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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鲁迅到钱钟书，两位大师通过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进行取材，在文化创作中为我们描绘了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知识分子的儒林众生相，塑造了沉没于旧时代的落后者与新时代的迷失者，揭开了在民族激荡之下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悲哀。故本文将从两位大师的作品出发，从历史的纵向的角度对二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分析，分别从生存压力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影响出发，揭开鲁迅笔下仍旧迂腐不化/麻木自私的愚昧者人格和在孤寂的狂热之后不得不重归旧时代之中，懦弱与顺从的觉醒者人格。在不一样的生存压力下钱钟书笔下变成了自私冷漠的享乐主义者人格。最后分析文化转型对知识分子政治权利边缘化与社会角色使命弱化的关联，揭开文化的激荡下的民国知识分子在荒芜的大时代下的生存处境与精神价值观。探索民国知识分子形象演变的过程，揭示病因，施以良药，为现当代知识分子找准社会定位做一个参考。
关键词：民国知识分子 形象建构 文化转型 鲁迅小说 钱钟书小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作为底层群众与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个缓存阶层，既可谓是桥梁也可是阻隔，其阶层的复杂性既有大成之势也有寡民之态，纵观历史，随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浸染，知识分子阶层逐渐与仕族阶层融为一体。到了民国，随着逐渐固化的阶层在社会的大动荡中被大规模的推翻洗牌，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演变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挣扎困惑于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激流中。于是在这芜杂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成为大师笔下最好的写作题材。
民国到解放初期，战争不仅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扫荡，更是在精神文化上对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烙印了一批伟大的英雄主义形象，更使得社会大众中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显现出多元化的形象特征。新旧交替的时代就像是《双城记》里所描述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于是，在这多元的时代下个人价值的选择造就了鲁迅先生与钱老笔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鲁迅和钱钟书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与钱钟书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虽取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辛亥革命起到解放初期，在战争与文化的激荡下，感时忧国的文化氛围从始至终徘徊于大师笔下。他们从历史的悲辛中追溯到现实的问题来，用近乎苛刻的眼光描写了知识分子阶层在遗留的旧传统中挣扎，和涌入的新文化中徘徊的文化窘境。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下，鲁迅与钱钟书以启蒙主义为旨归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以揭示在迷失的文化信仰下，现代知识分子痛苦的精神面貌，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期间所创作的两本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描写知识分子的篇章就占了五分之三，全面刻画出新旧文化碰撞时期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钱钟书则在其小说《围城》和《猫》中为我们展现了新舊交替的过渡前期，被围困在“人作为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所以在新旧浪潮不断翻滚的民国汪洋大海中，鲁钱二位作家笔下塑造了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演变与发展。他们在无所依盼的时代转型中，面对旧思想的裹挟和新思潮的冲击，有的逆行，有的逐波，更有的，在荡起些许涟漪后迷失在这无尽的海浪中。鲁钱两位作家笔下面对时代激荡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沉没于旧时代者
沉没于旧时代中落后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类知识分子前大半个生命属于前清，新文化难以撼动他们的思想，仍然一心将封建礼教视为人生信条，保持传统的思想状态，对于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始终不能接受。陈腐的思想犹如腊肉上的肉芽，只有一小撮是新鲜的。在封建礼教的浸淫下，旧知识分子无意识地被吞噬，从而导致不挣扎、不觉醒的劣根性和悲剧命运。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在鲁迅笔下着墨甚多，在钱老笔下也有涉及。一种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在吃人社会中被吃的祭品形象，一种则是沉浸在封建礼教的思潮中，在吃人社会中吃人的封建卫道士形象。
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废除了遗留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但革命之后，复辟势力依然猖獗，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依然根深蒂固，一些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在吃人社会中被吃的祭品形象始终将仕途作为唯一进身的可能，对旧时代抱有幻想，他们秉持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书生特有的清高品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越过越穷，“穷则坠青云之志”，以致沉没于旧时代漩涡中，死得悄无声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便是这类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是前半生在清朝后半脚却踏入民国的知识分子，虽满口的“之乎者也”，但没有赶上最后一批的科举，有手有脚却没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始终穿着他破旧的长衫，可生活的窘境却只能让他如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甚至最后用蒲包盘着被打折的腿坐在门槛上喝酒。孔乙己是个“受欢迎”的顾客，他一到茶馆，茶馆内外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充满了阵阵的嘲笑声。在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的吞噬下，他不幸却也不争，可怜却变得更可恨。他的沉没，在这片新时代大海中没有荡起一点儿的涟漪，没人知道。无人认领的悲惨下场，不是时代的无情而是他的无能，长期依靠于封建礼教秩序，一下坠入无可依盼的新时代中，是他们在长期的吞噬之下选择了毫无声息地沉没。
