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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昆曲研究中心、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的“第七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座谈会”在苏州图书馆召开。来自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以及北京、苏州、杭州、上海、长沙、武汉、福州、广州及香港、台湾地区等地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届座谈会。会议围绕九个议题展开研讨，有43位学者进行了会议论文宣讲。
一、会议发言综述
（一）昆曲的保护传承
昆曲在当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历届会议的热点议题。丁修询在《昆曲的中国文化战略》中指出，昆曲是“推动乃至引领戏剧潮流、创立中国戏剧学派的绝好战略选项”。他倡议“以昆曲为蓝本，创设以系统地总结广博深远的中国戏曲文化为旨归的‘中国演剧体系’，并努力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昆曲本体的系统研究，将对昆曲的认识上升至新的高度”。丛兆桓在《“非遗”昆剧的保护传承需要四个“全面”》中提出：“要将昆曲当成国学的整体来研究和传承”，传承须注意“四个”全面，注意文学、音乐、美术、表导演等本体四项基因的传承；晋昆、湘昆、北昆、川昆等各种流派的保护和不独尊“一昆”；创作演出实践、艺术人才培训、理论研究与批评等三个领域的传承。吴新雷《此情可待 一往而深——杨守松报告文学新作〈大美昆曲〉读后感》是对杨守松撰写的报告文学的评介，认为这本著作“笔调轻松活健，反映面既深且广”，并感叹该作“把昆曲的前世和今生都写活了，把昆坛的人物和事情都写活了”。江巨荣《昆曲艺术传承需要好教材——再谈上海戏剧学院及附属上海戏曲学校所编〈昆曲精编教材300种〉》认为，该教材“几乎囊括了近百年来昆曲舞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剧目，集昆曲文本、曲谱、释文、表演特色与要求为一体，开了昆曲选本的新体例、新样式，无疑是已往昆曲教材的新发展”。
（二）声腔音乐研究
该议题的发言主要围绕古代文献中的度曲理论、谱式等内容展开。俞为民《沈宠绥对新昆山腔的矫正与完善》认为，沈宠绥针对新昆山腔在曲调上破坏了古调腔格和在演唱理论上没有得到具体阐述的状况，写作了《度曲须知》和《弦索辨讹》，以实现“既要采用依字声行腔的曲唱形式又要保持曲调原有的格律和腔格”的理想。其具体做法是，在《度曲须知》中主要论述南北曲字声的腔格特征及不同字声的出字、收音等演唱技巧的问题；在《弦索辨讹》里，则主要通过具体的曲文厘正北曲曲唱中的字音讹误，并给演唱者提供正确的示范。李昂在《徐大椿的字面口法论》中，重点阐述了对徐大椿著作中五音发音部位之顺序合理性的考证。李俊在《“宫谱”新考》中指出，“宫谱”内涵随时代推移而改变，“自近代以来才始如今人所言，专指带工尺谱的曲谱”。黄思超的《〈南词定律〉工尺谱初探——例曲与工尺谱的考察》认为，《南词定律》提供了清代康熙前后唱法的记录，对曲牌唱法历史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周秦在《昆曲的宫调与套式》中指出，昆曲北曲的宫调系统有元曲的渊源，清代康熙年间的《北词广正谱》在继承元代曲学体系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在每个宫调名下附列“套数分题”，由此奠定宫调、套式、曲牌三者有序组合的基本框架。南曲的宫调规范则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同时趋于定型，在嘉靖时人蒋孝《旧编九宫十三调宫谱》中奠定了基础，又在明清之际曲学家徐于室、钮少雅编纂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简称《九宫正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南曲宫调与套式之间并未建立起如同北曲那样较为严格的管控关系，这使《纳书楹》以后的昆曲乐谱只标管色不论宫调。
（三）昆曲发展史研究
