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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长三角106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为基础，采用扎根理论提取影响其职业晋升核心因子，并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予以验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低层晋升主要取决于专业技能；中层晋升除了专业技能外，更多集中在职业生涯认知和职业价值观上；高层晋升关键是职业综合能力。另外，社会网络关系在职业晋升各阶段作用具有明显的连贯性，但随着层次提高，网络关系规模、密度有所扩大和增强。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5-0064-05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形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旧两难”（就业难与招工难）演变成今天的“新两难”（发展难与留人难）。“新两难”的出现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合理地解决“新两难”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十三五”新型城镇化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外出动机等方面有明显差别[1]，其在职业取向上面临着更多的非农发展选择[2]。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原先的“求生存”到如今的“求发展”，更加注重个人幸福和价值的实现[3]。尽管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餐饮、维修等服务行业[4]。但在岗位获取上，其不仅看重工资水平，而且更加关注用人单位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5]。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低级操作岗位，他们更愿意掌握专业技能，争取培训机会以提高职业竞争力[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取上开始融入自身发展需求，但发展路径和方式并不明确[7]。调研显示，65.74%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自身的职业興趣和发展需求，89.13%的人依然长期从事基层体力劳动。他们绝大多数职业规划欠缺、职业能力不足，职业通道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瓶颈[8]。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通道着手，利用访谈资料和1067份问卷调查挖掘其职业晋升主要影响因子，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廓清职业发展路径，为“新两难”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研究方法
职业晋升包含管理职务晋升和技术职务晋升。管理职务晋升指员工通过管理职务通道，承担更多责任来实现职位晋升。技术职务晋升指员工通过专业岗位实现技能和经验的提升，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本研究主要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管理职务晋升，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一）质性研究：扎根理论
采用经典扎根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编码整合：扎根于新生代农民工访谈原文，将每份访谈录音翻译成逐字稿，然后分页分行编码，最后进行编码整合。提取编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职业层次访谈数据逐篇进行信息提炼，用开放性编码将原文简化，抓取关键词。验证编码：在前两个步骤基础上进行编码交叉验证，补充访谈资料直至理论饱和。
（二）实证研究：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
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因变量职业晋升存在顺序性，数值分类界限和标准明确，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比较适合。具体模型如下：
上式中，因变量Y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层次，分别设置为基层职工、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自变量X为职业晋升影响因素，βm为待估系数，α为截距，m表示影响因素数量，j为职业晋升阶段。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按照长三角各省市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确定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和温州作为调研区域。在调研行业上，根据《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各行业农民工比例，确定以下六大行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服务业。具体调研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基本状况、职业选择行为、职业能力与价值观、职业发展认知与规划、社会关系网络及制度背景。在大范围调查之前，对50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预调查，修正、完善了问卷设计存在的问题，全面调查于2015年7～9月份展开。同时，按照置信度95%，最大允许绝对误差3%的要求予以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1600份，收回1230份，回收率为76.9%。在问卷录入和后期筛选中剔除无效问卷163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67份。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选择具有职业晋升意愿和已获得晋升的新生代农民工予以深度访谈。最终调研数量分布见表2。
（二）样本概况
从表2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在性别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为1.12。受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共有826人，占77.41%，小学最少，仅为4.59%。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学历较高，与其父辈多数是小学、初中相比，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升。从所处行业来看，其表现出多元化局面，有32.52%从事餐饮、修理等服务业，18.74%从事制造业，从事建筑业的仅占11.81%，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该比例达到15.00%。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异很大，他们不再是大量从事建筑业，而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上。在职业层次方面，普通职工所占比例最大，达到72.82%，其次是基层管理者，为16.31%，中高层管理者比例最少，两者分别仅为6.28%和4.59%。在月收入上，多数处于2000～3000元之间，比例达到62.65%，3000元以上的相对较少，为28.42%。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并不十分高，有的甚至不及上一代农民工。对于职业目标，有65.14%希望成为管理人员，28.68%希望成为企业家，但就当前职业发展状况看，其实现职业目标较为困难。在职业培训方面，仅有5.57%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参加培训，而未经培训直接上岗的高达59.79%。在问及未培训原因时，其中62.33%的人认为无法承担高额培训费用；57.26%认为缺少专业指导老师和培训地点；74.15%认为主要是用人单位不支持，不给培训时间和补贴培训费用。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提取
通过访谈录音文字化整理、校核后，对处于不同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进行扎根编码，最终得到以下五大饱和核心因素：
一是职业能力，即获得、维持工作、适应工作变化的能力等方面，职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基础。在开放性编码阶段获得了2级共18个编码的支持，进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又获得了3级共35个编码的支持判定其饱和。
二是职业生涯认知，即包括社会环境的认知、职业目标路径的设计以及计划实施等方面。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39个编码的支持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60个编码的支持。
三是职业价值观，即农民工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通过职业选择、职业价值取向、职业理想等形式表现出来，能直接影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行为。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26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39个编码的支持。
