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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的知识,往往存在着两套话语,即“道”与“术”,它们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道”为“象”的玄妙化,“象”为玄妙之“道”的显现,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而“术”则更多地与“数”有关,所谓术数,虽然也通于天地之道,但它更注重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法则,由“象”而“形”,而“数”,形成“数理思维”。这两种思维,构成了中国古代围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前者使围棋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相通,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围棋思维的独特性。
关键词:围棋;艺术;思维;玄象;数理
中国传统的知识,往往存在着两套话语,即“道”与“术”,它们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道”为“象”的玄妙化,“象”为玄妙之“道”的显现,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而“术”则更多地与“数”有关,所谓术数,虽然也是用于通天地之道,但它更注重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法则,由“象”而“形”,而“数”,更多地借助于“术”,构成了“道”之形而下之域。因而,对“数”的破解,虽然仍离不开玄象思维,但又包含着逻辑性、分析性思维,我们姑且称之为“数理思维”。这两种思维,构成了中国古代围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同时,它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中国古人常常把围棋与天地之象联系在一起。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以下班固又将“弈”与阴阳、天文、四象联系起来,首开了以《易》解棋的先河。晋代蔡洪《围棋赋》谓棋乃“秉二仪之极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远求近取,予一以贯”。梁武帝《围棋赋》称“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围棋与阴阳、八卦、天文相通,兆知天地万物之变化,方寸棋枰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围棋之“象”、“数”,被认为正与《易》相通。象是易传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指天象,又指象征。《周易·系辞上传》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设卦观象”,天象与地形、人事又是息息相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大象通于道。老子论象,“大象无形”?譹?訛,“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譺?訛。这里的所谓大象、无物之象,事实上就是道。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无论是诗、文、琴、书、画,还是各类棋戏,都与“易象”有关。“象”之具体化即为“形”。各类艺术,都涉及造形,只不过运用的媒介不同而已。“象”的抽象化、玄妙化即为“道”。当需要提升各类艺、文之地位时,各种文论、艺论无一例外地都是将艺术之“形”与天地之“象”联系在一起,使艺、文通于大象,通于道,从而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
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与《周易》象数思维可谓息息相通。中国古代强调书画同源,画以“形”显现天地之“象”。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得更为明白:“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象即卦象、爻象。立象以呈示根本法则,也就是“道”。所以书与天地相通,“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譹?訛。以阴阳为根基,以线的组合为形式的卦、爻,正构成了书法形质之祖,也是书道根本精神之所在。
在琴、书、画中,应该说琴离天地之象最远,但也被赋予了不一般的意义。东汉蔡邕《琴操》谓:“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像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像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像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像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我们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许多附会,但它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汉代经学确立了依经立义之原则,文论、艺论也被纳入这一构架中,文学成为经学之附庸,辞赋小道,亦以“经”的面目出现。原道、征圣、宗经,成为提升艺、文品格的一条基本思路。它不仅体现在各种文论、艺论中,棋戏作为“小道”,也与天地之象、之道联系起来。东汉文学家边韶作《塞赋》: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则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塞戏又称“格五”,由六博演变而来。文中的六爻、阴阳、象、中道、刚柔、乾行健、坤德顺等等,完全是用易象论棋理,这已成为古人的习惯。一旦需要确立某种棋戏的地位,古人往往都要抬出易象、天文,以壮其威,造其势,正其名。对此,在边韶之前的班固所作的《弈旨》已开了先例。而始于北周的象戏,作为中国象棋之雏形,周武帝曾为之作《象经》,并令臣子王褒作注。《象经》序曰:
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
这里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天文、地理、人事论棋,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即以“大道”提升“小道”,把游戏政治化、伦理化、玄妙化。围棋亦然。当围棋之象与天地之道联系在一起,它也就成为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了。虞集为《玄玄棋经》作序曰:“盖其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施定庵在《弈理指归续编》中赋诗曰:
