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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密
王从:网上读《妹妹的支教手记(13),某教师“每天安排一个负责抓违反纪律的,一天都逮不着一个记不下一个名就得挨批。”一个孩子在“快下课时对着窗外的学生笑着打了招呼”,就“被班里负责纪律的同学记下了”。因为他每天至少要记下一个违反纪律的学生的名字,否则他“就得挨批”。
就想起来“反右”,每个单位的“右派”也是有指标的,完不成指标,单位的负责人也是要“挨批”的,甚至,自己就有成为右派的危险。于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此造成。
难道这也是传统,要薪火相传?
又想到某教师在交流会上谈自己管理班级的经验——让班里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匿名书面揭发班里违反纪律的同学。她说,最初,检举信很多,后来,就逐步减少到很少了,言外之意,这是个有效的法子,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但我觉得,这不就是告密吗?这不就是在怂恿学生告密吗?而告密,通常被认为是卑劣的行为,告密者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角色,都属于“鬼蜮”一类,应该取缔的。(当然,对真正的坏人如腐败分子的秘密揭发,不在此例)在专制的时代,历代的帝王如武则天,才或明或暗地鼓励告密,将其作为自己统治的手段。
这难道也是传统,也要薪火相传?
子宜:“告密”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事实上在法制社会里,不能“子为父隐”,有的密必须告,否则作奸犯科者、贪赃枉法者岂不更无法无天了?有的“密”却不能“告”,如无关大局的小错,与公共利益无涉的个人隐私,不被既得利益者认可的思想、观点、腹诽,等等。通常,人们反感的告密是后者。
史上最早的告密者且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的是耶稣的门徒犹大,此后无论中外古今告密者皆层出不穷,骑墙的袁世凯告了密谋兵变的谭嗣同,“胡风事件”中舒芜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给组织(近几年还爆出当年黄苗子密告聂绀弩的事),“文革”中有姊妹二人“明告”其母“偷听敌台”,陷亲人于囹圄……去年华东政法大学有个“杨师群事件”,该校两名女生将“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向公安局告密,想把老师送进大狱。好在中国不像30年前了,否则……告密手段之毒辣,方法之多样,被告密且因此而获罪的五花八门。鉴于此,有人把它称之为“告密文化”。
班主任为了统治一个班级,把“告密”制度化、组织化、数量化,其实是“告密文化”的现代版,或是过去恶政的死灰复燃。为什么一些(不仅是“一些”,应该是“许多”)班主任热衷于让学生“告密”呢?说到底,还是“薪火相传”的结果:中国人一旦掌权,无论其权多么小、多么微不足道,都容易把自己当作“君主”,把他人当“臣民”。君主需要即时把握臣民的动态,需要告密者。需要间谍,需要卧底。
这里面涉及一个教育观、师生观、管理观的问题。假如你像夏尊那样,认为“教育是爱的艺术”,决计不会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的。
王从:我又想到一则高考题。
2008年高考北京卷文言文阅读题,取材于《汉书·韩延寿传》,韩延寿曾做颍川的地方官,“颍川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之礼让。”
显然,韩延寿是正确的,《汉书》对他也是肯定的。
难道现代人还不如汉代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子宜:同是地方官,韩延寿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做法,赵广汉是法家的现实主义做法,儒家讲究“教化”和“道德内省”,法家讲究“法、术、势”,估计“告讦”属于“术”。后者于统治可能立竿见影,而前者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化,历来都是缓慢的,滞后的,隐性的,大半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礼让”,君子之举,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倘若汉朝官吏的任期也像今天这么短,三四年一届,大约韩延寿之举是难以见效的。
话题扯回来。就班主任而言,怎样才能既不涉嫌怂恿“告密”,又能及时了解“班情”呢?这是个学问,也是个艺术,还是个道德尺度,是很难拿捏的。恐怕为班主任者首先得辨别学生是在提供“决策参考”,还是构陷他人、讨好老师,即弄清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才能择善而存。就自己而言,也不应该以怂恿“特务政治”“收拾学生”为目的。
二、立志
王从:有没有志向不一样,故谚语有云:“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人曾问三个砌砖的工人在“做什么”,第一个答“砌砖”,第二个答“赚钱”,第三个说要“建造世界上最富特色的房子”。据说,到了后来,第二个工人做了包工头,第三个工人成了有名的建筑师,而第一个工人仍然在砌砖。
所以,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生立志——成为有志向的人。
但志向要切合实际,否则就是空想。
一个流传得不很广的故事:一位女学生考上师范院校后,教授问她为什么要报考师范院校。她说,开始想成为一个伟人,觉得不现实;后来想成为伟人的妻子,也觉得不现实;于是,她决定做伟人的老师,所以报考了师范院校。这个女学生无疑是聪明的——她的志向切合实际,所以顺利地实现了。
