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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欧盟是最难缠的对手。美国是摆出一副代表世贸组织所有成员“领头羊”的姿态来谈判的，它要价最高，同它谈判最艰苦且充满了美国的政治干扰。事实上，它的领头羊地位是得到许多成员认可的。
在中美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面，对于中国进出口的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都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必须一个一个税号谈”。这完全没有道理。与美国实质性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打破它所谓“全面谈判”的要求。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剩下了4000多种产品。
1999年11月，中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来和我们谈。经过这么多年谈判，好解决的都已经解决了，剩下来的是双方都互不让步的几个最难的问题，所以谈起来格外艰难。一是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准入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三是保险业的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的开放和安全问题，五是银行业的开放和金融安全问题，六是汽车业的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的中方权益问题，八是外贸经营权的放开问题。当然还有进口电影等问题。我们和美国人谈判，不分白天、黑夜，没个准点，美国人随时来，我们随时谈，一共谈了六天六夜。
我记得，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正在用电话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江泽民总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我说，江总书记，你还没有睡觉呀？江总书记说：没有，你们不也没有睡嘛！我把情况简要地汇报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打来电话，说江总书记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凌晨一点半，国务院召开会议，朱总理主持，主管的国务院领导和一二十位相关的部长都来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
会后，我赶回外经贸部，五六点钟接着谈判。当时谈判实际上就是连轴转。那时候我60岁，龙永图同志比我小几岁，还都能撑得住，一直没有回家，就住在办公室，真是茶饭不思，实在太困了就眯一下。
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執行中央确定的方案，运用技巧把它谈成。这也很不容易。你得坚持原则，守住底线，该说硬话的时候要敢说硬话，但又不能把人谈跑了，跑了就不好收场了。中央的方针还是要争取谈成的。这种分寸如何拿捏，要靠临场的判断，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当然，在谈判过程中，能多争取一点就多争取一点，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1月15日，我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终于结束了中美双边谈判。
在中美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面，对于中国进出口的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都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必须一个一个税号谈”。这完全没有道理。与美国实质性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打破它所谓“全面谈判”的要求。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剩下了4000多种产品。
1999年11月，中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来和我们谈。经过这么多年谈判，好解决的都已经解决了，剩下来的是双方都互不让步的几个最难的问题，所以谈起来格外艰难。一是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准入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三是保险业的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的开放和安全问题，五是银行业的开放和金融安全问题，六是汽车业的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的中方权益问题，八是外贸经营权的放开问题。当然还有进口电影等问题。我们和美国人谈判，不分白天、黑夜，没个准点，美国人随时来，我们随时谈，一共谈了六天六夜。
我记得，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正在用电话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江泽民总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我说，江总书记，你还没有睡觉呀？江总书记说：没有，你们不也没有睡嘛！我把情况简要地汇报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打来电话，说江总书记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凌晨一点半，国务院召开会议，朱总理主持，主管的国务院领导和一二十位相关的部长都来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
会后，我赶回外经贸部，五六点钟接着谈判。当时谈判实际上就是连轴转。那时候我60岁，龙永图同志比我小几岁，还都能撑得住，一直没有回家，就住在办公室，真是茶饭不思，实在太困了就眯一下。
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執行中央确定的方案，运用技巧把它谈成。这也很不容易。你得坚持原则，守住底线，该说硬话的时候要敢说硬话，但又不能把人谈跑了，跑了就不好收场了。中央的方针还是要争取谈成的。这种分寸如何拿捏，要靠临场的判断，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当然，在谈判过程中，能多争取一点就多争取一点，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1月15日，我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终于结束了中美双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