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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凶，这么快，这就是现代。”这是阿来在《空山》中借助流浪诗人之口唱出的时代的声音。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正如德国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指出的一样，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技、信息等的进步，世界进入了一个“加速”时代。而罗萨在中国旅行两周后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如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得如此剧烈。高度现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种独一无二的效率和竞争压力所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的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一样。”（哈特穆特·罗萨：《在速度帝国》，《哲学杂志》2018年第2期）无疑，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加速社会”。而这种“加速社会”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科技和信息强国，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更新摧枯拉朽般不可抵制。
巧合的是，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议的“70后”作家群，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在年龄结构上，他们已经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最小的接近四十岁，最大的年近半百，可以说，他们已经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阶段。事实上，近年来，他们也以较为丰厚的创作数量、较高的创作水平，书写着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时代经验、审美追求和艺术梦想。徐则臣、葛亮、鲁敏、乔叶、李师江、梁鸿、付秀莹、魏微、李修文、王十月、盛可以、朱山坡、田耳、石一枫、叶炜、冯唐、东君、路内、张忌、金仁顺、朱文颖、李浩、弋舟、阿乙、哲贵等一大批“70后”作家都有长、中、短篇小说问世，并得到学界的较大关注和认可。他们的创作也无不打上了“改革开放”最为直接和鲜活的烙印。改革开放初期和1990年代，正是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们的童年经验和人生禀赋也许在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正是因为较为良好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经济条件，大多数“70后”作家在青年时代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正统教育，进入新世纪，则是他们接受文学洗练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实际上，在世纪之交，卫慧、棉棉等“70后”作家就以一种“异样”的方式引起文坛极大的关注，但那种倾向于身体写作、女性写作或追寻市场化的写作方式仅是昙花一现。而“70后”作家的集中发力则是在近十至十五年间。近五年来，更是每年都有多部“70后”作家创作的作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然而，评论界在认可“70后”作家创作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70后”作家未来的期待，换句话说，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并没有达到评论家们的预期，或者说没有达成评论家心目中对“70后”作家要求的辨识度或区分度。在《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针对“70后”作家及其创作的“专题批评”中，评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70后”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焦虑和担忧，仅从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刘艳的《“70后”作家离经典化有多远？》认为“70后”作家及其创作距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一定距离;李遇春的《“70后”：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认为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还很难被文学史接受;郭洪雷《“70后”作家的命数及其他》认为“70后”作家面临诸种尴尬的命运……“夹缝中生存”“艰难中突围”“中间代”“过渡的一代”等这些话语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创作上。整体而言，“70后”作家从早期的不被关注到被关注后的“被焦虑”，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过像“50后”“60后”乃至“80后”作家那样被充分认可的待遇。那么，“70后”作家何以面临这样的命运，他们能否摆脱这些现实问题，从而实现自我突围和超越呢？这种自我突围与超越的可能性和限度又有哪些？這些都是当下“70后”作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加速社会”中“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及其创作走向
为何“70后”作家的当下创作令评论界产生焦虑？为何“70后”作家迟迟不能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引领潮流的“扛鼎之作”？或许可以先从“70后”作家们整体的成长环境说起。时代背景、童年经验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家张炜在一次对谈中就曾说过：“一个作家的禀赋、性格、创作风格，也许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变化总能在他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影子。”此外，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人的记忆一般要在五岁左右才真正开始，作家对自我成长环境的印记也要在五岁左右才能真正形成，五岁之前的记忆虽然也对作家产生影响，但那种影响大都是无意识的，至少那时的成长环境在作家的记忆中基本处于模糊状态。那么，按照张炜的说法和“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一方面，“70后”作家有着什么样的童年经历，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则是必须要首先挖掘和分析的;另一方面，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作家面临怎样的文学环境也是必须要说明的。
