在政府行为方面，除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对养殖规模影响为负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农区肉羊生产应当与种植业相辅相成，种植业能够为畜牧业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当地政府在发展肉羊过程中，应当优先选择生产要素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将本地区畜牧业与种植业有机结合起来。
2.大力培育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合作社在提高生产者组织管理水平与市场参与程度方面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龙头企业，发展多种肉羊产业化经营模式。
3.政府在推进肉羊规模化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生产者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在政策制定上体现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同时，政策补贴方式与对象应当更合理化，防止因补贴方式和对象不当造成“马太效应”。
参考文献：
[1]于潇萌，刘爱民.促使畜牧业养殖方式变化的因素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07（10）.
[2]何亮.临河养猪业效益分析及规模化经营问题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3]黄德林.中国畜牧业区域化、规模化及动物疫病损失特征和补贴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
[4]Eddy B.T.，Roessali W.，Marzuki S..Dairy Cattle Farmers’Behaviour and Facttors Affecting the Effort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of Scale at Getasan District， Semarang Regency[J].Journal of the Indonesian Tropical Animal Agriculture，2012，37（1）.
[5]ALI A.A.，Imad E.E.Abdel，Karim Yousif.Economic Efficiency of Wheat and Faba Bean Production for Small Scale Farmers in Northern State-Sudan[J].The Journal of Animal & Plant Sciences，2012，22（1）.
[6]Green. Economic Analysis[M].New Jersey： Prentice Hall，2003：727-739.
[7]Soren Anderson，Richard Newell G. Simplifies Marginal Effects in Discrete Choice Models[J].Economics Letters，2003，81.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