沉浸于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形象，其中一类则是顽固不化的遗老形象，这类知识分子主要以乡绅为代表，在当地往往享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们拖着长长的传统文化的暗影，且在物质上是一定的受益者，所以面对新文化新思想时，他们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比普通愚昧民众排斥更为激烈，自始至终斥新迎旧，自觉地捍卫着这个吃人的社会。这类形象在表面上维持着知书识礼的假面孔，实则满口仁义道德，虚伪自私，顽固不化。而且因为身份地位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新时代新思想传播中仍做着吃人的勾当，是民主社会进程中的毒瘤。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和《风波》中极具遗老臭味的赵七爷。鲁四老爷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讲理学”且具有“监生”身份，是个封建文化浸淫颇深的人，他反对新党新思想，迷信落后且自私冷漠，祥林嫂死的时候，他毫无怜悯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一句话将鲁四老爷麻木自私的形象活现出来，与他操办节日“祝福”形成了可笑的对比。赵七爷是鲁镇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然而“出色”的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三国志》。其在革命以后便像道士一般将头发盘在头上以捍卫自己的信念，在听闻了“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后就马上迫不及待地穿上“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的竹布长衫，以辫子恫吓曾经骂过自己是贱胎的七斤。更为可笑的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村民们对七斤的犯法竟也觉得畅快。
除此之外，此类遗老形象还有《离婚》中的爱姑认为知书识礼的慰老爷和七大人，两位官绅老爷看似要为爱姑做主，实则一心维护封建礼教和秩序，“公事公办”、“和气生财”、“公婆说‘走！’就得走”、“都这样”等一系列父权夹族权地告诫之下，将爱姑原先为自己权益做斗争的思想吃的一点不剩。就像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的那样，“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最后慰老爷的夸赞：“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道出了鲁迅先生对此类吞噬新思想的毒瘤的无奈与赍恨。在《围城》里方豚翁是钱钟书笔下此类形象的代表人物，他作为前清举人踏入新时代虽不如鲁迅笔下此类人物形象那般封建守旧，在时代的整体变迁之下能接受一小撮的新思想，但仍然迂腐拖不动时代的脚步，也摆脱不掉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就好比祖传的那个钟，跟不上时代。对待现在的时事有自己老一辈的见解，但传达出的依旧是传统礼教所灌输的观念，例如在劝解儿子的婚姻观中引经据典阐释自己的理论：“嫁女必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在听说自己儿子赚的钱没媳妇多时，甚至觉得儿子坍尽了天下丈夫的台。
（二）新时代的迷失者
1.迷茫于新时代者
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封建教育制度中挣脱出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然而在新旧思潮的碰撞之下这类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演变下呈现出了两种游离的精神面貌。一种是鲁迅笔下充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旧中国，被五四运动唤醒的一批原本沉睡在封建礼教下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嗅到了时代的痛苦，在狂热的民主主义思潮下，摒弃旧时代的价值规范，满怀热情与期待地投身于革命中。然而伴随着革命热潮的退却，被唤醒的他们却无法唤醒周遭愚昧的人，甚至尚未建立的新价值观在潜意识中传统思维和无奈的现实环境的扼杀与围攻下被逐渐凋敝与瓦解。他们是鲁迅笔下的一抹亮色，虽然苦苦挣扎还是无力抵抗被黑暗吞噬的命运，但是他们反抗过，只是力量太渺小不足以撼动这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是挣脱黑夜的晓光，也是游离于黑夜的星辰。
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脱离现实，象征反封建的觉醒者，鲁迅先生用十三篇狂人的日记，描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旧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下的人物境遇，一是思想得不到认可的压迫，二是肉体囚禁的煎熬。在这种双重压迫下被治愈的狂人也只能接受命运，“赴某地后候补矣”。深刻揭露了上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本质。而狂人在妥协后也只能不甘地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同《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同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二者看似相同的境遇却在面对生活的压力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虽在命运面前躬行了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推崇的信仰，所主张的一切，然而看似沉沦实则用活着来抵抗着这不可抵挡的命运，内心仍埋着不甘被征服的桀骜和不驯，最后用肆意糟践自己和别人的方式，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眼嘲笑着这麻木不仁，虚伪成性的社会。后者则在生活与家庭的压力下选择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如他说的：“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苦涩的话语表达了其内心清醒的认知却还是放任无奈的选择来销蚀自己曾经热情的灵魂。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便在随着时代热情的退潮前者将内心的不甘表现出来而后者则将内心的不甘隐忍下去。《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是一对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追逐爱情，敢于打破传统对爱情的束缚，即使在面对抗争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涓生能用骄傲和反抗支持着，子娟则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然而美好的爱情终究敌不过现实的窘迫，涓生在现实的生活窘境下，竟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抛弃了子娟，放弃了反抗。从呐喊到彷徨他们在自我价值的否定中彻底迷失在这旧不成新不就的荒诞文化窘境下。