假使从1970年出生的作家算起，五岁时的他们面临的也是“文革”的临近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即将执行。也就是说，“70后”作家基本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排名来看，就可以看出发展变化的速度是多么惊人。如果说哈特穆特·罗萨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由科技和工业引领的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定义为“加速社会”，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任务”，则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加速”更为急剧、猛烈。在这种“加速社会”当中，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使得“70后”作家不曾有过“50后”“60后”作家那种物质极端匮乏的经历;观念的更新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得“70后”作家也避免了“50后”甚至部分“60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他们没有经历过下放，甚至在开始有了记忆之后，也没有见证过父辈们下放的经历;改革开放后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政策的落实，使得“70后”作家大都经历过较为系统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由此可能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充足的知识储备。如果说表面上看，改革开放的推广和市场经济政策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即物质的极大丰富上，那么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更多表现出的是走向个体化和原子化状态。“70后”作家有着相对优良的成长环境，人生中大多不曾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没有见证过民族灾难。如果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以生活为底本，这就使得“70后”作家很难写出那种“史诗性”的、引起民族集体共鸣的鸿篇巨作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70后”作家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常叙事或个体化叙事。近年来，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鲁敏的《奔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等小说无不如此。作家们对当下多样的、烦琐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样态予以呈现，表现出当下时代人们细碎的心灵体验，感悟着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让当下人们无法产生集体的共鸣，表现着“加速社会”背景下过分注重物质利益而使得人性变得浮躁、焦虑甚至异化。《奔月》中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出逃一方面展现的是人性中逃离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出主人公满足自我体验的自私追求;《梁光正的光》对父亲内在心灵需求的揭示反映出作者观察生活之细致。纵使偶尔有部分作家依靠家族记忆或书本资料等写出了历史题材或“长河式”小说，但由于缺乏个人切身经历，很难写出或超越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阿来的《尘埃落定》式的“史诗级”作品。从这一意义而言，我认为“70后”作家不是像部分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不具有开拓性，也不是他们没有先锋意识或家国情怀，而是时代的使然和作家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和自我经历。甚至很多评论家预言也许“70后”作家是大器晚成的一代，认为他们可能在未来会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来，但这也只是评论家对“70后”作家的“理想”而已，实现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实际上，那些真正致力于文学追求的年近半百的“70后”作家群体进行创作时，哪一个不是用尽浑身解数呢？哪一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艺术的感悟挖掘殆尽呢？相对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70后”作家们，又有几位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也写不出陈忠实、张炜、阿来式的“史诗级”作品呢？笔者不能断言“70后”作家未来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状态就是“70后”作家所能呈现的最好状态，换句话说，这就是“70后”作家该有的状态。 相比较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加速社会”而言，“70后”作家所面临的文学创作环境也是他们形成当下创作样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活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陆离、生活荒诞远远超出小说荒诞的时代，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这是作家必须追问和思索的当代性课题。”（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70后”作家创作的发力最早要追溯到新世纪之后，甚至他们的集中发力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前后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向前看，“70后”作家不仅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没有赶上，没有经历过文学被朝圣的时代，也不曾体验那时被仰慕的文学家的心灵，没有赶上以“50后”作家为代表的伤痕、反思体验以及寻根情怀，也没有赶上以“60后”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或“新潮”体验，甚至连1990年代文学回归自我本位的状态也不曾真正切身感受过，那种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文学在“70后”作家开始大量创作时也已经走向落潮。他们一现身，面临的不是思潮流派的持续更迭，也不是文学极具社会价值的时代，而是文学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呈现的边缘化状态，或者部分批评家所认为的文学该有的状态。