移形变化孰探微,未测端倪昧所归。
参透阴阳知向背,正奇妙用本天机。
围棋成为一种玄妙之象。
围棋棋论中,类似论断比比皆是。它多出现在各种诗赋、序论中,为棋张目倒也情有可原。但若将“玄象”具体运用于棋局中,问题就来了。明代林应龙著《适情录》,在形式上完全仿《易》之格局。“图说”(十九至二十卷)绘有“五音谐律吕局”、“五行协历纪局”、“五位乘会数局”、“三才定位局”、“三元起例局”、“三辰加临局”等奇异图形。这些图形往往是在一个大圆内,套一方型棋盘,颇类似于古代的式盘,只不过圆盘与方盘的组合恰恰相反。各个图谱还在棋局内外标注与古代律历、阴阳、五行、术数、九宫等有关的符号,将棋局按古代四分法、五分法、八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二十四分法等分为若干部位。如“三才定位局”,分别标有“九天”(苍天、阳天、炎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变天、钧天),“八风”(焱风、滔风、熏风、巨风、凉风、飕风、厉风、寒风),“八音”(埙、笙、鼓、管、弦、磬、钟、祝)。对照一下式图中的配物,则可以发现,四时、四象、五行、五位、五音、八方、八风、八卦、九宫、九野(即“三才定位局”中的“九天”)、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基本上都是同一套符号系统。一些棋势图侧还注有“安贞吉”、“蔑贞凶”等与《易经》有关的文字,或以一图象征一爻,全图象征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
林应龙在《书〈适情录〉后》中谓“夫弈之为数,参三统两四时而能弥纶天地之道也者”。为“弥纶天地之道”而将围棋之“象”、“数”拟诸方术,难免牵强附会。《〈适情录〉后跋》便说得明白:“夫弈之为技,虽云小数,而其纵横离合,机变万状,颇与兵法相似,故张拟著经,马融做赋,至今称为美谈。……但惜末卷妄以臆见强符天地间至理,识者不无管窥蠡测之诮云尔。”
从围棋之形中引发天地之象,使之符天地之至理,即所谓道。而后以道统象,驾驭各种棋形、变化,便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
有学者作《中国文论思辩思维》,认为“思辨”(speculation)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是指脱离经验对象的纯理智的逻辑推论,是从纯粹概念中推出现实(客体)。而中国式的思辨思维是指用一个较抽象较根本、不言自明的原则(或观点)作为前提与根据,来解释说明众多较具体较次要、尚不明了的观点与现象,从而使所有这些观点与现象具有某种一致性,构成一个可以互相解释的体系或系统。他将这种中国式的思辨思维称之为“本末思辨”,“就具体的运思方式来说,本末思辨主要是采取‘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思辨。所谓‘原始要终’主要是指,通过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的考察来获取某一事物某一现象的本质或规律;‘执本驭末’则指,在‘原始要终’基础之上,将所获之本质或规律作为思辨的前提,自上而下、从抽象至具体,进行思辨统摄,把握具体现象。”?譹?訛例如,老子哲学将天地的本初状态设定为“道”,设定为天地万物产生与发展的始基与根本,此即“原始要终”。而“执本驭末”就是指以道来统帅与驾驭万事万物,如在《易传》中以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道为人道之本。
以“本末思辨”为中国式的思辨思维,这在中国古代棋论中倒也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并且,古代棋论中,道、理、象、数,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我更倾向于将它称为“玄象思维”,因为它以“形、象”为出发点,又带有相当多的直觉、模糊思维的因素。《中国文论思辩思维》谈到,与思辨思维相对的直觉思维,乃是面对现象而有所感悟,直接提出某种判断,不需要解释(即推导)也无法解释。同时,作者也承认,原始要终“更准确地说是提供一种思辩的前提与起点,它主要是一种直觉感悟”?譺?訛。而在执本驭末的思辨的过程中,也往往缺少严密的推理,而带有相当多的独断式、感觉式判断的因素。
如果说围棋的“玄象思维”与“本末思辨”有近似之处的话,它同时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些特点:综合性、模糊性与直觉、体悟。
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多具有整体、综合、模糊、直觉的特点。正像《周易》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两两相重形成象征宇宙万物的六十四卦,宇宙、世界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而“道”作为宇宙本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譻?訛。宇宙万物都是阴阳相互对立、依存、转化的结果。而五行观念强调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由此推衍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变化。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感应之中,天与人,物与我亦融为一体。
生天地万物又蕴于天地万物的“道”,微妙玄通,深不可测,“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形无象无规定性,浑然一体,人们可以以之概括一切,因而也就不可离析、不可证伪。
围棋之道,显然也具有这一特点。当中国先人以阴阳五行来诠释围棋,比之于宇宙之“象”,所谓“玄象”,围棋便成为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中国古代棋论,多追求妙造自然之境界。邓元鏸作《弈评》曰:
施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程兰如如齐楚大国,地广兵强。梁魏今如鲁灵光殿,岿然独存。黄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徐星友如白傅吟诗,老妪皆解。周东侯如急峡回澜,奇变万状,偏师驰突,是其所长。陈子仙如剑客侠士,饶有奇气。周小松如金丹九转,炉火纯青。过百龄如西楚霸王,力能扛鼎。周嬾予如百战健儿,老于步武。汪汉年如羲之染翰,挥洒自如。何■公如灵运入山,穷极幽邃。徐耀文如名医视疾,脉络分明。
