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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她毕生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她大公无私、爱国济困而慷慨捐赠的行为,尤其令人难忘。
把房屋、汽车慷慨捐献给国家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关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篡夺革命果实的严正声明”,宣布她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之后,由于受到蒋介石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极为艰难,于是她决心离开上海去苏联。1927年8月下旬,宋庆龄等人悄悄离开上海,应邀前往苏联访问。这一走就是两年。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在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时,她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不妥协,宁死不屈。宋庆龄鲜明的立场与坚决的态度使宋霭龄和宋美龄深感不安。她们总觉得,四一二和七一五这两次政治事变,在客观上迫使宋庆龄出走。
为弥补心灵不安,宋霭龄主动提出将庐山河西路一栋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庐山休息之用。宋霭龄还劝慰宋庆龄说:“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姐妹永远是姐妹。母亲给了美龄一栋小楼陪嫁,祥熙又买了两栋,你一栋、我一栋,都在庐山,又靠在一起。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的,你不会和庐山的奇峰秀石生气吧?!”
1929年6月下旬,宋庆龄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陪同下第一次上了庐山。庐山的风光暂时缓和了宋氏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却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政治上的主张和追求。随后,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两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这栋别墅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苍松翠柏之中,始建于十九世纪末,为二层石木结构的美式建筑。1980年经宋庆龄本人同意,原别墅改为中式四层楼建筑。
1953年8月上旬,宋庆龄第四次上庐山。据文献资料记载,宋庆龄这次上庐山,也可以说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促成的。
宋庆龄和毛泽东同年出生(宋庆龄生于年初,毛泽东生于年末),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时刻两人都相互支持,相互景仰并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解放初期,国家及华东局、上海市的许多重大事情都要听取宋庆龄的意见。由于工作繁忙,她的身体状况欠佳,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牵挂于心。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特意请周恩来安排宋庆龄到南昌视察工作,顺便请她到刚刚修好登山公路的庐山休息一番。
在江西视察工作的间隙,1953年8月,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主席邵式平陪同宋庆龄登上她阔别18年的庐山。其时,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早早就来到庐山车站迎接宋庆龄。管理局请宋庆龄住进最好的别墅,即昔日的美庐。美庐,虽然同宋庆龄的别墅相距很近,但是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却从未踏进过一步。这次,宋庆龄在美庐住了一周,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8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特地去看自己的庐山别墅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十几年过去了,旧居整修得很好。她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完好啊。”随即,宋庆龄客气、谦逊地对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人师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接着,宋庆龄态度坚决地对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说:“我决定将这栋小楼交给国家,由管理局统一管理,为来庐山休养的英模提供方便。我个人不再需要它了。”
沈坚听后顿时感到十分惊愕,随即马上推让。他想,解放初,庐山管理局对没有房主和战犯的别墅是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法,收归国有,可是孙中山夫人的别墅怎么能这样处理呢?他表示坚决不予接收。
这个拒绝当然难不住一向聪慧睿智、灵活果决的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指派秘书前往管理局房管科上缴了别墅的房产证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秘书还代表宋庆龄再次表达了请庐山管理局收回别墅,以服务于人民的心愿。
随后,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进一步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庐山留下的纪念。”
一诺千金。宋庆龄当即将斯大林和平奖委员会送给她的一部德国产高级轿车转赠了庐山管理局。
1980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庐山管理局的一封信。信上请求她允许他们将其房产拆除,他们想要另盖别墅。宋庆龄很快回了信。信中表示这房子解放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对于房子的维修或是改造,一切由当地政府决定。
将稿费大部分捐给妇女儿童慈善事业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正确宣传与呼吁了中国抗战。有许多国际朋友,特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队,都是通过保盟的安排进入中国抗战最前线的,而且保盟还募集了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积极地支援了英勇的抗日军民。
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人们抚育。遵照毛泽东“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紧张,缺医少药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送来了用她个人及募捐来的钱所购买来的医药和物资,大力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宋庆龄主持中国救济总会时,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则靠一点工资维持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上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为救异国友人捐出母亲的婚服
20世纪40年代初,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曾经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由于宋庆龄与史迪威的关系很好,有吉幸治同宋庆龄也自然就有了一些交往。
1951年,美国政府实行麦卡锡主义,制裁亲共人员,有吉幸治不幸被捕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焦急万分。她立即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宋庆龄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帮助有吉幸治出狱。思来想去,无奈之下,她将身边一套珍藏多年的纯手工织成的价值不菲的绣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这件绣服变卖,用所得款额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套绣服包括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是宋庆龄母亲的结婚礼服。宋母最喜欢二女儿宋庆龄,但她起初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一直表示坚决反对。婚姻既成事实后,宋庆龄主动寻机与父母亲近,以补赎歉疚之情。慢慢的,家里也就承认了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补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套绣服,宋庆龄很珍视它——这是她的家族承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一件珍贵证物。