正因为如此，“70后”作家既创作不出具有较多社会价值和意义的作品，也无法引起社会普遍的共鸣。向后看，当“70后”作家们还在对乡村和城市的书写间徘徊时，还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挣扎时，还在追求文学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犹疑时，“80后”甚至“90后”作家纷纷以各种新颖的样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甚至依托其别样的风格和市场化效应，其风头大有掩盖“70后”作家之势。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叙事和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通俗文学的诞生极大地抢占了文学的受众，使得“70后”作家们处于批评家所言的极为尴尬的状态。这时的“70后”作家既写不出“50后”“60后”作家的“史诗性”“民族性”的作品，又不能像“80后”“90后”作家那样抢占市场先机，“70后”作家们俨然成了价值作用不凸显的，由“50后”“60后”向“80后”“90后”“过渡”的孤独者。或许这就是“70后”作家无法得到批评家认可的最大的原因之一。但是，纵使是“过渡”的一代，如果没有“70后”的承前启后，也不会有“80后”那么干脆的断裂，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代作家有每一代的使命和责任，“70后”作家承担了属于自己的职责，也写出了属于时代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在各种主流话语面前显得没有那么沉重或高昂。
此外，在当代文学史的维度上，“70后”作家同样不能得到文学史主流话语的认可。“‘70后’文学如何入史，这是一个尴尬的难题。”（李遇春：《“70后”：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进入文学史的前提是作家及其作品要经受住“经典”的考验，而从传统上对“经典”的定义而言，走向个体化、日常叙事的“70后”写作无法与“50后”“60后”作家创作的思想性、深刻性、史詩性和民族性相比;而从当下文学创作热潮来看，“70后”作家的创作又缺乏“80后”“90后”作家的先锋意识和抢占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经典”的道路上，“70后”作家既无法超越前辈作家，又被后辈作家所超越。这样，按照当下的经典判断标准和文学史话语，“70后”作家处于全面败落的样态。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是时代的使然，也有“70后”作家自身的责任;另一方面，评论家的苛刻要求以及在经典和文学史认知上的话语霸权也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70后”作家如何走出困境
“70后”作家真的只能这样了吗？难道他们注定只能成为“过渡”的一代，而无法完成对自我和他人的超越吗？究竟什么才是“70后”作家独有的经验，他们在未来冲出重围的可能路径有哪些？一代作家，按照当前的审美标准和创新性要求，要想得到普遍认可，必须写出这一代独有的时代体验、审美追求和内在人性。近年来，谢有顺、张丽军、刘艳、郭洪雷、李遇春等多位“70后”批评家都对“70后”作家给予高度关注。一方面，他们对当下“70后”的创作予以批评和审视;另一方面，也对“70后”作家的创作存有担忧甚至焦虑，心中寄托着对“70后”作家的厚望。那么，面对评论家们的担忧，以及时代和成长环境的局限，“70后”作家还能从哪些层面取得突破进而走出相对尴尬的困境呢？笔者认为，首先，改革开放摧枯拉朽的进程，使得中国外在的城乡，内在的伦理、文化、人性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70后”作家作为能够亲眼看见这一变化的最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童年经验几乎全部包含在这种变化之下，使得他们成为书写这一变化最为恰当的作家群体;其次，作为第一代较为完整接受系统教育的作家群体，知识分子书写应当成为“70后”作家最具优势的书写空间;再次，改革开放的执行，“70后”作家成为第一代可以较早走出国门的群体，这就使得他们可以集中并率先写出更具世界视野的作品来。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中国尚处于“旧的伦理文化正在崩溃，而新的伦理文化还没有形成”（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的阶段。虽然“50后”“60后”作家也以不同方式书写着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城乡、伦理变迁，但他们多站在乡村启蒙和城市批判的角度进行书写，缺乏对当下城乡变迁第一线的集中描绘，反而“70后”作家可以凭借童年经验和知识背景写出属于自我内心深处的中国城乡变迁史，他们对自我成长经历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改革变迁的书写。一方面，随着科技和信息化程度的加强，当下中国乡村和城市变迁的速度是惊人的，要想真正抓住这种变迁的内在肌理，需要作家具有观察甚至跟踪现实的能力。从体力和精力的角度来讲，正值当年的“70后”作家，对于这一深刻变迁的书写或许是最具有优势的。“50后”“60后”作家随着年龄的增加、精力的衰退甚至观念的固化，必然会降低他们跟踪现实的能力并减退由现实引发的创作激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下“50后”“60后”持续的创作产出和高质量的作品问世，并没有产生衰退的迹象也不是少数。但这并不影响“70后”作家在这一创作主题上对他们的超越，或者从理论上讲，“70后”作家应该承担起这一重任。实际上，近年来，“70后”作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付秀莹的《陌上》、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都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思考。《陌上》中寄予了作者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乡土中国三部曲”则致力于展现乡土中国百年来的深刻变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梁鸿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并表现了中国当下乡村衰败的现实肌理和内在隐忧。“梁鸿叙述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是觑看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面镜像。”（引同上）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成为“70后”作家冲出突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展现出这一代作家在观察生活、深入生活方面的用力之深。 近年来，知识分子书写越来越成为作家们关注的对象。近期“60后”作家李洱的鸿篇巨制《应物兄》甫一发表，就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2014年“50后”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也曾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但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在精神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不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当下的知识分子书写仍旧略显不足。