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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模。经济学教授，获得这一称号，被认为有些意味。
2005年5月6日，劳模林毅夫接受记者采访，开篇的感言，就非常地“劳模”。他说，自己在境界上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而这个奖，对他，“激励远大于奖励”；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这位在27年前，1979年的5月16日，从台湾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到大陆来的陆军上尉，如今的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有百余个兼职的社会活动家，口音中乡音犹在。但这位劳模先生，不但“以劳为逸”，“每天工作从早7点到晚12点以后、很少休节假日”；而且从谈话内容上看，其思想的确也是又红又专。
关于“年轻时代的故事”，林毅夫从来都不愿多谈；但在他的学生间传说，当年的他，在我们的宝岛，亦是那里“红与专”的楷模，被高层领导接见，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记者：说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否概述一下，成立12年来，它的功能、地位的变迁？
林毅夫：中心从成立到今天，定位始终没变：一是为北大的教育改革做贡献，二是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贡献；三是为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做贡献。只是具体的做法有变。
对北大教育改革的贡献，重要的举措之一是1996年率先开办经济学双学位，为其他专业的学生提供研修经济学的机会，适应时代和社会对通才的需要；二是开设独具特色的北大国际MBA课程。就我看，办成一件事，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把欧美的MBA课程原样照搬到中国来，是有问题的——在“天时”这一块，也就是怎样适应大的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制度和结构相对稳定的欧美MBA教育中是没有的，对他们的企业家和高管来讲，不大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但快速变革发展中的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企业不懂这一块，就很难成功。所以我们经济中心办国际MBA，在课程的本土化上下了很大工夫，开创了一个值得国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学院总结和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记者：作为国家决策的“智库”呢？似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风头比现在更劲些？
林毅夫：从1994年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我们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我们的声音。无论外界的评价如何，我们自己的热度一直没减，比如，上个月我们创办“CCER中国经济观察”季度研讨会，有关部门还要了我们的会议记录去做参考。
学问之道：进入世界看世界
记者：说到做学问，您以前研究农村问题，据说是很主张实地调查的；现在您身兼数职，做学问的方式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实地调查是需要的。我一直主张从现象观察其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以理论看世界。我常引证老子的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释迦牟尼常提醒门徒，“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任何法就像指月的手，而不是月亮本身。一个人如果抱持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理论，然后去套现实，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要直接进入世界看世界，从世界当中看后面的道理。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下去搞调查的时间是少了，但是，只要有机会到一个地方讲学、访问，我总会要求当地安排去看看农村、看看企业。
记者：作为学者，您的学术研究，自1985年发表《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后，分哪些发展阶段？您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什么时候成熟的？您做学问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
林毅夫：以1988年为分水岭。1988年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指数首次达到8%，流行的说法是又进入一个“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怪圈。
我的解释是：当时利率被压得过低，利率低，投资成本就低，银行贷款需求大于银行的存款供给，存款和贷款之间就会出现缺口。如果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贷款和投资，就要增发货币，所以就会出现投资拉动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就乱。一乱，政府就要砍贷款、砍投资、砍项目，投资和贷款少了，通货膨胀就下来了，但是，经济发展就慢，就“收”，就“死”了。
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压低利率？这就要从那时我悟到的比较优势理论谈起，按照这个理论，我国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自建国以来我们采取的是赶超战略，着重发展的是资金密集的重工业，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是建立不起来的，当然就要压利率来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发展，并用行政手段把动员起来的资金按计划配置给要优先发展的项目。所以，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与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效率问题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要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最终有赖于发展战略的转变。
这之后，我讨论的问题很多，但基本都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找到根据。比如，农村四大政策之一，统购统销，这个也和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主要的生产活动、主要的经济剩余都在农村，怎么把农村的经济剩余动员到城市来发展重工业呢？税？农村收税很难，怎么办呢？那就是压低农产品收购价，通过收购价和市场价的差，实现转移，要能够做到这点，就只有政府对农产品实行垄断性的统一收购。
记者：您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是……
林毅夫：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很多现象，从这个理论出发，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比如，看似距离比较远的农村性别失调问题，这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关，因为实行这个战略动员起来的资金大多被投资到资金密集的项目，创造的就业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口多没有就业机会就变成负担，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而经济效率低，政府无力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需要养儿防老，按照传统要靠儿子的，所以，在一胎政策下，就不愿意养女儿。如果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充分就业机会，一个好处是，人民收入水平可以提高，养儿防老的需求就减低了，而且人口控制也不必要那么严格了，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就不会存在。