宋庆龄把这件最宝贵的绣服送到了美国,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绣服,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没有把它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狱。
1970年,出狱后的有吉幸治受宋庆龄之邀,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把这套绣服放在箱子里带到宋庆龄的住处,深情地说:“在我遭遇不幸的日子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这套衣服太贵重了,所以我要送还给您。”
宋庆龄以平静而坚定的口气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有吉幸治只好又把这套绣服带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仔细地收藏起来,并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同时,有吉幸治给宋庆龄寄来了两大箱名叫鹅掌红的鲜花。这是美国夏威夷的一种特产,当时中国还无处见到。宋庆龄非常喜欢这种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恒”、代表吉祥如意的美丽鲜花。
1976年,有吉幸治在美国的家中去世。1981年,在宋庆龄去世几个月后,小有吉幸治将这套绣服送回了中国。当时是交给了廖承志先生,廖承志又把它送回了宋庆龄故居。就这样,这套几渡重洋的结婚礼服,最后还是回到了宋庆龄身边。
这套绣服在展厅里展览时,小有吉幸治作为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从1984年到2002年,带着美国游客到宋庆龄故居一共参观了54次。除此之外,他个人还捐款54次,累计约七千美元。难能可贵的是,小有吉幸治继承他父亲的遗愿,一直坚持在大洋彼岸坚持为宋庆龄寄花,直到2000年。他发现“安多利恒”花已经引进中国。他想宋庆龄的在天之灵已经能够感受到中国大地上“安多利恒”花的芳香了。
赠给邹韬奋夫人5000元以予照顾
沈粹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抗战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的夫人,是宋庆龄生前的挚友。她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尤其是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沈粹缜与宋庆龄来往频繁,亲如姐妹。宋庆龄一直称呼沈粹缜为“沈大姐”。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致信沈粹缜,信中说道:“我要交给您5000元留给你的钱,不要客气,当我是自己人……”当时沈粹缜回信给宋庆龄说,过去在解放前深得宋庆龄的照顾,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庆龄的这5000元钱了,如有需要的话,她也绝不见外。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20时18分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在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沈粹缜提起了宋庆龄曾经要给她5000元钱的事情。
9月29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处长孙志远与曾负责宋庆龄生前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炽一同来到沈粹缜家,将5000元钱交给沈粹缜。
沈粹缜当场表示:“由李家炽同志到我家交给我5000元钱,我愧对庆龄同志的信任,不能接受这笔钱,我决定将这笔钱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
虽然李家炽再三表示要沈粹缜将这笔钱留下,由她自己安排,但是沈粹缜还是决定将这笔钱捐给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无奈,孙志远只好遵从她的意愿。为郑重起见,孙志远当时还给沈粹缜开具了临时收据,以后又给她送去了正式收据。
1986年5月,上海也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沈粹缜又把这笔5000元钱改捐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作者单位:山西省史志办)
责任编辑:褚永慧
把房屋、汽车慷慨捐献给国家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关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篡夺革命果实的严正声明”,宣布她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之后,由于受到蒋介石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极为艰难,于是她决心离开上海去苏联。1927年8月下旬,宋庆龄等人悄悄离开上海,应邀前往苏联访问。这一走就是两年。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在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时,她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不妥协,宁死不屈。宋庆龄鲜明的立场与坚决的态度使宋霭龄和宋美龄深感不安。她们总觉得,四一二和七一五这两次政治事变,在客观上迫使宋庆龄出走。
为弥补心灵不安,宋霭龄主动提出将庐山河西路一栋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庐山休息之用。宋霭龄还劝慰宋庆龄说:“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姐妹永远是姐妹。母亲给了美龄一栋小楼陪嫁,祥熙又买了两栋,你一栋、我一栋,都在庐山,又靠在一起。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的,你不会和庐山的奇峰秀石生气吧?!”
1929年6月下旬,宋庆龄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陪同下第一次上了庐山。庐山的风光暂时缓和了宋氏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却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政治上的主张和追求。随后,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两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这栋别墅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苍松翠柏之中,始建于十九世纪末,为二层石木结构的美式建筑。1980年经宋庆龄本人同意,原别墅改为中式四层楼建筑。
1953年8月上旬,宋庆龄第四次上庐山。据文献资料记载,宋庆龄这次上庐山,也可以说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促成的。
宋庆龄和毛泽东同年出生(宋庆龄生于年初,毛泽东生于年末),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时刻两人都相互支持,相互景仰并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解放初期,国家及华东局、上海市的许多重大事情都要听取宋庆龄的意见。由于工作繁忙,她的身体状况欠佳,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牵挂于心。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特意请周恩来安排宋庆龄到南昌视察工作,顺便请她到刚刚修好登山公路的庐山休息一番。
在江西视察工作的间隙,1953年8月,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主席邵式平陪同宋庆龄登上她阔别18年的庐山。其时,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早早就来到庐山车站迎接宋庆龄。管理局请宋庆龄住进最好的别墅,即昔日的美庐。美庐,虽然同宋庆龄的别墅相距很近,但是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却从未踏进过一步。这次,宋庆龄在美庐住了一周,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8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特地去看自己的庐山别墅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十几年过去了,旧居整修得很好。她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完好啊。”随即,宋庆龄客气、谦逊地对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人师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接着,宋庆龄态度坚决地对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说:“我决定将这栋小楼交给国家,由管理局统一管理,为来庐山休养的英模提供方便。我个人不再需要它了。”
