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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汪道涵的一生，他对国家的贡献，不只限于两岸关系。1980年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及此后出任上海市市长，他为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上海市的振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汪道涵辞世，震动海峡两岸。汪辜会谈，使汪道涵与辜振甫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在后人撰写的两岸关系史中，汪道涵必然占有重要的一页。
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是在1991年，这一年他76岁，从上海市市长之职退休已经6年。其后他的主要精力是作为海协会会长，关注和推动两岸关系。
然而，回顾汪道涵的一生，他对国家的贡献，却不只限于两岸关系。实际上，汪道涵从1933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就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奋斗。尤其在1978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30年京官生涯
1952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上海到首都当京官。
汪道涵37岁进京当副部长。这个年龄的副部长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寥若晨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即使是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里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也都只是五十来岁的壮年。
汪道涵中年之前长期在江南生活，除了30年代后期在延安、40年代中期在山东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一直是在安徽故乡、上海和杭州等地工作。这次赴京当副部长，一干就是30年，当中“文革”十年属蹉跎岁月，直到1981年重返上海。
1952年秋天，汪道涵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都的风貌。汪道涵一到北京，即投入繁忙的日常工作。8月17日，汪道涵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访，代表团的团长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汪道涵第一次出国访问，去的是当时被称为中国“老大哥”的苏联。此后十多年汪道涵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这样见多识广的官员为数并不多。这要归功于汪道涵所从事的非常务实的工作——机械工业。
官员眼界的开阔与否，对于中国的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
汪道涵年轻时没有留洋，但是从三十多岁开始，恰恰是在中国重新进入闭关自守状态的时期，他得以经常出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非一般中共干部可比。
汪道涵的海外行程包括：1953年10月率团赴东德(他是中德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组组长)；1957年10月作为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访苏；1963年2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代表中国签署中捷科技合作协议；1964年汪道涵转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级);1965年陪同外长陈毅出访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马里等国;1966年3月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正是因为从事机械工业这一行，出身于诗书之家、本人也受过良好教育的汪道涵，在历次运动中，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干部老是挨整，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但他的仕途也不算太顺利：汪道涵一共当了16年副部长——在一机部当了12年副部长，1964年转任外经委副主任，仍然是副部长级——这在政坛相当罕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大部分部门陷于瘫痪，汪道涵也“靠边”了。
罗山干校的读书生活
文革后的1978年，外经委改组为对外经贸部，汪道涵重返政界，还是出任副部长。也就是说，汪道涵从1952年37岁进京开始担任副部长，中间经过十年文革，到63岁东山再起，在官场上一直是“原地踏步”。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4月出任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才开始改变，因为这个职务是正部长级，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汪道涵在北京的这30多年，经历了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有关机械工业部分的实施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颇多惊涛骇浪。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材料上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无论是中央还是省的干部，都分批下放劳动。
国务院各部委分别在各地建立了“五七干校”，外经部的干校设在河南省的罗山县。汪道涵于1969年离开北京，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来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罗山在河南省的东南部，是淮河上游的一个农业县，出产稻米和小麦。淮河向东流，汪道涵的故乡嘉山就属淮河的下游地区。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也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心得。他还读了不少其他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后来提起这个时期的时候说：“这3年是我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
后来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个时期的“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持续了大约两年，长期的文革和混乱首先是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三中全会，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确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渐趋缓和。
在改革开放中出任重要角色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设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汪道涵和他昔日的上级谷牧、方毅，一机部的同僚周建南、江泽民，在这个新成立的跨部机构，为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以至于即使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却由于统治者缺乏远见丧失了发展机遇。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和国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15世纪开始，中国基本上是自我封闭的。这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最重要的当属打开中国的国门，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而江泽民和汪道涵赶上了这个机遇。
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名称是两个，机构却是一个。
这个新的机构是一个超级部委，它直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亦即凡是涉及对外经济事务的单位，它都可以过问，都在它统筹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开始在广东筹建第一个经济特区，以谷牧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也受命在北京负责有关的协调工作。
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由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和计委副主任的谷牧兼任。谷牧在国务院分管工业和交通，不可能具体再过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因此被任命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的汪道涵，就成为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这一年汪道涵已经64岁。