记者：当代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里，您愿意与谁相提并论？您和不久前去世的杨小凯有过一些论争吧？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我不大相信由学者设定一套好的制度，然后，让大家执行，如果出现问题，就抱怨说是执行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任何两个发达国家有完全相同的宪政体制。我个人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制度，在不同的条件下，好的制度是不同的。比如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至今最成功的制度改革，从西方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非驴非马，但是考虑到198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环境，想私有化，就是反革命，要蹲监狱的，所以家庭联产责任制在那种制度环境下就是能夠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优制度。后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制度环境变化，在一个条件下有效的制度，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就不再有效了，当然会变，那时现实也变了啊。
记者：在您的这种更接近改良的、渐进的社会进步路径里，知识分子的位置和作用似乎没那么显要了啊？
林毅夫：知识分子就比当事人更聪明吗？《儒林外史》里有段话，天下事坏于奸臣贼人手里十之三四，坏于不明事理者手里十之六七，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带来沉重社会代价的例子很多。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更深入了解现实，发现问题在什么地方，怎么产生，解决它能动用的力量是什么，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在书本里找答案，而应该从社会现实中找答案、找出路。
“仁”的界限：“追求比自己大的目标”
记者：您以前谈到过早年家庭教育的影响，据说您小时候听过很多忠孝节义的故事。
林毅夫：父母兄弟，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小时候，我们是很穷的，但是我们非常强调一个人如何定位自己。比如，在家，哥哥姐姐如果需要什么，我就要尽我所能去帮忙，反过来我有什么需要，他们也是这样待我。家庭内部如此，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亦如此，都是以他人的需要为主，要为他人担当，先要考虑能给什么，而不是得什么。当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这种教育，是耳濡目染形成的。
后来读书，觉得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是儒家的“仁”的一种具体表现。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以自己身体为界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儒家传统认为，你的心所能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别吧。
记者：您很推崇李冰父子。
林毅夫：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故事，我从小就听，就崇拜。我回国之初，站在都江堰边，听到澎湃的江潮，想到这是2000多年前的伟业，受到很大的激励。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50岁的时候，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祝词，我就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成败，才不会迷失。
记者：您还经常会谈起王阳明、六祖慧能，也常常引证老子“孔子”孟子。我好奇的是，在您的性格形成中、思想发展历程里，就没有西学、西方文化传统，比如，个人主义的烙印吗？您也曾留学美国，而经济学本身也源自西方。
林毅夫：我推崇王阳明，是因为他是在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正统的环境下，提出心学，有革命性的意义。慧能也是如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六祖已经有几百年了，是他开创了禅宗，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
西学和西方传统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消化吸收了吧，主要是分析问题的方法。我感觉，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如果不能，不管它来自哪里，都需要被扬弃。任何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终归都是根据本土现象总结出来的。
关于个人主义，就看怎么定义，是“小我”的个人还是“大我”的个人。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如果我做了损害集体利益的事，自己内心受到的惩罚远比一时得到的好处更大，从这点来说我是很个人主义的，我很感谢父母给我这样的一颗心。
记者：青年时代给您如今性格上的影响是什么？
林毅夫：近些年来，常有小时候的好朋友从台湾来会面，20多年没见，见了面，大家都很惊讶，说我没变啊，关心的问题和小时候一样。当年同学少年，大家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现在都50岁了，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小了，对大的事情，总觉得无能为力。
我很幸运，赶上这个时代，又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团队。我从台湾来大陆，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不断有大问题让我研究、让我保持在兴奋点上，而且走过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记者：作为学者，您有哪些“有时代的烙印”的经验和心得？
林毅夫：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比“五四”更好的时代。“五四”的时候，我们国门被强行打开，见到差距，要富国强兵，就要拿来，当时也有过热烈的讨论、学术的繁荣，造就了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力是往下走，我们缺少自信心，没有哪个学者能有信心去总结中国的东西，来对世界思想界做出贡献。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重新开始向西方学习，但这个时候我们和从前不一样，我们的经济在往上走，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经验，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西方主流理论在解释改革发展问题上漏洞百出——比如，按照上世纪5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亚洲四小龙模式是错误的，但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的成功——我们有可能从自己的现实出发，总结发现对中国对世界理论界有贡献的东西。
如果我想当官，会和现在走的道路不一样
记者：您怎么看关于您的批评，比如觉得您是“明星学者”或者“御用经济学家”?