回头看第一个故事中那个砌砖的工人,似乎也无可厚非——这个世界总得有人砌砖,不可能都去做包工头或是建筑师。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所以,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树立切合实际的志向。因为,没有志向,与不切实际的志向,同样误人。
子宜:我同意你的观点。人生在世,没有志向,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不好;志向太高太大太空,同样不好。自古以来自小就有“鸿鹄之志”,最终成功达成志向者,有,但还是少得可怜,且为志向所困终身者也不乏其人。无以达成志向者,有的属于“志大才疏”,有的是“时运不济”。秦始皇巡游,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出身贵族,武功盖世,可说是志向。刘邦一小小泼皮亭长,在时人看来岂不是幻想?陈涉与人佣耕(属于“贫农”),就想到了“富贵”,想到“翻身农奴的解放”,想到“喜欢谁就是谁”,并自称是“鸿鹄之志”,旁人听来,当然会笑掉大牙。因为“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尚且是梦想,何谈什么“富贵”?诸葛亮隐居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也是“时人莫之许”的。李鸿章24岁中进士,曾立下“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十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的宏愿,后终于位及人臣。
毛泽东当年在岳麓山上与同学们议论“如何改变”中国的话题。有的说要“教育救国”,毛说“太缓慢”;有的说“要做官,然后利用手中权力改变社会”,毛说:“轮不上我们”。别人问:那你说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学梁山好汉!这就是“志向”,当然也是方法和路径。
他们都成功了,都如愿以偿了,都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假如没有这个志向,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在人民网BBS上看到一个吓人的志向,据说这篇小学生作文:吓死老师,惊动教育部。现不惮繁琐,全文转录: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到烈士纪念馆参观,使我很受感动。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不怕严刑拷打,不怕枪林弹雨,为了穷人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要向他们学习,做革命的接班人,长大为人民服务。
我热爱那些为了穷人打天下的烈士,我痛恨那些资本家反动派。听爷爷说,刚解放那会,日子虽然苦,但那时当官的一心为老百姓,不像现在,到处是贪污犯。我对爷爷说,我长大了就专门抓贪官,给他们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们把贪污的钱交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家也是穷人,爸爸妈妈都下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轮车,还经常被城管队赶来赶去,有一次被城管队没收了车,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号召我们班同学专门打城管队,吊在树上打,拿皮带抽,看他们还敢猖狂不?妈妈对我最好了,她身体不好,没钱治病,却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让她吃,她总是说不饿。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姥姥家玩,那里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破旧,但邻里关系很好,那些爷爷奶奶都喜欢我,说我又调皮又聪明,长大能当一个将军。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够枣吃。可是,前年,那里拆迁,房子全推倒了,姥爷姥姥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很多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好租一间小房子住。那里盖起了高楼,成了繁华的商场,挣了很多钱。我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住小房子,他们却能挣大钱。我不喜欢那个高楼,我心里对姥姥说,我长大了,要学本·拉登,开个飞机把它撞翻,重新给您盖个四合院,栽上枣树、石榴树。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听老师的话,把学习搞好,长大当一个发明家。我要发明一种武器,能认出好人坏人,发射的子弹能一直追着坏人打,把他的屁股打个洞。
我喜欢枪,我最喜欢的枪是AK47,我长大了,就用这种枪去打敌人,我一定不怕牺牲,我一定能胜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样。
儿童的志向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不?假如说项羽、刘邦是要“取而代之”,志向达成也无非是“改朝换代”而已;那么这位小学生则是“改变社会现状”,应当说后者的志向更高尚、更“非功利”,当然也更暴力。让人不得不想:教育该怎么办?社会该向何处去?这样的志向好不好?他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切·格瓦拉?作文教学中学生说真话好?还是做“官样文章”好?