陈学凯《昆曲与明代戏曲的发展和繁荣》从作品的数量、传世精品的多寡、作家群体的状况、戏曲理论与剧评的水平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戏曲艺术的态度等角度，论证了昆曲在明朝中后期的繁荣离不开明代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环境，而昆曲艺术的臻于完善又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走向成熟规范。刘水云、裴雪莱《明清曲师戏曲史地位的再认识——以南北曲曲师考为考察对象》揭示明清曲师与“剧本创作、演员培养、戏本的舞台搬演、戏曲的传播交流等方面关系至密”，并指出该群体长期以来不被关注的原因在于，文人曲家们的自我夸饰和对曲师群体的恶意贬低。赵山林《苏台歌舞到燕台——试论四大徽班对昆曲艺术的吸收与借鉴》以翔实的史料记载对四大徽班吸收借鉴昆曲艺术的历史经验作总结：四喜班演出的昆曲剧目多且质量精；三庆班编演的连台本戏多借鉴自昆曲，班社台柱程长庚、徐小香等昆曲素养深厚；和春班与春台班亦有很多优秀演员京、昆兼学兼擅，并能恪守正宗的昆曲传统，具有“梁溪风范”。邹元江《从〈申报〉（1922—1942）看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的盛与衰》指出，名小生顾传玠的成名与离开对“传字辈”所组班社的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徐宏图《新叶昆曲在非遗保护中复苏——〈新叶昆曲精选剧目曲谱〉序》介绍了昆曲在杭州建德新叶村的历史发展与《新叶昆曲精选剧目曲谱》的相关内容。
（四）明清传奇研究
洪惟助《〈琵琶记·赏荷〉曲牌格律初探》对比了九种重要曲谱中的《琵琶记·赏荷》曲牌，对其格律问题作了资料详实、论证有力的探讨。顾聆森《论苏州的昆曲创作流派》将苏州再作县市分立的精细区域划分，评述昆山、吴江、苏州（市区）三地各具特点的创作流派。王永健《明末清初的〈牡丹亭〉热》，对明末清初“《牡丹亭》热”的形成原因、表现形态及特点、成果和影响等方面作了初步梳理、分析和评述。刘玮《〈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改写折射出的时代思潮与文体发展情况》指出，改写本反映了“情中含理的时代思潮、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和传奇剧本的结构体制”。邹自振《汤显祖剧作的当代诠释——〈汤显祖戏曲总集·总序〉》，内容涉及汤显祖及其五部戏曲作品和与该书相关的编籑工作。
（五）昆曲文献研究
李晓《活的记忆——中国传统戏曲在当代（昆剧历史与当代艺术家）》，概述了昆剧的历史发展脉络，并介绍了张静娴、史红梅、柯军等三位当代优秀的昆剧艺术家的成就。陈均《青春版〈牡丹亭〉如何走出国门？——以〈青春版牡丹亭美西巡回演出2006〉简报册为例》，详细介绍了青春版《牡丹亭》在美西巡演的实际运作情况，意图为“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走出国门”提供经验参照。朱建华在《昆曲对戏曲区域化限制的突破》中指出，昆曲在中心城市之间的迁移与传播是昆曲突破区域化限制的重要体现，也是由“南北合腔的音乐机制和文人主导的以家班为主的传播方式”决定的。陈为蓬《〈俞振飞书信选〉部分书信写作时间考》，考证出七十余封俞振飞书信的准确写作时间，并指出《〈俞振飞书信选〉》一书注释中的部分差错。 （六）改编和新编本戏研究
丁盛在《当代昆剧创作的基本问题、观念与形态》中指出，当代昆剧创作存在古今、中西和主导（国家主导还是民间倡导）三个基本问题，三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创作观念方面，存在新旧结合、推陈出新；恪守传统、整旧如旧和突破传统、实验探索三种，并对应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艺术形态。郑尚宪在《论“迷失”了的〈虎囊弹〉》中指出，清初苏州作家丘园所作的昆曲《虎囊弹》，除《山门》一折外，全剧已佚，但在京剧、梆子戏、湘剧、汉剧、楚剧等剧种中则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广西桂剧《虎狼弹》是昆曲《虎囊弹》最完整的传本。余懋盛《漫谈湘昆〈白兔记〉改编》，总结了自己五十年来多次改编湘昆《白兔记》剧本的得失经验。安裴智《从古典喜剧到“现代悲剧”——对新版昆剧〈绿牡丹〉改编的思考》认为，“新编剧本没有很好领会明代‘临川派’大戏剧家吴炳的《绿牡丹》的作品精髓，对原著人物进行了错位的讽刺，使这部十大古典喜剧之一的作品成为用当代人的观念去严格要求四百年前古人具有当代意识的现代悲剧”。陈芳《从昆剧到越剧：徐进〈红楼梦〉的回归与超越》，通过对比包括昆剧在内的多个剧种的《红楼戏》剧本，研究徐进所作越剧《红楼梦》文本的互文性。
（七）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
