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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中国人的世界文化遗产观念还相当淡薄。当时，法国雪铁龙公司策划在中国拍一个汽车广告，要将雪铁龙汽车开上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万里长城东段起点的“老龙头”。虽然文物部门极力反对，但最终获相关地方领导批准。
然而该广告在法国某电视台播出仅十几秒，即招致无数电话怒斥：“我们法兰西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怎能为了拍一个商业广告，竟让汽车爬上人类文化遗产!”该广告从此被束之高阁。
相对比较起来，长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了。长城，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见证，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惊叹，而对于保护我们做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么多年来，长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地方为了开发，挖掉长城。1999年包头市交通部门建造绕城公路，距今已有2300年的赵长城部分遗址竟被夷为平地。
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个地球上拥有世界遗产资源最多的地方之。但当人们逐渐熟悉了解了世界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之后，却开始不断提出疑问：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负担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我们要在维护世界遗产的全球行动中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可以想见，新一轮的“申遗”活动又该“刻不容缓”了。可是，既然是遗产，终归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属于谁，应该是很清楚和明确的：至于现在谁传承得好，以及保存和保护得如何，恐怕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上的所有并不都能成为现实归属的有效证据。对于像端午、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我们现在首先要争取的，恐怕不是“申遗”，而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做到“薪火相传”，把节日实实在在地过起来，尽情享受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说，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凡是有一点文化的东西，都会被政府关起来。这一关，不仅是门票的问题，更是让文化从百姓生活中隔离出去了，抽空了。国人多半知道，大英博物馆掠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文物。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很多掠夺者或者收藏者把文物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又免费展出。捐赠的还好说，对于那些想挣钱的收藏者，博物馆还得花上大笔资金去买来。不仅大英博物馆如此，英国的几乎所有国立博物馆、美术馆都免费开放。不僅英国如此，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罗浮宫、雅典卫城、罗马圆形大剧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几乎都是在做亏本买卖。守着这么些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都不能挣钱，这放到中国，市长大概都想辞职了。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埋单。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些地方百分之六七十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财政拨款。其次是基金会和私人捐助。政府出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中国搞文化遗产的地方必须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假如世界遗产是一个花钱的事，政府是否还会那么热心地组织申报?
6月29日，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经过5天审议后完成了遗产评估和新遗产审议程序，中国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从而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增至35处，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位。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拥有这么多的世界遗产，这在全世界是速度最快的。对于我们这样个文明古国来讲，拥有这么多世界遗产，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些地区对世界遗产的本来含义缺乏正确的理解，把对世界遗产第一位的“保护”变成了毫无节制过度开发，使世界遗产失去其“原真性”。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申报世界遗产的风潮已经越来越热烈，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第一大国也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说：“世界遗产要申报，更要维护”。
今年6月26日，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塞内加尔的尼奥科洛科巴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单”。
加拉帕戈斯群岛素有“独特的生物博物馆和动植物进化的大自然展室”美誉。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此实地考察，为他的传世著作《物种起源》采集素材。加拉帕戈斯群岛197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30年来，大批游客涌入，商业建筑骤增，居民人数也成倍增加，一些外地物种也被带到这里，使当年自然物种的天堂成了嘈杂拥挤的名胜。尼奥科洛科巴国家公园位于塞内加尔东方行政区与卡萨芒斯之、司的冈比亚河畔。海边森林和热带草原保护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包括世界最大的羚羊种类德比大羚羊、黑猩猩、狮子、猎豹、大象以及许多独特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98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屡禁不止的偷猎活动使猎豹、大象等动物数量下降：计划兴建的冈比亚河、尼奥科洛科巴河水坝以及大批的游客也对当地生物造成严重威胁。
而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针对世界遗产的保护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入列“濒危”世界遗产名单的遗产进行了审议，并宣布：鉴于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将贝宁的阿波美皇宫、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以及洪都拉斯的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单上去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并不反对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和利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开发，是破坏性的还是保护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员木卡拉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开发和利用措施应该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在相应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专员爱德蒙木卡拉先生说，如果是庙宇或者类似历史建筑，利用时就应该按照它在古代时的功效来进行，这才是合理的，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成的利用方式。他认为，中国的某些遗产项目只注重申报，不注重保护，很有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方面六年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该广告在法国某电视台播出仅十几秒，即招致无数电话怒斥：“我们法兰西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怎能为了拍一个商业广告，竟让汽车爬上人类文化遗产!”该广告从此被束之高阁。