这类弈评,生动形象,它诉诸人的感觉,但又失之于精确。事实上,用这套话语,既可评棋,也可评书、画、诗、文。卫夫人《笔阵图》将书法笔画分为七项:“一”、“、”、“丿”、“乙”、“丨”、“■”、“■”,并分别用如下的比拟去形容:“千里阵云”、“高峰坠石”、“陆断犀象”、“百钧齐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写“一”,并非是去画“千里阵云”,而是去体味所谓“隐隐然其实有形”。它需要凭借直觉和想象,由形而下之“形”去把握形而上之“书道”,《笔阵图》末句云:“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感物”是形而下的感应,是“心”与外物的沟通。“通灵”是形而上的追求,是对玄思妙理的把握。书之“象”也就成为玄妙之“道”了。
玄象思维所体现的综合、直觉、灵感、顿悟,是一种发散型的、创造性的思维,是对形式化确定思维的一种积极扬弃。它从个体的经验、体验出发,以人的逻辑推演能力为条件,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整体综合思维,一种高级模糊化思维。它更多地体现了东方思维的特点。中国哲学的“道”本身就是经验性的,道不远人,道不离器,目击道存,在对世界万物的体验、静观中,你就可能领悟“道”。因而中国哲学不重逻辑分析,而重直觉与体悟。“致虚静,守静笃”,致虚而守静,守静而观复,观复而见道,这种对“道”的静观体悟方式,同样是中国文人对诗、对艺术的领悟方式。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是道,是诗,有时也是棋。
二
前面我们所说的棋论中“道”的话语,在思维方式上多体现为“玄象思维”,而关于“术”的话语,则多讲求“数理”,我们姑且称之为“数理思维”。
这里的“数理思维”,不同于西方的“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指在逻辑中应用数学方法(主要是代数方法)的思想,由莱布尼兹发其端。莱布尼兹(1646—1716)企图找到一种方法,由少数基本概念通过组合得出一切概念,他强调所有概念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的原始概念,这些原始概念构成“思想的字母表”,复合概念可以由原始概念通过逻辑乘法得出。莱布尼兹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逻辑演算。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终于成功地将代数方法应用于逻辑中,建立数理逻辑,使之成为形式逻辑中的一个特殊的分支。
我们所要强调的“数理”,也不尽同于《周易》之象数。数的本意是数字、计算。《说文解字》谓:“数者,计也。”《汉书·律历志》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数即计算事物的方式。但当古人将数分出阴阳奇偶,使数与卜筮相结合,“数”便从算数事物的自然性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传达“帝”或“天”的意志的工具。春秋时代,人们依卜筮的奇偶变化来决嫌疑,定吉凶。《易传》把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与奇偶数律结合起来,使数成为一种哲学范畴。《说卦传》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数有奇偶,而配天地。天数(奇),地数(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譹?訛天地之数的变化是宇宙自然界一切变化的根源。“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教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譺?訛二篇之策相当于万物的总数。依八卦的推演引而申之,便可囊括天下万物之理。并成天地之文和定天下之象。“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③。
于是,“数”被神秘化,与“象”一起,被赋予许多象征意义。中国古人解棋,“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天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譼?訛或如林应龙,直接以易之象数推之于棋局,归根结底,体现的还是一种“玄象思维”。而我们所说的“数理思维”,更多地立足于“数”的原初意义,指计算、数的逻辑推演、变化,它更多地属于依赖于分析、推理的逻辑思维。
“玄象思维”使棋论与中国文论、艺论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而“数理思维”才是围棋思维的最独特之处,它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方面。一般认为,西方多为逻辑型思维。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他们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无限的兴趣,不倦的探索,逐步建立了从客观对象出发,通过对事物的分析、综合、思辨,由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使世界逐渐由原初的模糊走向逻辑的明晰。这种知识体系经过近代科学的充实、完善(知识日益数学化,体系日益公理化,方法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逐渐形成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以追求确定性、精确性为目标的思维传统。而中国式的综合、模糊、直觉感悟型思维,体现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而运用于对自然的探索时,则道、阴阳、五行,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不可分析,无法证明,也不可证伪,无法发展为科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那种怕走极端,追求至善至美,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意境,驱使思想家、理论家们大都向往创造那种以特定的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那种具有无限涵容量的“玄论”,总是依赖于抽象的思辨来容纳各种联系,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事物加以细致分割的考察,回避从个别推出一般时可能导致片面性的结局。试图以模糊的假定、推论来躲避经验观察的证伪。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这种洒脱务虚“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使中国人乐于保持对大自然一定程度的充满诗意的神秘感。这一切可能为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高超的思辨,但同时也遏止了中国人深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可能。“能够回答一切的方程是什么也回答不了的。”(阿玛地)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可用来解释电、地震、磁、火药等近乎一切现象,可是,它似乎又等于对一切现象都不能作出本质意义的解释。这种“无不为”的模糊认识模式,由于缺乏向精确思维模式的转化,就只能提供“无所为”的结论。?譹?訛