汪道涵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调进一批得力的干部。他从一机部调来了周建南和江泽民，从冶金部调来了两个副部长，从外经部调来了一个副部长，又从国务院调来李灏。江泽民从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升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秘书长(副部级)。李灏是副秘书长，他后来成为深圳的市委书记。这个机构的正副秘书长后来分别出任上海和深圳的市委书记，并非偶然，因为这两个沿海港口城市都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部后来回忆说，由于是新的机构，进出口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的气氛和其他党政机关不同，比较民主而且富于朝气，不论官阶高低，彼此以姓名称呼，而不是称呼职务如“某书记”“某主任”之类。这或许同机构处理的多为涉及对外开放事务有关。
汪道涵在这个超级部委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1980年春，他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涉足政坛后，首次当选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并且，他人还在北京，却被上海市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
1980年9月，汪道涵从北京迁居上海，担任了上海的代理市长;翌年4月成为市长。此后，汪道涵就长居上海，以上海为家了。
上海市长的作为
汪道涵出任市长的同时，胡立教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栋、汪道涵和胡立教形成了上海的三驾马车。
汪道涵上任之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就上海内部条件来说，由于文革结束还只有四年，拨乱反正也只是刚刚结束，上海30年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导致的种种弊端，非短期可以消除;特别是上海官民已经比较保守的心态，更与广东等地积极进取的心态不同。
汪道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就任上海市市长，就表面而言，确实难有大的作为。
然而，汪道涵还是有作为的，他在两个方面为后来上海的崛起，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其一是从人事方面，其二是在规划方面。
汪道涵知道自己只能在上海做一届市长，因为他的年龄注定了不可能连任。198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汪道涵是代表，但是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即是年龄太大之故。尽管如此，汪道涵并没有以一己的进退为怀，而是以开阔的心胸，关注着可能的接班人。他是上海市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要为上海的下一任市长乃至于几任市长考虑。
汪道涵在上海工作期间，由于和陈国栋、胡立教有相同的背景，彼此配合得不错。虽然这一套三驾马车在市政建设方面建树不大，但在重用青年才俊方面却比外省大胆和超前。198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配备上海市委新的常委，这一届常委共12人，陈国栋为第一书记，胡立教为第二书记，汪道涵与杨堤、阮崇武同为书记;在新增加的常委当中，包括吴邦国和黄菊，这两个工程师当时分别为42岁和45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这样年轻的省级常委还是凤毛麟角，而吴邦国和黄菊正是汪道涵选拔的。他们后来分别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配合江泽民和朱基工作，实现了上海的重新崛起。
其次是对于上海未来发展的规划，包括浦东的开发、开放。198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应该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汪道涵随即组织了一批专家和学者，同国务院秘书长马洪为首的国务院调研组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这个提纲特别强调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要对国内外开放，加快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提纲同时规划了上海老城区逐步改造和建设新市区(包括浦东开发)要结合展开。提纲首次具体规定上海的第三产业应以发展内外贸易、金融、咨询服务和旅游业为重点，到1990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占30%以上。
尽管这还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提纲，但这是上海第一个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规划，而且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纲要。后来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朱基、黄菊、徐匡迪和陈良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着上海市政的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汪道涵辞世，震动海峡两岸。汪辜会谈，使汪道涵与辜振甫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在后人撰写的两岸关系史中，汪道涵必然占有重要的一页。
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是在1991年，这一年他76岁，从上海市市长之职退休已经6年。其后他的主要精力是作为海协会会长，关注和推动两岸关系。
然而，回顾汪道涵的一生，他对国家的贡献，却不只限于两岸关系。实际上，汪道涵从1933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就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奋斗。尤其在1978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30年京官生涯
1952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上海到首都当京官。
汪道涵37岁进京当副部长。这个年龄的副部长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寥若晨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即使是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里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也都只是五十来岁的壮年。
汪道涵中年之前长期在江南生活，除了30年代后期在延安、40年代中期在山东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一直是在安徽故乡、上海和杭州等地工作。这次赴京当副部长，一干就是30年，当中“文革”十年属蹉跎岁月，直到1981年重返上海。
1952年秋天，汪道涵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都的风貌。汪道涵一到北京，即投入繁忙的日常工作。8月17日，汪道涵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访，代表团的团长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汪道涵第一次出国访问，去的是当时被称为中国“老大哥”的苏联。此后十多年汪道涵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这样见多识广的官员为数并不多。这要归功于汪道涵所从事的非常务实的工作——机械工业。
官员眼界的开阔与否，对于中国的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
汪道涵年轻时没有留洋，但是从三十多岁开始，恰恰是在中国重新进入闭关自守状态的时期，他得以经常出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非一般中共干部可比。
汪道涵的海外行程包括：1953年10月率团赴东德(他是中德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组组长)；1957年10月作为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访苏；1963年2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代表中国签署中捷科技合作协议；1964年汪道涵转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级);1965年陪同外长陈毅出访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马里等国;1966年3月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正是因为从事机械工业这一行，出身于诗书之家、本人也受过良好教育的汪道涵，在历次运动中，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干部老是挨整，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但他的仕途也不算太顺利：汪道涵一共当了16年副部长——在一机部当了12年副部长，1964年转任外经委副主任，仍然是副部长级——这在政坛相当罕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大部分部门陷于瘫痪，汪道涵也“靠边”了。
罗山干校的读书生活
