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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大概不会认为，外国人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比德国哲学家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更值得研究，哈佛大学大概也不会建立一个国外美国研究研究所之类的机构
近代以降，中国人学西方的热情始终不减，最近一二十年，更是对国外汉学的研究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不仅国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丝毫不逊于对其他国外学说著作的翻译，研究国外汉学的著作时有所见，而且一些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国外汉学研究的机构，开设了国外汉学的课程。
在事事都讲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惟独在这件事上似乎迥异于国外。国外的著名高校大概不会有研究别国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机构，更不会有介绍外人对自己文化研究的课程。道理很简单，一般人都会同意，作为学术研究而言，总是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要比别人对自己的研究来得重要。德国人大概不会认为，外国人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比德国哲学家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更值得研究，哈佛大学大概也不会建立一个国外美国研究研究所之类的机构。
据说成立国外汉学研究的研究机构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恰恰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因为这最容易吸引国外汉学家来华，建立国际学术联系。退一步说，举办学术活动，有几个外国学者在那里一坐，活动的规格就提高了，对外宣传及填相应的考核表格都要好看得多。
随着传统文化热日渐升温，一些知名汉学家也成了炙手可热的邀请对象，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北京，总是那么几个人，成了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忙得不亦乐乎，感觉也就越来越好。汉学家在本国未必能算学界主流，但在中国俨然是人人景仰的大人物。领导宴请、接受聘书和各类荣誉证书、座谈报告、旅游观光，一应俱全。主人和客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由于处处受到热情礼遇，加上国人向来对外人佩服得紧，有人甚至觉得汉学家写了几本研究唐诗的小册子后，中国人以后就不知该怎么研究唐诗了，不由使得某些汉学家觉得自己的确高明，高明到可以直言教训殷勤的主人的地步。有个国家的哲学非常不错，但特点是表达晦涩，云山雾罩。可这个国家有那么一两个汉学家，会说流利的汉语，就觉得有了足以骄人的资本，遂得出中国人外语能力不行，就不会有好文学好学者这样毫无逻辑可言的结论。
照理说，汉学家应该比一般的外国学者更能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因而更加大度与宽容。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批评。但爱深责切甚至“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与建立在可笑的优越感基础上的随意指责，还是可以明确区分的。当然，洋人手里掌握的一些资源，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颇有吸引力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无法以一种理性自尊的态度，去对待海外汉学和汉学家。
另一方面，我们特有的一些做法竟然也用在了外人身上。汉学家云集的场合，照例也有施展座次学的余地，一般而言，总是美国名校来的汉学家坐上座、首座，然后是德、法、英、日等国的汉学家，至于俄国东欧和其他地方的汉学家，则自郐以下，不必说了。
其实，现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早已成为学术工业的一部分，渗透了非学术的逻辑，功利、逐利、势利，不足为奇，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学术交流失去了其帮助人类相互理解的崇高本义，而常常成了利益交换的体面包装。然而，仍然有人秉承良知，在尽自己学者和人的本分，尽管他们往往不为人知。
三年前，日本京都大学的冈田武彦教授去世，敝校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给他的家属发去唁电表示慰问，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与他素昧平生。冈田家果然礼数周到，不久，我们就收到他儿子冈田靖彦表示感谢的回函。冈田靖彦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他父亲晚年一直在日本教育界呼吁汉文的学习，提倡在幼儿教育中加入《论语》等经典的内容，让孩子能够从小认识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他在民间创立书院，办讲习班，不知疲倦地在日本各地传授中国古代经典，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冈田教授毕生最大的愿望，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和平与繁荣。临终时，他希望葬礼上不要带有宗教色彩，只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为自己送行。冈田靖彦认为，这是他父亲借助人们最熟悉的乐曲来传达自己永恒的生命之声，希望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生生化育；普世和平，和睦与欢乐，自由能够永世长存。
这样的汉学家，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近代以降，中国人学西方的热情始终不减，最近一二十年，更是对国外汉学的研究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不仅国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丝毫不逊于对其他国外学说著作的翻译，研究国外汉学的著作时有所见，而且一些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国外汉学研究的机构，开设了国外汉学的课程。
在事事都讲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惟独在这件事上似乎迥异于国外。国外的著名高校大概不会有研究别国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机构，更不会有介绍外人对自己文化研究的课程。道理很简单，一般人都会同意，作为学术研究而言，总是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要比别人对自己的研究来得重要。德国人大概不会认为，外国人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比德国哲学家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更值得研究，哈佛大学大概也不会建立一个国外美国研究研究所之类的机构。
据说成立国外汉学研究的研究机构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恰恰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因为这最容易吸引国外汉学家来华，建立国际学术联系。退一步说，举办学术活动，有几个外国学者在那里一坐，活动的规格就提高了，对外宣传及填相应的考核表格都要好看得多。
随着传统文化热日渐升温，一些知名汉学家也成了炙手可热的邀请对象，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北京，总是那么几个人，成了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忙得不亦乐乎，感觉也就越来越好。汉学家在本国未必能算学界主流，但在中国俨然是人人景仰的大人物。领导宴请、接受聘书和各类荣誉证书、座谈报告、旅游观光，一应俱全。主人和客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由于处处受到热情礼遇，加上国人向来对外人佩服得紧，有人甚至觉得汉学家写了几本研究唐诗的小册子后，中国人以后就不知该怎么研究唐诗了，不由使得某些汉学家觉得自己的确高明，高明到可以直言教训殷勤的主人的地步。有个国家的哲学非常不错，但特点是表达晦涩，云山雾罩。可这个国家有那么一两个汉学家，会说流利的汉语，就觉得有了足以骄人的资本，遂得出中国人外语能力不行，就不会有好文学好学者这样毫无逻辑可言的结论。
照理说，汉学家应该比一般的外国学者更能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因而更加大度与宽容。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批评。但爱深责切甚至“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与建立在可笑的优越感基础上的随意指责，还是可以明确区分的。当然，洋人手里掌握的一些资源，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颇有吸引力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无法以一种理性自尊的态度，去对待海外汉学和汉学家。
另一方面，我们特有的一些做法竟然也用在了外人身上。汉学家云集的场合，照例也有施展座次学的余地，一般而言，总是美国名校来的汉学家坐上座、首座，然后是德、法、英、日等国的汉学家，至于俄国东欧和其他地方的汉学家，则自郐以下，不必说了。
其实，现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早已成为学术工业的一部分，渗透了非学术的逻辑，功利、逐利、势利，不足为奇，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学术交流失去了其帮助人类相互理解的崇高本义，而常常成了利益交换的体面包装。然而，仍然有人秉承良知，在尽自己学者和人的本分，尽管他们往往不为人知。
三年前，日本京都大学的冈田武彦教授去世，敝校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给他的家属发去唁电表示慰问，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与他素昧平生。冈田家果然礼数周到，不久，我们就收到他儿子冈田靖彦表示感谢的回函。冈田靖彦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他父亲晚年一直在日本教育界呼吁汉文的学习，提倡在幼儿教育中加入《论语》等经典的内容，让孩子能够从小认识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他在民间创立书院，办讲习班，不知疲倦地在日本各地传授中国古代经典，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冈田教授毕生最大的愿望，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和平与繁荣。临终时，他希望葬礼上不要带有宗教色彩，只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为自己送行。冈田靖彦认为，这是他父亲借助人们最熟悉的乐曲来传达自己永恒的生命之声，希望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生生化育；普世和平，和睦与欢乐，自由能够永世长存。
这样的汉学家，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