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1}
“翻身”主题作为革命叙述中的一种符号，在书写中国革命历史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战争期间，“翻身”主题的文艺作品更多侧重给予人民未来的承诺，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民对未来的想象，达到充分发挥动员力量、抽取战争所需资源、最终争取战争胜利的目的。在时间概念上，“翻身”故事的叙述常常固定化：过去意味着黑暗，现在需要奋斗，而未来象征着光明。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翻身”已然实现，按常理而言，文艺宣传中的“翻身”所承担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但我们从建国后涌现的大量文艺作品中看到，“翻身”主题不仅没有“功成身退”，反而成为关键词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由此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建国前后“翻身”在文艺宣传上所承载的意义有哪些变化？在“政治翻身”已然实现的情况下，“翻身”的反复强调是否有必要？在“翻身”文艺作品中，是否存在“继续革命”的内在要求？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于是，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紧锣密鼓展开，通俗文学期刊在这段时间也获得较大发展。虽然在地位和影响力上不能和严肃文学期刊相提并论，但以地方性和通俗性为特点而拥有大量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群的通俗性期刊，有着严肃文学期刊所不能替代的地位。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就指出：“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③对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对革命文艺（新文艺）提出要求：“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4}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此后中国的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仅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毛在“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中提出的“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所暗示的阶级代言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问题。“工农兵”或鲁迅文中的“平民”在此前一直是被表达对象，处于“无声”状态，这让我们联想到斯皮瓦克的疑问：“属下能说话吗？”{1}建国后，工农兵既然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作为长期被表达的“属下”是否能有机会作为表达主体进行“文化翻身”呢？首先，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工农兵具备开展文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夜校和扫盲班普及让群众有了一定文化基础，这两者都是工农兵“发声”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发声”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发声？”对于初学写作的“工农兵”来说，作品独立出版和投稿于严肃文学期刊似乎都有点遥不可及，他们需要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创作场域，于是，地方性通俗文学期刊受到更多重视。换言之，地方性通俗文学期刊不仅有工农兵能看懂的文艺作品，而且为他们提供易于模仿、有“发声”可能的机会。
1959年《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农民作者冯金堂的创作》一文，对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创作经历做了详细描述，并写道：
冯金堂的创作已有力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有着极大的提高，在旧社会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不仅在革命斗争中、生产建设上作出伟大贡献和有着优异的才能，而且在艺术创作中也显示了卓越的才华，这种才华，在旧社会里是被埋没的，只有在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受到重视与培育，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2}
