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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同治二年十月，李鸿章收复了苏州；同治三年二月，左宗棠攻克杭州。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唯剩下孤岛天京，如瓮中鳖待人来捉。“捉鳖手”是湘军另一猛将，湘军首领曾国藩之弟，人称“九帅”的曾国荃。曾国藩安排其他偏师打外围，安排亲弟弟攻天京，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其他地方已无战事，同治皇帝喜出望外，于是急电一封发与曾国藩：“金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曾国藩与曾国荃乃一胞所生，说“号令不一”“心志不齐”，此话何来？同治下的这圣旨，莫不是在挑拨离间？
非也。同治发这封作战电报，明话是叫曾国藩亲自督战，暗话其实是让曾国藩将李鸿章、左宗棠都调来，以形成三军合击态势，直捣黄龙府。同治帝的心情可以理解，天京打围战已打了两年多，李鸿章打苏州只用了两三个月，天京不解决，有如一块心病。李鸿章如此快攻下苏州，主要归功于“李家军”的武装——部队早已换成洋式装备，不但有洋枪（李家军有一支洋枪队），而且有洋炮。曾国藩以前从不相信武器，他相信的是革命精神与革命意志，每次作报告都强调打仗“在人不在器”，后来看到李鸿章大胜，这才晓得发展武器的重要性：“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
曾国藩将作战令发与李鸿章，李却不听令，回电道：“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在京的同治心急火燎，这回绕过曾国藩，直接下了圣旨，口气严厉：“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藩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肤者，大也；公者，功也）！”
但李鸿章仍无动于衷。回电说部队倒是休整了一下，战士体力确也恢复了，只是情况有变，“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这里敌人还没彻底肃清，左宗棠围攻长兴，我得就近去协战，把这里的敌人彻底消灭干净了，我们再同心同德一举攻克南京——话硬是说得漂亮。
李鸿章不肯出兵南京，是他怕死？还是他想坐山观虎斗，然后渔翁得利？李鸿章不怕死，他虽是淮军，到底属曾国藩节制，仗也不是没打过。李鸿章不愿拔刀相助？非也，左宗棠攻长兴，他不也主动向皇帝请缨，也去“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么——谁的友军李鸿章都愿意去帮，就是不愿帮曾国荃——这一切都是在帮曾国荃立功。“且沅长劳苦累年，经营此城”，曾国荃在这里打了几年，眼看就要拿下了，若此时李鸿章带一支炮队来，那攻克太平军首都的首功算谁的？皇上叫大家“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稍）存畛域之见”，“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但李鸿章不要“同膺懋赏”，他愿曾国荃独获“首功”。
曾国荃虽是曾家主力军，但其装备比李鸿章差远了。南京城墙不只是六朝金粉糊的，也是多少朝铜铁垒就的，异常难攻。曾国荃依仗的多半是战士们手里那杆枪，尽管使出了拼命三郎的劲儿，城墙却纹丝不动。后来曾国荃另想一法子：靠在地底下挖壕沟直通南京城下，然后装满炸药，再去城里“放炮”。
但“地道战”没有想象中般进行得顺利。曾国藩便言：“地洞一事，前十月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近日又有一洞将发，又将浪费数万。”地洞挖深了炸不开城墙；挖浅了呢？挖了一个几个月，把草根挖断了，那一线草便枯黄了，旁边却是青草，这不是向太平军报告军情了吗？“贼酋”李秀成“登陴遥望”，得知有地道，待你挖得差不多了，他“薰以毒烟，灌以沸汤”，一炮下去，黄土全盖下来，湘军将插翅难逃。
曾国藩劝弟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但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突破层层难关后取得的“战绩”。到1864年2月，曾国荃部已将南京城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南京城陷落。
回头再说李鸿章。李鸿章何以要违抗曾国藩的军令，甚至敢抗旨？抗旨可能是真的，抗曾国藩却是半真半假。谁打下天京，功劳都是曾国藩的，这点没错；但是李鸿章打下的，还是曾国荃打下的，对曾国荃而言，那区别就大了。现在来看曾国荃的态度。曾国荃心迹没全集可读，要读其心之蛛丝马迹，可看《曾国藩全集》：“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真美名哉？”天京一战尤为艰难困苦，曾国藩一是心疼老弟久攻不下，一是顾全大局（其大局观要强些）。
从此信可推知，曾国荃是坚决反对李鸿章来帮忙的。我们看到的是《曾国藩全集》苦口婆心规劝其弟，没收入《全集》的呢（湘人袁树勋曾见曾国藩“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弟若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局，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信，断不轻奏先报。”兄弟俩演双簧，李鸿章洞若观火。曾国藩命令是下达给了李鸿章，那是做给朝廷看的。李鸿章抗命不遵，足见其“会做人”。曾国藩后来一直培养李鸿章，将其送上青云，既是看到了李鸿章之才，更看到了李鸿章之“乖巧”。