与会代表围绕昆曲在海外传播的现状、实际操作和面临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研讨。在显示昆曲海外传播“成绩”的同时，重在指出实际运作上的不足或尚需加强的方面。都文伟《昆曲在美国》指出，有关昆曲经典剧作的英语翻译书籍有待充实；昆曲曲谱的五线谱本有待增多；与音响配套的身段介绍的光碟有待开发。奎生《谈京昆在海外的传播》和德国学者贡德曼《〈界碑亭〉——联结中国戏剧和巴洛克意大利歌剧的新创作演出和研究》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呈现，介绍了他们联合创作《界碑亭》的经验和该作品在德国演出时观众的反映与媒体的评价。汪榕培《字幕翻译在昆曲海外传播中的作用》，指出昆曲字幕翻译的重要性，并就字幕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刘志宏《孔子学院作为昆曲海外传播平台的思考——以英国北爱尔兰孔子学院昆曲教学为例》，叙述了自己在英国北爱尔兰孔子学院教授昆曲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历与见闻，并对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向海外传播昆曲的可行性和意义作了有益的探讨。
（八）当代昆曲现象研究
刘祯《走近大师版〈牡丹亭〉的大师们》主要介绍当代知名艺术家在表演昆曲《牡丹亭》时所作的不同艺术处理。王志萍《当昆剧面对现代观众——以兰庭昆剧团十年发展为例》指出，“十年来兰庭昆剧团一直采取‘传承’与‘再创’的方式推进昆曲艺术的发展，自百炼千锤的经典折子戏中，挖掘昆剧艺术表演的灵魂，撷取我们在当代‘重现’她与‘再创’她的养分。”刘惠芬《从观演关系论昆曲写意美学运用手法之演变与影响——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例》，从昆曲表演与观赏之间的互动机制切入，讨论当代观众审美意识的主流价值观与舞台艺术手法变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郭腊梅《博物馆开展展演活动的实践与思考——以“昆剧星期专场”为例》，对中国昆曲博物馆十年来坚持举办“昆剧星期专场”活动作了思考，并述及开展该活动的作用与体会。洪敦远《谈新编昆剧的编曲与配器》以漫谈的方式对与新编昆剧的编曲和配器相关的多个话题作了有益地探讨。
（九）昆曲教学与传播
朱恒夫《昆曲传承的希望在于从娃娃抓起——昆山市小学开设昆曲兴趣班的调查报告》，从实地调查中获取一手资料，围绕“成功举办昆曲兴趣班的条件、昆曲兴趣班的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等三个方面，对昆山市12所开设昆曲兴趣班的小学作分析与研究。何平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昆剧学习》，简要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师生在广州五山昆曲社的影响和启发下，学习和演出昆剧的情况。朱玲《昆剧的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对昆剧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作了梳理。朱玲认为，现有的昆剧与《牡丹亭》翻译研究忽略了昆剧的戏剧特点，而将其等同于诗歌、小说、散文等一般文学样式。艾立中《论明末清初南北曲的演变——兼论魏良辅和沈宠绥的曲唱理念》指出，北曲在明末清初时文本创作增多、唱法重新得到提倡，然而这种复兴态势并未导致南曲衰弱，南北曲均为曲家常用曲牌，只是两者功能的界限已逐渐淡化，魏良辅改良南曲和沈宠绥振兴北曲，是不同复古理念指导下的成果。韩国学者郑元祉《韩国盘索里与中国清唱的声音与唱法世界比较——“和而不同”观点之比较》认为，韩中两国传统清唱艺术中“呼吸、发音、唱法、唱者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二、由本届学术座谈会引发的思考
从代表们的发言来看，本届大会凸显以下两个特点：
（一）立足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前沿性
本届座谈会不仅专门设立“当代昆曲现象”议题，且在其他议题中，代表们参与交流的发言也多立足当下，体现出学界对昆曲在现时代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学者们直面诸多现实问题，对当前实践工作中的不足所作的切中要害的分析，以及务实、谨慎地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做法，增强了昆曲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集思广益，推进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
作为以昆曲为专题的高端学术会议，大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术精英集聚一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多个层面对昆曲的历史、传奇文本、声腔、传播、当代保护与传承等问题作深度研讨，集思广益，客观上推动了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