沈坚听后顿时感到十分惊愕,随即马上推让。他想,解放初,庐山管理局对没有房主和战犯的别墅是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法,收归国有,可是孙中山夫人的别墅怎么能这样处理呢?他表示坚决不予接收。
这个拒绝当然难不住一向聪慧睿智、灵活果决的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指派秘书前往管理局房管科上缴了别墅的房产证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秘书还代表宋庆龄再次表达了请庐山管理局收回别墅,以服务于人民的心愿。
随后,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进一步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庐山留下的纪念。”
一诺千金。宋庆龄当即将斯大林和平奖委员会送给她的一部德国产高级轿车转赠了庐山管理局。
1980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庐山管理局的一封信。信上请求她允许他们将其房产拆除,他们想要另盖别墅。宋庆龄很快回了信。信中表示这房子解放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对于房子的维修或是改造,一切由当地政府决定。
将稿费大部分捐给妇女儿童慈善事业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正确宣传与呼吁了中国抗战。有许多国际朋友,特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队,都是通过保盟的安排进入中国抗战最前线的,而且保盟还募集了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积极地支援了英勇的抗日军民。
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人们抚育。遵照毛泽东“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紧张,缺医少药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送来了用她个人及募捐来的钱所购买来的医药和物资,大力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宋庆龄主持中国救济总会时,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则靠一点工资维持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上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为救异国友人捐出母亲的婚服
20世纪40年代初,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曾经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由于宋庆龄与史迪威的关系很好,有吉幸治同宋庆龄也自然就有了一些交往。
1951年,美国政府实行麦卡锡主义,制裁亲共人员,有吉幸治不幸被捕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焦急万分。她立即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宋庆龄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帮助有吉幸治出狱。思来想去,无奈之下,她将身边一套珍藏多年的纯手工织成的价值不菲的绣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这件绣服变卖,用所得款额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套绣服包括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是宋庆龄母亲的结婚礼服。宋母最喜欢二女儿宋庆龄,但她起初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一直表示坚决反对。婚姻既成事实后,宋庆龄主动寻机与父母亲近,以补赎歉疚之情。慢慢的,家里也就承认了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补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套绣服,宋庆龄很珍视它——这是她的家族承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一件珍贵证物。
宋庆龄把这件最宝贵的绣服送到了美国,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绣服,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没有把它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狱。
1970年,出狱后的有吉幸治受宋庆龄之邀,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把这套绣服放在箱子里带到宋庆龄的住处,深情地说:“在我遭遇不幸的日子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这套衣服太贵重了,所以我要送还给您。”
宋庆龄以平静而坚定的口气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有吉幸治只好又把这套绣服带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仔细地收藏起来,并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同时,有吉幸治给宋庆龄寄来了两大箱名叫鹅掌红的鲜花。这是美国夏威夷的一种特产,当时中国还无处见到。宋庆龄非常喜欢这种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恒”、代表吉祥如意的美丽鲜花。
1976年,有吉幸治在美国的家中去世。1981年,在宋庆龄去世几个月后,小有吉幸治将这套绣服送回了中国。当时是交给了廖承志先生,廖承志又把它送回了宋庆龄故居。就这样,这套几渡重洋的结婚礼服,最后还是回到了宋庆龄身边。
这套绣服在展厅里展览时,小有吉幸治作为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从1984年到2002年,带着美国游客到宋庆龄故居一共参观了54次。除此之外,他个人还捐款54次,累计约七千美元。难能可贵的是,小有吉幸治继承他父亲的遗愿,一直坚持在大洋彼岸坚持为宋庆龄寄花,直到2000年。他发现“安多利恒”花已经引进中国。他想宋庆龄的在天之灵已经能够感受到中国大地上“安多利恒”花的芳香了。
赠给邹韬奋夫人5000元以予照顾
沈粹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抗战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的夫人,是宋庆龄生前的挚友。她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尤其是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沈粹缜与宋庆龄来往频繁,亲如姐妹。宋庆龄一直称呼沈粹缜为“沈大姐”。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致信沈粹缜,信中说道:“我要交给您5000元留给你的钱,不要客气,当我是自己人……”当时沈粹缜回信给宋庆龄说,过去在解放前深得宋庆龄的照顾,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庆龄的这5000元钱了,如有需要的话,她也绝不见外。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20时18分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在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沈粹缜提起了宋庆龄曾经要给她5000元钱的事情。
9月29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处长孙志远与曾负责宋庆龄生前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炽一同来到沈粹缜家,将5000元钱交给沈粹缜。
沈粹缜当场表示:“由李家炽同志到我家交给我5000元钱,我愧对庆龄同志的信任,不能接受这笔钱,我决定将这笔钱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
虽然李家炽再三表示要沈粹缜将这笔钱留下,由她自己安排,但是沈粹缜还是决定将这笔钱捐给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无奈,孙志远只好遵从她的意愿。为郑重起见,孙志远当时还给沈粹缜开具了临时收据,以后又给她送去了正式收据。
1986年5月,上海也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沈粹缜又把这笔5000元钱改捐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作者单位:山西省史志办)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