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1981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雷颐听同学说，学校图书馆新到了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当即决定，马上把书借到手，下节课不上了，坐在图书馆抄书。之所以决定要旷课，是因为，他后面立刻又排了一圈同学，都在等着看这书。
那年头，萨特的书要比今天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更抢手。
所有的这些外国新潮思想的书，都打着“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大学生中流传。因为书太少，雷颐回忆说，他有时一抄就是半本。
文革后：“内部资料”
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也已经听说?弗洛伊德。他的老师张世英，早年间在西南联大时专攻黑格尔，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很快，“恋母情结”“潜意识”等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名词、成为朱正琳和同学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语。但是，朱正琳也是苦于找不到弗洛伊德的原著。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就是从萨特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刚刚从文革浩劫中摆脱，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时代。今天已是中国杜科院研究员的雷颐，这样评价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来自域外的思想著作的狂热需求：“当时人们要对导致产生文革的体制进行批判，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而那一代年轻人，严格来说，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们的学养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是以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去读书。也可以说，那时看到什么就抓来什么，抓来的东西或许就是杂乱的。这时候就发现，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资料’，常常是在书店的里间卖。那些都是从东欧和苏联传进来的一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僵化的制度进行批判的‘异端’思想著作，比如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波兰的沙夫的书。”
接着，就有了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内部资料”。朱正琳记得，他们圈子里一位朋友赵越胜，过生日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给他带来的一份厚礼让他惊喜万分——那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这套中译本很快就在朱正琳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开来。
实际上，在1984年前，中国大陆境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正式译著出版，饥不择食的人们，看的多是台湾出的中译本的影印本。
80年代：“文化丛书”
提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西学热”潮流中，这套丛书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从1983年这套书开始出版，到1988年，有人统计过，共计出版70余种，而它的计划是出一百种，当时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家里无不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完员王焱，作为当年“走向来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向记者叙述了这套书的缘起：
1980年到1981年初，当时在北京当一个普通编辑的金观涛，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先声。同时，杜科院的另两位知识分子林春和李银河，在北京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她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在那里，也将金观涛的论文登出。在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最早出现的拨乱反正的声音。也就是说，最早的对僵化教条的批判，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
后来，金观涛又写出了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论文，金的妻子刘青峰还将她和金之间的通信，出了一本《公开的情书》，在年轻人里影响非常大。而当时的“三论”的影响之广，连刘再复研究文学批评时都用?这些理论，搞出“性格组合论”等等，风靡一时。
刘青峰的父亲，在中共内是一个部长级干部，而刘的哥哥刘茂才，当时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于是，刘青峰与金观涛，就挂靠在团中央青少年研究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书，这套书，便是“走向来来丛书”。
这套丛书，都是小开本，字数只有10来万。全是对西方最新的思潮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编译或是少数作者原创。
最先出的一批，包括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从数万跃至二十几万。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在今天看来比较“杂”，有的人，比如王歧山，现在成为了北京市长，有的仍留在学界成为著名学者，如丁学良、刘东，有的人，后来进了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在政治风波中沉浮。
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来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于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盘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昔。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早在1930年已经将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此次是将他的旧译著重新出版。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本名著《梦的解析》，最早的译本应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3月出版的，当时的书名译成《梦的释义》，译者张燕云，第一版的印数就是12万5千册、
张燕云后来去了美国。据一位认识他的心理学界人士说，张燕云在翻译此书时，还是心理学专业的圈外人，是在翻译了这书之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到美国去学心理学的。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难免会有诸多纰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是何等饥渴，何等急不可待。
弗洛伊德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但是在今天朱正琳回忆起来，“能够真正读他的书的人很少”。“书有书的命运。”朱正琳说，“《梦的解析》在1899年出版，首印仅仅600本。几年后，弗洛伊德突然火了起来，出版商为?推他的书，就把他的书首印年份往后推迟一年，说成1900年，为的是说那是在新纪元出的。其实，弗洛伊德的书在出版十余年后，就已经被介绍进了中国，当时鲁迅等人受弗氏影响都很大。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来介绍弗洛伊德。后来它在中国销声匿迹。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又在中国成名。”
或许，一位在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的学子的回忆，可以为这种“弗氏狂热”画一个注脚：“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买一本人体的生理图册，绞尽脑汁，派一个人好像是不在意似的放下钱，拿起书就走，回到宿舍我们一拥而上抢着看……青春期教育的阈如，封闭年代的压抑，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这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当时对于外来的东西，真是照单全收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著名心理学家孙名之翻译的《释梦》，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学界被公认“站得住”的弗氏名著译作，为这一轮十余年的弗洛伊德出版热画了一个句号。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81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雷颐听同学说，学校图书馆新到了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当即决定，马上把书借到手，下节课不上了，坐在图书馆抄书。之所以决定要旷课，是因为，他后面立刻又排了一圈同学，都在等着看这书。