四是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复杂联系网，是地缘、血缘、业缘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34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对其进行的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67个编码的支持。
五是政策制度，即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户籍等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政策制度。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17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8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饱和。
在以上五大影响因子基础上，将自变量按模块分别设置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父辈情况（年龄、学历、行业、职务）；就业特征变量，包括行业、工龄、职务、收入、培训；职业能力，包括综合职业能力（沟通能力、环境适应、团队协作、人际交往）、专业能力（专业知识、实践操作）；职业生涯认知包括职业认知（职业发展趋势）、生涯认知（职业规划）；职业价值观表现为晋升目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晋升依赖主体，关系网络数量。政策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和户籍制度。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检验
在排除自变量共线性基础上，分别对每个晋升阶段“基层职工—基层管理者”“基层—中层管理者”“中层—高层管理者”运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结果见表3。
（一）个体与就业特征
从表2可以看到，在职业晋升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性别、婚姻状况会产生影响。从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这一阶段，高学历较低学历、已婚较未婚晋升的机率更大，但在高层次晋升中，男性比女性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更高。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职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在访谈中有多位受访者表示，父辈职业价值观、工作经验等对其职业晋升起到了引导和帮助作用。另外，基层晋升还有赖于其所从事的行业和月收入。调研发现，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服务业更容易得到晋升，同时管理者的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晋升的欲望。
（二）职业能力
计量结果表明，在从基层职工晋升基层管理者过程中，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环境适应和人际交往能力，同时还须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基层晋升中层时，专业知识和环境适应储备必不可少。随着层次提高，专业操作能力影响逐渐降低，中层晋升高层，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作用日显突出。可见，各因素在不同晋升阶段发挥作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基层、中层的晋升，更多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而高层管理者晋升注重的是团队整体管理水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自身职业晋升，有必要根据职业发展所处阶段和层次做出能力上的转换和培养。
（三）职业生涯认知
职业发展趋势认知对职业晋升各阶段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对于那些能够把握职业发展趋势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往往会根据职业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工作技能和预期发展目标，使其更加适应岗位需求，从而实现职业晋升。职业生涯规划仅对基层管理者晋升到中层有显著影响。具有职业生涯规划的基层管理者，他们在职业发展目标上比较明确，更加关注自身的特质和潜在优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职业晋升机会。但调查结果显示，65.42%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自身的职业兴趣和发展需求。由于大部分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了职业后期发展潜力，从而导致其学习主动性较差。
（四）职业价值观
老一代农民工以赚钱养家为职业目的，其多从事体力型劳动。与之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发生了较大转变。从表2影响因素可知，在基层晋升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目的是过上优质生活。但从基层管理者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他们除了看重生活品质提高外，还在意优良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的降低。在与中高层新生代农民工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多数环境较差且任务繁重，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使他们更好地挖掘自身潜质，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职业规划。
（五）社会网络关系
社会网络关系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关键因素。从职业晋升依赖主体来看，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同乡、同事和雇主关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同事和雇主均在0.05水平以上有显著影响。而从基层向中层主管晋升依赖的关系主要是同乡、同学和雇主。高层的晋升，雇主关系作用不再显著，但亲属关系表现出正向效应，除此之外，还有同乡、同学、同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职业晋升需提高自身与外界的关联度，构架良好的关系网络。
（六）政策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免除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有利于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的晋升。但工伤保险在职业晋升各阶段均具有显著影响。可见，只有在安全工作环境下，才有利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晋升，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仅38.02%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工伤保险，近2/3缺少相应的保障。户籍限制在基层职工晋升负向作用明显。这说明，在我国现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户口对普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晋升具有限制和阻碍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从基层职工晋升到基层管理者，个体就业特征、专业能力、社会网络关系、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具有显著影响；从基层晋升至中层管理者，父辈的学历和职务、职业能力、职业生涯认知与价值观、社会网络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从中层晋升到高层，影响因素更多集中在职业综合能力、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低层次的晋升更多取决于专业技能；中级晋升除了专业技能外，主要是职业的认知和价值观；高层晋升更加看重的是职业综合能力。另外，社会网络关系对职业晋升作用具有连贯性，但随着晋升层次提高，网络关系规模、密度有所扩大和增强。
（二）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寻求职业晋升上，首先要从自身出发，就职业兴趣、职业性格和职业能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规划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增强职业耐受力，为后期职業晋升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由政府、企业所组织的各项职业培训，了解当前行业发展大环境，转变职业价值观，进行合理职业定位，适当增加职业培训投入，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匹配职业岗位要求，为职业发展、晋升作好资本储备。