这篇文章由《奔流》编辑部撰写，《翻身文艺》是它的前身，冯金堂是这份杂志一手培养出来的农民作家。在号召向冯金堂学习的同时，编辑部也为自己打了一次“广告”。在致力于发现和培育“劳动人民”过去“被埋没的”“在艺术创作中的”“卓越才华”方面，《翻身文艺》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况且期刊本身也以“翻身”命名，两方面结合激起了笔者的兴趣。这样一份在“政治翻身”后出现的“翻身”杂志，是否能解决我们对于“翻身”之后的“翻身”的困惑？这就需要我们对杂志进行更多了解和研究。
《翻身文艺》创刊于1950年1月15日，1953年7月1日改名为《河南文艺》，1955年11月因故停刊，1956年4月复刊，1957年更名为《奔流》，1960年又因上级检查停刊。在《翻身文艺》编辑部宗旨表述中清晰凸显了“为人民”和“为国家”的趋势，除此之外，鲜明的“参与”邀请也是《翻身文艺》所要突出的地方：
现在咱们乡下，一敲锣一打鼓便要开会。在会场上，有苦的诉苦，有意见的提意见，心里有啥说啥……一句话说完，只要是你心里想说的，觉着该说的，说出来于咱们大家有好处的，都可以写。③
之前，“参与”更多具有物质性意义，战争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在这种“参与”的带动下实现;《翻身文艺》所努力的方向是试图引导“翻身”后的工农兵群众以文艺途径讨论国家时事进行的“政治参与”和以时事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参与”。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一章描述了魏源为唤醒晚清“文人中流”的政治参与欲望而做出的努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源的主张有明显的狭隘性。他把政治参与的主体定格在“文人中流”，也就是取得了做官资格却在国家官僚体制之外的城里人，相比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魏源对政治参与的鼓励显然并非“民主”，而是有助于专制政府的有效性组织。{4}联系到《翻身文艺》，两个时代对“参与”的鼓励在内容和目的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有一个共通之处：激励目标主体的参与欲望。以文艺为中介的“政治参与”，同样延续了《诗经》“采风”传统——国家广泛征询了解人民意见的途径，又是“翻身”后的工农兵群众从“无声”到“开口”所享有的“主人”特权。从文艺平台上调动起来的“参与”积极性使“国家”和“人民”之间发生联系，“翻身”所具备的“承上启下”般的双重“参与”含义，是之前较少见到的。 从《翻身文艺》的内容中，我们也看到“参与”在“翻身”主题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首先从专业作家的创作来看，《翻身文艺》中的头条常常被专业作家作品占据，河南省文联成员如李準、李根红、姚雪垠、郑克西也常常向杂志投稿，主要作品有《旧恨新仇》（街头剧）{1}、《勇敢的孩子》（小说）{2}、《七根绣花针》（诗）③、《郭大娘》（小说）{4}等。除了描述群众“翻身”，作家们还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发出“约稿函”，比如发表于第六卷第六期的《写稿并不难》：
《翻身文艺》大家办/欢迎工农写稿件/写稿件，并不难/先写自己优缺点/比方咱是个工人/材料真是写不完/生产技术咋改进/生产计划咋实现/民主管理啥好处/民主改革啥效应/比方咱是庄稼汉/庄稼长的好或坏/什么原因在里边/咱对杀虫有啥法/咱说互助咋样干。{5}
作品类似打油诗，简单易懂，以“大家办”为主题，提出工农兵群众文化参与的可能性，主要解决群众“写什么”的困惑。从表面上来看，作者的提示符合现实主义小说的选题思路，但写身边事的背后却离不开对群众和“国家”的关注。“生产技术”“生产计划”“民主管理”“民主改革”“粮食生产”“互助”等不仅涉及群众的个人生活，更有对“翻身”后人民普遍生活方式的观察。况且，编辑部鼓励投稿的目的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培养脱产的农民作家，“大家办”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在《〈翻身文艺〉开场锣鼓》中，也有对“写什么”的指导：
你不要觉得没啥写，从前反动派，匪霸地主怎样压迫咱，可以写;解放军来了，咱过的日子怎么样，可以写;咱们大伙怎样热烈的帮助军队，支援前线，可以写;咱们大伙儿怎样劳动生产，干活干得好，可以写;咱们大家怎样在搞生产救荒，怎样省吃俭用买公债，怎样打败了地主恶霸的阴谋诡计，……都可以写。⑥
从工农兵群众的字里行间，编辑们找出的不仅是错字病句，也看到了投稿者对“国家”的态度。这提出了对“参与”广泛性的要求，低门槛的定位也是这样在编辑思路中被考虑的。从这方面看，“约稿函”也是编辑部借专业作家之手向读者群众发出的“参与邀请函”。如果说这种“邀请”还稍显生硬的话，那么群众创作的作品就表现得更加自然了。
在《翻身文艺》中，工农兵创作占相当可观的比重，几乎每期都有。其中较为成熟的作者，除了上文提到的冯金堂外，还有慕保柱、张有德等，他们的作品以快板、民歌体裁为主。此外，还经常出现农民俱乐部的集体创作、群众口述专业采写的形式。有趣的是，在经编辑部修改后发表的工农兵稿件中，“翻身”作为关键词更多地出现在《翻身文艺》的目录上，比如《翻身年》《说唱农民翻身》《李进忠翻身说感想》《翻身老头》《这就是咱们翻身的恩人》《妇女翻身曲》等等。快板《李进忠翻身说感想》前半段详述了卖鱼的小商贩李进忠因没有满足伪军警的勒索受到诬陷和毒打，生活没有着落，后来共产党到来，他不仅加入了解放军，还被介绍成为文联的会员。读者通过李进忠“翻身”前后的对比描述，产生了对“翻身”前李进忠的同情，感受到共产党带来的喜悦，如果读者把这种感受和自己的经历相结合，这种强烈的感情就更容易被放大处理。在“翻身”前，反动派垄断了国家权力机构和话语权，对李进忠可以随意动刑拷打，群众没有反抗的任何可能，更不存在“参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翻身”前的“参与”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共产党领导李进忠“翻身”后，他不仅仅是被“拯救”的对象，而且加入文联后，李进忠拥有了“参与”的话语权：