林毅夫：这是别人的评价。我的想法，的确有很多在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农村问题、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宏观调控问题。但是，我不是从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贯吗？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有批评精神；但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社会、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纲线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坚持任何对的，包括传统东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的，我就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讲。
至于为什么有不谋而合？这可能因为，我国政府政策决策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我做学问的方式比较相似。因为，实际上中国政府最宝贵的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很早就提出的，但到了“文革”就不实事求是了，才出了大问题。改革开放后提倡思想解放，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再到“与时俱进”，本质都是实事求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之所以不会陷入前苏联、东欧那样的泥沼，不会从一个意识形态到另一个意识形态，是因为从具体问题出发，实事求是，看清解决问题的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掌握有利的机会。
记者：现在学者流行分派，左啊，右啊，您是哪一派？
林毅夫：我不知道。我是实事求是派。
记者：您在仕途上的抱负是什么？
林毅夫：我的定位很清楚，学者。这对我来说，是最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位置。
记者：没有过做官的想法吗？有一种说法，念及您当年从台湾过来，如今又和政府决策层常有交往，所以您有政治投机的可能。
林毅夫：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吧，那是别人的想法。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有百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百千人服务，有万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万千人服务，我追求的是自己能够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
记者：您怎么看待“传奇”？人们提到您，提得最多的总是这两个字。1979年5月16日那一天，对您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您有过“成就不平凡的一生，成为传奇”的自我暗示吗？
林毅夫：没有什么自我暗示。但从小——那是上世纪50年代传统的台湾家庭——我的生活环境就鼓励我，要追求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当然也要有《孟子》里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只要你以为是对的，就去做。
传奇，就是越传越奇。对我，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那边我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记者：能谈一下得失吗？比如您当年从台湾游过来，抛妻别子，后来您双亲去世，您也没能回去探望……这在常人看，甚至是有悖于人情的。您觉得，他们，您刚才也谈到的从不抱怨您的家人，他们因您而幸福吗？
林毅夫：我个人当然有很多遗憾。但是，我的追求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追求，我们考虑得失一向不以儿女私情为出发点。所以我相信，我父母是能谅解我的——小时候，他们就用类似故事激励我。他们应该不会要求儿女绕膝，日日嘘寒问暖，他们会因我对社会的贡献而深感幸福的。
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要有所取舍。
（摘自《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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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第一”
他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据悉，在前不久结束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16届大会上，林毅夫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他被SCI和SSCI授予“经典引文奖”以表彰他的文章在过去20年间成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
自助、他助和天助
自助：与其相信林毅夫的天才，不如相信他的努力。他曾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他助：外部世界固然举足轻重，若无内部人士志同道合，是成不了大事的。CCER是一盘棋，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局”的，得要好几个“眼”方可。
天助：林毅夫曾懇切地对朋友说：就CCER而言，她升腾的火焰，是众人拾柴的结果，经济学家也罢，官方智囊也罢，无不是时代使然。他感谢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