扯远了?没!
三、择校
择校是个老问题了。
虽然俗语说人挪活树挪死,歌曲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更换环境也未必是好事。
有一则寓言,讲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野地里。笼子里的老虎羡慕外面的老虎自由;外面的老虎却羡慕笼子里的老虎安逸。一日,两只老虎互相换了环境——笼子里的老虎走进了大自然,野地里的老虎走进了笼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死于饥饿,一只死于忧郁。从笼子里走出的老虎获得了自由,却没有同时获得捕食的本领;走进笼子的老虎获得了安逸,却没有获得在狭小空间生活的心境。现在,农村的孩子大量涌入城里读书,毋庸讳言,城里的学校教育资源要比农村丰富,家长这么做可以理解。但家长们只想着为孩子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极少想到这环境也有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地方,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城里对农村的孩子而言,是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个潘多拉盒子,那么多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对农村的孩子而言,都是巨大的诱惑。这个盒子一旦打开,就难以控制,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后,爱吃爱穿爱玩爱上网起来,那是比城里的孩子还要疯狂的——许多本来淳朴的、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就是这样被城市毁掉的。
就想到飞蛾投火,那本也是对光明的向往,但却被光明烧焦了翅膀甚至生命。
但飞蛾还是照样投火。
责任编辑 萧 田
王从:网上读《妹妹的支教手记(13),某教师“每天安排一个负责抓违反纪律的,一天都逮不着一个记不下一个名就得挨批。”一个孩子在“快下课时对着窗外的学生笑着打了招呼”,就“被班里负责纪律的同学记下了”。因为他每天至少要记下一个违反纪律的学生的名字,否则他“就得挨批”。
就想起来“反右”,每个单位的“右派”也是有指标的,完不成指标,单位的负责人也是要“挨批”的,甚至,自己就有成为右派的危险。于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此造成。
难道这也是传统,要薪火相传?
又想到某教师在交流会上谈自己管理班级的经验——让班里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匿名书面揭发班里违反纪律的同学。她说,最初,检举信很多,后来,就逐步减少到很少了,言外之意,这是个有效的法子,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但我觉得,这不就是告密吗?这不就是在怂恿学生告密吗?而告密,通常被认为是卑劣的行为,告密者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角色,都属于“鬼蜮”一类,应该取缔的。(当然,对真正的坏人如腐败分子的秘密揭发,不在此例)在专制的时代,历代的帝王如武则天,才或明或暗地鼓励告密,将其作为自己统治的手段。
这难道也是传统,也要薪火相传?