但笔者认为，本届研讨会在彰显特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多学科参与。从本届会议代表的发言内容来看，代表们多为戏剧戏曲学的学科背景，其成果亦多属该学科领域。音乐学、表（导）演学、美术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薄弱，甚至仅是偶有涉及。毋庸置疑，学术研究上的偏科与昆曲内在的综合型艺术品种特性是极不相称的。其二，部分议题之间研究主题重合，既打散了代表们的发言，不利于形成焦点争鸣，又使会议整体布局显得不够尽善尽美。比如，“当代昆曲现象研究”与“昆曲遗产的保护传承”、“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等议题存在部分重叠，而“当代昆曲现象研究”，究其本质，又属于“昆曲发展史研究”的论域。又如，“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与“昆曲教学与传播”也有主题内容重合之处。
结 语
昆曲自2001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今，依托“非遗”保护的文化思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术界已成为热点。2003年至今，在发源地苏州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大型昆曲学术会议①，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中国昆曲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嵘女士在开幕式致辞时说：“前六届累计四百多人次，论文三百多篇”。而若仅从本届学术会议来看，亦能显示近年来昆曲学术发展的良好势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②的研讨，客观上推动了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期待，下一届昆曲国际学术座谈会能够吸纳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为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协同努力开辟蹊径。
① 七届“昆曲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时间并不规律，举办的年份依次为2003、2005、2006、2007、2009、2012、2015。
② 该句出自《诗经·卫风·淇奥》。这里使用其引申意，指相互间的研究与讨论十分深入。
唐振华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晓倩）
一、会议发言综述
（一）昆曲的保护传承
昆曲在当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历届会议的热点议题。丁修询在《昆曲的中国文化战略》中指出，昆曲是“推动乃至引领戏剧潮流、创立中国戏剧学派的绝好战略选项”。他倡议“以昆曲为蓝本，创设以系统地总结广博深远的中国戏曲文化为旨归的‘中国演剧体系’，并努力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昆曲本体的系统研究，将对昆曲的认识上升至新的高度”。丛兆桓在《“非遗”昆剧的保护传承需要四个“全面”》中提出：“要将昆曲当成国学的整体来研究和传承”，传承须注意“四个”全面，注意文学、音乐、美术、表导演等本体四项基因的传承；晋昆、湘昆、北昆、川昆等各种流派的保护和不独尊“一昆”；创作演出实践、艺术人才培训、理论研究与批评等三个领域的传承。吴新雷《此情可待 一往而深——杨守松报告文学新作〈大美昆曲〉读后感》是对杨守松撰写的报告文学的评介，认为这本著作“笔调轻松活健，反映面既深且广”，并感叹该作“把昆曲的前世和今生都写活了，把昆坛的人物和事情都写活了”。江巨荣《昆曲艺术传承需要好教材——再谈上海戏剧学院及附属上海戏曲学校所编〈昆曲精编教材300种〉》认为，该教材“几乎囊括了近百年来昆曲舞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剧目，集昆曲文本、曲谱、释文、表演特色与要求为一体，开了昆曲选本的新体例、新样式，无疑是已往昆曲教材的新发展”。
（二）声腔音乐研究