钱钟书笔下的这类知识分子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时代，在长期的革命中，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也随着时间逐渐消耗了自身的革命热情，丧失了信念与理想。他们漂浮于大历史的激流中，看似体面却难以保全个体的尊严，即选择了逃避可又无法把握生活的方向。在窘迫的现实下饱受良知的煎熬，最终不得不屈服现实，在历史的一步步构陷中变得麻木与懦弱，彻底迷失沦为了“无用之人”。《围城》中赵辛楣说的“是个好人”尽管“全无用处”的主人公方鸿渐则是钱钟书笔下游离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是游离的也是矛盾的，就如苏文纨所说“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的太可笑了。”他买了假文凭当遮羞布，却始终没有说服自己那是文憑的勇气，表现出他尚存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但几千年封建思想下走过来的社会环境，对这个在国外混迹了一阵的年轻人来说，是庞大的、腐朽的、威严的，所以使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始终困在自己的精神牢笼中，矛盾痛苦，最终选择了随波逐流、逃避退缩，为无法自主自己的命运而自艾自叹自怜。如他强烈的谴责他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不平，可都只是心中的怒火大至燎原，没有实际的真实的反抗过一次。更是在一次次退缩中用阿Q精神胜利法自我勉励。从假文凭到鲍小姐，从点金银行到三闾大学，从唐小姐到孙小姐。使自己逃出一个“围城”又进入下一个“围城”。他从不努力去争取，所有的选择都是先满足眼前的诱惑，一边享受，一边骂自己不争气。所以，就连最后方自己都觉得和赵辛楣，苏文纨等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曾经的平视到现在的仰望，最后只能是仰人鼻息。 2.逐波于新时代者
除以上两类知识分子形象，还有这么一类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惊涛骇浪，他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对于新文化新思想不接受也不抗拒，凡事从保全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益信念的驱动下可以“觉醒”也可沉沦。然而他们的“觉醒”，不过是他们一种安分的空论，他们的落后也不过是一种逃避的选择。他们没有革命的勇气也没有反抗革命的勇气，眼里没有是非判断，内心没有矛盾挣扎，不过是一群披着进步的外衣却不过是随波逐流的“高级顺民”。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是位差不多先生，也是这类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安分守己只要地位不动摇就绝不开口，凡事都用差不多蒙蔽自己，在争取利益之时还要以一副忧国忧民的志士遮掩自己的私心。活生生一个静观待变、虚伪自私的看客形象。《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原本守旧且混事，虽知识浅薄却也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在接到女校的聘书后更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紧跟时代步伐，看不起一个礼拜前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老朋友，顺便将自己曾说的混账话矢口否认，一度做出才高气清之态。在自己即将应聘的学校被黄三毁谤后，便有些气愤。可当自己在课堂上出尽洋相后却又迁怒于学堂，认为尤其是女校，不如停闭的好，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是非不分的逐波于时代中。
《猫》中爱默的父亲打着前朝遗老的旗号走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在利益的甜头下觉得大清亡的有价值，在现在社会里抱着落伍的移民之梦。同样在《猫》中钱钟书还通过了一个家庭茶话会描写了一群在倭寇入侵，民族存亡之际仍然无所事事，吃喝玩乐的空头政治家。他们怡然自得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对政治时事高谈阔论，其中有支持让步的，也有支持打战的，当然支持打战也只是口头上说说，甚至毫不羞耻地将主张打战自己却怕打战的矛盾说的理直气壮。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如陈侠君的高论：“怕打战，躲打战，无可躲避了就打，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怕的忘了死。”在钱钟书笔下《围城》三闾大学的教授们，更是从一系列荒谬行径中全面的诠释了这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道貌岸然的逐波者形象。李梅亭是一个满口仁义，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一出场虽看似正儿八经然而一路上的颠簸却把他自私自利，虚荣好色等基本根性暴露无遗，他好赌但要宣称禁赌，嫖娼还要规正男女关系。在同行路上遇到于自己有利的事便邀功，于自己有责任的便急着推卸。甚至为了遮掩自己带药箱的真正目的，一路上多次提到大家生病不怕，他有药，但当孙小姐真正生病时，却又吝啬给药。同样此类人物还有老谋深算，玩弄权术的高松年和拿着假学位，带着假美国老婆却丝毫不会为此脸红的韩学愈等一系列看似追求进步，实则却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逐波于时代，仍旧一套封建内胆的知识分子群体。
不管是以民族现实为考察基点还是着眼于人类根性的揭示，鲁迅与钱钟书的小说都通过形形色色的民国知识分子形象，深入剖析了民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被时代裹挟的文化心理层面，并且在生存压力与文化转型下，不断地演变与发展，然而从始至终却无法跳脱时代的围城，在时代的潜移默化中建构自己的人格。
二.生存压力对他们人格建构的影响
人往往不可避免的会跌入时代的漩涡之中，沾染点时代的特性与习气，并且受制于时代的困境做出选择。民国时代，社会风云变化，知识分子结构更迭，观念推移，前途与命运更是未卜，生存环境的艰难使知识分子的内心时刻饱受着个人尊严与理想道德的煎熬，并且由于巨大的西方思想的冲击，大批知识分子不仅摒弃了传统的价值规范，还丧失了传统的气节与理想，在新旧思想文化的夹缝苦苦挣扎。在描写民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和精神面貌上，鲁迅与钱钟书都不遗余力批判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且揭开了民国知识分子道貌岸然的表面之下空虚猥琐的内在精神。但二者所创作的文学场域却有很大的不同。
鲁迅在其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下老中国的乡土世界里的底层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里，由于国门刚开，民智刚起，所以几乎还是封闭式的保存着传统的生活状态，甚至无论愚昧者还是先进的觉醒者，都好像无法摆脱历史轮回的命运，逃不出传统封建文化的阴霾。虽然他们被唤醒可却也只属于朦胧的状态，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下编织的梦，使他们很快的又沉睡下去。在这种处境之下，人们难以摆脱传统的人格建构：愚昧者仍旧迂腐不化，麻木自私。如鲁迅笔下假道学、充仁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表面看似顺从时代潮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实则骨子深处仍然深埋着旧式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的尊崇，埋着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肥皂》中的四铭在光绪年间是最提倡开学堂的，然而当自己跟不上新时代时，却变脸似得认为学堂应该统统关掉。他深恶痛绝的批判了当今社会、学生均无道德，孝女的行乞无人施舍反而被围观打趣，却丝毫不自知自身也在其中，甚至邪念更深。挤不进上流社会又不肯脚踏实地到社会下端的孔乙己，抱着对旧时代幻想的愚昧死的悄无声息，还有面对生命的逝去麻木自私的鲁四老爷。还有像吕纬甫和涓生这类觉醒者，在孤寂的狂热后不得不重归旧时代的人潮，变得懦弱与顺从。