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作为第一代较为集中接受系统教育的作家，在未来也最有可能成为大量写出知识分子题材、高校题材作品的作家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知先觉者，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思想和价值观的走向，同时，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张，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绝大多数“70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成员之一，理应关注并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在创作中能将知识分子自我经历、见闻和心灵变迁融入“加速社会”中来，也许能够发现更为广阔的书写天地。但就当下而言，虽然如身居高校多年的叶炜等“70后”作家等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尝试，但还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此外，正是因为“70后”作家自身具有知识分子的底素，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系统的知识储备，如何充分调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为当下创作服务，也是“70后”作家需要认真考虑的。正如近年来，魏微、付秀莹、弋舟等在作品中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样，“他们面对物质与商业的情感态度，面对古典文化的体悟与理解，面对自我时的批判和内省，包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转化，极大地扩展了这一代人的情感书写疆域，也为他们的写作建构起了新的行情风格。”（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可以说，这是“70后”作家利用自我优势突围的重要体现。
作家要写出属于一代人的经典作品，除了要抓取一代人的独特经验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怀。“70后”作家作为没有“文革”创伤体验并完整经历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同时作为接受系统教育的第一代，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老一辈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营养，但大多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经验。当然，所谓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视野，并不是有了海外经历就可以写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品，而是在全球化和急剧变迁的时代，只有在充分了解世界大势和文学走势的前提下，才能写出既饱含中国经验又兼具“世界性”视野的文学作品来，才能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就是一部近年来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体现“世界性”视野的长篇佳作，体现了主人公“到世界去”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国当下文学“走出去”方面，“50后”“60后”作家虽然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天然的局限，仍旧不太理想，而“80后”“90后”的写作相对较为轻盈，又很难得到国外的高度认可，这样，也许“70后”作家的“世界性”视野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许能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贡献独到的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不论是对城乡、伦理变迁的书写，还是对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度挖掘，抑或是作品中体现出的“世界性”视野，都需要“70后”作家来进行实际思考和操作，也许他们已经考虑从这些方面进行努力。不论如何，在当下的主流话语面前，“70后”作家要想冲出突围，进而摆脱尴尬的局面，必须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怀有敢于断裂的心态，如果只沿着当下所具有的写作惯性慢慢滑行，也许真的会成为“过渡”的一代。
一出场就面临文学边缘化的“70后”作家一代，也许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过于沉重。就当下评论界对他们的过高要求而言，也稍显苛刻。我们不能把这种摆脱“边缘化”的重任全部放在“70后”作家身上，也不能把当下文学缺乏社会效应的责任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更不要把当前严肃文学的不景气样态全部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就当下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学书写的个体性、多维度而言，任何作家都很难甚至无法写出让所有受众普遍认可的文学作品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明确也使得作家們只能将触角伸向较为单一或专业的领域，这是时代的使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换句话说，“‘70后’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刘艳：《“70后”创作与批评的尴尬及突破》，《长江丛刊》2018年11月上旬刊）如何确定属于这一代的“历史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是“70后”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难题以及当下“70后”作家创作呈现的个体化状态，评论家们的集体焦虑很难解除。当下“70后”作家也不可能为了解除评论家的这些焦虑而集中起来按照评论家指出的道路进行创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70后”作家和评论家进行交流、对话的必要性。相对于对“50后”“60后”作家的关切程度而言，批评家应当更多地关注“70后”作家的创作，给予“70后”作家更多的关注和批评。“70后”作家当下确实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困境，这种困境也许不是一时能解决的，但是有担当的“70后”作家们，不论是否按照评论家们指出的道路进行开掘，都必须给予回应，才能在急剧变迁的“加速社会”中不被淘汰和淹没，进而唱出属于这一代的最强音。