该议题的发言主要围绕古代文献中的度曲理论、谱式等内容展开。俞为民《沈宠绥对新昆山腔的矫正与完善》认为，沈宠绥针对新昆山腔在曲调上破坏了古调腔格和在演唱理论上没有得到具体阐述的状况，写作了《度曲须知》和《弦索辨讹》，以实现“既要采用依字声行腔的曲唱形式又要保持曲调原有的格律和腔格”的理想。其具体做法是，在《度曲须知》中主要论述南北曲字声的腔格特征及不同字声的出字、收音等演唱技巧的问题；在《弦索辨讹》里，则主要通过具体的曲文厘正北曲曲唱中的字音讹误，并给演唱者提供正确的示范。李昂在《徐大椿的字面口法论》中，重点阐述了对徐大椿著作中五音发音部位之顺序合理性的考证。李俊在《“宫谱”新考》中指出，“宫谱”内涵随时代推移而改变，“自近代以来才始如今人所言，专指带工尺谱的曲谱”。黄思超的《〈南词定律〉工尺谱初探——例曲与工尺谱的考察》认为，《南词定律》提供了清代康熙前后唱法的记录，对曲牌唱法历史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周秦在《昆曲的宫调与套式》中指出，昆曲北曲的宫调系统有元曲的渊源，清代康熙年间的《北词广正谱》在继承元代曲学体系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在每个宫调名下附列“套数分题”，由此奠定宫调、套式、曲牌三者有序组合的基本框架。南曲的宫调规范则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同时趋于定型，在嘉靖时人蒋孝《旧编九宫十三调宫谱》中奠定了基础，又在明清之际曲学家徐于室、钮少雅编纂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简称《九宫正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南曲宫调与套式之间并未建立起如同北曲那样较为严格的管控关系，这使《纳书楹》以后的昆曲乐谱只标管色不论宫调。
（三）昆曲发展史研究
陈学凯《昆曲与明代戏曲的发展和繁荣》从作品的数量、传世精品的多寡、作家群体的状况、戏曲理论与剧评的水平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戏曲艺术的态度等角度，论证了昆曲在明朝中后期的繁荣离不开明代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环境，而昆曲艺术的臻于完善又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走向成熟规范。刘水云、裴雪莱《明清曲师戏曲史地位的再认识——以南北曲曲师考为考察对象》揭示明清曲师与“剧本创作、演员培养、戏本的舞台搬演、戏曲的传播交流等方面关系至密”，并指出该群体长期以来不被关注的原因在于，文人曲家们的自我夸饰和对曲师群体的恶意贬低。赵山林《苏台歌舞到燕台——试论四大徽班对昆曲艺术的吸收与借鉴》以翔实的史料记载对四大徽班吸收借鉴昆曲艺术的历史经验作总结：四喜班演出的昆曲剧目多且质量精；三庆班编演的连台本戏多借鉴自昆曲，班社台柱程长庚、徐小香等昆曲素养深厚；和春班与春台班亦有很多优秀演员京、昆兼学兼擅，并能恪守正宗的昆曲传统，具有“梁溪风范”。邹元江《从〈申报〉（1922—1942）看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的盛与衰》指出，名小生顾传玠的成名与离开对“传字辈”所组班社的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徐宏图《新叶昆曲在非遗保护中复苏——〈新叶昆曲精选剧目曲谱〉序》介绍了昆曲在杭州建德新叶村的历史发展与《新叶昆曲精选剧目曲谱》的相关内容。
（四）明清传奇研究
洪惟助《〈琵琶记·赏荷〉曲牌格律初探》对比了九种重要曲谱中的《琵琶记·赏荷》曲牌，对其格律问题作了资料详实、论证有力的探讨。顾聆森《论苏州的昆曲创作流派》将苏州再作县市分立的精细区域划分，评述昆山、吴江、苏州（市区）三地各具特点的创作流派。王永健《明末清初的〈牡丹亭〉热》，对明末清初“《牡丹亭》热”的形成原因、表现形态及特点、成果和影响等方面作了初步梳理、分析和评述。刘玮《〈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改写折射出的时代思潮与文体发展情况》指出，改写本反映了“情中含理的时代思潮、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和传奇剧本的结构体制”。邹自振《汤显祖剧作的当代诠释——〈汤显祖戏曲总集·总序〉》，内容涉及汤显祖及其五部戏曲作品和与该书相关的编籑工作。
（五）昆曲文献研究
李晓《活的记忆——中国传统戏曲在当代（昆剧历史与当代艺术家）》，概述了昆剧的历史发展脉络，并介绍了张静娴、史红梅、柯军等三位当代优秀的昆剧艺术家的成就。陈均《青春版〈牡丹亭〉如何走出国门？——以〈青春版牡丹亭美西巡回演出2006〉简报册为例》，详细介绍了青春版《牡丹亭》在美西巡演的实际运作情况，意图为“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走出国门”提供经验参照。朱建华在《昆曲对戏曲区域化限制的突破》中指出，昆曲在中心城市之间的迁移与传播是昆曲突破区域化限制的重要体现，也是由“南北合腔的音乐机制和文人主导的以家班为主的传播方式”决定的。陈为蓬《〈俞振飞书信选〉部分书信写作时间考》，考证出七十余封俞振飞书信的准确写作时间，并指出《〈俞振飞书信选〉》一书注释中的部分差错。 （六）改编和新编本戏研究