而在围棋的思维中,固然有直觉、模糊的因素,但它恰恰又是最需要精确的计算的。它也强调综合,但这综合又往往是建立在分析、推理基础上的。围棋,归根结底,就是关于“数”的计算、推衍的一种游戏。每一招棋的落点,都是建立在子效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短兵相接时,需要精确的算路。在选择变化时,需要判断每一种变化在势与地上的得失。终局计算胜负,也是以得地的多少为标准。围棋的复杂性,就是体现在变化的无穷无尽上。棋盘的演变过程,有一个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的轨迹。棋盘越大,变化就越多,棋势越复杂,斗智的趣味性也更浓。关于围棋的变化,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作过有趣的计算: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予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
这一段话,被收入中国古代数学文献中。可以说,围棋的变化接近于无穷大了。唐朝冯贽在《云仙杂记》中感叹:“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正因为围棋变化的复杂,“算”便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棋经十三篇》在《棋局篇》之后,将《得算篇》列为第二,强调“战未合而算者胜,得算多也。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无算也。”
在具体的行棋过程中,古代棋论在技术的层面上,多含围棋所特有的“数理”。如敦煌《碁经·势用篇》讲棋的死形与活形:“直四曲四,便是活碁。花六聚五,恒为死亡。内怀花六,外煞十一行之碁。果之聚五,取七行之子。非生非死非劫持,此名两劫之碁,行不离手。角傍曲四,局竟乃亡。两幺相连,虽么不死。”《棋经十三篇·权舆篇》论棋的纲格、布置:“权舆者,弈棋布置,务守纲格。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势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远不必乖。”棋之形,都是建立在“数”的推理之上。像立二拆三,立三拆四之类,都已成了棋之格言。施定庵《凡遇要处总诀》谓:“逼孤占地,拆三利敌角犹虚;阻渡生根,托二宜其边已固”;“隔二隔三,局定飞边行乃紧。拆三拆四,分势关腹补为良”;“并二腹中堪拆二,双单形见定敲单”;“拆三利敌虚高一,隔二攻孤慎落单”。这典型地构成了棋论中关于“术”的话语。棋之“术数”,既跟中国传统方技、术数一样,被认为通于《易》之象数。正如南宋流传的陆九渊观棋的故事。陆九渊,字子静,人称象山先生,少即好棋。传说他悟得棋局犹如河图,因而棋艺大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载: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买棋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
不解棋之人,因悟河图数而胜临安第一高手,这里显然有着某种附会。就棋艺而言,它是一种高度技艺化的艺术。弈之“数理”,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它不仅体现在数的计算上,也体现在对棋局的部分与整体、先与后、大与小、虚与实的处理上,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数的关系。所谓“宁失数子,毋失一先”,“与其恋子以求生,不如弃子以取势”,“舍小就大”等等。这需要一系列的分析、推理、判断。
今人王经伦作《围棋推理技巧》,探讨棋艺中的逻辑推理。第一章谈棋艺水平与推理技巧的关系;第二章讨论根据同一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展现构思连贯性的联言推理,确定因果关系的假言推理,同时分析双方对策的假联推理,选择最佳方案的选言推理,按照一般棋理构思的直言推理;第三章阐述根据对立同一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揭示矛盾存在的辩证推理,促成矛盾转化的辩证推理,预测矛盾发展趋势的辩证推理;第四章讨论根据系统联系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着眼全局联系的系统推理,兼顾局部、层次的系统推理;第五章为实战中推理的综合应用?譹?訛。这可以说是用形式逻辑理论研究围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但这毕竟只是代表了今人对围棋的认识。而我们的论题关注的焦点不是围棋是什么,而是围棋在古人眼中是什么,古代棋论是如何建构围棋的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古代棋论所体现的数理思维,相对于西方的形式逻辑,包括数理逻辑,又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也就是说,它的分析、推理、判断,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并没有在棋论中贯穿始终。以棋评为例,徐星友《兼山堂弈谱》被认为评棋精当,要而不繁。随意举一例:
6当10位投拆三,白不关,气机已动,当运用于无形之前。7、9亦得局面之正,11作倒垂莲当时。14不扳不断,乃用拆出,其着法始于汉年,意在破倒垂莲旧习,究非正应,宜五、五路扳为正。15若于五、五路退,黑亦局促,不能舒展。32既不能封白,多此一盖,白转干净,当34位虎,意象灵动,变法尚多。38、41皆大。34、45应法是。48见小,当二、八路长一着,争先为要。……
气机已动、意象灵动之类,乃是典型的中国艺术话语。而其对棋的具体点评,姑且不论精当与否,它的运思与言说方式,大多还是属于一种“独断”方式,论其然,但不及其所以然,缺少结论的推导过程。对比一下20世纪40年代沈子丞《清簟疏帘集》中的棋评,其差异便显而易见了。姑举一例:
白廿六如径于廿八位长,则黑如廿六位绰出,白虽得抢先于下边占据戊位,顾此时黑将己位扳,经白庚,黑辛,白壬,黑丁,白受损甚大。坐此之故,所以说白二十不如径于丁位夹击较优。设若白在丁位夹,则对于黑己位之扳,白即得癸位断,形势大可缓和。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棋论话语,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型,这就是从“道”的话语向“术”的话语的转换。这种话语的转型,也伴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玄象思维更多地被代之以数理思维。而传统的数理思维中的分析性、逻辑性,被大大强化。这同时也是一种科学话语取代艺术话语,科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的过程。在这种转换中,作为“艺”之棋也就逐渐成了一种“技”。当然,中国传统棋论,虽然偏重于“艺”与“道”,但它本质上毕竟是一种“术”,它所体现的数理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也往往是被今人忽视的,从这个角度说,它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责任编辑付国锋]