第二，用人单位应打破思维固势，实现育人、留人同步走，解决企业发展“留人难”困境。企业应主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廓清职业生涯认知，让其了解自身职业偏好，确定职业发展目标。其次，作为生产关系的强势方，用人单位有必要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通道，加大其培训投入，提高职业晋升的可能性。另外，企业可通过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需求，增加企业人文关怀，站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为其谋福利，以此来增强其对企业的忠诚度。
第三，政府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面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现状，应该尽快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打破由户籍带来的地位和待遇不平等，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生活、培训等权益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可利用网络和信息渠道，搭建跨行业、跨区域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晋升。在就业培训上，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拓宽他们的职业视野和就业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广度和深度。
参 考 文 献
[1]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6-10.
[2]姚俊.“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0（6）：31-38.
[3]方翰青，谭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决策困难实证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2（31）：71-76.
[4]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J].数据，2011（4）：68-70.
[5]周盈孜.我国职业培训体系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失衡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3）：220-222.
[6]周化明.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7]张洪霞，崔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问题研究[J].中国劳动，2015（3）：20-24.
[8]李中建，郭晴.职业技术教育——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过程中矛盾的关键[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1）：47-50.
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ing Factors of Career Promo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f 1067 Migrant Work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Zhang Zhongming， Zhou Hanting， Hu Chenx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and survey of 1067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aper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to extract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job promotion. Ordered logistic model is used to verify them. The study found that management position of new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ow level mainly depends on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middle promotion is more concentrated in career awareness and values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key of senior promotion is comprehensive career 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has a clear consistency in various stages of job promotion. But the role of network relations’ scale and density has been expanded and enhanced with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promotion.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career promotion； impacting factors； Yangtze River Delta
Author Zhang Zhongming，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Hangzhou 310018）； Zhou Hanting， postgradua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 Hu Chenx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5-0064-05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形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旧两难”（就业难与招工难）演变成今天的“新两难”（发展难与留人难）。“新两难”的出现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合理地解决“新两难”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十三五”新型城镇化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外出动机等方面有明显差别[1]，其在职业取向上面临着更多的非农发展选择[2]。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原先的“求生存”到如今的“求发展”，更加注重个人幸福和价值的实现[3]。尽管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餐饮、维修等服务行业[4]。但在岗位获取上，其不仅看重工资水平，而且更加关注用人单位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5]。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低级操作岗位，他们更愿意掌握专业技能，争取培训机会以提高职业竞争力[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取上开始融入自身发展需求，但发展路径和方式并不明确[7]。调研显示，65.74%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自身的职业興趣和发展需求，89.13%的人依然长期从事基层体力劳动。他们绝大多数职业规划欠缺、职业能力不足，职业通道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瓶颈[8]。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通道着手，利用访谈资料和1067份问卷调查挖掘其职业晋升主要影响因子，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廓清职业发展路径，为“新两难”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研究方法
职业晋升包含管理职务晋升和技术职务晋升。管理职务晋升指员工通过管理职务通道，承担更多责任来实现职位晋升。技术职务晋升指员工通过专业岗位实现技能和经验的提升，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本研究主要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管理职务晋升，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一）质性研究：扎根理论
采用经典扎根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编码整合：扎根于新生代农民工访谈原文，将每份访谈录音翻译成逐字稿，然后分页分行编码，最后进行编码整合。提取编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职业层次访谈数据逐篇进行信息提炼，用开放性编码将原文简化，抓取关键词。验证编码：在前两个步骤基础上进行编码交叉验证，补充访谈资料直至理论饱和。
（二）实证研究：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
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因变量职业晋升存在顺序性，数值分类界限和标准明确，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比较适合。具体模型如下：