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正如德国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指出的一样，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技、信息等的进步，世界进入了一个“加速”时代。而罗萨在中国旅行两周后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如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得如此剧烈。高度现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种独一无二的效率和竞争压力所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的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一样。”（哈特穆特·罗萨：《在速度帝国》，《哲学杂志》2018年第2期）无疑，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加速社会”。而这种“加速社会”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科技和信息强国，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更新摧枯拉朽般不可抵制。
巧合的是，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议的“70后”作家群，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在年龄结构上，他们已经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最小的接近四十岁，最大的年近半百，可以说，他们已经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阶段。事实上，近年来，他们也以较为丰厚的创作数量、较高的创作水平，书写着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时代经验、审美追求和艺术梦想。徐则臣、葛亮、鲁敏、乔叶、李师江、梁鸿、付秀莹、魏微、李修文、王十月、盛可以、朱山坡、田耳、石一枫、叶炜、冯唐、东君、路内、张忌、金仁顺、朱文颖、李浩、弋舟、阿乙、哲贵等一大批“70后”作家都有长、中、短篇小说问世，并得到学界的较大关注和认可。他们的创作也无不打上了“改革开放”最为直接和鲜活的烙印。改革开放初期和1990年代，正是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们的童年经验和人生禀赋也许在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正是因为较为良好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经济条件，大多数“70后”作家在青年时代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正统教育，进入新世纪，则是他们接受文学洗练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实际上，在世纪之交，卫慧、棉棉等“70后”作家就以一种“异样”的方式引起文坛极大的关注，但那种倾向于身体写作、女性写作或追寻市场化的写作方式仅是昙花一现。而“70后”作家的集中发力则是在近十至十五年间。近五年来，更是每年都有多部“70后”作家创作的作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然而，评论界在认可“70后”作家创作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70后”作家未来的期待，换句话说，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并没有达到评论家们的预期，或者说没有达成评论家心目中对“70后”作家要求的辨识度或区分度。在《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针对“70后”作家及其创作的“专题批评”中，评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70后”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焦虑和担忧，仅从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刘艳的《“70后”作家离经典化有多远？》认为“70后”作家及其创作距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一定距离;李遇春的《“70后”：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认为当下“70后”作家的创作还很难被文学史接受;郭洪雷《“70后”作家的命数及其他》认为“70后”作家面临诸种尴尬的命运……“夹缝中生存”“艰难中突围”“中间代”“过渡的一代”等这些话语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创作上。整体而言，“70后”作家从早期的不被关注到被关注后的“被焦虑”，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过像“50后”“60后”乃至“80后”作家那样被充分认可的待遇。那么，“70后”作家何以面临这样的命运，他们能否摆脱这些现实问题，从而实现自我突围和超越呢？这种自我突围与超越的可能性和限度又有哪些？這些都是当下“70后”作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加速社会”中“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及其创作走向
为何“70后”作家的当下创作令评论界产生焦虑？为何“70后”作家迟迟不能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引领潮流的“扛鼎之作”？或许可以先从“70后”作家们整体的成长环境说起。时代背景、童年经验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家张炜在一次对谈中就曾说过：“一个作家的禀赋、性格、创作风格，也许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变化总能在他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影子。”此外，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人的记忆一般要在五岁左右才真正开始，作家对自我成长环境的印记也要在五岁左右才能真正形成，五岁之前的记忆虽然也对作家产生影响，但那种影响大都是无意识的，至少那时的成长环境在作家的记忆中基本处于模糊状态。那么，按照张炜的说法和“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一方面，“70后”作家有着什么样的童年经历，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则是必须要首先挖掘和分析的;另一方面，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作家面临怎样的文学环境也是必须要说明的。
