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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洋传入摄影技术，近代人物多有留影。1911年6月，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一张图片，画面是袁世凯垂钓之姿。自此，“洹上渔翁”的形象，广为流传。袁世凯“在野”源自摄政王载沣收归权力，袁世凯遂以“足疴”告退河南安阳，这张照片是他当时状态的缩影。然而，照片实际摄于1910年某日，袁世凯也并非垂钓者，而是立于船尾之人，垂钓者是他的三哥袁世廉。
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并不在乎真实，而在于用意及目的。这张照片传递的信号正是：袁世凯表面上超然于物，实际上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斯世时局，洋权、绅权、军权并立，在天津小站练成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始终是军界领袖;而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是沟通皇权与平民的重要媒介，因此受到朝廷拉拢;侵略列强，自不用说，只是宰制中国的逐利者。
清末民初，是一段各方势力割据互搏的历史，而民国伊始的权力核心，无疑是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其实，早在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洹上密谈”，其后又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多次沟通，此举预示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謇所代表的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系此前双方合作的结果。
袁世凯的垂钓形象，是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标识，然而并不妨碍他暗自谋划时局，拉拢士绅集团，以便在合适时机一锤定音，东山再起。公共形象的传递，让人们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让政治格局变动不居、充满未知。
更显著的例子是吴佩孚，其人早年跟随北洋直系大将曹锟，曾击败张勋、遏止复辟，其后，皖系领袖段祺瑞组织南征，他担任北洋军第三师长官，进驻湖南衡阳。
斯时北洋系统内，直系、皖系两派斗争已摆上台面。当权的皖系亲日及主战的策略，被吴佩孚抓住时机予以驳斥。1919年6月20日，他在衡阳发出电报，史称“佳电”，坚持反日立场。吴佩孚抓住时代的大众诉求，利用电报媒介，刻意地向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反战主和，高唱爱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支持的政治优势。
然而，正如马建标所说，“在维持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上，吴佩孚通过发表一系列公电，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拥护者，以此来掩盖或者淡化他所在的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
吴佩孚正是抓住“五四”輿论的时机，从一个军事将领，通过电报发声，塑造自我形象，最终成为直系掌权人物。他的崛起，体现了新媒介对公共形象的重要意义——一旦政治人物塑造的形象，符合汹涌澎湃的民众潮流，那么他就会得到拥戴，哪怕他的真实用意并不如此，亦不妨碍他成为爱国者的代表。1924年，美国的《时代》杂志，以“中国最强者”的标语描述吴佩孚，使其成为首位亮相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相比于古代“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情形，抑或一直以来反复讨论的“皇权不下县”问题，现代政治经由媒介发展，重新建立并确证了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
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看到领导人外交影像，或政治会议辩论场景，亲自投出政治选票……应当想到，近代之前，普通人只能看到张贴在县城的告示，以及前来征税的胥吏——他们与国家基本上仅靠基层行政人员勾连，他们与所谓“国家”的关系，微弱且被动，更谈不上参与感;恰是媒介发展，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关心乃至参与政治。
在此意义上，新兴媒介——近代的照片、电报、电话，现代普及开来的电视，当下须臾不离的网络，提供了更加广泛性、议论性、扁平化、可视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类转化并不能纯粹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更应思考：在新媒介之下，媒介力量如何对人的生活施加影响，以及不同的人该如何运用媒介。
（摘自《北京晚报》）
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并不在乎真实，而在于用意及目的。这张照片传递的信号正是：袁世凯表面上超然于物，实际上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斯世时局，洋权、绅权、军权并立，在天津小站练成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始终是军界领袖;而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是沟通皇权与平民的重要媒介，因此受到朝廷拉拢;侵略列强，自不用说，只是宰制中国的逐利者。
清末民初，是一段各方势力割据互搏的历史，而民国伊始的权力核心，无疑是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其实，早在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洹上密谈”，其后又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多次沟通，此举预示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謇所代表的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系此前双方合作的结果。
袁世凯的垂钓形象，是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标识，然而并不妨碍他暗自谋划时局，拉拢士绅集团，以便在合适时机一锤定音，东山再起。公共形象的传递，让人们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让政治格局变动不居、充满未知。
更显著的例子是吴佩孚，其人早年跟随北洋直系大将曹锟，曾击败张勋、遏止复辟，其后，皖系领袖段祺瑞组织南征，他担任北洋军第三师长官，进驻湖南衡阳。
斯时北洋系统内，直系、皖系两派斗争已摆上台面。当权的皖系亲日及主战的策略，被吴佩孚抓住时机予以驳斥。1919年6月20日，他在衡阳发出电报，史称“佳电”，坚持反日立场。吴佩孚抓住时代的大众诉求，利用电报媒介，刻意地向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反战主和，高唱爱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支持的政治优势。
然而，正如马建标所说，“在维持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上，吴佩孚通过发表一系列公电，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拥护者，以此来掩盖或者淡化他所在的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
吴佩孚正是抓住“五四”輿论的时机，从一个军事将领，通过电报发声，塑造自我形象，最终成为直系掌权人物。他的崛起，体现了新媒介对公共形象的重要意义——一旦政治人物塑造的形象，符合汹涌澎湃的民众潮流，那么他就会得到拥戴，哪怕他的真实用意并不如此，亦不妨碍他成为爱国者的代表。1924年，美国的《时代》杂志，以“中国最强者”的标语描述吴佩孚，使其成为首位亮相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相比于古代“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情形，抑或一直以来反复讨论的“皇权不下县”问题，现代政治经由媒介发展，重新建立并确证了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
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看到领导人外交影像，或政治会议辩论场景，亲自投出政治选票……应当想到，近代之前，普通人只能看到张贴在县城的告示，以及前来征税的胥吏——他们与国家基本上仅靠基层行政人员勾连，他们与所谓“国家”的关系，微弱且被动，更谈不上参与感;恰是媒介发展，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关心乃至参与政治。
在此意义上，新兴媒介——近代的照片、电报、电话，现代普及开来的电视，当下须臾不离的网络，提供了更加广泛性、议论性、扁平化、可视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类转化并不能纯粹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更应思考：在新媒介之下，媒介力量如何对人的生活施加影响，以及不同的人该如何运用媒介。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