文革后的1978年，外经委改组为对外经贸部，汪道涵重返政界，还是出任副部长。也就是说，汪道涵从1952年37岁进京开始担任副部长，中间经过十年文革，到63岁东山再起，在官场上一直是“原地踏步”。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4月出任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才开始改变，因为这个职务是正部长级，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汪道涵在北京的这30多年，经历了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有关机械工业部分的实施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颇多惊涛骇浪。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材料上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无论是中央还是省的干部，都分批下放劳动。
国务院各部委分别在各地建立了“五七干校”，外经部的干校设在河南省的罗山县。汪道涵于1969年离开北京，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来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罗山在河南省的东南部，是淮河上游的一个农业县，出产稻米和小麦。淮河向东流，汪道涵的故乡嘉山就属淮河的下游地区。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也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心得。他还读了不少其他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后来提起这个时期的时候说：“这3年是我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
后来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个时期的“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持续了大约两年，长期的文革和混乱首先是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三中全会，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确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渐趋缓和。
在改革开放中出任重要角色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设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汪道涵和他昔日的上级谷牧、方毅，一机部的同僚周建南、江泽民，在这个新成立的跨部机构，为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以至于即使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却由于统治者缺乏远见丧失了发展机遇。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和国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15世纪开始，中国基本上是自我封闭的。这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最重要的当属打开中国的国门，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而江泽民和汪道涵赶上了这个机遇。
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名称是两个，机构却是一个。
这个新的机构是一个超级部委，它直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亦即凡是涉及对外经济事务的单位，它都可以过问，都在它统筹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开始在广东筹建第一个经济特区，以谷牧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也受命在北京负责有关的协调工作。
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由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和计委副主任的谷牧兼任。谷牧在国务院分管工业和交通，不可能具体再过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因此被任命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的汪道涵，就成为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这一年汪道涵已经64岁。
汪道涵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调进一批得力的干部。他从一机部调来了周建南和江泽民，从冶金部调来了两个副部长，从外经部调来了一个副部长，又从国务院调来李灏。江泽民从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升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秘书长(副部级)。李灏是副秘书长，他后来成为深圳的市委书记。这个机构的正副秘书长后来分别出任上海和深圳的市委书记，并非偶然，因为这两个沿海港口城市都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部后来回忆说，由于是新的机构，进出口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的气氛和其他党政机关不同，比较民主而且富于朝气，不论官阶高低，彼此以姓名称呼，而不是称呼职务如“某书记”“某主任”之类。这或许同机构处理的多为涉及对外开放事务有关。
汪道涵在这个超级部委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1980年春，他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涉足政坛后，首次当选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并且，他人还在北京，却被上海市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
1980年9月，汪道涵从北京迁居上海，担任了上海的代理市长;翌年4月成为市长。此后，汪道涵就长居上海，以上海为家了。
上海市长的作为
汪道涵出任市长的同时，胡立教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栋、汪道涵和胡立教形成了上海的三驾马车。
汪道涵上任之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就上海内部条件来说，由于文革结束还只有四年，拨乱反正也只是刚刚结束，上海30年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导致的种种弊端，非短期可以消除;特别是上海官民已经比较保守的心态，更与广东等地积极进取的心态不同。
汪道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就任上海市市长，就表面而言，确实难有大的作为。
然而，汪道涵还是有作为的，他在两个方面为后来上海的崛起，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其一是从人事方面，其二是在规划方面。
汪道涵知道自己只能在上海做一届市长，因为他的年龄注定了不可能连任。198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汪道涵是代表，但是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即是年龄太大之故。尽管如此，汪道涵并没有以一己的进退为怀，而是以开阔的心胸，关注着可能的接班人。他是上海市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要为上海的下一任市长乃至于几任市长考虑。
汪道涵在上海工作期间，由于和陈国栋、胡立教有相同的背景，彼此配合得不错。虽然这一套三驾马车在市政建设方面建树不大，但在重用青年才俊方面却比外省大胆和超前。198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配备上海市委新的常委，这一届常委共12人，陈国栋为第一书记，胡立教为第二书记，汪道涵与杨堤、阮崇武同为书记;在新增加的常委当中，包括吴邦国和黄菊，这两个工程师当时分别为42岁和45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这样年轻的省级常委还是凤毛麟角，而吴邦国和黄菊正是汪道涵选拔的。他们后来分别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配合江泽民和朱基工作，实现了上海的重新崛起。
其次是对于上海未来发展的规划，包括浦东的开发、开放。198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应该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汪道涵随即组织了一批专家和学者，同国务院秘书长马洪为首的国务院调研组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这个提纲特别强调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要对国内外开放，加快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提纲同时规划了上海老城区逐步改造和建设新市区(包括浦东开发)要结合展开。提纲首次具体规定上海的第三产业应以发展内外贸易、金融、咨询服务和旅游业为重点，到1990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占30%以上。
尽管这还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提纲，但这是上海第一个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规划，而且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纲要。后来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朱基、黄菊、徐匡迪和陈良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着上海市政的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