相对比较起来，长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了。长城，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见证，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惊叹，而对于保护我们做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么多年来，长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地方为了开发，挖掉长城。1999年包头市交通部门建造绕城公路，距今已有2300年的赵长城部分遗址竟被夷为平地。
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个地球上拥有世界遗产资源最多的地方之。但当人们逐渐熟悉了解了世界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之后，却开始不断提出疑问：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负担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我们要在维护世界遗产的全球行动中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可以想见，新一轮的“申遗”活动又该“刻不容缓”了。可是，既然是遗产，终归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属于谁，应该是很清楚和明确的：至于现在谁传承得好，以及保存和保护得如何，恐怕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上的所有并不都能成为现实归属的有效证据。对于像端午、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我们现在首先要争取的，恐怕不是“申遗”，而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做到“薪火相传”，把节日实实在在地过起来，尽情享受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说，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凡是有一点文化的东西，都会被政府关起来。这一关，不仅是门票的问题，更是让文化从百姓生活中隔离出去了，抽空了。国人多半知道，大英博物馆掠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文物。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很多掠夺者或者收藏者把文物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又免费展出。捐赠的还好说，对于那些想挣钱的收藏者，博物馆还得花上大笔资金去买来。不仅大英博物馆如此，英国的几乎所有国立博物馆、美术馆都免费开放。不僅英国如此，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罗浮宫、雅典卫城、罗马圆形大剧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几乎都是在做亏本买卖。守着这么些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都不能挣钱，这放到中国，市长大概都想辞职了。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埋单。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些地方百分之六七十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财政拨款。其次是基金会和私人捐助。政府出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中国搞文化遗产的地方必须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假如世界遗产是一个花钱的事，政府是否还会那么热心地组织申报?
6月29日，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经过5天审议后完成了遗产评估和新遗产审议程序，中国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从而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增至35处，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位。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拥有这么多的世界遗产，这在全世界是速度最快的。对于我们这样个文明古国来讲，拥有这么多世界遗产，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些地区对世界遗产的本来含义缺乏正确的理解，把对世界遗产第一位的“保护”变成了毫无节制过度开发，使世界遗产失去其“原真性”。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申报世界遗产的风潮已经越来越热烈，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第一大国也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说：“世界遗产要申报，更要维护”。
今年6月26日，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塞内加尔的尼奥科洛科巴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单”。
加拉帕戈斯群岛素有“独特的生物博物馆和动植物进化的大自然展室”美誉。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此实地考察，为他的传世著作《物种起源》采集素材。加拉帕戈斯群岛197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30年来，大批游客涌入，商业建筑骤增，居民人数也成倍增加，一些外地物种也被带到这里，使当年自然物种的天堂成了嘈杂拥挤的名胜。尼奥科洛科巴国家公园位于塞内加尔东方行政区与卡萨芒斯之、司的冈比亚河畔。海边森林和热带草原保护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包括世界最大的羚羊种类德比大羚羊、黑猩猩、狮子、猎豹、大象以及许多独特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98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屡禁不止的偷猎活动使猎豹、大象等动物数量下降：计划兴建的冈比亚河、尼奥科洛科巴河水坝以及大批的游客也对当地生物造成严重威胁。
而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针对世界遗产的保护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入列“濒危”世界遗产名单的遗产进行了审议，并宣布：鉴于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将贝宁的阿波美皇宫、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以及洪都拉斯的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单上去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并不反对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和利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开发，是破坏性的还是保护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员木卡拉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开发和利用措施应该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在相应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专员爱德蒙木卡拉先生说，如果是庙宇或者类似历史建筑，利用时就应该按照它在古代时的功效来进行，这才是合理的，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成的利用方式。他认为，中国的某些遗产项目只注重申报，不注重保护，很有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方面六年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