有一次河南日报来开会/讨论抗美援朝宣传事一宗/座谈会上我提意见/各位同志都赞成/李进忠一时被感动/想起了如今从前放悲声/想从前受的压迫不如狗/差乎一点送性命/到如今光荣参加文艺界/前后日子大不同。{1}
参与“抗美援朝”的讨论，代表了李进忠的“脱胎换骨”。他不仅不再是受压迫的对象，而且成为了“翻身主人”，可以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这种“参与”的合法性的获得，极大激励了群众的“参与”欲望。除此之外，李进忠的身份同作品的阅读者一样，都是“翻身”后的群众，由他“开口”更具有说服力。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十六条中第四条指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2}。这种激进的“民主”涉及“群众教育群众”的改造模式，证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不仅仅是备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翻身”后的群众，在“参与”的主动性上他们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洗脑”，克服长期受到身心压迫后的恐惧谨慎心理，在“参与”的讨论中从心底真正“站起来”。文章的结尾，李进忠对自己的“参与”过程作了总结：
李进忠虽不能前线来作战/决心多编抗美援朝大事情/第一为报答领导人民翻身共产党/第二报答人民领袖毛泽东/第三为我自己把仇报/第四感谢各级领导好比我亲兄弟一样同/这本是李进忠翻身前后一切事/并没有虚言来编成/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打美帝反侵略天下太平。③
如果说在文章的上篇李进忠获得了“参与”合法性认可，在下篇的描述中，他获得了对“参与”正当性的认识。“报答”“报仇”“亲兄弟”词语的出现，把读者的视野从普遍意义又拉回到个人情感领域，这里显然调动了朴素的乡土社会道德，借用这种感性力量，“参与”成为人民的自发性要求。“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下层人民，这一‘国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信念’。”{4}“报仇”和“报答”的强烈欲望使群众在参与“打美帝反侵略”的讨论中产生这样的信念：以文艺形式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讨论是维护包含自身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这不仅是“翻身”后的特权，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过对《翻身文艺》两类不同创作主体的分析，我们还看到了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在文化身份上拥有了一定平等性，新文艺路线所一直期望的“打成一片”在这里得到实现。两类作者的平起平坐，不仅仅是获得文化身份的平等地位的意义。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对斯大林“体脑差别”的意见，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重点，然而苏联职务等级工资制度的实行引起毛的警惕，“干部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正是在这一科层制倾向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上的一种回应方式。然而，这一分配方式又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抵触的，因此，它不仅导致了‘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内在冲突，也相应导致了‘苏联模式’和‘延安道路’的日渐明朗的分歧。”{5}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也存在这样一个“体脑差别”带来的障碍和忧虑。如果不能改变几千年来脑力劳动者治人、体力劳动者治于人的现实情况，抽象地谈社会主义平等很容易流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物质“翻身”的成果也会大打折扣，“翻身”后所面临的“翻身”是一场更为艰难和必要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翻身文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所承载的“翻身”，不仅仅是杂志选择的定位，也是杂志存在的意义。不是《翻身文艺》选择了“翻身”，而是“翻身”选择了《翻身文艺》。
