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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感染者一旦走出神奇的公民镇，他们还能够坦然面对周围的人群吗?
游莉在楼下搓麻将，李秀华与李本才在楼上接受采访。李秀华突然哭了，“我今年年初做检查，发现被他传染上了。”
“夫妻生活没有采取措施吗？”刘艳平问。
“没有。”李秀华抹着眼泪，一边的李本才垂着头：“2002年中英项目办开展前，我们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夫妻生活一直没有用安全套，她也没有被传染上。项目开始后，知道不采取措施会很危险，这才用上了安全套。”李本才说，“就是去年年底才不用的。”
“不就是为了再生个孩子嘛。”李秀华接过话茬，“女儿因为以前受到歧视，性格内向，我们就想再生一个。镇上其他感染者也有这样做的，生了孩子，母亲也没感染，谁想到我们就这么倒霉。”
记者了解到，在公民镇，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活有了起色，重新燃起了希望，开始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后代，在夫妻生活时存在侥幸心理，不肯使用安全套的并非李秀华夫妇一对。
“我们太麻痹了。”李本才坦言，“歧视消除了，觉得这个病也没啥可怕的，反倒有些漠视了。”
李秀华似乎接受了不幸的现实，与丈夫一起忙于生意。拿到检测结果后不久她就把感染的消息告诉了女儿，“她表现得很平静，劝我不要难受。”
孩子深埋在心底的苦恼，让这些感染者最难消受。李彬夫妇在接受采访时，他们的儿子坐在一边，面无表情，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终有一天，在他还没长大前，我们都会离开人世，孩子不可能不苦恼。”魏婷说。
对于艾滋遗孤的问题，李英中表示，按照规定，父母均已过世的孩子才能算上遗孤，但资中县采取的措施是，只要是“艾滋家庭”的孩子，哪怕父母在世，一律都算作“艾滋孤儿”。这种做法是为了让感染者的孩子享受更多的政府救助，目前资中县共有15名这样的“艾滋孤儿”，吴晓敏说，将来这些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将通过个人贷款、民政救助等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采访行将结束时，记者与刘艳平一起前往资中某职业学校，看望已病故的林腾权的儿子。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穿着朴素的15岁少年，与人面对面时，常常腼腆地盯着鞋尖。林腾权染上艾滋病后，妻子服毒自杀，林腾权老弱多病的母亲只得担起照顾病儿和弱孙的重担。林腾权去世前不久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林腾权的母亲回忆：“把孩子捆起来打，两根篾条打断了，又用皮带抽。打完了，他自己跑到楼上哭。”
“父亲是想把我带走，觉得我不争气，免得拖累奶奶。”小林喃喃道。他现在每个月享受100多元的低保待遇。
林腾权的墓就在公民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此前曾路过。刘艳平突然发现小林的手臂上有一道伤疤。
“上次我来看他，发现他竟然在手臂上文了一个硕大的忍字。便训斥了他。”刘艳平说。小林当时告诉这位时常来关心自己的“刘姨”：“文身是为了戒烟，而为什么吸烟，却是因为心里很苦。”
刘艳平离开后，小林默不作声地走到水龙头前冲洗文身，发现洗不掉，竟然拿来一把镰刀在文身处一刀一刀地割剐。
“艾滋遗孤”的生计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如何对他们受伤的心灵展开救助？这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
此外，中英项目已经结束，而消除歧视被普遍认为只是一个开始，资中县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不容乐观，该县面临着巨大的艾滋病潜在威胁。
记者了解到，威胁首先在于艾滋病疫情基数大，资中县上世纪到外省地下血站卖血的多达1000人，现在只有110名公开身份(其中已死亡48名)，还有多少感染者没有浮出水面急需调查；二是高危人群规模较大，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近900人，估计吸毒人员近5000人，据统计，97%为静脉注射吸毒，同时存在暗娼与性乱人群，他们普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安全套使用率低；此外，疫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目前已有10例感染者为夫妻间感染。
对此，资中县在中英项目结束后，已经明确今后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研究更加切实有效的针对高危人群的综合干预措施。
李英中表示，资中的实践证明，只要政府重视、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感染者生产自救，就一定能将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问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在盐棚子村采访时，有村民表示，他们对过多的媒体采访比较反感，“歧视在资中消除了，但我们的子女在外省市工作，那里对艾滋病如何看待？报道多了，我们担心会对子女不利。”
是的，当这些感染者一旦走出神奇的公民镇，他们还能够坦然面对周围的人群吗？公民镇的奇迹，能够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复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