上式中，因变量Y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层次，分别设置为基层职工、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自变量X为职业晋升影响因素，βm为待估系数，α为截距，m表示影响因素数量，j为职业晋升阶段。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按照长三角各省市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确定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和温州作为调研区域。在调研行业上，根据《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各行业农民工比例，确定以下六大行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服务业。具体调研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基本状况、职业选择行为、职业能力与价值观、职业发展认知与规划、社会关系网络及制度背景。在大范围调查之前，对50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预调查，修正、完善了问卷设计存在的问题，全面调查于2015年7～9月份展开。同时，按照置信度95%，最大允许绝对误差3%的要求予以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1600份，收回1230份，回收率为76.9%。在问卷录入和后期筛选中剔除无效问卷163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67份。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选择具有职业晋升意愿和已获得晋升的新生代农民工予以深度访谈。最终调研数量分布见表2。
（二）样本概况
从表2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在性别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为1.12。受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共有826人，占77.41%，小学最少，仅为4.59%。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学历较高，与其父辈多数是小学、初中相比，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升。从所处行业来看，其表现出多元化局面，有32.52%从事餐饮、修理等服务业，18.74%从事制造业，从事建筑业的仅占11.81%，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该比例达到15.00%。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异很大，他们不再是大量从事建筑业，而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上。在职业层次方面，普通职工所占比例最大，达到72.82%，其次是基层管理者，为16.31%，中高层管理者比例最少，两者分别仅为6.28%和4.59%。在月收入上，多数处于2000～3000元之间，比例达到62.65%，3000元以上的相对较少，为28.42%。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并不十分高，有的甚至不及上一代农民工。对于职业目标，有65.14%希望成为管理人员，28.68%希望成为企业家，但就当前职业发展状况看，其实现职业目标较为困难。在职业培训方面，仅有5.57%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参加培训，而未经培训直接上岗的高达59.79%。在问及未培训原因时，其中62.33%的人认为无法承担高额培训费用；57.26%认为缺少专业指导老师和培训地点；74.15%认为主要是用人单位不支持，不给培训时间和补贴培训费用。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提取
通过访谈录音文字化整理、校核后，对处于不同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进行扎根编码，最终得到以下五大饱和核心因素：
一是职业能力，即获得、维持工作、适应工作变化的能力等方面，职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基础。在开放性编码阶段获得了2级共18个编码的支持，进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又获得了3级共35个编码的支持判定其饱和。
二是职业生涯认知，即包括社会环境的认知、职业目标路径的设计以及计划实施等方面。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39个编码的支持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60个编码的支持。
三是职业价值观，即农民工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通过职业选择、职业价值取向、职业理想等形式表现出来，能直接影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行为。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26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39个编码的支持。
四是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复杂联系网，是地缘、血缘、业缘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34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对其进行的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67个编码的支持。
五是政策制度，即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户籍等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政策制度。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获得了2级共17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为核心范畴，在选择性编码中获得了3级共8个编码的支持而被判定饱和。
在以上五大影响因子基础上，将自变量按模块分别设置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父辈情况（年龄、学历、行业、职务）；就业特征变量，包括行业、工龄、职务、收入、培训；职业能力，包括综合职业能力（沟通能力、环境适应、团队协作、人际交往）、专业能力（专业知识、实践操作）；职业生涯认知包括职业认知（职业发展趋势）、生涯认知（职业规划）；职业价值观表现为晋升目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晋升依赖主体，关系网络数量。政策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和户籍制度。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影响因素检验
在排除自变量共线性基础上，分别对每个晋升阶段“基层职工—基层管理者”“基层—中层管理者”“中层—高层管理者”运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结果见表3。
（一）个体与就业特征
从表2可以看到，在职业晋升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性别、婚姻状况会产生影响。从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这一阶段，高学历较低学历、已婚较未婚晋升的机率更大，但在高层次晋升中，男性比女性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更高。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职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在访谈中有多位受访者表示，父辈职业价值观、工作经验等对其职业晋升起到了引导和帮助作用。另外，基层晋升还有赖于其所从事的行业和月收入。调研发现，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服务业更容易得到晋升，同时管理者的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晋升的欲望。
（二）职业能力
计量结果表明，在从基层职工晋升基层管理者过程中，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环境适应和人际交往能力，同时还须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基层晋升中层时，专业知识和环境适应储备必不可少。随着层次提高，专业操作能力影响逐渐降低，中层晋升高层，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作用日显突出。可见，各因素在不同晋升阶段发挥作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基层、中层的晋升，更多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而高层管理者晋升注重的是团队整体管理水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自身职业晋升，有必要根据职业发展所处阶段和层次做出能力上的转换和培养。
（三）职业生涯认知