【责任编辑 穆海亮】
“翻身”主题作为革命叙述中的一种符号，在书写中国革命历史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战争期间，“翻身”主题的文艺作品更多侧重给予人民未来的承诺，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民对未来的想象，达到充分发挥动员力量、抽取战争所需资源、最终争取战争胜利的目的。在时间概念上，“翻身”故事的叙述常常固定化：过去意味着黑暗，现在需要奋斗，而未来象征着光明。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翻身”已然实现，按常理而言，文艺宣传中的“翻身”所承担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但我们从建国后涌现的大量文艺作品中看到，“翻身”主题不仅没有“功成身退”，反而成为关键词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由此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建国前后“翻身”在文艺宣传上所承载的意义有哪些变化？在“政治翻身”已然实现的情况下，“翻身”的反复强调是否有必要？在“翻身”文艺作品中，是否存在“继续革命”的内在要求？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于是，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紧锣密鼓展开，通俗文学期刊在这段时间也获得较大发展。虽然在地位和影响力上不能和严肃文学期刊相提并论，但以地方性和通俗性为特点而拥有大量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群的通俗性期刊，有着严肃文学期刊所不能替代的地位。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就指出：“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③对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对革命文艺（新文艺）提出要求：“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4}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此后中国的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仅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毛在“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中提出的“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所暗示的阶级代言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问题。“工农兵”或鲁迅文中的“平民”在此前一直是被表达对象，处于“无声”状态，这让我们联想到斯皮瓦克的疑问：“属下能说话吗？”{1}建国后，工农兵既然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作为长期被表达的“属下”是否能有机会作为表达主体进行“文化翻身”呢？首先，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工农兵具备开展文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夜校和扫盲班普及让群众有了一定文化基础，这两者都是工农兵“发声”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发声”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发声？”对于初学写作的“工农兵”来说，作品独立出版和投稿于严肃文学期刊似乎都有点遥不可及，他们需要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创作场域，于是，地方性通俗文学期刊受到更多重视。换言之，地方性通俗文学期刊不仅有工农兵能看懂的文艺作品，而且为他们提供易于模仿、有“发声”可能的机会。
1959年《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农民作者冯金堂的创作》一文，对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创作经历做了详细描述，并写道：
冯金堂的创作已有力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有着极大的提高，在旧社会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不仅在革命斗争中、生产建设上作出伟大贡献和有着优异的才能，而且在艺术创作中也显示了卓越的才华，这种才华，在旧社会里是被埋没的，只有在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受到重视与培育，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2}
