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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城》这部被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小说，深刻描述了方鸿渐式的“现代型多余人”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是《围城》中故事主角的性格和精神风貌的显现，更有着深刻的哲理意蕴。
关键词：《围城》;精神胜利法;
一、《围城》中精神胜利法的哲理意蕴
《围城》的主题意蕴绝不仅仅只是表现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还蕴藏着丰厚的哲理意味。知识分子精神胜利法的特征，也不可能只是表现在国民劣根性而已。《围城》中的精神胜利法的描写是可以作为文章线索的，作者把对方鸿渐的描写串联起来，是能够清晰的表现人物性格和启示读者来体味主题意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胜利，不仅是《围城》中故事主角的性格和精神风貌的显现，也有关于人生的“斯芬克斯之谜”。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哲理意味首先表现在反映现实，作者的创作目的也是要写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和社会群体的某一类型，反映出以方鸿渐为代表的新式文人的“类”生活。而这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他们确实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当然也就受复杂的社会现实所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恰恰是处于抗日战争这个敏感又脆弱的时期。恰恰在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塑造了方鸿渐等这样一批既想要坦诚生活，卻又偏偏坎坷多磨的“现代型多余人形象”。社会背景的动荡不安，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社会群体的迷茫浮躁，都渗入到作品的形象性格之中，都可以通过作品来细细观察。同时，作者也通过形象的自我陶醉式精神胜利来启示人们，知识分子只有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之路才会有希望，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民众的解放相结合，才能有出路。二是反映人生。方鸿渐的懦弱，自尊癖和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的展现过程，也同样是他走向围城的过程，“围城”的寓意不只是指主人公被困家庭之围城，恋爱婚姻之围城，事业之围城，在更深层次的意味中体现着对人生和对现代社会的富有哲理意义的思考，更深程度上是说人生的围城。《围城》的思想批判终极意义是直指人生的，这种追求是具有普遍性的。方鸿渐在面对家庭、事业、婚姻时的困惑和无奈，面对同事、朋友、爱人的阻距和无奈，面对理想、命运、人生的怯懦和徘徊，是有启发意义的。正如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它启示人们，当面对命运的虚无与荒诞和深陷环境的沼泽时，我们始终无法逃避，只有鼓起勇气，敢于反抗着困境，才能找到存在的勇气，从虚无的深渊中挣扎出来。作者对人物精神胜利法的每一次刻画，都意味着人物在围城的边缘试探。而关于“围城”的解释，文中苏文纨借法国谚语有所表示：“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便是这“笼中鸟”“城外人”，在来去之间，被命运弄得晕头转向，也被困境撞的遍体鳞伤。
二、精神胜利法的喜剧内涵
除此之外，《围城》中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向度。前文已略有阐释，《围城》中的精神胜利法是带有喜剧意味的，准确的说从《围城》开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喜剧精神就开始兴起。方鸿渐在家庭、事业、爱情上的自我麻醉，李梅亭的自恋情结，范小姐的老女人虚荣心态，苏文纨的自负心理……都是伴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穿插着喜剧意味的知识分子精神胜利法。黑格尔认为喜剧的主体能够保持轻松的心情的原因，是因为要追逐的目标是没有实体意义的，或者就算存在实体意义，然而在实质上却还是与主体的性格相悖，所以他的最终目的也因此丧失了其实体意义。