职业发展趋势认知对职业晋升各阶段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对于那些能够把握职业发展趋势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往往会根据职业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工作技能和预期发展目标，使其更加适应岗位需求，从而实现职业晋升。职业生涯规划仅对基层管理者晋升到中层有显著影响。具有职业生涯规划的基层管理者，他们在职业发展目标上比较明确，更加关注自身的特质和潜在优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职业晋升机会。但调查结果显示，65.42%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自身的职业兴趣和发展需求。由于大部分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了职业后期发展潜力，从而导致其学习主动性较差。
（四）职业价值观
老一代农民工以赚钱养家为职业目的，其多从事体力型劳动。与之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发生了较大转变。从表2影响因素可知，在基层晋升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目的是过上优质生活。但从基层管理者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他们除了看重生活品质提高外，还在意优良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的降低。在与中高层新生代农民工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多数环境较差且任务繁重，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使他们更好地挖掘自身潜质，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职业规划。
（五）社会网络关系
社会网络关系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关键因素。从职业晋升依赖主体来看，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同乡、同事和雇主关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同事和雇主均在0.05水平以上有显著影响。而从基层向中层主管晋升依赖的关系主要是同乡、同学和雇主。高层的晋升，雇主关系作用不再显著，但亲属关系表现出正向效应，除此之外，还有同乡、同学、同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职业晋升需提高自身与外界的关联度，构架良好的关系网络。
（六）政策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免除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有利于基层职工到基层管理者的晋升。但工伤保险在职业晋升各阶段均具有显著影响。可见，只有在安全工作环境下，才有利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晋升，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仅38.02%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工伤保险，近2/3缺少相应的保障。户籍限制在基层职工晋升负向作用明显。这说明，在我国现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户口对普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晋升具有限制和阻碍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从基层职工晋升到基层管理者，个体就业特征、专业能力、社会网络关系、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具有显著影响；从基层晋升至中层管理者，父辈的学历和职务、职业能力、职业生涯认知与价值观、社会网络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从中层晋升到高层，影响因素更多集中在职业综合能力、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低层次的晋升更多取决于专业技能；中级晋升除了专业技能外，主要是职业的认知和价值观；高层晋升更加看重的是职业综合能力。另外，社会网络关系对职业晋升作用具有连贯性，但随着晋升层次提高，网络关系规模、密度有所扩大和增强。
（二）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寻求职业晋升上，首先要从自身出发，就职业兴趣、职业性格和职业能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规划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增强职业耐受力，为后期职業晋升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由政府、企业所组织的各项职业培训，了解当前行业发展大环境，转变职业价值观，进行合理职业定位，适当增加职业培训投入，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匹配职业岗位要求，为职业发展、晋升作好资本储备。
第二，用人单位应打破思维固势，实现育人、留人同步走，解决企业发展“留人难”困境。企业应主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廓清职业生涯认知，让其了解自身职业偏好，确定职业发展目标。其次，作为生产关系的强势方，用人单位有必要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通道，加大其培训投入，提高职业晋升的可能性。另外，企业可通过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需求，增加企业人文关怀，站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为其谋福利，以此来增强其对企业的忠诚度。
第三，政府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面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现状，应该尽快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打破由户籍带来的地位和待遇不平等，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生活、培训等权益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可利用网络和信息渠道，搭建跨行业、跨区域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晋升。在就业培训上，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拓宽他们的职业视野和就业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晋升的广度和深度。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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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ing Factors of Career Promo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f 1067 Migrant Work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Zhang Zhongming， Zhou Hanting， Hu Chenx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and survey of 1067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aper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to extract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job promotion. Ordered logistic model is used to verify them. The study found that management position of new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ow level mainly depends on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middle promotion is more concentrated in career awareness and values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key of senior promotion is comprehensive career 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has a clear consistency in various stages of job promotion. But the role of network relations’ scale and density has been expanded and enhanced with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promotion.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career promotion； impacting factors； Yangtze River Delta
Author Zhang Zhongming，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Hangzhou 310018）； Zhou Hanting， postgradua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 Hu Chenx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