这篇文章由《奔流》编辑部撰写，《翻身文艺》是它的前身，冯金堂是这份杂志一手培养出来的农民作家。在号召向冯金堂学习的同时，编辑部也为自己打了一次“广告”。在致力于发现和培育“劳动人民”过去“被埋没的”“在艺术创作中的”“卓越才华”方面，《翻身文艺》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况且期刊本身也以“翻身”命名，两方面结合激起了笔者的兴趣。这样一份在“政治翻身”后出现的“翻身”杂志，是否能解决我们对于“翻身”之后的“翻身”的困惑？这就需要我们对杂志进行更多了解和研究。
《翻身文艺》创刊于1950年1月15日，1953年7月1日改名为《河南文艺》，1955年11月因故停刊，1956年4月复刊，1957年更名为《奔流》，1960年又因上级检查停刊。在《翻身文艺》编辑部宗旨表述中清晰凸显了“为人民”和“为国家”的趋势，除此之外，鲜明的“参与”邀请也是《翻身文艺》所要突出的地方：
现在咱们乡下，一敲锣一打鼓便要开会。在会场上，有苦的诉苦，有意见的提意见，心里有啥说啥……一句话说完，只要是你心里想说的，觉着该说的，说出来于咱们大家有好处的，都可以写。③
之前，“参与”更多具有物质性意义，战争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在这种“参与”的带动下实现;《翻身文艺》所努力的方向是试图引导“翻身”后的工农兵群众以文艺途径讨论国家时事进行的“政治参与”和以时事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参与”。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一章描述了魏源为唤醒晚清“文人中流”的政治参与欲望而做出的努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源的主张有明显的狭隘性。他把政治参与的主体定格在“文人中流”，也就是取得了做官资格却在国家官僚体制之外的城里人，相比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魏源对政治参与的鼓励显然并非“民主”，而是有助于专制政府的有效性组织。{4}联系到《翻身文艺》，两个时代对“参与”的鼓励在内容和目的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有一个共通之处：激励目标主体的参与欲望。以文艺为中介的“政治参与”，同样延续了《诗经》“采风”传统——国家广泛征询了解人民意见的途径，又是“翻身”后的工农兵群众从“无声”到“开口”所享有的“主人”特权。从文艺平台上调动起来的“参与”积极性使“国家”和“人民”之间发生联系，“翻身”所具备的“承上启下”般的双重“参与”含义，是之前较少见到的。 从《翻身文艺》的内容中，我们也看到“参与”在“翻身”主题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首先从专业作家的创作来看，《翻身文艺》中的头条常常被专业作家作品占据，河南省文联成员如李準、李根红、姚雪垠、郑克西也常常向杂志投稿，主要作品有《旧恨新仇》（街头剧）{1}、《勇敢的孩子》（小说）{2}、《七根绣花针》（诗）③、《郭大娘》（小说）{4}等。除了描述群众“翻身”，作家们还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发出“约稿函”，比如发表于第六卷第六期的《写稿并不难》：
《翻身文艺》大家办/欢迎工农写稿件/写稿件，并不难/先写自己优缺点/比方咱是个工人/材料真是写不完/生产技术咋改进/生产计划咋实现/民主管理啥好处/民主改革啥效应/比方咱是庄稼汉/庄稼长的好或坏/什么原因在里边/咱对杀虫有啥法/咱说互助咋样干。{5}
作品类似打油诗，简单易懂，以“大家办”为主题，提出工农兵群众文化参与的可能性，主要解决群众“写什么”的困惑。从表面上来看，作者的提示符合现实主义小说的选题思路，但写身边事的背后却离不开对群众和“国家”的关注。“生产技术”“生产计划”“民主管理”“民主改革”“粮食生产”“互助”等不仅涉及群众的个人生活，更有对“翻身”后人民普遍生活方式的观察。况且，编辑部鼓励投稿的目的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培养脱产的农民作家，“大家办”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在《〈翻身文艺〉开场锣鼓》中，也有对“写什么”的指导：
你不要觉得没啥写，从前反动派，匪霸地主怎样压迫咱，可以写;解放军来了，咱过的日子怎么样，可以写;咱们大伙怎样热烈的帮助军队，支援前线，可以写;咱们大伙儿怎样劳动生产，干活干得好，可以写;咱们大家怎样在搞生产救荒，怎样省吃俭用买公债，怎样打败了地主恶霸的阴谋诡计，……都可以写。⑥
从工农兵群众的字里行间，编辑们找出的不仅是错字病句，也看到了投稿者对“国家”的态度。这提出了对“参与”广泛性的要求，低门槛的定位也是这样在编辑思路中被考虑的。从这方面看，“约稿函”也是编辑部借专业作家之手向读者群众发出的“参与邀请函”。如果说这种“邀请”还稍显生硬的话，那么群众创作的作品就表现得更加自然了。
在《翻身文艺》中，工农兵创作占相当可观的比重，几乎每期都有。其中较为成熟的作者，除了上文提到的冯金堂外，还有慕保柱、张有德等，他们的作品以快板、民歌体裁为主。此外，还经常出现农民俱乐部的集体创作、群众口述专业采写的形式。有趣的是，在经编辑部修改后发表的工农兵稿件中，“翻身”作为关键词更多地出现在《翻身文艺》的目录上，比如《翻身年》《说唱农民翻身》《李进忠翻身说感想》《翻身老头》《这就是咱们翻身的恩人》《妇女翻身曲》等等。快板《李进忠翻身说感想》前半段详述了卖鱼的小商贩李进忠因没有满足伪军警的勒索受到诬陷和毒打，生活没有着落，后来共产党到来，他不仅加入了解放军，还被介绍成为文联的会员。读者通过李进忠“翻身”前后的对比描述，产生了对“翻身”前李进忠的同情，感受到共产党带来的喜悦，如果读者把这种感受和自己的经历相结合，这种强烈的感情就更容易被放大处理。在“翻身”前，反动派垄断了国家权力机构和话语权，对李进忠可以随意动刑拷打，群众没有反抗的任何可能，更不存在“参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翻身”前的“参与”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共产党领导李进忠“翻身”后，他不仅仅是被“拯救”的对象，而且加入文联后，李进忠拥有了“参与”的话语权：