子宜:“告密”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事实上在法制社会里,不能“子为父隐”,有的密必须告,否则作奸犯科者、贪赃枉法者岂不更无法无天了?有的“密”却不能“告”,如无关大局的小错,与公共利益无涉的个人隐私,不被既得利益者认可的思想、观点、腹诽,等等。通常,人们反感的告密是后者。
史上最早的告密者且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的是耶稣的门徒犹大,此后无论中外古今告密者皆层出不穷,骑墙的袁世凯告了密谋兵变的谭嗣同,“胡风事件”中舒芜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给组织(近几年还爆出当年黄苗子密告聂绀弩的事),“文革”中有姊妹二人“明告”其母“偷听敌台”,陷亲人于囹圄……去年华东政法大学有个“杨师群事件”,该校两名女生将“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向公安局告密,想把老师送进大狱。好在中国不像30年前了,否则……告密手段之毒辣,方法之多样,被告密且因此而获罪的五花八门。鉴于此,有人把它称之为“告密文化”。
班主任为了统治一个班级,把“告密”制度化、组织化、数量化,其实是“告密文化”的现代版,或是过去恶政的死灰复燃。为什么一些(不仅是“一些”,应该是“许多”)班主任热衷于让学生“告密”呢?说到底,还是“薪火相传”的结果:中国人一旦掌权,无论其权多么小、多么微不足道,都容易把自己当作“君主”,把他人当“臣民”。君主需要即时把握臣民的动态,需要告密者。需要间谍,需要卧底。
这里面涉及一个教育观、师生观、管理观的问题。假如你像夏尊那样,认为“教育是爱的艺术”,决计不会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的。
王从:我又想到一则高考题。
2008年高考北京卷文言文阅读题,取材于《汉书·韩延寿传》,韩延寿曾做颍川的地方官,“颍川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之礼让。”
显然,韩延寿是正确的,《汉书》对他也是肯定的。
难道现代人还不如汉代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子宜:同是地方官,韩延寿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做法,赵广汉是法家的现实主义做法,儒家讲究“教化”和“道德内省”,法家讲究“法、术、势”,估计“告讦”属于“术”。后者于统治可能立竿见影,而前者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化,历来都是缓慢的,滞后的,隐性的,大半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礼让”,君子之举,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倘若汉朝官吏的任期也像今天这么短,三四年一届,大约韩延寿之举是难以见效的。
话题扯回来。就班主任而言,怎样才能既不涉嫌怂恿“告密”,又能及时了解“班情”呢?这是个学问,也是个艺术,还是个道德尺度,是很难拿捏的。恐怕为班主任者首先得辨别学生是在提供“决策参考”,还是构陷他人、讨好老师,即弄清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才能择善而存。就自己而言,也不应该以怂恿“特务政治”“收拾学生”为目的。
二、立志
王从:有没有志向不一样,故谚语有云:“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人曾问三个砌砖的工人在“做什么”,第一个答“砌砖”,第二个答“赚钱”,第三个说要“建造世界上最富特色的房子”。据说,到了后来,第二个工人做了包工头,第三个工人成了有名的建筑师,而第一个工人仍然在砌砖。
所以,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生立志——成为有志向的人。
但志向要切合实际,否则就是空想。
一个流传得不很广的故事:一位女学生考上师范院校后,教授问她为什么要报考师范院校。她说,开始想成为一个伟人,觉得不现实;后来想成为伟人的妻子,也觉得不现实;于是,她决定做伟人的老师,所以报考了师范院校。这个女学生无疑是聪明的——她的志向切合实际,所以顺利地实现了。
回头看第一个故事中那个砌砖的工人,似乎也无可厚非——这个世界总得有人砌砖,不可能都去做包工头或是建筑师。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所以,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树立切合实际的志向。因为,没有志向,与不切实际的志向,同样误人。
子宜:我同意你的观点。人生在世,没有志向,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不好;志向太高太大太空,同样不好。自古以来自小就有“鸿鹄之志”,最终成功达成志向者,有,但还是少得可怜,且为志向所困终身者也不乏其人。无以达成志向者,有的属于“志大才疏”,有的是“时运不济”。秦始皇巡游,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出身贵族,武功盖世,可说是志向。刘邦一小小泼皮亭长,在时人看来岂不是幻想?陈涉与人佣耕(属于“贫农”),就想到了“富贵”,想到“翻身农奴的解放”,想到“喜欢谁就是谁”,并自称是“鸿鹄之志”,旁人听来,当然会笑掉大牙。因为“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尚且是梦想,何谈什么“富贵”?诸葛亮隐居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也是“时人莫之许”的。李鸿章24岁中进士,曾立下“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十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的宏愿,后终于位及人臣。
毛泽东当年在岳麓山上与同学们议论“如何改变”中国的话题。有的说要“教育救国”,毛说“太缓慢”;有的说“要做官,然后利用手中权力改变社会”,毛说:“轮不上我们”。别人问:那你说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学梁山好汉!这就是“志向”,当然也是方法和路径。