丁盛在《当代昆剧创作的基本问题、观念与形态》中指出，当代昆剧创作存在古今、中西和主导（国家主导还是民间倡导）三个基本问题，三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创作观念方面，存在新旧结合、推陈出新；恪守传统、整旧如旧和突破传统、实验探索三种，并对应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艺术形态。郑尚宪在《论“迷失”了的〈虎囊弹〉》中指出，清初苏州作家丘园所作的昆曲《虎囊弹》，除《山门》一折外，全剧已佚，但在京剧、梆子戏、湘剧、汉剧、楚剧等剧种中则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广西桂剧《虎狼弹》是昆曲《虎囊弹》最完整的传本。余懋盛《漫谈湘昆〈白兔记〉改编》，总结了自己五十年来多次改编湘昆《白兔记》剧本的得失经验。安裴智《从古典喜剧到“现代悲剧”——对新版昆剧〈绿牡丹〉改编的思考》认为，“新编剧本没有很好领会明代‘临川派’大戏剧家吴炳的《绿牡丹》的作品精髓，对原著人物进行了错位的讽刺，使这部十大古典喜剧之一的作品成为用当代人的观念去严格要求四百年前古人具有当代意识的现代悲剧”。陈芳《从昆剧到越剧：徐进〈红楼梦〉的回归与超越》，通过对比包括昆剧在内的多个剧种的《红楼戏》剧本，研究徐进所作越剧《红楼梦》文本的互文性。
（七）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
与会代表围绕昆曲在海外传播的现状、实际操作和面临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研讨。在显示昆曲海外传播“成绩”的同时，重在指出实际运作上的不足或尚需加强的方面。都文伟《昆曲在美国》指出，有关昆曲经典剧作的英语翻译书籍有待充实；昆曲曲谱的五线谱本有待增多；与音响配套的身段介绍的光碟有待开发。奎生《谈京昆在海外的传播》和德国学者贡德曼《〈界碑亭〉——联结中国戏剧和巴洛克意大利歌剧的新创作演出和研究》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呈现，介绍了他们联合创作《界碑亭》的经验和该作品在德国演出时观众的反映与媒体的评价。汪榕培《字幕翻译在昆曲海外传播中的作用》，指出昆曲字幕翻译的重要性，并就字幕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刘志宏《孔子学院作为昆曲海外传播平台的思考——以英国北爱尔兰孔子学院昆曲教学为例》，叙述了自己在英国北爱尔兰孔子学院教授昆曲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历与见闻，并对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向海外传播昆曲的可行性和意义作了有益的探讨。
（八）当代昆曲现象研究
刘祯《走近大师版〈牡丹亭〉的大师们》主要介绍当代知名艺术家在表演昆曲《牡丹亭》时所作的不同艺术处理。王志萍《当昆剧面对现代观众——以兰庭昆剧团十年发展为例》指出，“十年来兰庭昆剧团一直采取‘传承’与‘再创’的方式推进昆曲艺术的发展，自百炼千锤的经典折子戏中，挖掘昆剧艺术表演的灵魂，撷取我们在当代‘重现’她与‘再创’她的养分。”刘惠芬《从观演关系论昆曲写意美学运用手法之演变与影响——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例》，从昆曲表演与观赏之间的互动机制切入，讨论当代观众审美意识的主流价值观与舞台艺术手法变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郭腊梅《博物馆开展展演活动的实践与思考——以“昆剧星期专场”为例》，对中国昆曲博物馆十年来坚持举办“昆剧星期专场”活动作了思考，并述及开展该活动的作用与体会。洪敦远《谈新编昆剧的编曲与配器》以漫谈的方式对与新编昆剧的编曲和配器相关的多个话题作了有益地探讨。
（九）昆曲教学与传播
朱恒夫《昆曲传承的希望在于从娃娃抓起——昆山市小学开设昆曲兴趣班的调查报告》，从实地调查中获取一手资料，围绕“成功举办昆曲兴趣班的条件、昆曲兴趣班的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等三个方面，对昆山市12所开设昆曲兴趣班的小学作分析与研究。何平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昆剧学习》，简要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师生在广州五山昆曲社的影响和启发下，学习和演出昆剧的情况。朱玲《昆剧的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对昆剧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作了梳理。朱玲认为，现有的昆剧与《牡丹亭》翻译研究忽略了昆剧的戏剧特点，而将其等同于诗歌、小说、散文等一般文学样式。艾立中《论明末清初南北曲的演变——兼论魏良辅和沈宠绥的曲唱理念》指出，北曲在明末清初时文本创作增多、唱法重新得到提倡，然而这种复兴态势并未导致南曲衰弱，南北曲均为曲家常用曲牌，只是两者功能的界限已逐渐淡化，魏良辅改良南曲和沈宠绥振兴北曲，是不同复古理念指导下的成果。韩国学者郑元祉《韩国盘索里与中国清唱的声音与唱法世界比较——“和而不同”观点之比较》认为，韩中两国传统清唱艺术中“呼吸、发音、唱法、唱者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二、由本届学术座谈会引发的思考