那年头，萨特的书要比今天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更抢手。
所有的这些外国新潮思想的书，都打着“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大学生中流传。因为书太少，雷颐回忆说，他有时一抄就是半本。
文革后：“内部资料”
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也已经听说?弗洛伊德。他的老师张世英，早年间在西南联大时专攻黑格尔，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很快，“恋母情结”“潜意识”等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名词、成为朱正琳和同学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语。但是，朱正琳也是苦于找不到弗洛伊德的原著。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就是从萨特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刚刚从文革浩劫中摆脱，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时代。今天已是中国杜科院研究员的雷颐，这样评价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来自域外的思想著作的狂热需求：“当时人们要对导致产生文革的体制进行批判，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而那一代年轻人，严格来说，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们的学养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是以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去读书。也可以说，那时看到什么就抓来什么，抓来的东西或许就是杂乱的。这时候就发现，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资料’，常常是在书店的里间卖。那些都是从东欧和苏联传进来的一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僵化的制度进行批判的‘异端’思想著作，比如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波兰的沙夫的书。”
接着，就有了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内部资料”。朱正琳记得，他们圈子里一位朋友赵越胜，过生日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给他带来的一份厚礼让他惊喜万分——那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这套中译本很快就在朱正琳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开来。
实际上，在1984年前，中国大陆境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正式译著出版，饥不择食的人们，看的多是台湾出的中译本的影印本。
80年代：“文化丛书”
提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西学热”潮流中，这套丛书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从1983年这套书开始出版，到1988年，有人统计过，共计出版70余种，而它的计划是出一百种，当时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家里无不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完员王焱，作为当年“走向来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向记者叙述了这套书的缘起：
1980年到1981年初，当时在北京当一个普通编辑的金观涛，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先声。同时，杜科院的另两位知识分子林春和李银河，在北京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她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在那里，也将金观涛的论文登出。在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最早出现的拨乱反正的声音。也就是说，最早的对僵化教条的批判，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
后来，金观涛又写出了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论文，金的妻子刘青峰还将她和金之间的通信，出了一本《公开的情书》，在年轻人里影响非常大。而当时的“三论”的影响之广，连刘再复研究文学批评时都用?这些理论，搞出“性格组合论”等等，风靡一时。
刘青峰的父亲，在中共内是一个部长级干部，而刘的哥哥刘茂才，当时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于是，刘青峰与金观涛，就挂靠在团中央青少年研究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书，这套书，便是“走向来来丛书”。
这套丛书，都是小开本，字数只有10来万。全是对西方最新的思潮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编译或是少数作者原创。
最先出的一批，包括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从数万跃至二十几万。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在今天看来比较“杂”，有的人，比如王歧山，现在成为了北京市长，有的仍留在学界成为著名学者，如丁学良、刘东，有的人，后来进了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在政治风波中沉浮。
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来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于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盘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昔。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早在1930年已经将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此次是将他的旧译著重新出版。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本名著《梦的解析》，最早的译本应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3月出版的，当时的书名译成《梦的释义》，译者张燕云，第一版的印数就是12万5千册、
张燕云后来去了美国。据一位认识他的心理学界人士说，张燕云在翻译此书时，还是心理学专业的圈外人，是在翻译了这书之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到美国去学心理学的。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难免会有诸多纰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是何等饥渴，何等急不可待。
弗洛伊德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但是在今天朱正琳回忆起来，“能够真正读他的书的人很少”。“书有书的命运。”朱正琳说，“《梦的解析》在1899年出版，首印仅仅600本。几年后，弗洛伊德突然火了起来，出版商为?推他的书，就把他的书首印年份往后推迟一年，说成1900年，为的是说那是在新纪元出的。其实，弗洛伊德的书在出版十余年后，就已经被介绍进了中国，当时鲁迅等人受弗氏影响都很大。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来介绍弗洛伊德。后来它在中国销声匿迹。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又在中国成名。”
或许，一位在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的学子的回忆，可以为这种“弗氏狂热”画一个注脚：“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买一本人体的生理图册，绞尽脑汁，派一个人好像是不在意似的放下钱，拿起书就走，回到宿舍我们一拥而上抢着看……青春期教育的阈如，封闭年代的压抑，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这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当时对于外来的东西，真是照单全收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著名心理学家孙名之翻译的《释梦》，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学界被公认“站得住”的弗氏名著译作，为这一轮十余年的弗洛伊德出版热画了一个句号。
(本刊记者／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