他们都成功了,都如愿以偿了,都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假如没有这个志向,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在人民网BBS上看到一个吓人的志向,据说这篇小学生作文:吓死老师,惊动教育部。现不惮繁琐,全文转录: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到烈士纪念馆参观,使我很受感动。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不怕严刑拷打,不怕枪林弹雨,为了穷人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要向他们学习,做革命的接班人,长大为人民服务。
我热爱那些为了穷人打天下的烈士,我痛恨那些资本家反动派。听爷爷说,刚解放那会,日子虽然苦,但那时当官的一心为老百姓,不像现在,到处是贪污犯。我对爷爷说,我长大了就专门抓贪官,给他们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们把贪污的钱交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家也是穷人,爸爸妈妈都下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轮车,还经常被城管队赶来赶去,有一次被城管队没收了车,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号召我们班同学专门打城管队,吊在树上打,拿皮带抽,看他们还敢猖狂不?妈妈对我最好了,她身体不好,没钱治病,却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让她吃,她总是说不饿。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姥姥家玩,那里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破旧,但邻里关系很好,那些爷爷奶奶都喜欢我,说我又调皮又聪明,长大能当一个将军。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够枣吃。可是,前年,那里拆迁,房子全推倒了,姥爷姥姥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很多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好租一间小房子住。那里盖起了高楼,成了繁华的商场,挣了很多钱。我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住小房子,他们却能挣大钱。我不喜欢那个高楼,我心里对姥姥说,我长大了,要学本·拉登,开个飞机把它撞翻,重新给您盖个四合院,栽上枣树、石榴树。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听老师的话,把学习搞好,长大当一个发明家。我要发明一种武器,能认出好人坏人,发射的子弹能一直追着坏人打,把他的屁股打个洞。
我喜欢枪,我最喜欢的枪是AK47,我长大了,就用这种枪去打敌人,我一定不怕牺牲,我一定能胜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样。
儿童的志向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不?假如说项羽、刘邦是要“取而代之”,志向达成也无非是“改朝换代”而已;那么这位小学生则是“改变社会现状”,应当说后者的志向更高尚、更“非功利”,当然也更暴力。让人不得不想:教育该怎么办?社会该向何处去?这样的志向好不好?他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切·格瓦拉?作文教学中学生说真话好?还是做“官样文章”好?
扯远了?没!
三、择校
择校是个老问题了。
虽然俗语说人挪活树挪死,歌曲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更换环境也未必是好事。
有一则寓言,讲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野地里。笼子里的老虎羡慕外面的老虎自由;外面的老虎却羡慕笼子里的老虎安逸。一日,两只老虎互相换了环境——笼子里的老虎走进了大自然,野地里的老虎走进了笼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死于饥饿,一只死于忧郁。从笼子里走出的老虎获得了自由,却没有同时获得捕食的本领;走进笼子的老虎获得了安逸,却没有获得在狭小空间生活的心境。现在,农村的孩子大量涌入城里读书,毋庸讳言,城里的学校教育资源要比农村丰富,家长这么做可以理解。但家长们只想着为孩子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极少想到这环境也有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地方,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城里对农村的孩子而言,是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个潘多拉盒子,那么多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对农村的孩子而言,都是巨大的诱惑。这个盒子一旦打开,就难以控制,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后,爱吃爱穿爱玩爱上网起来,那是比城里的孩子还要疯狂的——许多本来淳朴的、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就是这样被城市毁掉的。
就想到飞蛾投火,那本也是对光明的向往,但却被光明烧焦了翅膀甚至生命。
但飞蛾还是照样投火。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