黑格尔讨论的喜剧，是能够与《围城》中的喜剧精神相契合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消解目的，已经不把最终目的当作实体性的东西来实现;二是虽然目的有实体性，但性格与目的相反，根本无法达到，所以目的归根结底是虚无的。这两种喜剧性的精神胜利法均在文中可以得到体现。一是“围城”的思想内蕴是目的之消解。城外的人总是念着城里的“风景”，而城里的人又偏偏想着城外的“风光”，双方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虚无的，就如方鸿渐在与唐晓芙的恋爱遇挫后，便马上又怯懦的想到了“围城”，又走上逃避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路。在启程去往三闾大学的船上，他对赵辛楣感慨说又想到了苏小姐说的那个“围城”的含义，最近他对于人世都有这个感想了。此时的方鸿渐用“围城”去看待人生万事，实质上这种目的之虚无已经显而易见，在喜剧氛围里，有悲剧的情感在蔓延，在生活中表现得越认真，就会显得越可笑。第二种，最终目的具有实体性，但仍然摆脱不了这无意义的阴影，方鸿渐要摆脱苏文纨追求唐晓芙，这是明确的目的，可以说是具有实体性的，但这一切看似简单的感情线索，到了方鸿渐那儿就拖泥带水，模棱两可，把自己的恋爱弄得支离破碎，让人觉得既可笑又悲哀。对于苏文纨的热切追求，他从来没有明确且坚定的拒绝，甚至受不住诱惑吻了她;而面对唐晓芙的不实指责 ，他也不屑辩解，不愿澄清，只是怯懦的承认自己是个骗子，不配再来爱她。这软弱无力，自我麻醉的性格，是不可能完成那清晰的感情路线的，所以最后仍然归于无意义。
而这喜剧精神的脉络无限延伸，最终的指向也只能是生活的荒诞，主体的目的和理想一旦消解的无影无踪，生活便到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走向荒诞。拿方鸿渐的生活举例，他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幸福，踏入围城碰壁后，又想走出这围城，以最怯懦无力的性格成了这时代的“多余人”。他逃离海外，却又冲进了家庭琐碎的漩涡，他逃离上海，却又冲进了三个大学，这硝烟之地，他逃出了苏文纨，唐晓芙的恋爱，却又陷入了孙柔嘉的爱情陷阱。他对生活有过渴望，他对理想也确有追求，但这一次次看似希望的围城，又给他带来了绝望的深渊，像文中那只老钟的钟摆一样，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来回摆动，让方鸿渐的人生命运陷入无尽的尴尬与荒诞，所以作者在文末感慨到，那个方鸿渐父亲送的老钟，却恰恰无意的涵盖了对命运的无尽的讽刺和感伤，揭示出人性之荒诞与虚无。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燕雨
（1997-6-17）女，汉族，籍贯：辽宁省葫芦岛市，当前职务：学生，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围城》;精神胜利法;
一、《围城》中精神胜利法的哲理意蕴
《围城》的主题意蕴绝不仅仅只是表现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还蕴藏着丰厚的哲理意味。知识分子精神胜利法的特征，也不可能只是表现在国民劣根性而已。《围城》中的精神胜利法的描写是可以作为文章线索的，作者把对方鸿渐的描写串联起来，是能够清晰的表现人物性格和启示读者来体味主题意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胜利，不仅是《围城》中故事主角的性格和精神风貌的显现，也有关于人生的“斯芬克斯之谜”。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哲理意味首先表现在反映现实，作者的创作目的也是要写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和社会群体的某一类型，反映出以方鸿渐为代表的新式文人的“类”生活。而这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他们确实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当然也就受复杂的社会现实所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恰恰是处于抗日战争这个敏感又脆弱的时期。恰恰在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塑造了方鸿渐等这样一批既想要坦诚生活，卻又偏偏坎坷多磨的“现代型多余人形象”。社会背景的动荡不安，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社会群体的迷茫浮躁，都渗入到作品的形象性格之中，都可以通过作品来细细观察。同时，作者也通过形象的自我陶醉式精神胜利来启示人们，知识分子只有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之路才会有希望，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民众的解放相结合，才能有出路。