假使从1970年出生的作家算起，五岁时的他们面临的也是“文革”的临近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即将执行。也就是说，“70后”作家基本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排名来看，就可以看出发展变化的速度是多么惊人。如果说哈特穆特·罗萨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由科技和工业引领的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定义为“加速社会”，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任务”，则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加速”更为急剧、猛烈。在这种“加速社会”当中，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使得“70后”作家不曾有过“50后”“60后”作家那种物质极端匮乏的经历;观念的更新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得“70后”作家也避免了“50后”甚至部分“60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他们没有经历过下放，甚至在开始有了记忆之后，也没有见证过父辈们下放的经历;改革开放后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政策的落实，使得“70后”作家大都经历过较为系统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由此可能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充足的知识储备。如果说表面上看，改革开放的推广和市场经济政策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即物质的极大丰富上，那么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更多表现出的是走向个体化和原子化状态。“70后”作家有着相对优良的成长环境，人生中大多不曾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没有见证过民族灾难。如果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以生活为底本，这就使得“70后”作家很难写出那种“史诗性”的、引起民族集体共鸣的鸿篇巨作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70后”作家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常叙事或个体化叙事。近年来，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鲁敏的《奔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等小说无不如此。作家们对当下多样的、烦琐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样态予以呈现，表现出当下时代人们细碎的心灵体验，感悟着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让当下人们无法产生集体的共鸣，表现着“加速社会”背景下过分注重物质利益而使得人性变得浮躁、焦虑甚至异化。《奔月》中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出逃一方面展现的是人性中逃离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出主人公满足自我体验的自私追求;《梁光正的光》对父亲内在心灵需求的揭示反映出作者观察生活之细致。纵使偶尔有部分作家依靠家族记忆或书本资料等写出了历史题材或“长河式”小说，但由于缺乏个人切身经历，很难写出或超越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阿来的《尘埃落定》式的“史诗级”作品。从这一意义而言，我认为“70后”作家不是像部分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不具有开拓性，也不是他们没有先锋意识或家国情怀，而是时代的使然和作家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和自我经历。甚至很多评论家预言也许“70后”作家是大器晚成的一代，认为他们可能在未来会创作出评论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来，但这也只是评论家对“70后”作家的“理想”而已，实现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实际上，那些真正致力于文学追求的年近半百的“70后”作家群体进行创作时，哪一个不是用尽浑身解数呢？哪一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艺术的感悟挖掘殆尽呢？相对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70后”作家们，又有几位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也写不出陈忠实、张炜、阿来式的“史诗级”作品呢？笔者不能断言“70后”作家未来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状态就是“70后”作家所能呈现的最好状态，换句话说，这就是“70后”作家该有的状态。 相比较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加速社会”而言，“70后”作家所面临的文学创作环境也是他们形成当下创作样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活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陆离、生活荒诞远远超出小说荒诞的时代，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这是作家必须追问和思索的当代性课题。”（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70后”作家创作的发力最早要追溯到新世纪之后，甚至他们的集中发力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前后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向前看，“70后”作家不仅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没有赶上，没有经历过文学被朝圣的时代，也不曾体验那时被仰慕的文学家的心灵，没有赶上以“50后”作家为代表的伤痕、反思体验以及寻根情怀，也没有赶上以“60后”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或“新潮”体验，甚至连1990年代文学回归自我本位的状态也不曾真正切身感受过，那种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文学在“70后”作家开始大量创作时也已经走向落潮。他们一现身，面临的不是思潮流派的持续更迭，也不是文学极具社会价值的时代，而是文学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呈现的边缘化状态，或者部分批评家所认为的文学该有的状态。正因为如此，“70后”作家既创作不出具有较多社会价值和意义的作品，也无法引起社会普遍的共鸣。