关键词:围棋;艺术;思维;玄象;数理
中国传统的知识,往往存在着两套话语,即“道”与“术”,它们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道”为“象”的玄妙化,“象”为玄妙之“道”的显现,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而“术”则更多地与“数”有关,所谓术数,虽然也是用于通天地之道,但它更注重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法则,由“象”而“形”,而“数”,更多地借助于“术”,构成了“道”之形而下之域。因而,对“数”的破解,虽然仍离不开玄象思维,但又包含着逻辑性、分析性思维,我们姑且称之为“数理思维”。这两种思维,构成了中国古代围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同时,它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中国古人常常把围棋与天地之象联系在一起。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以下班固又将“弈”与阴阳、天文、四象联系起来,首开了以《易》解棋的先河。晋代蔡洪《围棋赋》谓棋乃“秉二仪之极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远求近取,予一以贯”。梁武帝《围棋赋》称“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围棋与阴阳、八卦、天文相通,兆知天地万物之变化,方寸棋枰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围棋之“象”、“数”,被认为正与《易》相通。象是易传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指天象,又指象征。《周易·系辞上传》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设卦观象”,天象与地形、人事又是息息相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大象通于道。老子论象,“大象无形”?譹?訛,“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譺?訛。这里的所谓大象、无物之象,事实上就是道。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无论是诗、文、琴、书、画,还是各类棋戏,都与“易象”有关。“象”之具体化即为“形”。各类艺术,都涉及造形,只不过运用的媒介不同而已。“象”的抽象化、玄妙化即为“道”。当需要提升各类艺、文之地位时,各种文论、艺论无一例外地都是将艺术之“形”与天地之“象”联系在一起,使艺、文通于大象,通于道,从而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
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与《周易》象数思维可谓息息相通。中国古代强调书画同源,画以“形”显现天地之“象”。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得更为明白:“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象即卦象、爻象。立象以呈示根本法则,也就是“道”。所以书与天地相通,“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譹?訛。以阴阳为根基,以线的组合为形式的卦、爻,正构成了书法形质之祖,也是书道根本精神之所在。
在琴、书、画中,应该说琴离天地之象最远,但也被赋予了不一般的意义。东汉蔡邕《琴操》谓:“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像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像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像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像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我们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许多附会,但它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汉代经学确立了依经立义之原则,文论、艺论也被纳入这一构架中,文学成为经学之附庸,辞赋小道,亦以“经”的面目出现。原道、征圣、宗经,成为提升艺、文品格的一条基本思路。它不仅体现在各种文论、艺论中,棋戏作为“小道”,也与天地之象、之道联系起来。东汉文学家边韶作《塞赋》: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则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塞戏又称“格五”,由六博演变而来。文中的六爻、阴阳、象、中道、刚柔、乾行健、坤德顺等等,完全是用易象论棋理,这已成为古人的习惯。一旦需要确立某种棋戏的地位,古人往往都要抬出易象、天文,以壮其威,造其势,正其名。对此,在边韶之前的班固所作的《弈旨》已开了先例。而始于北周的象戏,作为中国象棋之雏形,周武帝曾为之作《象经》,并令臣子王褒作注。《象经》序曰:
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
这里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天文、地理、人事论棋,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即以“大道”提升“小道”,把游戏政治化、伦理化、玄妙化。围棋亦然。当围棋之象与天地之道联系在一起,它也就成为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了。虞集为《玄玄棋经》作序曰:“盖其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施定庵在《弈理指归续编》中赋诗曰:
移形变化孰探微,未测端倪昧所归。
参透阴阳知向背,正奇妙用本天机。
围棋成为一种玄妙之象。