钱钟书在小说冷静地避开了炮火连天的战争氛围，主要展现了新旧思想逐渐过渡到平和时期生活在传统城镇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中西思想的碰撞逐渐从社会缩小到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知识分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们跨出高高的门槛走到了外面的風景，然而始终摆脱不了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与世界文明进行健全的对话学习，他们一面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摒弃了封建的价值规范，但一面又摆脱不了几千年封建思想中的惰性，最后导致了一昧崇洋媚外的畸形心态混个文凭充面子，回到国家仍然不可逆转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围城》中以刚进入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权等思想和封建思想交织为历史背景，使知识分子走到了外面的风景但结果却是走马观花，只知道面子不知道里子，甚至无论面对何种思想都是逆来顺受，像蚂蚁一样在金字塔的底端为了生存忙忙碌碌，甚至虽知道问题所在却懒于改变，充其量也只互相咬一口泄愤而已，三闾大学拿着假学位，带着假美国老婆却丝毫不会为此脸红的韩学愈、玩弄权术的高松年等不学无术的教授们正是显现出了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杂拌下的狼狈相。 在这样变革的战争时代，知识分子看似体面却难以保全个体的尊严，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虽然内心也挣扎反抗，嘴上也义愤填膺然而意志薄弱，没有流血战斗的觉悟，还是要紧过日子。在这种生存窘境下新文化新思想的吸收也难以改变他们精神缺陷，且在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下，变得自私与冷漠，继续追求享乐主义，变得虚荣虚伪，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怡然自得地过着小日子。从农村到城镇，从贫困潦倒到无所事事的吃喝玩乐，从思想碰撞时期到思想过渡时期，从狂热的民主革命思潮到内忧外患下理想信念的崩塌，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随着时代和生存环境的演变深深的受制于时代和环境的文化氛围。
三.文化转型与他们角色变迁的关联
1.政治权利的边缘化
鸦片战争后，东方大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迫使中国被动地进行改造与文化转向，知识分子也在这文化转向中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特性：从传统的仕族阶层到到各行各业的的涉猎；从传统文化的拥护者逐渐变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新文化的启蒙者。但也由于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浸染，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知识分子与国家失去向上晋升获取政治权力的联络，如鲁迅笔下的老童生孔乙己在科舉废除后再无向上攀爬的可能，且随着传统晋升途径的消失，他们建立在传统权力体系下的政治资本被严重的瓦解了，这种瓦解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便是一个阶层的“士”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工商阶级、武士集团、党派力气的兴起，使得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位置，且在新文化价值规范尚未健全的动荡社会下，在新时代的变革中陷入了无所依盼的境地。
战争时期，行动和武力比口头与文字对于保护国家而言更具有说服力，从而武士集团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间接导致了光读书的知识分子与权利的距离逐渐拉大，使得曾经作为底层群众与上层建筑桥梁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日渐疏离，在社会角色变迁中逐渐呈现出政治权利边缘化的特征。钱钟书在《猫》中以猫比喻知识分子，通过李太太家的一次茶会，窥见了一群像猫一样愈害怕愈凶，主张打战却又怕打战的猫式人物。
2.社会角色使命的弱化
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由两个部分组成：认字的士子贵族和占人口大多数的不识字的普通人，所以在旧社会中读书是普通民众向上进阶的唯一可能，然而小农意识的中国，能够读书的普通民众有限，故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少数人的存在，肩上同样也担任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在传统文化的气节和操守下，主持着那个时代的正义。民国早期，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角色虽逐渐的呈现边缘化特征却还是念念不忘于中心任务，如《在酒楼上》中学生时代的吕维甫曾经是一名革命的勇者，他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曾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神权挑战，然而随着民主的革命进程，士大夫文化逐渐消失，知识分子群体随着民主革命日益扩大导致社会责任感分化，并且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化，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钟中来回摆动，使得尚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失去的方向，造成了有力无处使，有力不敢使的尴尬境地。
动荡的社会，激荡的思潮，个人的生命与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代，利益作为生存的保障使得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从寒窗苦读到不学无术，蝇营狗苟为利所趋，一心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和生活的安稳，在潜意识中认为文人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学问只是作为一个能够赚钱养活的工具，知识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三闾大学的教授李梅亭就是其代表性的一员，完美诠释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小人形象。所以在社会环境由内至外地一系列影响下逐渐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上所担负的使命逐渐弱化。
鲁迅与钱钟书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了个人的经历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塑造与剖析，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了民国知识分子形象在纵向深入研究后的横向发展脉络，有助于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民国知识分子形象到精神面貌。并且知识分子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阶层，透过民国知识分子发展与演变也折射出了一个民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且透过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能够让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的基本根性与民族的社会现状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自我，砥砺自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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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鹏辉.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论-以鲁迅、蒋光慈、钱钟书为中心[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4.