向后看，当“70后”作家们还在对乡村和城市的书写间徘徊时，还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挣扎时，还在追求文学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犹疑时，“80后”甚至“90后”作家纷纷以各种新颖的样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甚至依托其别样的风格和市场化效应，其风头大有掩盖“70后”作家之势。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叙事和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通俗文学的诞生极大地抢占了文学的受众，使得“70后”作家们处于批评家所言的极为尴尬的状态。这时的“70后”作家既写不出“50后”“60后”作家的“史诗性”“民族性”的作品，又不能像“80后”“90后”作家那样抢占市场先机，“70后”作家们俨然成了价值作用不凸显的，由“50后”“60后”向“80后”“90后”“过渡”的孤独者。或许这就是“70后”作家无法得到批评家认可的最大的原因之一。但是，纵使是“过渡”的一代，如果没有“70后”的承前启后，也不会有“80后”那么干脆的断裂，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代作家有每一代的使命和责任，“70后”作家承担了属于自己的职责，也写出了属于时代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在各种主流话语面前显得没有那么沉重或高昂。
此外，在当代文学史的维度上，“70后”作家同样不能得到文学史主流话语的认可。“‘70后’文学如何入史，这是一个尴尬的难题。”（李遇春：《“70后”：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进入文学史的前提是作家及其作品要经受住“经典”的考验，而从传统上对“经典”的定义而言，走向个体化、日常叙事的“70后”写作无法与“50后”“60后”作家创作的思想性、深刻性、史詩性和民族性相比;而从当下文学创作热潮来看，“70后”作家的创作又缺乏“80后”“90后”作家的先锋意识和抢占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经典”的道路上，“70后”作家既无法超越前辈作家，又被后辈作家所超越。这样，按照当下的经典判断标准和文学史话语，“70后”作家处于全面败落的样态。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是时代的使然，也有“70后”作家自身的责任;另一方面，评论家的苛刻要求以及在经典和文学史认知上的话语霸权也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70后”作家如何走出困境
“70后”作家真的只能这样了吗？难道他们注定只能成为“过渡”的一代，而无法完成对自我和他人的超越吗？究竟什么才是“70后”作家独有的经验，他们在未来冲出重围的可能路径有哪些？一代作家，按照当前的审美标准和创新性要求，要想得到普遍认可，必须写出这一代独有的时代体验、审美追求和内在人性。近年来，谢有顺、张丽军、刘艳、郭洪雷、李遇春等多位“70后”批评家都对“70后”作家给予高度关注。一方面，他们对当下“70后”的创作予以批评和审视;另一方面，也对“70后”作家的创作存有担忧甚至焦虑，心中寄托着对“70后”作家的厚望。那么，面对评论家们的担忧，以及时代和成长环境的局限，“70后”作家还能从哪些层面取得突破进而走出相对尴尬的困境呢？笔者认为，首先，改革开放摧枯拉朽的进程，使得中国外在的城乡，内在的伦理、文化、人性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70后”作家作为能够亲眼看见这一变化的最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童年经验几乎全部包含在这种变化之下，使得他们成为书写这一变化最为恰当的作家群体;其次，作为第一代较为完整接受系统教育的作家群体，知识分子书写应当成为“70后”作家最具优势的书写空间;再次，改革开放的执行，“70后”作家成为第一代可以较早走出国门的群体，这就使得他们可以集中并率先写出更具世界视野的作品来。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中国尚处于“旧的伦理文化正在崩溃，而新的伦理文化还没有形成”（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的阶段。虽然“50后”“60后”作家也以不同方式书写着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城乡、伦理变迁，但他们多站在乡村启蒙和城市批判的角度进行书写，缺乏对当下城乡变迁第一线的集中描绘，反而“70后”作家可以凭借童年经验和知识背景写出属于自我内心深处的中国城乡变迁史，他们对自我成长经历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改革变迁的书写。一方面，随着科技和信息化程度的加强，当下中国乡村和城市变迁的速度是惊人的，要想真正抓住这种变迁的内在肌理，需要作家具有观察甚至跟踪现实的能力。从体力和精力的角度来讲，正值当年的“70后”作家，对于这一深刻变迁的书写或许是最具有优势的。“50后”“60后”作家随着年龄的增加、精力的衰退甚至观念的固化，必然会降低他们跟踪现实的能力并减退由现实引发的创作激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下“50后”“60后”持续的创作产出和高质量的作品问世，并没有产生衰退的迹象也不是少数。但这并不影响“70后”作家在这一创作主题上对他们的超越，或者从理论上讲，“70后”作家应该承担起这一重任。实际上，近年来，“70后”作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付秀莹的《陌上》、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都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思考。《陌上》中寄予了作者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乡土中国三部曲”则致力于展现乡土中国百年来的深刻变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梁鸿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并表现了中国当下乡村衰败的现实肌理和内在隐忧。“梁鸿叙述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是觑看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面镜像。”（引同上）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成为“70后”作家冲出突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展现出这一代作家在观察生活、深入生活方面的用力之深。 近年来，知识分子书写越来越成为作家们关注的对象。近期“60后”作家李洱的鸿篇巨制《应物兄》甫一发表，就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2014年“50后”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也曾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但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在精神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不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当下的知识分子书写仍旧略显不足。