有一次河南日报来开会/讨论抗美援朝宣传事一宗/座谈会上我提意见/各位同志都赞成/李进忠一时被感动/想起了如今从前放悲声/想从前受的压迫不如狗/差乎一点送性命/到如今光荣参加文艺界/前后日子大不同。{1}
参与“抗美援朝”的讨论，代表了李进忠的“脱胎换骨”。他不仅不再是受压迫的对象，而且成为了“翻身主人”，可以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这种“参与”的合法性的获得，极大激励了群众的“参与”欲望。除此之外，李进忠的身份同作品的阅读者一样，都是“翻身”后的群众，由他“开口”更具有说服力。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十六条中第四条指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2}。这种激进的“民主”涉及“群众教育群众”的改造模式，证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不仅仅是备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翻身”后的群众，在“参与”的主动性上他们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洗脑”，克服长期受到身心压迫后的恐惧谨慎心理，在“参与”的讨论中从心底真正“站起来”。文章的结尾，李进忠对自己的“参与”过程作了总结：
李进忠虽不能前线来作战/决心多编抗美援朝大事情/第一为报答领导人民翻身共产党/第二报答人民领袖毛泽东/第三为我自己把仇报/第四感谢各级领导好比我亲兄弟一样同/这本是李进忠翻身前后一切事/并没有虚言来编成/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打美帝反侵略天下太平。③
如果说在文章的上篇李进忠获得了“参与”合法性认可，在下篇的描述中，他获得了对“参与”正当性的认识。“报答”“报仇”“亲兄弟”词语的出现，把读者的视野从普遍意义又拉回到个人情感领域，这里显然调动了朴素的乡土社会道德，借用这种感性力量，“参与”成为人民的自发性要求。“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下层人民，这一‘国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信念’。”{4}“报仇”和“报答”的强烈欲望使群众在参与“打美帝反侵略”的讨论中产生这样的信念：以文艺形式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讨论是维护包含自身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这不仅是“翻身”后的特权，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过对《翻身文艺》两类不同创作主体的分析，我们还看到了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在文化身份上拥有了一定平等性，新文艺路线所一直期望的“打成一片”在这里得到实现。两类作者的平起平坐，不仅仅是获得文化身份的平等地位的意义。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对斯大林“体脑差别”的意见，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重点，然而苏联职务等级工资制度的实行引起毛的警惕，“干部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正是在这一科层制倾向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上的一种回应方式。然而，这一分配方式又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抵触的，因此，它不仅导致了‘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内在冲突，也相应导致了‘苏联模式’和‘延安道路’的日渐明朗的分歧。”{5}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也存在这样一个“体脑差别”带来的障碍和忧虑。如果不能改变几千年来脑力劳动者治人、体力劳动者治于人的现实情况，抽象地谈社会主义平等很容易流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物质“翻身”的成果也会大打折扣，“翻身”后所面临的“翻身”是一场更为艰难和必要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翻身文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所承载的“翻身”，不仅仅是杂志选择的定位，也是杂志存在的意义。不是《翻身文艺》选择了“翻身”，而是“翻身”选择了《翻身文艺》。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