课题：本文系闽南师范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文革鲁迅形象建构研究”（SX14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现代诗学和文学传播学；卓丹丹，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民国知识分子 形象建构 文化转型 鲁迅小说 钱钟书小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作为底层群众与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个缓存阶层，既可谓是桥梁也可是阻隔，其阶层的复杂性既有大成之势也有寡民之态，纵观历史，随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浸染，知识分子阶层逐渐与仕族阶层融为一体。到了民国，随着逐渐固化的阶层在社会的大动荡中被大规模的推翻洗牌，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演变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挣扎困惑于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激流中。于是在这芜杂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成为大师笔下最好的写作题材。
民国到解放初期，战争不仅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扫荡，更是在精神文化上对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烙印了一批伟大的英雄主义形象，更使得社会大众中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显现出多元化的形象特征。新旧交替的时代就像是《双城记》里所描述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于是，在这多元的时代下个人价值的选择造就了鲁迅先生与钱老笔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鲁迅和钱钟书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与钱钟书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虽取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辛亥革命起到解放初期，在战争与文化的激荡下，感时忧国的文化氛围从始至终徘徊于大师笔下。他们从历史的悲辛中追溯到现实的问题来，用近乎苛刻的眼光描写了知识分子阶层在遗留的旧传统中挣扎，和涌入的新文化中徘徊的文化窘境。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下，鲁迅与钱钟书以启蒙主义为旨归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以揭示在迷失的文化信仰下，现代知识分子痛苦的精神面貌，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期间所创作的两本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描写知识分子的篇章就占了五分之三，全面刻画出新旧文化碰撞时期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钱钟书则在其小说《围城》和《猫》中为我们展现了新舊交替的过渡前期，被围困在“人作为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所以在新旧浪潮不断翻滚的民国汪洋大海中，鲁钱二位作家笔下塑造了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演变与发展。他们在无所依盼的时代转型中，面对旧思想的裹挟和新思潮的冲击，有的逆行，有的逐波，更有的，在荡起些许涟漪后迷失在这无尽的海浪中。鲁钱两位作家笔下面对时代激荡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沉没于旧时代者
沉没于旧时代中落后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类知识分子前大半个生命属于前清，新文化难以撼动他们的思想，仍然一心将封建礼教视为人生信条，保持传统的思想状态，对于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始终不能接受。陈腐的思想犹如腊肉上的肉芽，只有一小撮是新鲜的。在封建礼教的浸淫下，旧知识分子无意识地被吞噬，从而导致不挣扎、不觉醒的劣根性和悲剧命运。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在鲁迅笔下着墨甚多，在钱老笔下也有涉及。一种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在吃人社会中被吃的祭品形象，一种则是沉浸在封建礼教的思潮中，在吃人社会中吃人的封建卫道士形象。
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废除了遗留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但革命之后，复辟势力依然猖獗，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依然根深蒂固，一些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在吃人社会中被吃的祭品形象始终将仕途作为唯一进身的可能，对旧时代抱有幻想，他们秉持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书生特有的清高品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越过越穷，“穷则坠青云之志”，以致沉没于旧时代漩涡中，死得悄无声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便是这类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是前半生在清朝后半脚却踏入民国的知识分子，虽满口的“之乎者也”，但没有赶上最后一批的科举，有手有脚却没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始终穿着他破旧的长衫，可生活的窘境却只能让他如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甚至最后用蒲包盘着被打折的腿坐在门槛上喝酒。孔乙己是个“受欢迎”的顾客，他一到茶馆，茶馆内外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充满了阵阵的嘲笑声。在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的吞噬下，他不幸却也不争，可怜却变得更可恨。他的沉没，在这片新时代大海中没有荡起一点儿的涟漪，没人知道。无人认领的悲惨下场，不是时代的无情而是他的无能，长期依靠于封建礼教秩序，一下坠入无可依盼的新时代中，是他们在长期的吞噬之下选择了毫无声息地沉没。