从代表们的发言来看，本届大会凸显以下两个特点：
（一）立足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前沿性
本届座谈会不仅专门设立“当代昆曲现象”议题，且在其他议题中，代表们参与交流的发言也多立足当下，体现出学界对昆曲在现时代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学者们直面诸多现实问题，对当前实践工作中的不足所作的切中要害的分析，以及务实、谨慎地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做法，增强了昆曲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集思广益，推进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
作为以昆曲为专题的高端学术会议，大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术精英集聚一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多个层面对昆曲的历史、传奇文本、声腔、传播、当代保护与传承等问题作深度研讨，集思广益，客观上推动了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
但笔者认为，本届研讨会在彰显特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多学科参与。从本届会议代表的发言内容来看，代表们多为戏剧戏曲学的学科背景，其成果亦多属该学科领域。音乐学、表（导）演学、美术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薄弱，甚至仅是偶有涉及。毋庸置疑，学术研究上的偏科与昆曲内在的综合型艺术品种特性是极不相称的。其二，部分议题之间研究主题重合，既打散了代表们的发言，不利于形成焦点争鸣，又使会议整体布局显得不够尽善尽美。比如，“当代昆曲现象研究”与“昆曲遗产的保护传承”、“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等议题存在部分重叠，而“当代昆曲现象研究”，究其本质，又属于“昆曲发展史研究”的论域。又如，“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与“昆曲教学与传播”也有主题内容重合之处。
结 语
昆曲自2001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今，依托“非遗”保护的文化思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术界已成为热点。2003年至今，在发源地苏州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大型昆曲学术会议①，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中国昆曲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嵘女士在开幕式致辞时说：“前六届累计四百多人次，论文三百多篇”。而若仅从本届学术会议来看，亦能显示近年来昆曲学术发展的良好势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②的研讨，客观上推动了昆曲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期待，下一届昆曲国际学术座谈会能够吸纳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为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协同努力开辟蹊径。
① 七届“昆曲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时间并不规律，举办的年份依次为2003、2005、2006、2007、2009、2012、2015。
② 该句出自《诗经·卫风·淇奥》。这里使用其引申意，指相互间的研究与讨论十分深入。
唐振华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