围棋棋论中,类似论断比比皆是。它多出现在各种诗赋、序论中,为棋张目倒也情有可原。但若将“玄象”具体运用于棋局中,问题就来了。明代林应龙著《适情录》,在形式上完全仿《易》之格局。“图说”(十九至二十卷)绘有“五音谐律吕局”、“五行协历纪局”、“五位乘会数局”、“三才定位局”、“三元起例局”、“三辰加临局”等奇异图形。这些图形往往是在一个大圆内,套一方型棋盘,颇类似于古代的式盘,只不过圆盘与方盘的组合恰恰相反。各个图谱还在棋局内外标注与古代律历、阴阳、五行、术数、九宫等有关的符号,将棋局按古代四分法、五分法、八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二十四分法等分为若干部位。如“三才定位局”,分别标有“九天”(苍天、阳天、炎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变天、钧天),“八风”(焱风、滔风、熏风、巨风、凉风、飕风、厉风、寒风),“八音”(埙、笙、鼓、管、弦、磬、钟、祝)。对照一下式图中的配物,则可以发现,四时、四象、五行、五位、五音、八方、八风、八卦、九宫、九野(即“三才定位局”中的“九天”)、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基本上都是同一套符号系统。一些棋势图侧还注有“安贞吉”、“蔑贞凶”等与《易经》有关的文字,或以一图象征一爻,全图象征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
林应龙在《书〈适情录〉后》中谓“夫弈之为数,参三统两四时而能弥纶天地之道也者”。为“弥纶天地之道”而将围棋之“象”、“数”拟诸方术,难免牵强附会。《〈适情录〉后跋》便说得明白:“夫弈之为技,虽云小数,而其纵横离合,机变万状,颇与兵法相似,故张拟著经,马融做赋,至今称为美谈。……但惜末卷妄以臆见强符天地间至理,识者不无管窥蠡测之诮云尔。”
从围棋之形中引发天地之象,使之符天地之至理,即所谓道。而后以道统象,驾驭各种棋形、变化,便构成了一种“玄象思维”。
有学者作《中国文论思辩思维》,认为“思辨”(speculation)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是指脱离经验对象的纯理智的逻辑推论,是从纯粹概念中推出现实(客体)。而中国式的思辨思维是指用一个较抽象较根本、不言自明的原则(或观点)作为前提与根据,来解释说明众多较具体较次要、尚不明了的观点与现象,从而使所有这些观点与现象具有某种一致性,构成一个可以互相解释的体系或系统。他将这种中国式的思辨思维称之为“本末思辨”,“就具体的运思方式来说,本末思辨主要是采取‘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思辨。所谓‘原始要终’主要是指,通过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的考察来获取某一事物某一现象的本质或规律;‘执本驭末’则指,在‘原始要终’基础之上,将所获之本质或规律作为思辨的前提,自上而下、从抽象至具体,进行思辨统摄,把握具体现象。”?譹?訛例如,老子哲学将天地的本初状态设定为“道”,设定为天地万物产生与发展的始基与根本,此即“原始要终”。而“执本驭末”就是指以道来统帅与驾驭万事万物,如在《易传》中以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道为人道之本。
以“本末思辨”为中国式的思辨思维,这在中国古代棋论中倒也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并且,古代棋论中,道、理、象、数,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我更倾向于将它称为“玄象思维”,因为它以“形、象”为出发点,又带有相当多的直觉、模糊思维的因素。《中国文论思辩思维》谈到,与思辨思维相对的直觉思维,乃是面对现象而有所感悟,直接提出某种判断,不需要解释(即推导)也无法解释。同时,作者也承认,原始要终“更准确地说是提供一种思辩的前提与起点,它主要是一种直觉感悟”?譺?訛。而在执本驭末的思辨的过程中,也往往缺少严密的推理,而带有相当多的独断式、感觉式判断的因素。
如果说围棋的“玄象思维”与“本末思辨”有近似之处的话,它同时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些特点:综合性、模糊性与直觉、体悟。
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多具有整体、综合、模糊、直觉的特点。正像《周易》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两两相重形成象征宇宙万物的六十四卦,宇宙、世界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而“道”作为宇宙本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譻?訛。宇宙万物都是阴阳相互对立、依存、转化的结果。而五行观念强调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由此推衍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变化。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感应之中,天与人,物与我亦融为一体。
生天地万物又蕴于天地万物的“道”,微妙玄通,深不可测,“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形无象无规定性,浑然一体,人们可以以之概括一切,因而也就不可离析、不可证伪。
围棋之道,显然也具有这一特点。当中国先人以阴阳五行来诠释围棋,比之于宇宙之“象”,所谓“玄象”,围棋便成为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中国古代棋论,多追求妙造自然之境界。邓元鏸作《弈评》曰:
施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程兰如如齐楚大国,地广兵强。梁魏今如鲁灵光殿,岿然独存。黄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徐星友如白傅吟诗,老妪皆解。周东侯如急峡回澜,奇变万状,偏师驰突,是其所长。陈子仙如剑客侠士,饶有奇气。周小松如金丹九转,炉火纯青。过百龄如西楚霸王,力能扛鼎。周嬾予如百战健儿,老于步武。汪汉年如羲之染翰,挥洒自如。何■公如灵运入山,穷极幽邃。徐耀文如名医视疾,脉络分明。
这类弈评,生动形象,它诉诸人的感觉,但又失之于精确。事实上,用这套话语,既可评棋,也可评书、画、诗、文。卫夫人《笔阵图》将书法笔画分为七项:“一”、“、”、“丿”、“乙”、“丨”、“■”、“■”,并分别用如下的比拟去形容:“千里阵云”、“高峰坠石”、“陆断犀象”、“百钧齐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写“一”,并非是去画“千里阵云”,而是去体味所谓“隐隐然其实有形”。它需要凭借直觉和想象,由形而下之“形”去把握形而上之“书道”,《笔阵图》末句云:“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感物”是形而下的感应,是“心”与外物的沟通。“通灵”是形而上的追求,是对玄思妙理的把握。书之“象”也就成为玄妙之“道”了。