沉浸于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形象，其中一类则是顽固不化的遗老形象，这类知识分子主要以乡绅为代表，在当地往往享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们拖着长长的传统文化的暗影，且在物质上是一定的受益者，所以面对新文化新思想时，他们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比普通愚昧民众排斥更为激烈，自始至终斥新迎旧，自觉地捍卫着这个吃人的社会。这类形象在表面上维持着知书识礼的假面孔，实则满口仁义道德，虚伪自私，顽固不化。而且因为身份地位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新时代新思想传播中仍做着吃人的勾当，是民主社会进程中的毒瘤。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和《风波》中极具遗老臭味的赵七爷。鲁四老爷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讲理学”且具有“监生”身份，是个封建文化浸淫颇深的人，他反对新党新思想，迷信落后且自私冷漠，祥林嫂死的时候，他毫无怜悯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一句话将鲁四老爷麻木自私的形象活现出来，与他操办节日“祝福”形成了可笑的对比。赵七爷是鲁镇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然而“出色”的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三国志》。其在革命以后便像道士一般将头发盘在头上以捍卫自己的信念，在听闻了“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后就马上迫不及待地穿上“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的竹布长衫，以辫子恫吓曾经骂过自己是贱胎的七斤。更为可笑的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村民们对七斤的犯法竟也觉得畅快。
除此之外，此类遗老形象还有《离婚》中的爱姑认为知书识礼的慰老爷和七大人，两位官绅老爷看似要为爱姑做主，实则一心维护封建礼教和秩序，“公事公办”、“和气生财”、“公婆说‘走！’就得走”、“都这样”等一系列父权夹族权地告诫之下，将爱姑原先为自己权益做斗争的思想吃的一点不剩。就像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的那样，“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最后慰老爷的夸赞：“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道出了鲁迅先生对此类吞噬新思想的毒瘤的无奈与赍恨。在《围城》里方豚翁是钱钟书笔下此类形象的代表人物，他作为前清举人踏入新时代虽不如鲁迅笔下此类人物形象那般封建守旧，在时代的整体变迁之下能接受一小撮的新思想，但仍然迂腐拖不动时代的脚步，也摆脱不掉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就好比祖传的那个钟，跟不上时代。对待现在的时事有自己老一辈的见解，但传达出的依旧是传统礼教所灌输的观念，例如在劝解儿子的婚姻观中引经据典阐释自己的理论：“嫁女必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在听说自己儿子赚的钱没媳妇多时，甚至觉得儿子坍尽了天下丈夫的台。
（二）新时代的迷失者
1.迷茫于新时代者
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封建教育制度中挣脱出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然而在新旧思潮的碰撞之下这类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演变下呈现出了两种游离的精神面貌。一种是鲁迅笔下充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旧中国，被五四运动唤醒的一批原本沉睡在封建礼教下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嗅到了时代的痛苦，在狂热的民主主义思潮下，摒弃旧时代的价值规范，满怀热情与期待地投身于革命中。然而伴随着革命热潮的退却，被唤醒的他们却无法唤醒周遭愚昧的人，甚至尚未建立的新价值观在潜意识中传统思维和无奈的现实环境的扼杀与围攻下被逐渐凋敝与瓦解。他们是鲁迅笔下的一抹亮色，虽然苦苦挣扎还是无力抵抗被黑暗吞噬的命运，但是他们反抗过，只是力量太渺小不足以撼动这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是挣脱黑夜的晓光，也是游离于黑夜的星辰。
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脱离现实，象征反封建的觉醒者，鲁迅先生用十三篇狂人的日记，描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旧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下的人物境遇，一是思想得不到认可的压迫，二是肉体囚禁的煎熬。在这种双重压迫下被治愈的狂人也只能接受命运，“赴某地后候补矣”。深刻揭露了上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本质。而狂人在妥协后也只能不甘地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同《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同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二者看似相同的境遇却在面对生活的压力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虽在命运面前躬行了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推崇的信仰，所主张的一切，然而看似沉沦实则用活着来抵抗着这不可抵挡的命运，内心仍埋着不甘被征服的桀骜和不驯，最后用肆意糟践自己和别人的方式，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眼嘲笑着这麻木不仁，虚伪成性的社会。后者则在生活与家庭的压力下选择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如他说的：“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苦涩的话语表达了其内心清醒的认知却还是放任无奈的选择来销蚀自己曾经热情的灵魂。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便在随着时代热情的退潮前者将内心的不甘表现出来而后者则将内心的不甘隐忍下去。《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是一对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追逐爱情，敢于打破传统对爱情的束缚，即使在面对抗争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涓生能用骄傲和反抗支持着，子娟则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然而美好的爱情终究敌不过现实的窘迫，涓生在现实的生活窘境下，竟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抛弃了子娟，放弃了反抗。从呐喊到彷徨他们在自我价值的否定中彻底迷失在这旧不成新不就的荒诞文化窘境下。
钱钟书笔下的这类知识分子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时代，在长期的革命中，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也随着时间逐渐消耗了自身的革命热情，丧失了信念与理想。他们漂浮于大历史的激流中，看似体面却难以保全个体的尊严，即选择了逃避可又无法把握生活的方向。在窘迫的现实下饱受良知的煎熬，最终不得不屈服现实，在历史的一步步构陷中变得麻木与懦弱，彻底迷失沦为了“无用之人”。《围城》中赵辛楣说的“是个好人”尽管“全无用处”的主人公方鸿渐则是钱钟书笔下游离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是游离的也是矛盾的，就如苏文纨所说“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的太可笑了。”他买了假文凭当遮羞布，却始终没有说服自己那是文憑的勇气，表现出他尚存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但几千年封建思想下走过来的社会环境，对这个在国外混迹了一阵的年轻人来说，是庞大的、腐朽的、威严的，所以使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始终困在自己的精神牢笼中，矛盾痛苦，最终选择了随波逐流、逃避退缩，为无法自主自己的命运而自艾自叹自怜。如他强烈的谴责他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不平，可都只是心中的怒火大至燎原，没有实际的真实的反抗过一次。更是在一次次退缩中用阿Q精神胜利法自我勉励。从假文凭到鲍小姐，从点金银行到三闾大学，从唐小姐到孙小姐。使自己逃出一个“围城”又进入下一个“围城”。他从不努力去争取，所有的选择都是先满足眼前的诱惑，一边享受，一边骂自己不争气。所以，就连最后方自己都觉得和赵辛楣，苏文纨等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曾经的平视到现在的仰望，最后只能是仰人鼻息。 2.逐波于新时代者
