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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一连串变化，高层也开始寻找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中国经济困局
“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据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中国严重的经济困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这一时期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
1978年9月，鄧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革”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
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但與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
从国外“借钱搞建设”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
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其中一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在5年到8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
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
1978年，邓小平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在此背景下，1978年中国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当时，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这些发达国家急需解决资金过剩问题。
1978年，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震撼”与“尴尬”
代表团共25人，全部经谷牧亲自挑选，除外交部礼宾司的两位官员负责外交事务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
当代表团踏上欧洲的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人们勤奋工作、生活幸福。工人家中汽车、电器等一应俱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会稳定。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与城市相当。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用“震撼”、“真没想到”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然而，代表团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也不少。当时国内的房屋很少有玻璃门，而欧洲国家的宾馆、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基本都是玻璃门。出国之前，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看起来无门实际有门的玻璃门，不要碰到玻璃。大家每次进出大楼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一些小意外。礼宾司司长自己就曾一头撞向玻璃门，把眼镜都打碎了。
“不是我们长江不勤劳”
代表团也看到了当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与我国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相比，生产效率的差距令人惊叹。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我国当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名工人，人数是联邦德国的80倍。而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工人只有7000人；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钢230万吨，职工67000人。
二是交通发达，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海运、内河的立体交通网络。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只有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深有感触地说：“你看我们的莱茵河多么勤劳。”谷牧回应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劳，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报告写得太好了”
1978年6月7日，谷牧一行从联邦德国乘飞机回国。6月22日，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其内容主要涉及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科学技术、改革经济体制、加强农业基础和电力、交通先行等多个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议。 听取了谷牧汇报的中央领导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感到震惊和震撼。谷牧长子刘念远回忆：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
7月6日，在邓小平提议下，国务院务虚会议召开，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七五年就已发出改革先声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已是社会共识。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然也认同这一说法。不过，在某些时候的谈话中，他曾提出过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
就公开的文献来看，邓小平谈及“改革从1975年开始”共有两次。一次是1984年10月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另一次在1987年10月，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说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两次谈话的具体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所指却相当一致。
邓小平是在评说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至1975年的整顿，认为改革在那个时候实际就开始了，只不过一度被中断。邓小平还连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强调“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这表明，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说法有着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印记。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周恩来均已抱病，在毛、周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以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身份主持1975年的整顿工作。这实际是主持了全国、全局的工作。
1975年整顿的推展，1978年改革的启动，从宏观历史来看，可以被认定为内涵有异、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从当事人的经历来看，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人在主导，而且时隔仅仅两三年。因此，邓小平将这两个年份连接起来，认为1978年后的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也在情理之中。
（本版稿件综合《上海党史与党建》《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中国经济困局
“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据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中国严重的经济困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这一时期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
1978年9月，鄧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革”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
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但與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
从国外“借钱搞建设”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
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其中一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在5年到8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
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
1978年，邓小平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在此背景下，1978年中国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当时，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这些发达国家急需解决资金过剩问题。
1978年，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震撼”与“尴尬”
代表团共25人，全部经谷牧亲自挑选，除外交部礼宾司的两位官员负责外交事务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
当代表团踏上欧洲的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人们勤奋工作、生活幸福。工人家中汽车、电器等一应俱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会稳定。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与城市相当。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用“震撼”、“真没想到”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然而，代表团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也不少。当时国内的房屋很少有玻璃门，而欧洲国家的宾馆、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基本都是玻璃门。出国之前，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看起来无门实际有门的玻璃门，不要碰到玻璃。大家每次进出大楼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一些小意外。礼宾司司长自己就曾一头撞向玻璃门，把眼镜都打碎了。
“不是我们长江不勤劳”
代表团也看到了当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与我国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相比，生产效率的差距令人惊叹。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我国当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名工人，人数是联邦德国的80倍。而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工人只有7000人；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钢230万吨，职工67000人。
二是交通发达，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海运、内河的立体交通网络。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只有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深有感触地说：“你看我们的莱茵河多么勤劳。”谷牧回应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劳，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报告写得太好了”
1978年6月7日，谷牧一行从联邦德国乘飞机回国。6月22日，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其内容主要涉及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科学技术、改革经济体制、加强农业基础和电力、交通先行等多个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议。 听取了谷牧汇报的中央领导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感到震惊和震撼。谷牧长子刘念远回忆：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
7月6日，在邓小平提议下，国务院务虚会议召开，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七五年就已发出改革先声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已是社会共识。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然也认同这一说法。不过，在某些时候的谈话中，他曾提出过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
就公开的文献来看，邓小平谈及“改革从1975年开始”共有两次。一次是1984年10月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另一次在1987年10月，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说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两次谈话的具体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所指却相当一致。
邓小平是在评说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至1975年的整顿，认为改革在那个时候实际就开始了，只不过一度被中断。邓小平还连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强调“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这表明，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说法有着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印记。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周恩来均已抱病，在毛、周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以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身份主持1975年的整顿工作。这实际是主持了全国、全局的工作。
1975年整顿的推展，1978年改革的启动，从宏观历史来看，可以被认定为内涵有异、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从当事人的经历来看，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人在主导，而且时隔仅仅两三年。因此，邓小平将这两个年份连接起来，认为1978年后的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也在情理之中。
（本版稿件综合《上海党史与党建》《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