二是反映人生。方鸿渐的懦弱，自尊癖和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的展现过程，也同样是他走向围城的过程，“围城”的寓意不只是指主人公被困家庭之围城，恋爱婚姻之围城，事业之围城，在更深层次的意味中体现着对人生和对现代社会的富有哲理意义的思考，更深程度上是说人生的围城。《围城》的思想批判终极意义是直指人生的，这种追求是具有普遍性的。方鸿渐在面对家庭、事业、婚姻时的困惑和无奈，面对同事、朋友、爱人的阻距和无奈，面对理想、命运、人生的怯懦和徘徊，是有启发意义的。正如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它启示人们，当面对命运的虚无与荒诞和深陷环境的沼泽时，我们始终无法逃避，只有鼓起勇气，敢于反抗着困境，才能找到存在的勇气，从虚无的深渊中挣扎出来。作者对人物精神胜利法的每一次刻画，都意味着人物在围城的边缘试探。而关于“围城”的解释，文中苏文纨借法国谚语有所表示：“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便是这“笼中鸟”“城外人”，在来去之间，被命运弄得晕头转向，也被困境撞的遍体鳞伤。
二、精神胜利法的喜剧内涵
除此之外，《围城》中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向度。前文已略有阐释，《围城》中的精神胜利法是带有喜剧意味的，准确的说从《围城》开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喜剧精神就开始兴起。方鸿渐在家庭、事业、爱情上的自我麻醉，李梅亭的自恋情结，范小姐的老女人虚荣心态，苏文纨的自负心理……都是伴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穿插着喜剧意味的知识分子精神胜利法。黑格尔认为喜剧的主体能够保持轻松的心情的原因，是因为要追逐的目标是没有实体意义的，或者就算存在实体意义，然而在实质上却还是与主体的性格相悖，所以他的最终目的也因此丧失了其实体意义。黑格尔讨论的喜剧，是能够与《围城》中的喜剧精神相契合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消解目的，已经不把最终目的当作实体性的东西来实现;二是虽然目的有实体性，但性格与目的相反，根本无法达到，所以目的归根结底是虚无的。这两种喜剧性的精神胜利法均在文中可以得到体现。一是“围城”的思想内蕴是目的之消解。城外的人总是念着城里的“风景”，而城里的人又偏偏想着城外的“风光”，双方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虚无的，就如方鸿渐在与唐晓芙的恋爱遇挫后，便马上又怯懦的想到了“围城”，又走上逃避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路。在启程去往三闾大学的船上，他对赵辛楣感慨说又想到了苏小姐说的那个“围城”的含义，最近他对于人世都有这个感想了。此时的方鸿渐用“围城”去看待人生万事，实质上这种目的之虚无已经显而易见，在喜剧氛围里，有悲剧的情感在蔓延，在生活中表现得越认真，就会显得越可笑。第二种，最终目的具有实体性，但仍然摆脱不了这无意义的阴影，方鸿渐要摆脱苏文纨追求唐晓芙，这是明确的目的，可以说是具有实体性的，但这一切看似简单的感情线索，到了方鸿渐那儿就拖泥带水，模棱两可，把自己的恋爱弄得支离破碎，让人觉得既可笑又悲哀。对于苏文纨的热切追求，他从来没有明确且坚定的拒绝，甚至受不住诱惑吻了她;而面对唐晓芙的不实指责 ，他也不屑辩解，不愿澄清，只是怯懦的承认自己是个骗子，不配再来爱她。这软弱无力，自我麻醉的性格，是不可能完成那清晰的感情路线的，所以最后仍然归于无意义。
而这喜剧精神的脉络无限延伸，最终的指向也只能是生活的荒诞，主体的目的和理想一旦消解的无影无踪，生活便到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走向荒诞。拿方鸿渐的生活举例，他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幸福，踏入围城碰壁后，又想走出这围城，以最怯懦无力的性格成了这时代的“多余人”。他逃离海外，却又冲进了家庭琐碎的漩涡，他逃离上海，却又冲进了三个大学，这硝烟之地，他逃出了苏文纨，唐晓芙的恋爱，却又陷入了孙柔嘉的爱情陷阱。他对生活有过渴望，他对理想也确有追求，但这一次次看似希望的围城，又给他带来了绝望的深渊，像文中那只老钟的钟摆一样，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来回摆动，让方鸿渐的人生命运陷入无尽的尴尬与荒诞，所以作者在文末感慨到，那个方鸿渐父亲送的老钟，却恰恰无意的涵盖了对命运的无尽的讽刺和感伤，揭示出人性之荒诞与虚无。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燕雨
（1997-6-17）女，汉族，籍贯：辽宁省葫芦岛市，当前职务：学生，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