除以上两类知识分子形象，还有这么一类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惊涛骇浪，他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对于新文化新思想不接受也不抗拒，凡事从保全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益信念的驱动下可以“觉醒”也可沉沦。然而他们的“觉醒”，不过是他们一种安分的空论，他们的落后也不过是一种逃避的选择。他们没有革命的勇气也没有反抗革命的勇气，眼里没有是非判断，内心没有矛盾挣扎，不过是一群披着进步的外衣却不过是随波逐流的“高级顺民”。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是位差不多先生，也是这类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安分守己只要地位不动摇就绝不开口，凡事都用差不多蒙蔽自己，在争取利益之时还要以一副忧国忧民的志士遮掩自己的私心。活生生一个静观待变、虚伪自私的看客形象。《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原本守旧且混事，虽知识浅薄却也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在接到女校的聘书后更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紧跟时代步伐，看不起一个礼拜前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老朋友，顺便将自己曾说的混账话矢口否认，一度做出才高气清之态。在自己即将应聘的学校被黄三毁谤后，便有些气愤。可当自己在课堂上出尽洋相后却又迁怒于学堂，认为尤其是女校，不如停闭的好，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是非不分的逐波于时代中。
《猫》中爱默的父亲打着前朝遗老的旗号走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在利益的甜头下觉得大清亡的有价值，在现在社会里抱着落伍的移民之梦。同样在《猫》中钱钟书还通过了一个家庭茶话会描写了一群在倭寇入侵，民族存亡之际仍然无所事事，吃喝玩乐的空头政治家。他们怡然自得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对政治时事高谈阔论，其中有支持让步的，也有支持打战的，当然支持打战也只是口头上说说，甚至毫不羞耻地将主张打战自己却怕打战的矛盾说的理直气壮。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如陈侠君的高论：“怕打战，躲打战，无可躲避了就打，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怕的忘了死。”在钱钟书笔下《围城》三闾大学的教授们，更是从一系列荒谬行径中全面的诠释了这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道貌岸然的逐波者形象。李梅亭是一个满口仁义，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一出场虽看似正儿八经然而一路上的颠簸却把他自私自利，虚荣好色等基本根性暴露无遗，他好赌但要宣称禁赌，嫖娼还要规正男女关系。在同行路上遇到于自己有利的事便邀功，于自己有责任的便急着推卸。甚至为了遮掩自己带药箱的真正目的，一路上多次提到大家生病不怕，他有药，但当孙小姐真正生病时，却又吝啬给药。同样此类人物还有老谋深算，玩弄权术的高松年和拿着假学位，带着假美国老婆却丝毫不会为此脸红的韩学愈等一系列看似追求进步，实则却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逐波于时代，仍旧一套封建内胆的知识分子群体。
不管是以民族现实为考察基点还是着眼于人类根性的揭示，鲁迅与钱钟书的小说都通过形形色色的民国知识分子形象，深入剖析了民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被时代裹挟的文化心理层面，并且在生存压力与文化转型下，不断地演变与发展，然而从始至终却无法跳脱时代的围城，在时代的潜移默化中建构自己的人格。
二.生存压力对他们人格建构的影响
人往往不可避免的会跌入时代的漩涡之中，沾染点时代的特性与习气，并且受制于时代的困境做出选择。民国时代，社会风云变化，知识分子结构更迭，观念推移，前途与命运更是未卜，生存环境的艰难使知识分子的内心时刻饱受着个人尊严与理想道德的煎熬，并且由于巨大的西方思想的冲击，大批知识分子不仅摒弃了传统的价值规范，还丧失了传统的气节与理想，在新旧思想文化的夹缝苦苦挣扎。在描写民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和精神面貌上，鲁迅与钱钟书都不遗余力批判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且揭开了民国知识分子道貌岸然的表面之下空虚猥琐的内在精神。但二者所创作的文学场域却有很大的不同。
鲁迅在其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下老中国的乡土世界里的底层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里，由于国门刚开，民智刚起，所以几乎还是封闭式的保存着传统的生活状态，甚至无论愚昧者还是先进的觉醒者，都好像无法摆脱历史轮回的命运，逃不出传统封建文化的阴霾。虽然他们被唤醒可却也只属于朦胧的状态，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下编织的梦，使他们很快的又沉睡下去。在这种处境之下，人们难以摆脱传统的人格建构：愚昧者仍旧迂腐不化，麻木自私。如鲁迅笔下假道学、充仁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表面看似顺从时代潮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实则骨子深处仍然深埋着旧式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的尊崇，埋着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肥皂》中的四铭在光绪年间是最提倡开学堂的，然而当自己跟不上新时代时，却变脸似得认为学堂应该统统关掉。他深恶痛绝的批判了当今社会、学生均无道德，孝女的行乞无人施舍反而被围观打趣，却丝毫不自知自身也在其中，甚至邪念更深。挤不进上流社会又不肯脚踏实地到社会下端的孔乙己，抱着对旧时代幻想的愚昧死的悄无声息，还有面对生命的逝去麻木自私的鲁四老爷。还有像吕纬甫和涓生这类觉醒者，在孤寂的狂热后不得不重归旧时代的人潮，变得懦弱与顺从。