曾国荃贪天之功，李鸿章让天之功，贪让之间，功成一人事费百倍。李鸿章不争曾国荃之功，自然也等于跟曾国藩搞好了关系，他还获了让功之高誉呢——莫谓官场只有争名夺利是恶生态，“让功”也是恶生态呢。（刘诚龙）
其他地方已无战事，同治皇帝喜出望外，于是急电一封发与曾国藩：“金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曾国藩与曾国荃乃一胞所生，说“号令不一”“心志不齐”，此话何来？同治下的这圣旨，莫不是在挑拨离间？
非也。同治发这封作战电报，明话是叫曾国藩亲自督战，暗话其实是让曾国藩将李鸿章、左宗棠都调来，以形成三军合击态势，直捣黄龙府。同治帝的心情可以理解，天京打围战已打了两年多，李鸿章打苏州只用了两三个月，天京不解决，有如一块心病。李鸿章如此快攻下苏州，主要归功于“李家军”的武装——部队早已换成洋式装备，不但有洋枪（李家军有一支洋枪队），而且有洋炮。曾国藩以前从不相信武器，他相信的是革命精神与革命意志，每次作报告都强调打仗“在人不在器”，后来看到李鸿章大胜，这才晓得发展武器的重要性：“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
曾国藩将作战令发与李鸿章，李却不听令，回电道：“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在京的同治心急火燎，这回绕过曾国藩，直接下了圣旨，口气严厉：“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藩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肤者，大也；公者，功也）！”
但李鸿章仍无动于衷。回电说部队倒是休整了一下，战士体力确也恢复了，只是情况有变，“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这里敌人还没彻底肃清，左宗棠围攻长兴，我得就近去协战，把这里的敌人彻底消灭干净了，我们再同心同德一举攻克南京——话硬是说得漂亮。
李鸿章不肯出兵南京，是他怕死？还是他想坐山观虎斗，然后渔翁得利？李鸿章不怕死，他虽是淮军，到底属曾国藩节制，仗也不是没打过。李鸿章不愿拔刀相助？非也，左宗棠攻长兴，他不也主动向皇帝请缨，也去“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么——谁的友军李鸿章都愿意去帮，就是不愿帮曾国荃——这一切都是在帮曾国荃立功。“且沅长劳苦累年，经营此城”，曾国荃在这里打了几年，眼看就要拿下了，若此时李鸿章带一支炮队来，那攻克太平军首都的首功算谁的？皇上叫大家“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稍）存畛域之见”，“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但李鸿章不要“同膺懋赏”，他愿曾国荃独获“首功”。
曾国荃虽是曾家主力军，但其装备比李鸿章差远了。南京城墙不只是六朝金粉糊的，也是多少朝铜铁垒就的，异常难攻。曾国荃依仗的多半是战士们手里那杆枪，尽管使出了拼命三郎的劲儿，城墙却纹丝不动。后来曾国荃另想一法子：靠在地底下挖壕沟直通南京城下，然后装满炸药，再去城里“放炮”。
但“地道战”没有想象中般进行得顺利。曾国藩便言：“地洞一事，前十月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近日又有一洞将发，又将浪费数万。”地洞挖深了炸不开城墙；挖浅了呢？挖了一个几个月，把草根挖断了，那一线草便枯黄了，旁边却是青草，这不是向太平军报告军情了吗？“贼酋”李秀成“登陴遥望”，得知有地道，待你挖得差不多了，他“薰以毒烟，灌以沸汤”，一炮下去，黄土全盖下来，湘军将插翅难逃。
曾国藩劝弟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但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突破层层难关后取得的“战绩”。到1864年2月，曾国荃部已将南京城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南京城陷落。
回头再说李鸿章。李鸿章何以要违抗曾国藩的军令，甚至敢抗旨？抗旨可能是真的，抗曾国藩却是半真半假。谁打下天京，功劳都是曾国藩的，这点没错；但是李鸿章打下的，还是曾国荃打下的，对曾国荃而言，那区别就大了。现在来看曾国荃的态度。曾国荃心迹没全集可读，要读其心之蛛丝马迹，可看《曾国藩全集》：“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真美名哉？”天京一战尤为艰难困苦，曾国藩一是心疼老弟久攻不下，一是顾全大局（其大局观要强些）。
从此信可推知，曾国荃是坚决反对李鸿章来帮忙的。我们看到的是《曾国藩全集》苦口婆心规劝其弟，没收入《全集》的呢（湘人袁树勋曾见曾国藩“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弟若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局，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信，断不轻奏先报。”兄弟俩演双簧，李鸿章洞若观火。曾国藩命令是下达给了李鸿章，那是做给朝廷看的。李鸿章抗命不遵，足见其“会做人”。曾国藩后来一直培养李鸿章，将其送上青云，既是看到了李鸿章之才，更看到了李鸿章之“乖巧”。
曾国荃贪天之功，李鸿章让天之功，贪让之间，功成一人事费百倍。李鸿章不争曾国荃之功，自然也等于跟曾国藩搞好了关系，他还获了让功之高誉呢——莫谓官场只有争名夺利是恶生态，“让功”也是恶生态呢。（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