玄象思维所体现的综合、直觉、灵感、顿悟,是一种发散型的、创造性的思维,是对形式化确定思维的一种积极扬弃。它从个体的经验、体验出发,以人的逻辑推演能力为条件,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整体综合思维,一种高级模糊化思维。它更多地体现了东方思维的特点。中国哲学的“道”本身就是经验性的,道不远人,道不离器,目击道存,在对世界万物的体验、静观中,你就可能领悟“道”。因而中国哲学不重逻辑分析,而重直觉与体悟。“致虚静,守静笃”,致虚而守静,守静而观复,观复而见道,这种对“道”的静观体悟方式,同样是中国文人对诗、对艺术的领悟方式。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是道,是诗,有时也是棋。
二
前面我们所说的棋论中“道”的话语,在思维方式上多体现为“玄象思维”,而关于“术”的话语,则多讲求“数理”,我们姑且称之为“数理思维”。
这里的“数理思维”,不同于西方的“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指在逻辑中应用数学方法(主要是代数方法)的思想,由莱布尼兹发其端。莱布尼兹(1646—1716)企图找到一种方法,由少数基本概念通过组合得出一切概念,他强调所有概念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的原始概念,这些原始概念构成“思想的字母表”,复合概念可以由原始概念通过逻辑乘法得出。莱布尼兹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逻辑演算。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终于成功地将代数方法应用于逻辑中,建立数理逻辑,使之成为形式逻辑中的一个特殊的分支。
我们所要强调的“数理”,也不尽同于《周易》之象数。数的本意是数字、计算。《说文解字》谓:“数者,计也。”《汉书·律历志》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数即计算事物的方式。但当古人将数分出阴阳奇偶,使数与卜筮相结合,“数”便从算数事物的自然性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传达“帝”或“天”的意志的工具。春秋时代,人们依卜筮的奇偶变化来决嫌疑,定吉凶。《易传》把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与奇偶数律结合起来,使数成为一种哲学范畴。《说卦传》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数有奇偶,而配天地。天数(奇),地数(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譹?訛天地之数的变化是宇宙自然界一切变化的根源。“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教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譺?訛二篇之策相当于万物的总数。依八卦的推演引而申之,便可囊括天下万物之理。并成天地之文和定天下之象。“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③。
于是,“数”被神秘化,与“象”一起,被赋予许多象征意义。中国古人解棋,“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天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譼?訛或如林应龙,直接以易之象数推之于棋局,归根结底,体现的还是一种“玄象思维”。而我们所说的“数理思维”,更多地立足于“数”的原初意义,指计算、数的逻辑推演、变化,它更多地属于依赖于分析、推理的逻辑思维。
“玄象思维”使棋论与中国文论、艺论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而“数理思维”才是围棋思维的最独特之处,它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方面。一般认为,西方多为逻辑型思维。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他们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无限的兴趣,不倦的探索,逐步建立了从客观对象出发,通过对事物的分析、综合、思辨,由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使世界逐渐由原初的模糊走向逻辑的明晰。这种知识体系经过近代科学的充实、完善(知识日益数学化,体系日益公理化,方法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逐渐形成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以追求确定性、精确性为目标的思维传统。而中国式的综合、模糊、直觉感悟型思维,体现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而运用于对自然的探索时,则道、阴阳、五行,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不可分析,无法证明,也不可证伪,无法发展为科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那种怕走极端,追求至善至美,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意境,驱使思想家、理论家们大都向往创造那种以特定的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那种具有无限涵容量的“玄论”,总是依赖于抽象的思辨来容纳各种联系,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事物加以细致分割的考察,回避从个别推出一般时可能导致片面性的结局。试图以模糊的假定、推论来躲避经验观察的证伪。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这种洒脱务虚“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使中国人乐于保持对大自然一定程度的充满诗意的神秘感。这一切可能为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高超的思辨,但同时也遏止了中国人深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可能。“能够回答一切的方程是什么也回答不了的。”(阿玛地)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可用来解释电、地震、磁、火药等近乎一切现象,可是,它似乎又等于对一切现象都不能作出本质意义的解释。这种“无不为”的模糊认识模式,由于缺乏向精确思维模式的转化,就只能提供“无所为”的结论。?譹?訛