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作为第一代较为集中接受系统教育的作家，在未来也最有可能成为大量写出知识分子题材、高校题材作品的作家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知先觉者，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思想和价值观的走向，同时，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张，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绝大多数“70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成员之一，理应关注并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在创作中能将知识分子自我经历、见闻和心灵变迁融入“加速社会”中来，也许能够发现更为广阔的书写天地。但就当下而言，虽然如身居高校多年的叶炜等“70后”作家等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尝试，但还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此外，正是因为“70后”作家自身具有知识分子的底素，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系统的知识储备，如何充分调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为当下创作服务，也是“70后”作家需要认真考虑的。正如近年来，魏微、付秀莹、弋舟等在作品中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样，“他们面对物质与商业的情感态度，面对古典文化的体悟与理解，面对自我时的批判和内省，包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转化，极大地扩展了这一代人的情感书写疆域，也为他们的写作建构起了新的行情风格。”（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可以说，这是“70后”作家利用自我优势突围的重要体现。
作家要写出属于一代人的经典作品，除了要抓取一代人的独特经验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怀。“70后”作家作为没有“文革”创伤体验并完整经历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同时作为接受系统教育的第一代，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老一辈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营养，但大多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经验。当然，所谓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视野，并不是有了海外经历就可以写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品，而是在全球化和急剧变迁的时代，只有在充分了解世界大势和文学走势的前提下，才能写出既饱含中国经验又兼具“世界性”视野的文学作品来，才能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就是一部近年来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体现“世界性”视野的长篇佳作，体现了主人公“到世界去”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国当下文学“走出去”方面，“50后”“60后”作家虽然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天然的局限，仍旧不太理想，而“80后”“90后”的写作相对较为轻盈，又很难得到国外的高度认可，这样，也许“70后”作家的“世界性”视野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许能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贡献独到的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不论是对城乡、伦理变迁的书写，还是对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度挖掘，抑或是作品中体现出的“世界性”视野，都需要“70后”作家来进行实际思考和操作，也许他们已经考虑从这些方面进行努力。不论如何，在当下的主流话语面前，“70后”作家要想冲出突围，进而摆脱尴尬的局面，必须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怀有敢于断裂的心态，如果只沿着当下所具有的写作惯性慢慢滑行，也许真的会成为“过渡”的一代。
一出场就面临文学边缘化的“70后”作家一代，也许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过于沉重。就当下评论界对他们的过高要求而言，也稍显苛刻。我们不能把这种摆脱“边缘化”的重任全部放在“70后”作家身上，也不能把当下文学缺乏社会效应的责任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更不要把当前严肃文学的不景气样态全部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就当下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学书写的个体性、多维度而言，任何作家都很难甚至无法写出让所有受众普遍认可的文学作品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明确也使得作家們只能将触角伸向较为单一或专业的领域，这是时代的使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换句话说，“‘70后’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刘艳：《“70后”创作与批评的尴尬及突破》，《长江丛刊》2018年11月上旬刊）如何确定属于这一代的“历史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是“70后”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难题以及当下“70后”作家创作呈现的个体化状态，评论家们的集体焦虑很难解除。当下“70后”作家也不可能为了解除评论家的这些焦虑而集中起来按照评论家指出的道路进行创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70后”作家和评论家进行交流、对话的必要性。相对于对“50后”“60后”作家的关切程度而言，批评家应当更多地关注“70后”作家的创作，给予“70后”作家更多的关注和批评。“70后”作家当下确实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困境，这种困境也许不是一时能解决的，但是有担当的“70后”作家们，不论是否按照评论家们指出的道路进行开掘，都必须给予回应，才能在急剧变迁的“加速社会”中不被淘汰和淹没，进而唱出属于这一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