钱钟书在小说冷静地避开了炮火连天的战争氛围，主要展现了新旧思想逐渐过渡到平和时期生活在传统城镇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中西思想的碰撞逐渐从社会缩小到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知识分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们跨出高高的门槛走到了外面的風景，然而始终摆脱不了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与世界文明进行健全的对话学习，他们一面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摒弃了封建的价值规范，但一面又摆脱不了几千年封建思想中的惰性，最后导致了一昧崇洋媚外的畸形心态混个文凭充面子，回到国家仍然不可逆转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围城》中以刚进入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权等思想和封建思想交织为历史背景，使知识分子走到了外面的风景但结果却是走马观花，只知道面子不知道里子，甚至无论面对何种思想都是逆来顺受，像蚂蚁一样在金字塔的底端为了生存忙忙碌碌，甚至虽知道问题所在却懒于改变，充其量也只互相咬一口泄愤而已，三闾大学拿着假学位，带着假美国老婆却丝毫不会为此脸红的韩学愈、玩弄权术的高松年等不学无术的教授们正是显现出了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杂拌下的狼狈相。 在这样变革的战争时代，知识分子看似体面却难以保全个体的尊严，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虽然内心也挣扎反抗，嘴上也义愤填膺然而意志薄弱，没有流血战斗的觉悟，还是要紧过日子。在这种生存窘境下新文化新思想的吸收也难以改变他们精神缺陷，且在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下，变得自私与冷漠，继续追求享乐主义，变得虚荣虚伪，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怡然自得地过着小日子。从农村到城镇，从贫困潦倒到无所事事的吃喝玩乐，从思想碰撞时期到思想过渡时期，从狂热的民主革命思潮到内忧外患下理想信念的崩塌，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随着时代和生存环境的演变深深的受制于时代和环境的文化氛围。
三.文化转型与他们角色变迁的关联
1.政治权利的边缘化
鸦片战争后，东方大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迫使中国被动地进行改造与文化转向，知识分子也在这文化转向中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特性：从传统的仕族阶层到到各行各业的的涉猎；从传统文化的拥护者逐渐变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新文化的启蒙者。但也由于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浸染，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知识分子与国家失去向上晋升获取政治权力的联络，如鲁迅笔下的老童生孔乙己在科舉废除后再无向上攀爬的可能，且随着传统晋升途径的消失，他们建立在传统权力体系下的政治资本被严重的瓦解了，这种瓦解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便是一个阶层的“士”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工商阶级、武士集团、党派力气的兴起，使得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位置，且在新文化价值规范尚未健全的动荡社会下，在新时代的变革中陷入了无所依盼的境地。
战争时期，行动和武力比口头与文字对于保护国家而言更具有说服力，从而武士集团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间接导致了光读书的知识分子与权利的距离逐渐拉大，使得曾经作为底层群众与上层建筑桥梁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日渐疏离，在社会角色变迁中逐渐呈现出政治权利边缘化的特征。钱钟书在《猫》中以猫比喻知识分子，通过李太太家的一次茶会，窥见了一群像猫一样愈害怕愈凶，主张打战却又怕打战的猫式人物。
2.社会角色使命的弱化
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由两个部分组成：认字的士子贵族和占人口大多数的不识字的普通人，所以在旧社会中读书是普通民众向上进阶的唯一可能，然而小农意识的中国，能够读书的普通民众有限，故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少数人的存在，肩上同样也担任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在传统文化的气节和操守下，主持着那个时代的正义。民国早期，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角色虽逐渐的呈现边缘化特征却还是念念不忘于中心任务，如《在酒楼上》中学生时代的吕维甫曾经是一名革命的勇者，他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曾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神权挑战，然而随着民主的革命进程，士大夫文化逐渐消失，知识分子群体随着民主革命日益扩大导致社会责任感分化，并且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化，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钟中来回摆动，使得尚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失去的方向，造成了有力无处使，有力不敢使的尴尬境地。
动荡的社会，激荡的思潮，个人的生命与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代，利益作为生存的保障使得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从寒窗苦读到不学无术，蝇营狗苟为利所趋，一心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和生活的安稳，在潜意识中认为文人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学问只是作为一个能够赚钱养活的工具，知识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三闾大学的教授李梅亭就是其代表性的一员，完美诠释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小人形象。所以在社会环境由内至外地一系列影响下逐渐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上所担负的使命逐渐弱化。
鲁迅与钱钟书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了个人的经历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塑造与剖析，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了民国知识分子形象在纵向深入研究后的横向发展脉络，有助于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民国知识分子形象到精神面貌。并且知识分子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阶层，透过民国知识分子发展与演变也折射出了一个民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且透过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能够让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的基本根性与民族的社会现状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自我，砥砺自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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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本文系闽南师范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文革鲁迅形象建构研究”（SX14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现代诗学和文学传播学；卓丹丹，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