而在围棋的思维中,固然有直觉、模糊的因素,但它恰恰又是最需要精确的计算的。它也强调综合,但这综合又往往是建立在分析、推理基础上的。围棋,归根结底,就是关于“数”的计算、推衍的一种游戏。每一招棋的落点,都是建立在子效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短兵相接时,需要精确的算路。在选择变化时,需要判断每一种变化在势与地上的得失。终局计算胜负,也是以得地的多少为标准。围棋的复杂性,就是体现在变化的无穷无尽上。棋盘的演变过程,有一个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的轨迹。棋盘越大,变化就越多,棋势越复杂,斗智的趣味性也更浓。关于围棋的变化,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作过有趣的计算: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予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
这一段话,被收入中国古代数学文献中。可以说,围棋的变化接近于无穷大了。唐朝冯贽在《云仙杂记》中感叹:“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正因为围棋变化的复杂,“算”便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棋经十三篇》在《棋局篇》之后,将《得算篇》列为第二,强调“战未合而算者胜,得算多也。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无算也。”
在具体的行棋过程中,古代棋论在技术的层面上,多含围棋所特有的“数理”。如敦煌《碁经·势用篇》讲棋的死形与活形:“直四曲四,便是活碁。花六聚五,恒为死亡。内怀花六,外煞十一行之碁。果之聚五,取七行之子。非生非死非劫持,此名两劫之碁,行不离手。角傍曲四,局竟乃亡。两幺相连,虽么不死。”《棋经十三篇·权舆篇》论棋的纲格、布置:“权舆者,弈棋布置,务守纲格。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势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远不必乖。”棋之形,都是建立在“数”的推理之上。像立二拆三,立三拆四之类,都已成了棋之格言。施定庵《凡遇要处总诀》谓:“逼孤占地,拆三利敌角犹虚;阻渡生根,托二宜其边已固”;“隔二隔三,局定飞边行乃紧。拆三拆四,分势关腹补为良”;“并二腹中堪拆二,双单形见定敲单”;“拆三利敌虚高一,隔二攻孤慎落单”。这典型地构成了棋论中关于“术”的话语。棋之“术数”,既跟中国传统方技、术数一样,被认为通于《易》之象数。正如南宋流传的陆九渊观棋的故事。陆九渊,字子静,人称象山先生,少即好棋。传说他悟得棋局犹如河图,因而棋艺大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载: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买棋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
不解棋之人,因悟河图数而胜临安第一高手,这里显然有着某种附会。就棋艺而言,它是一种高度技艺化的艺术。弈之“数理”,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它不仅体现在数的计算上,也体现在对棋局的部分与整体、先与后、大与小、虚与实的处理上,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数的关系。所谓“宁失数子,毋失一先”,“与其恋子以求生,不如弃子以取势”,“舍小就大”等等。这需要一系列的分析、推理、判断。
今人王经伦作《围棋推理技巧》,探讨棋艺中的逻辑推理。第一章谈棋艺水平与推理技巧的关系;第二章讨论根据同一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展现构思连贯性的联言推理,确定因果关系的假言推理,同时分析双方对策的假联推理,选择最佳方案的选言推理,按照一般棋理构思的直言推理;第三章阐述根据对立同一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揭示矛盾存在的辩证推理,促成矛盾转化的辩证推理,预测矛盾发展趋势的辩证推理;第四章讨论根据系统联系律而进行的推理,包括着眼全局联系的系统推理,兼顾局部、层次的系统推理;第五章为实战中推理的综合应用?譹?訛。这可以说是用形式逻辑理论研究围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但这毕竟只是代表了今人对围棋的认识。而我们的论题关注的焦点不是围棋是什么,而是围棋在古人眼中是什么,古代棋论是如何建构围棋的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古代棋论所体现的数理思维,相对于西方的形式逻辑,包括数理逻辑,又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也就是说,它的分析、推理、判断,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并没有在棋论中贯穿始终。以棋评为例,徐星友《兼山堂弈谱》被认为评棋精当,要而不繁。随意举一例:
6当10位投拆三,白不关,气机已动,当运用于无形之前。7、9亦得局面之正,11作倒垂莲当时。14不扳不断,乃用拆出,其着法始于汉年,意在破倒垂莲旧习,究非正应,宜五、五路扳为正。15若于五、五路退,黑亦局促,不能舒展。32既不能封白,多此一盖,白转干净,当34位虎,意象灵动,变法尚多。38、41皆大。34、45应法是。48见小,当二、八路长一着,争先为要。……
气机已动、意象灵动之类,乃是典型的中国艺术话语。而其对棋的具体点评,姑且不论精当与否,它的运思与言说方式,大多还是属于一种“独断”方式,论其然,但不及其所以然,缺少结论的推导过程。对比一下20世纪40年代沈子丞《清簟疏帘集》中的棋评,其差异便显而易见了。姑举一例:
白廿六如径于廿八位长,则黑如廿六位绰出,白虽得抢先于下边占据戊位,顾此时黑将己位扳,经白庚,黑辛,白壬,黑丁,白受损甚大。坐此之故,所以说白二十不如径于丁位夹击较优。设若白在丁位夹,则对于黑己位之扳,白即得癸位断,形势大可缓和。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棋论话语,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型,这就是从“道”的话语向“术”的话语的转换。这种话语的转型,也伴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玄象思维更多地被代之以数理思维。而传统的数理思维中的分析性、逻辑性,被大大强化。这同时也是一种科学话语取代艺术话语,科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的过程。在这种转换中,作为“艺”之棋也就逐渐成了一种“技”。当然,中国传统棋论,虽然偏重于“艺”与“道”,但它本质上毕竟是一种“术”,它所体现的数理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也往往是被今人忽视的,从这个角度说,它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责任编辑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